滕延江 王立非 | 我国语言管理思想的历时演进

滕延江

读完需要

27分钟

速读仅需 9 分钟

我国语言管理思想的历时演进

摘要

西方学者认为，语言规划不仅包括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还应包括基层及个体自下而上的行为，后者同样重要，也可以影响语言的现实应用。因此，他们在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语言管理这一概念。我国从古至今一直重视语言的规划管理工作，尽管没有提出语言管理的概念，但在实践中却有着朴素的语言管理思想，推动我国的语言文字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本文从语言管理这一概念的内涵出发，简要回顾了我国古代、近代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语言管理工作，发现语言管理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了不同的使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古代主要以官方自上而下的语言管理为主，参与主体较为单一；近代语言管理的多元主体参与性增强，基层声音受到重视；新中国成立后，语言管理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管理并重，从组织语言管理逐渐向和谐语言管理、生态语言管理的方向迈进。

关键词：语言管理；中国语言管理；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历时演进；

基金资助：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十三五”科研规划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语言管理理论建构研究”（项目编号：ZDA135-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滕延江，博士，鲁东大学外语学院，264025，研究方向：语言教育、语言服务。电子邮箱：[e-mail]；

王立非，博士，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国际语言服务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00083，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商务英语、语言服务。电子邮箱：[e-mail]；

收稿日期：2023-01-30

引言

语言是一种宝贵的社会文化资源，可以对营造和谐的语言生活环境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语言文字事业关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文化根基，对于提升国民素质、促进教育发展、弘扬中华文化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社会性的战略特征，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保障。各国一直将语言规划与管理纳入国家战略与国家安全的范畴，人为干预或调节语言的使用，以期更好地满足和适应现实社会语言生活的需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Cooper(1989）指出，语言规划是指在语言的形式、结构或者功能等方面有意识地去影响他人的行为，是国家权力机构作出的规范约束行为，具有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特征。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问题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的特征，人们逐渐意识到原有的语言规划行为存在种种不足，已经难以应对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Nekvapil,2016；魏晖，2018;Spolsky,2019）。于是，20 世纪末，在对传统语言规划研究进行批评与反思的基础上，语言管理理论（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应运而生（Spolsky,2009）。该理论强调语言规划需要重视微观层面上的语言问题，维护弱势群体的语言利益，不可忽略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何山华、戴曼纯，2016）。长期以来，我国学界普遍认为，语言管理的理论和观点是舶来品，中国并没有语言管理。本文将尝试对这种观点作出回应，通过梳理古代、近代及新中国成立后等不同历史阶段的文献，从实例出发，勾勒出中国语言管理思想发展的演变图景，挖掘我国古代的语言管理思想，汲取前人的智慧。之所以如此，一是为了佐证中国的语言管理思想由来已久，源远流长；二是为了用语言管理的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更好地指导当下的语言管理实践。

一、语言管理的概念与分类

语言管理理论认为，管理行为可以发生在不同层次、不同范围和不同过程中。在层次上，既包括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语言约束规范活动，也包括个体参与的自下而上的语言创新及语言匡正活动（Spolsky,2021）。在范围上，既包括超国家层面（如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的语言管理活动、国家范围内的管理活动、区域语言管理活动，也包括小范围内的城市及地方（如行业组织及学校）的语言管理活动，甚至还包括更小范围内的家庭及个体的语言管理活动。不同层次及范围的管理活动对应不同的管理主体，参与语言管理的主体越多元，说明语言问题越复杂。各个主体需要通力合作，齐抓共管，发挥各自的作用及影响力，共同维护语言的生态环境（魏晖，2018）。在过程上，语言管理通常包括以下环节：①关注——管理主体发现语言使用中的不规范现象；②评估——管理主体对上述“不规范”现象进行评估；③调整——管理主体依据评估结果制订干预计划；④执行——管理主体执行干预计划；⑤反馈——管理主体检查、评估和反思执行结果。

此外，就管理维度而言，语言管理包含语言、交际和社会文化 3 个维度：①基于语言规范、语法规则和语用原则的语言维度；②基于交际规范、交际关系维护和交际环境因素的交际维度；③基于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经济的社会文化维度。在这 3 个维度中，语言维度是语言管理的核心，但成功的语言管理离不开对语言应用背后的交际维度和社会文化维度的管理，3 个维度相辅相成，存在互动关系（Neustupný，2003）。例如，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语言规划的国家之一（李宇明，2015b:3），在古代就出现了语言管理的朴素思想，尽管术语上并没有称之为语言管理，但对于语言使用的规范及干预已经带有明显的语言管理意图。早在西周时期，统治者就推行过“书同名”的语言文字规范实践活动，这显然属于语言管理的范畴。在民间层面，“言多必失”这一表述，从语言管理思想的交际维度体现了中国人谨言慎行的处世行为准则。老子的《道德经》中认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孔子也主张“讷于言而敏于行”；《弟子规》中也讲“话说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这些表达都是在提醒我们，在人际交流中需要慎于言行、字斟句酌，“言行在于美，不在于多”。

由此可见，语言管理是指各类主体对语言的使用、规范、保护及开发等进行的管理，其目的是促进语言的健康发展和使用。具体到我国的语境中，语言管理体现为我国政府对本国语言的使用进行管理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其核心是为了促进我国语言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现代化，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国语言资源丰富，对其进行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国家（确立发展战略）、行政机构（执行国家意志）、社会组织（含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和个体（语言实践者）等各方面的参与。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语言管理具有以下特点：①主体多元：我国语言管理强调国家、政府和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主体性，注重发挥各方面的作用。例如，国家通过制定语言政策和法律法规来规范语言的使用，行政机构通过实施语言政策和法律法规来确保语言管理举措落实到位，社会组织通过开展语言教育、宣传、研究等活动来促进语言的健康发展，甚至个体也可以通过自身的语言行为来影响语言的使用。②目的多元：我国语言管理强调促进语言的规范化、标准化和推广普及，同时也注重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例如，通过推广普通话，开展语言扶贫工作，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全社会的共同富裕。③手段多元：我国语言管理强调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注重将法律法规的约束规范与宣传教育相结合，努力提高公众的语言意识。例如，依法查处违反语言文字法律法规的行为，纠正各类语言景观中语言使用混乱的现象，维护语言文字的规范性；同时，举办语言文字类技能培训，普及语言文字知识，提高公众使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以上举措表明，中国的语言管理扎根中国国情，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

二、中国古代语言管理思想的缘起与特点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以语言为例，我国幅员辽阔，一直是一个多语多言国家，语言现象纷繁复杂，所谓“十里不同音”就是对我国语言资源异常丰富的生动写照。然而，唯有语言相通才能民心相通，政令也才能上通下达。因此，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语言管理，特别是民族共同语的建设问题，以打破交流藩篱，提升施政效率，巩固统一政权，塑造国家认同，维护民族团结。这种民族共同语大多是以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所在地区的方言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便是“普通话”这一概念的前身。事实上，“普通话”这个术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称：春秋战国时期称之为“雅言”（即规范的语言）；汉代称“通语”“凡语”或者“通名”；明清时则称“官话”；民国时期又改称“国语”；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共同语才变成今天的“普通话”。简言之，不同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都对语言作了规划管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古代时期是指从公元前 21 世纪前后夏朝建立开始，到 1840 年鸦片战争前夕为止。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将中国古代的语言管理分为“雅言”“书同文”“洛阳音”以及“官话”等 4 个不同的阶段。

1. 早期的语言管理：共同语形成的雅言阶段

夏商周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早期阶段，是从单一民族到多民族融合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跨区域交流越来越频繁，不同地区之间的语言差异影响了信息传递的效率，统治阶层与普通民众都有畅通语言交际的现实需求。因此，在当时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即都城）周边区域，出现了早期的民族共同语，以方便彼此的沟通理解。例如，西周的陪都洛阳就出现了以洛阳周边方言为基础的雅言。政府也极力在统治辖区推广这种共同语，让更多人接受这种语言并逐渐延续下来。同时，西周专门设置了从事语言翻译的官员“象胥”，专职从事雅言的推广工作。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不同学术流派争奇斗艳，纷纷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讲学论道、自由争辩都离不开共同语的支持，共同语的重要性因而更为凸显。《论语》中有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如果从夏商周三代的雅言出现开始推算的话，我国古代的“普通话”就有四千余年的历史了。1 在这一阶段，语言管理以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行为为主，社会中识文断字者多为达官贵人及其子女，普通大众对语言文字政策几乎无法发挥任何影响力。

2. 秦朝的语言管理：书同文政策

春秋战国时期，尽管有雅言存在，但各诸侯国各自为政，语言文字也各行其是，这阻碍了诸侯国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记载：“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礼记·王制》中也提及：“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秦朝统一天下后，对语言文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①在语音层面，以陕西关中一带的方言和雅言为基础，形成了“秦音”这种官方语言；②在书写层面，推行书同文政策，以秦国小篆取代六国使用的战国古文系统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文继承了西周的文化传统，沿用并简化了秦国之前一直使用的篆文，在“金文”和“籀文”（统称大篆）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废除异体，这种通行书体秦文又称“秦篆”，后人又用“小篆”称之，以与“大篆”相区别。统一文字对推行语文规范、政令畅通、统一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濮之珍，1986）。田炜（2018:408）指出，秦“书同文字”的政策并不是单纯的文字统一政策，而是一个包括正字形、正用字和正用语三方面的语言文字规范政策。秦朝的语言管理行为从正音、正文字入手，为提升沟通效率、发展经济、壮大国力、治理国家、增强民族凝聚力作出了积极贡献。不过，尽管秦篆比之前的大篆更加简化，但由于其装饰性特征过于明显，给书写带来诸多不便，难以在普通民众中推广和流行。秦篆字体推广受阻表明，语言管理需要考虑基层群众已有的语言习惯及诉求，强制推广可能会适得其反，事倍功半。

3. 汉朝的语言管理：洛阳音的形成

汉语方言纷繁复杂，自古已然。根据西汉扬雄《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中的记载，汉朝初年方言便大致已有十来种。方言不仅数量多，而且差别很大。汉族的先民最初活跃在豫西、晋南周边地区，汉语也起源于以洛阳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以“洛阳音”为标准音，汉字逐渐得到了发展与完善。洛阳成为“汉语文化圈”发源地的核心区域，“居天地之中”，“洛阳音”自然成为天下正统，后来多个朝代的汉语语音皆以“洛阳话”为标准音。《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最先提出了“通语”这个概念；相应地，洛阳话便成了当时的“通语”。该通语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音，通过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向全国传播。从语言管理的视角来看，标准语音的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与现实性，在国家语言选择的过程中，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的语音往往会被优先考虑。众所周知，语言是以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形式为社会服务的（濮之珍、高天如，1983:97）。除了“洛阳音”正音之外，在书写方面，东汉时期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成体系的字典，首创汉字部首，用于分析汉字的结构规律，成为后人编制汉字字典的典范。

4. 明清时期的语言管理：北京官话的兴起

在古代，中原地区是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汉民族的共同语多以中原地区的方言为基础，以都城所在地的方言为语音标准。例如，宋代以前，西安、洛阳及开封曾是多个王朝的都城，东汉时的洛阳话、唐代的长安话、宋代的汴梁话等都曾作为汉民族的共同语而被广泛使用；宋代以后，金、元、清三朝均在北京建都，在多种语言的影响下，北京话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语言特点（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同时吸收了其他方言的一些特征），成为现代普通话的重要源头之一。明朝最初定都南京，以南京话为民族共同语；后又迁都北京，北京话也成为民族共同语。于是，明朝的民族共同语包括北京话和南京话两种，但仍以中原的雅言为正，并将“通语”改称“官话”。满族建立清朝后，最初以满语为官方语言，顺治皇帝登基后官方沟通开始使用汉语，但北京话和南京话均可使用。1728 年，雍正皇帝诏令开设“正音馆”，要求举人修习官话，否则不许参加科举考试。此外，清朝实行异地官员制度，官员需到外省做官，所以只能使用全国通行的官话。清朝的夏仁虎在《旧京琐记》中曾提及，京师“言庞语杂，然亦各有界限。旗下话、土话、官话，久习者一闻而辨之”。雍正帝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官话，发布“语同音”的政令：“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语言必使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而办理无误”（见《清实录》）。事实上，所谓北京官话，是由元代北京官话、南京官话以及部分满语发音融合杂糅而成的。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威妥玛（1818—1895）在 1867 年出版的《语言自迩集》一书中指出，“官话”在当时已经较为普及，除官员和知识分子外，其通行范围已经扩大到全国五分之四的人口。

三、中国近代语言管理的发展与特点

中国近代史指的是从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阶段，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近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变化给语言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何九盈，2005）。这一时期的语言管理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汉字拼音化、书面语口语化、汉语标准化的进程加快；第二，政府与民间疏离，合作与对抗并存（王卫霞，2019）。

1. 清末的语言管理：“国语”运动

清朝末年，面对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朝廷中变法维新的呼声日渐高涨，其中就有推广民族共同语“国语”的主张。1911 年，清政府颁布了《统一国语办法案》，标志着“官话”这一称谓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面向社会各界的标准汉语“国语”，民国时期开展的民族共同语运动便被称为“国语运动”（柳霞，2006；潘佳，2017）。1898 年，马建忠撰写的《马氏文通》问世，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汉语语法的著作，学者们开始从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主的“小学”研究转向关注语言本体的语言学研究（沈怀兴、聂仁发，2021），语言文字的使命也从传统的解经服务转向现代的社会服务。在此时期，拼音方案也从民间提议进入官方论证阶段（王卫霞，2019）。

清末明确提出了“统一语言”“文话相通”的主张，以实现正字、正音的目的，并提出了以“京话”为基本音统一语言的具体准则。该阶段的切音字运动是我国现代语文运动的先声，对于推行拼音、促进思想解放意义重大。李宇明（2015b）指出，具有现代意义的语言规划始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包括三大方案：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以及劳乃宣的《简字全谱》。从语言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一阶段民间对语言改革的呼声要高于官方，有识之士不断呼吁加大文字改革力度，提倡通过学术研究来改变国家积弱积贫的状况，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用主义研究受到重视，学界及民众参与语言管理的意识进一步增强。

2. 民国时期的语言管理：拼音文字改革与白话文运动

民国时期是中国开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阶段，当时的国民政府针对现实的语言状况和语言问题进行了语言观念调整，制定实施了一系列语言法令（黄晓蕾，2013），沿用清政府的语言政策，将“官话”改称“国语”，并在全国推行。1924 年，北京语音被正式确定为标准音，标志着民族共同语开始走向成熟。在社会层面，《新青年》《国语月刊》等刊发了多篇关于拼音文字论战的文章，开展了关于拼音文字、国语文学的论战。在这种情况下，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了。早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社会上便出现了一批用拼音为汉字注音的方案，起初在民间推行，后上呈到国民政府，却因时局动荡而搁浅。但在这一过程中，民众的国语统一意识得到了增强。民国时期颁布了一套注音字母，编订了《国音字典》（王卫霞，2019），进行了有关共同语标准的探索，研制了注音方案（1913 年制定，1918 年正式公布），该方案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套法定的汉语拼音字母方案。

在“五四运动”之前，书面语与口语脱节，阻碍了语言的发展，亟须对书面语进行改革，白话文运动因而兴起，这对现代书面汉语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作用（何九盈，2005:15）。在这一阶段，语言管理以政府为主导，尊重语言的社会演进变化，推动民众自觉遵守语言文字规范，彰显语言文字在建立社会新秩序方面的特殊功用（陈小红、易花萍，2015）。此外，一些知识分子片面地认为，由于语言不统一，汉字繁难不易掌握，汉字体系落后是国家贫弱挨打的总根源，他们提倡语言文字救国，要求向西方看齐。在这一背景下，国语罗马字政策诞生，并与注音字母方案同时推行（王卫霞，2019）。该阶段语言管理的突出特征是对文字体系的创新和改造，汉字体系经历了从方块体系到拼音化的尝试，以及从繁体到简体的转化（陈小红、易花萍，2015:136）。纵观该阶段的语言管理历程，语言政策依循拼音化、口语化和标准化的内在逻辑发展，背后则隐含着新旧文化的交锋；政府、民间团体和个人纷纷创制、推行或抵制语言政策，实际上也是各方积极争取语言权利的体现（王卫霞，2019）。简言之，在民国时期的语言文字改革举措中，白话文运动成效显著，汉语拼音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而国语统一运动则收效甚微（何九盈，2005）。这一时期的部分语言管理措施脱离了中国语言现实，改革方案欠缺实用性，偏重西方理论，缺少语言自信，且在实践中行政干预过多，偏离了群众路线，语言文字规范的科学性不足。

四、新中国语言管理的发展与特点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我国的文盲率高达 80%，语言文字领域承担了新的历史使命，迅速提升国民文化素质、服务国家建设成为首要任务。时至今日，新中国语言管理事业已经走过了 70 余年，大致可以分为 4 个不同的历史阶段：①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语言管理工作主要集中在推进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等方面；②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2005 年左右，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 2001 年开始正式施行，我国的语言文字事业步入法制化与规范化时代；③2006 年到 2011 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语委”）提出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理念；④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的语言管理进入服务国家战略的新阶段。这 4 个阶段与张日培（2020）对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历程的划分基本一致。简言之，语言管理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任务，但无论在哪个年代，我国语言管理工作的核心目标一直都是树立语言自信，进而坚定制度自信（于东兴，2020）。

1. 语言管理：语言文字改革起步阶段（1949—1985)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语言文字改革势在必行。在国家层面，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进行语言规划管理，确定了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等三大任务：①制定并施行简化字改革方案。1950 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了《常用简体字登记表》。1951 年，在《常用简体字登记表》的基础上，拟订了《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 555 个。1954 年年底，《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拟订，共收字 798 个，简化偏旁 56 个，并废除了 400 个异体字。1955 年 2 月，《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公布，并在全国 50 多种报刊上试用。1956 年 1 月，《汉字简化方案》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最后审订，由国务院批准公布，开始在全国推行。1964 年 5 月，《简化字总表》公布，成为沿用至今的简化字使用标准。②“普通话”概念诞生。确立普通话为国家通用语言，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定义，并于 1956 年开始推广普通话，开启了“语同音”的时代（柴如瑾，2018:8）。③确定汉语拼音方案。1956 年 2 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拟订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公开向全国各界征求意见，广泛听取各方建议；1958 年，历经数次修改的《汉语拼音方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获得正式批准。至此，拉丁化拼音方案最终确定，并一直沿用至今。通过制定与实施上述一系列方案，国家从改革语言文字入手，制定标准，简化汉字、精简字数、实施拼读辅助机制等举措多管齐下，为国家普及文化教育、迅速扫除文盲、提高国民素质作出了巨大贡献（张日培，2020）。

这一阶段的语言管理工作尽管以政府的国家行为为主，但每个方案的制定都离不开中观层面的组织机构、专家学者以及基层普通民众的参与，这些方案的推行也都遵循“草案—试行—实施”的思路，充分吸收各方意见与建议，逐步完善后才最终颁布。以《汉语拼音方案》的研制为例，1955 年 2 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设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负责汉语拼音方案的遴选与研发，社会各界提交了 655 种拼音方案，专家也设计了近 10 种拼音方案。该委员会经多方比较，并结合国内现实及未来国际发展趋势，经数次修改，最终敲定了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再比如，1950 年，全国开展了“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1951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了“速成识字法”，利用汉字字形、字义、字音相同与相异的不同特点来提高识字速度。该方法的推广曾使全国 5000 万人脱盲，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言文字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2 该速成识字法的发明就是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与语言文字推广机构合作、共同提升语言管理能力的绝佳例证。

2. 语言管理：语言文字工作的“三化”阶段（1986—2005)

语言管理总是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不断调整语言政策。经过 30 多年的演进，面对新的社会现实，20 世纪 50 年代制定的语言政策显然也需要进行调整。1978 年，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举措。相应地，语言文字工作也需要服务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事业。1986 年 1 月，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继 1955 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全国语言文字工作战线的又一次盛会。会议提出了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三化”建设的语言文字工作方针，为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和推广普及工作指明了方向。

(1）进一步推动语言规范化工作

1985 年，国家语委成立，其前身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88 年，国家语委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了《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在此前后，《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1987 年）、《关于地名用字的若干规定》（1987 年）、《标点符号用法》（1990 年）等条例和规范相继发布实施，对汉字进行了“四定”工作，即定量（用字总量）、定形（标准字形）、定音（标准读音）和定序（用字排列顺序）。这些举措明确统一了国家共同语的标准，为消除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存在的分歧，规范社会生活中语言文字的应用提供了依据。

(2）进行标准化工作

做好语言标准化工作，使语言的内容、形式等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相适应，有利于促进语言的规范化。我们可以从制定标准、推广普及、应用监督 3 个层面来加以审视。首先，制定和实施国家语言文字标准，为人们使用规范的语言提供依据。例如，1988 年 7 月，国家语委发布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旨在确保拼写规范，保证在不同情境下语言使用的一致性。其次，语言文字的普及教育是促进语言标准化的重要途径，可以提高人们使用规范语言的意识，促进语言的规范化。国家通过教育、媒体等渠道推广标准语言的使用，鼓励人们在正式场合和正式文件中采用标准用法。国家语委、教育部先后针对小学、中学和普通专科学校的普通话普及工作发布指导意见（1990 年 12 月、1993 年 2 月、1994 年 2 月）。再次，语言文字应用监督是促进语言标准化的重要手段。多个部委齐抓共管，共同监督维护语言文字的标准化、规范化使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民政部门负责地名的确认和用字；各级广播电影电视部门和新闻出版部门负责广播影视作品和新闻出版的语言文字使用监督工作；工商、市政、公安、规划等部门分别负责公共设施、交通标志和商铺牌匾等方面的用字管理工作。事实上，一个国家的语言规划之所以能够实现，离不开这些语言管理主体的介入（李宇明，2015a）：语言管理主体的权责越明确，边界越清晰，就越能担负得起语言管理的使命。

(3）加快语言信息化建设

语言文字的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互联网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给语言文字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语言文字信息化处理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汉语拼音具有口语化、音素化和拉丁化的特点，这使人们利用计算机键盘进行信息输入变得可能，从而使古老的汉字搭乘信息快车走向了世界（柴如瑾，2018）。与此同时，在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浪潮席卷世界的背景下，中国的网民数量持续上升，他们参与语言管理的热情也持续升温：创新语言使用，参与年度流行词盘点；监督语言现象，与语言使用不当、语言歧视及语言暴力现象作斗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3. 语言管理：语言生活和谐阶段（2006—2011)

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国内国际人口流动日趋频繁，社会语言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2006 年，国家语委在“十一五”科研工作会议中提出，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是语言文字工作的目标，要做好语言服务、语言教育和虚拟语言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促进语言生活的和谐发展。

(1）语言服务

我国已经认识到语言资源的重要作用，将其视为一种战略资源，注意在各类活动中发挥语言的基础作用，服务国家大型文体及经贸往来活动。语言服务不仅仅是翻译活动，更是全方位的语言问题解决方案，甚至还是一种绿色环保的基础产业。

(2）语言教育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语言教育特别是外语教育对保障各项政策的顺利实施以及国际交流的顺畅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我国与各国的友好交流和文明互鉴。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语学习群体，群众的语言学习热情高涨，但是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英语学习与学生毕业、就业以及员工的工资待遇甚至职称晋升挂钩，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受到群众诟病；外语教育语种过于单一，英语独占鳌头，缺少对其他外语语种的规划，导致英语人才过剩而其他语种人才紧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家、行业组织和个人都参与到语言管理中，提出了各种方案，为英语学习降温。例如，要求学校缩减英语课时，推行社会化考试，规定高校和用人单位不得将英语成绩作为毕业、就业的硬性要求等。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国力的不断提升，海内外汉语学习需求增大，国家大力开展国际中文教育规划布局，为全球人文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3）虚拟语言管理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网络语言生活的繁荣。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22 年发布的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32 亿，较 2020 年 12 月增长了 4296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73.0%。3 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网络语言已经成为影响语言生活和谐的重要因素，对社会安定、家庭团结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同样需要规范管理。中国语言管理从业者需要认真思考网络语言的管理问题。

4. 新时代语言管理：语言文字提升阶段（2012 年至今）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大国必然是语言大国，强国必须强语，强语必将助力强国。2012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语言管理呈现出新的特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语言扶贫、语言应急等领域蓬勃发展，共同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个体监督、创新语言的使用，参与语言生活的意识不断增强；提升对外传播能力、增强国家话语权成为新的努力方向；加强语言保护，增进人类语言生活多样性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之一。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举措：

(1）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语言铺路，助力“一带一路”倡议。在大学增设多个语种专业，创设各类区域研究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以此为切入点，充实语言人才及科研人才队伍。2012 年，《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年）》发布，提出语言文字工作应在提供支撑和服务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助力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4 之后，《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5 和《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 年）》6 等文件相继发布，开展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吹响了语言扶贫减贫攻坚的号角，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发挥应急语言服务的特殊功能，提升国家语言能力。以应急语言服务为例，2022 年，在总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语言服务经验的基础上，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成立，这有利于应急语言服务走上规范化、法制化与标准化的道路。令人欣喜的是，经过各方努力，截至目前，全国范围内普通话的普及率已经达到 80.72%，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 95%，文盲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超过 80%下降至 4%以下，基本消除了各民族各地区交流交往的语言障碍（粟裕，2021）。

(2）个体语言参与意识不断增强，语言管理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人都是信息的制造者、消费者与传播者，语言使用的平民化时代已经到来，自下而上的信息通道逐渐成为新的信息分享管道，打破了过去由官方主导的、单一的、自上而下的传播主渠道（于东兴，2020）。传播形态的变化带来了语言使用的多样性，但同时也存在规范缺失的问题。为博人眼球，各种虚假信息层出不穷。对此，语言管理需要进行规范，打击不良信息，引导舆情发展，打击威胁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虚假信息，维护国家形象。应从社会民生、文字规范、国际交流、文化自信和国家治理等多个角度，做好语言管理工作，营造风清气朗的语言环境。

(3）增强国家语言话语权，维护国家安全

国家越来越重视软实力建设，特别是国际传播力建设（王立非，2021；王立非、栗洁歆，2022）。例如，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7，提出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传承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4）做好语言保护工作

处理好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关系，促进社会生活的和谐。2014 年，由中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的世界语言大会达成了《苏州共识》8；2018 年，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成功召开，发布了《岳麓宣言》9。这些共识和宣言加快了语言资源调查与保护工程的建设步伐。

👀

结语

我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多语多言问题突出，推广国家共同语是社会的共识与责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语言管理事业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于东兴，2020），从简化汉字，推行拼音方案，推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与信息化，到语言立法，完善语言管理的机制体制，创建和谐语言生活，加快实现新时代语言管理目标，我国的语言管理工作在多个方面作出了重要探索。各级管理主体和语言学人几十年始终如一，不忘初心，辛勤耕耘，着力提高国家语言能力，为消除语言隔阂、促进人员交流和信息流通、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和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境内多种语言和方言并存，外来语言的影响力日益扩大，网络语言的使用对传统的语言管理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因此，必须加强语言管理，保护本国语言的主体地位，抵御外来语言的冲击，维护网络语言的健康生态，促进本国语言生活的和谐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语言管理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各级组织团体与个体共同参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模式。该模式可以充分发挥行政机构与社会各界的主动性，推进语言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现代化，保护和提升语言的多样性与包容性，维护国家语言统一和民族团结。同时，我国政府致力于推动语言强国、语言和谐、语言扶贫等关乎国计民生的语言基础工程，着力保护语言资源，发掘语言文化遗产，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反观西方国家的语言管理，由于语言被滥用于政治目的，导致其社会中语言的撕裂问题严重，语言歧视现象突出，为了捍卫个人的语言权益，民众自下而上地争取“语言平等”“语言公平”的呼声日益高涨。由此可见，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西方的语言管理模式，不可盲目照搬，而要根据我国自身国情和文化特点进行有选择的借鉴。

众所周知，语言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实践性强，需要遵循语言规律，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与时俱进，适时调整与规范语言的应用，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本文通过勾勒中国语言管理思想的历时演进图谱，探索中国语言管理思想的历史使命，剖析语言管理应如何适应社会现实所需、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语言管理理论体系（王立非，2022），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与社会治理。语言管理不仅是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的事情，更与家庭及个体息息相关，唯有全面动员、全员参与、齐抓共管，才能取得预期的成效。未来，我们需要从中国语言管理的实践经验出发，加强对中国语言管理的理论研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总结中国语言管理的规律，提出中国语言管理的创新思路，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管理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  COOPER R L.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2]  NEKVAPIL J. 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 as one approach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16(1):11-22.
[3]  NEUSTUPNÝ J V. Japanese students in Prague. Problems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03, 162:125-143.
[4]  SPOLSKY B. Language Managemen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5]  SPOLSKY B. A modified and enriched theory of language policy(and management)[J]. Language Policy, 2019(3):323-338.
[6]  SPOLSKY B. Rethinking Language Policy[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1.
[7]  柴如瑾. 汉语拼音60年:走近了你我,走向了世界[N]. 光明日报,2018-05-11(8).
[8]  陈小红, 易花萍. 民国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实施与得失镜鉴[J]. 江西社会科学, 2015(8):135-142.
[9]  何九盈.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M]. 第3版.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5.
[10]  何山华, 戴曼纯. 语言管理理论:源流与发展[J]. 语言规划学研究, 2016(1):32-45.
[11]  黄晓蕾. 民国时期语言政策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2]  李宇明. 中国语言规划三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a.
[13]  李宇明. 语言规划学的学科构想[J]. 语言规划学研究, 2015b(1):3-11.
[14]  柳霞. 中国古代的“普通话”:访音韵学家郑张尚芳[N]. 光明日报,2006-12-26(5).
[15]  潘佳. 普通话的前世今生[N]. 光明日报,2017-09-10(12).
[16]  濮之珍. 秦汉时期重视识字教育和语文规范[J]. 语文建设, 1986(5):17-19.
[17]  濮之珍, 高天如. 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3(1):96-101.
[18]  沈怀兴, 聂仁发. 浅析中国语言学研究的问题及出路[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4-13(3).
[19]  粟裕. 教育部:目前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0.72%[EB/OL].(2021-06-02)[2022-10-12].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1/53486/mtbd/202106/t20210602_535148.html.
[20]  田炜. 论秦始皇“书同文字”政策的内涵及影响——兼论判断出土秦文献文本年代的重要标尺[C]//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18:403-450.
[21]  王立非. 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语言服务建设[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7-09(3).
[22]  王立非. 新时代语言管理理论体系构建与研究重点[J]. 当代外语研究, 2022(3):28-34.
[23]  王立非, 栗洁歆. 主动服务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新文科语言学”[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2(1):3-10.
[24]  王卫霞. 近代中国的语言政策及其推行(1892—1927)[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2019.
[25]  魏晖. 试论语言管理及语言管理研究[J]. 语言科学, 2018(1):57-68.
[26]  于东兴. 中国语言政策规划:新时代中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思考——新时代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中国语言政策研究热点与趋势研讨会综述[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2):70-78.
[27]  张日培. 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历程与成就[J]. 语言战略研究, 2020(6):17-28.

向右拖动进度条即可查看完整文献信息→

点击下方蓝字 获取原文PDF

Thanks for being with us.

❖  欢 迎 分 享 到 朋 友 圈 哦  ❖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