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 VS 统一 | 东西方思维方式比较（6）

Philipp Foltz, “Pericles’ FuneraOration” (c. 1877)

前面几篇文章分析了东西方思维的差异反映在对社会的组织、对自然的认识、对经济安排等方面所产生的不同。我们今天来说说这种思维差异反映在各自的政治层面上的不同。

简单来讲，古希腊的政治倾向于自治和分裂；中国的政治倾向于集权和统一。

古希腊

古希腊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数以百计的自治城邦（Polis）的统称。这些城邦主要分布在爱琴海沿岸及其周边岛屿，还有一些建立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大多数城邦里的居民说着统一的语言，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彼此之间相互认同属于同一个社群和文化的共同体。除了这种文化的同一性，这些城邦在政治上从来都没有统一过。

一个城邦通常是由城邑和乡村组成。城邑中一般有一个建在高地上的“卫城（Acropolis）”，和一个可以进行公共聚会的“市政广场（Agora）”。卫城里建设一些神庙，和平时期，卫城是城邦宗教祭祀的中心；战争时期，卫城成为城邦防御的中心。市政广场周围建设一些公共设施，包括议事厅、法庭等等，是城邦的日常行政管理中心，同时也是城邦的商业贸易中心。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开篇，分析了城邦的诞生，最开始男女组成家庭，然后若干家庭组成村坊，最后村坊联合组成城邦。城邦由分散在各个地方的居民聚居区组成，这些居民聚居区叫做“德莫（Demo）”，城邦的政治活动是以这些“德莫”为基础的。

以苏格拉底时期的雅典城邦为例，城邦约有150个“德莫”，这些“德莫”组成10个“部落”。每个“部落”通过抽签选取50名公民，一共500人组成“议事会”，由各个“部落”轮流担任“主席团”负责主持会议，500人“议事会”负责给公民大会准备“预案”。雅典全体公民组成“公民大会”，对“预案”进行讨论和表决。正常情况下，“议事会”每天召开一次，“公民大会”每9天召开一次。

行政官员通过抽签或选举产生，任期一年，不得连任，仅仅负责执行民众法令，几乎没有权力，最开始甚至连工资都没有，需要自带干粮，所以对行政官员的财产资格是 40 37282 40 14942 0 0 2713 0 0:00:13 0:00:05 0:00:08 2987有要求的，“无地者”是没有资格成为行政官员的。

每个“部落”选出一位“将军”，一共10位“将军”，可以连选连任，“将军”只负责在战时指挥军队。

这套制度叫做“民主制（Demokratia）”，意思是“由德莫来统治”。古希腊政治家德摩斯梯尼的一段记载生动地向我们描述了这套制度的运作过程：

古希腊政治家德摩斯梯尼

马其顿军队来袭，信使赶到雅典的市政广场，向主席团报告消息，正在吃晚饭的主席团成员听到汇报后立刻起身。他们中有些人清理广场，点燃烽火，另一些人召集将军和传令官。雅典一夜无眠。

第二天早晨，主席团传召五百人议会成员到议事厅开会，全体公民则前往普米克斯山等候。许久，五百人议事会来到公民大会，出席团宣布消息，传令官问大家计将安出。

最终德摩斯梯尼上前发言，公众大会被他说服，然后颁布法令决定抵抗马其顿，把公民的“看戏津贴”改为“造舰津贴”，出兵保卫雅典的自由。（德摩斯梯尼患有口吃，但是含着小石子练习演讲几十年，最后成为雅典最雄辩的演说家，是一个比《国王的演讲》还要励志的故事。）

这套制度的核心是每个城邦的自治和独立，保证不会产生自私自利的野心家成为统治者，所以没有人会关心整个希腊的政治上的统一，每个城邦都保有自己独立的政体和法律体系。后来，虽然马其顿和罗马征服了希腊，但希腊城邦还是保持有很大的自治权利的。

这套制度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古希腊历史上曾经有过“王国”时期，这就是“迈锡尼文明”。荷马史诗描述的就是那个时期，讲的是迈锡尼的国王阿伽门农发动特洛伊战争的故事。

后来另一支希腊人从北方入侵，消灭了“黄金迈锡尼”，历史被中断，文字、文明全部消失，希腊沦为“黑暗时代”。劫后余生的希腊人经过上百年的休养生息，慢慢自发地联合起来，自下而上地形成一个一个自治“城邦”。

最开始的“城邦”都由一些贵族把持，经过几次代表下层民众的改革，才演变成上述政体。这中间会有很多次反复，政体在“一个人说了算（僭主制、君主制）”，还是“少数人说了算（寡头制、贵族制）”，还是“多数人说了算（民主制、共和制）”之间来回变换。

一个城邦在不同时期可能会有不同政体，同一个时期不同城邦可能也会有不同政体，直到希腊被马其顿征服，政体都没有真正稳定下来。

但不管怎么样，一种从来不见于地球上其他地方的“民主政体”在古希腊曾经出现过。这种“民主政体”由所有分散的公民通过自愿认同，进行自下而上的授权。

我们现在说“民主”是古希腊人“发明”的，不意味着古希腊人认为“民主”是好的，所以以此为目标去发明它。亚里士多德把政体分为六种，三种好的，三种坏的；而“民主”是三种“坏政体”当中“最可接受”的那种，是各方利益为了避免出现“僭主”和“寡头”而妥协的结果。在漫长的西方思想史中，“民主”甚至意味着是不受法律约束的群众统治，其本身要么是一种暴政，要么是暴政的直接先驱。

自从雅典被马其顿征服之后直到今天，“雅典民主”都没再出现过。现在人们会在名称上给“民主”前面加个“宪政”的帽子，在实践上实施扩大选举权的“精英”代议制。

一种观念所代表的实体消失了，但是这种观念一经产生，不管人们赞成还是反对它，拥护还是批评它，它都成为思想体系中不可剥离的一部分，条件成熟以后，它会以另一种形式破土而出。

这种通过“民主”来进行自治，天然地具备分裂倾向，古希腊在政治上从来没有统一过，马其顿和罗马曾经做出过努力，但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后来经过中世纪一直到现在，欧洲都是处在分裂状态。这种分裂带来了无休止的战争，从古至今，欧洲基本没有过安定和平的局面。

二战以后，为了避免重蹈战争的覆辙，欧洲的某些精英希望能把欧洲统一起来，开启了欧洲一体化进程，首先从经济上统一起来，未来走向政治的统一。但是老百姓未必买账，英国的“脱欧”就是这种自古以来自治和分裂的倾向的现实体现。

这是我们很多中国人所不能理解的，所以在英国“脱欧”之前，很多国人和媒体都做出了错误的预测，公投的结果让他们大跌眼镜，以至于他们会一厢情愿地相信：可能英国人是希望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

但是以欧洲的思想传统来看，这可真的未必。

中 国

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传统维持社会稳定的“礼乐”制度出现了危机，“礼坏乐崩”，维持不下去了，那么未来该往哪走？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促成了“百家争鸣”。

那么，已经崩坏的“礼乐”制度是个什么制度？简单来讲就是“国”和“家”不分：

家庭里的最高家长——“父”，就是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天子”，“父子”关系就是“君臣”关系；

“天子”的“嫡长子”有继承权成为下一代的“天子”，其他儿子分封出去建立“诸侯国”，“嫡长子”是“大宗”，其他儿子是“小宗”；

在“诸侯国”里，第一代建国君主的“嫡长子”又是这一支系的“大宗”，有权继承诸侯的地位，其他儿子再分出去成为“卿大夫”，是为“小宗”，“卿大夫”有自己的“采邑”；

“卿大夫”的“嫡长子”又是这一支的“大宗”，有权利继承卿大夫的地位，其他儿子再分出去成为“士”，“士”以下的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固定资产了。

这一套制度，在血缘上叫“宗法”制度，在政治上叫“封建”制度，合起来叫“封建宗法”制度。这套制度把政治统一在家庭之中，天下就是一个“大家庭”，“周天子”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

这个家庭的伦理规范，就成为政治的统治规范，这就是“礼”：血缘的亲疏关系直接决定了人的政治地位，只要每个人都遵守家庭的伦理规范，那么政治就会稳定、天下就会太平。

但是这套制度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封建”本身是一种分权制度，诸侯拥有自己的领地内的全部权力。虽然在政治上所有人被统一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但实际的权力却很分散。

这套制度最开始还能有效运作，但传承若干代下来，就出了问题，有的子孙就不守“礼”了，出现了所谓的“僭越”：诸侯把天子赶下台，卿大夫把诸侯架空，甚至杀掉；诸侯和天子之间、诸侯和诸侯之间刀兵相向，战争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

也就是说，分散的自治权力已经让统一的政治出现了分裂的倾向，血缘的伦理关系和天下的政治关系不再统一了，传统价值观分崩离析，社会动荡不安，这就是所谓的“礼坏乐崩”的时代——大家庭要分家了。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儒家”出现了，给出了一个“平天下”的方案。天下怎么平呢？往回走，回到周公“制礼作乐”的初期，大家重新用“礼”来规范伦理和政治关系。孔子认为现在之所以天下“失礼”，是因为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为此，孔子提出了“仁”的概念。“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人类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内心自然会有亲疏的情感，孔子把这种情感叫做“仁”。如果“礼”能建立在这种“仁”基础上，“礼”的秩序就会变得牢固：“礼”不是外在于我们的制度安排，而是发自我们内心“爱亲人”的自觉要求。

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如果不是我们打心眼里自觉地“爱亲人”，就“礼”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要想重新建立“礼”的秩序，先要成就“仁”的内心。

简单来讲，一个大家庭出现了分家的趋势，儒家想通过加强伦理情感，把这个马上要分崩离析的大家庭重新聚合起来，回到过去。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家大业大的，实际上是回不去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儒家奔走呼号影响不了历史大潮。

随着分家趋势越来越明显，社会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就是“道家”和“墨家”，这两家刚好走向“儒家”的两个极端。

“道家”的想法是，要想分家就分得彻底点，分到个人。“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拔一根汗毛就能救天下苍生，这事我不干。天下我谁都不爱，我就爱我自己，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天下不需要什么统治者，“无为而无不为”。

“墨家”的想法是，要想不分家就彻底别分，把天下合成一个家。这里面没有什么血缘伦理、远近亲疏，所有人都平等地爱一切人，“我爱人人，人人爱我”。要复古就复得远一点，复到“夏禹”的时代，统治者和老百姓一样辛苦劳动，打成一片，并且不能通过血缘，而是通过“禅让”来传承（学术界主流认为，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应该是墨家编造出来的）。

简单来讲，儒家是“爱亲人”，道家是“爱自己”，墨家是“爱一切人”。

在孔子去世之后，道家、墨家思想逐渐占据主流地位，“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这两派虽然走向两个不同的极端，但都有共同点，就是要置传统的“宗法”制度于死地的。所以主张恢复“宗法”制度的儒家传人——孟子大骂这两派：“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

儒家的后继者，孟子、荀子为了与这些思想对抗，在坚持儒家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上，继承、丰富和发展了“仁”的思想，不过他们也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

孟子向内寻找，性本善，提出了“心”的概念，主张“仁”来自于我们本性和天赋。

荀子向外寻找，性本恶，强化了“礼”的概念，主张“仁”需要外在的教化和约束。这种“礼”的概念已经与“法”的概念很接近了，荀子后来教出了两个学生：李斯和韩非，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最终，由“法家”出面，把“道家”、“墨家”和“荀学”的思想综合起来，加以发挥。

“法家”的想法是，要想政治上统一，就不能象过去一样“封建”分权。“统一”必须和“集权”相配合，政体才能稳定。所以除了君主这家之外，天下所有“家”都分掉（道家），然后所有个体合成一个“国”（墨家），由君主成为这个国的统治者，具有无上权威（势）。

君主通过“法”来强制规范除君主外的所有其他人，使“尊尊”高于“亲亲”。这里没有什么爱不爱的关系，只有冷冰冰的利益的计算，君主有奖励和惩罚两种手段，来对付人们的贪婪和恐惧两种情感（术）。

“儒家”“墨家”和“道家”基本要求都是君主放权、回到过去；只有“法家”建议加强君主集权、面向未来。

“法家”建议君主把其他所有贵族都废掉，土地全部收归国有，诸侯国变成郡县制；老百姓的大家庭打散，编户齐民，由国家统一分配土地，征税征兵征劳役；再由中央向地方派出职业官僚——郡守和县令，来负责贯彻国家法令，让君主可以方便地进行全国动员，进行对外战争。

君主当然愿意接受这样的建议，所以“法家”的思想具有更多的政治实践机会。秉承“法家”思想的“士”更容易参与到实际的政治操作中，被君主认可，成就事功，取得荣华富贵。

但是他们在推行自己的政治实践的时候，也更容易得罪权贵，因而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很多下场都很惨：吴起被乱箭射死、商鞅被车裂、韩非被毒死、李斯被腰斩。而孔子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有人考证，荀子可能活到90岁以上（看来不仅道家能养生，儒家也是可以的）。

战国中后期，各个诸侯国都程度不同地进行了“变法”，其中，秦国变得最彻底，一跃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直到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短短用了10年，一举扫平天下，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集权的中央王朝。以公元前221年为分界，中国从“统一和分权”的时代过渡到了“统一和集权”的时代。

汉朝开国宰相萧何曾经当过秦朝的狱吏，熟悉秦律，所以参考秦律制定了《九章律》，这就是所谓“汉承秦制”。

后来，为了避免重蹈秦朝“二世而亡”的覆辙，经过贾谊、董仲舒等儒生的建议，给汉家赤裸裸、冷冰冰的“法家”的政治实践，套上了一件温情脉脉的“儒家”的伦理外衣，就形成了影响以后中国两千年的政治传统——“干的不能说，说的不能干”，宣扬的是儒家那一套，实践的是法家那一套，所谓“儒皮法骨”“儒表法里”。

清末谭嗣同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又有人说：“百代皆行秦政制。”

中国的历史，按照有没有皇帝，大约可以分成三段：先秦是一段，秦汉到清末是一段，民国以降是一段。

秦汉到清末这一段2100年时间，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统一与分裂”的循环，每个循环约700年左右。在这段历史时期，用“集权”所保证的“统一”一直是一个大趋势，就算出现分裂，分裂的各个政体也大多是以“集权和统一”为基本目标的，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在清末以前，中国政治思想中从来就没有出现古希腊式的“民主”观念。 “德先生”传入中国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的政治思想传统被打断，中国迎来了从未有过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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