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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反思南京大屠杀受追捧的日本作家,揭开一个国家的热情与混乱

深焦艺文志 深焦艺文志 2022-09-19


西班牙断章

热情的去向


在历史断裂之处,寻找热情之去向


作者:暗蓝

杂学家,译者,书评人


我即是我与我所处的环境,如果我不能拯救我的环境,自己也无法得救。

——加塞特《堂吉诃德沉思录》


西班牙向来是独特的。地理上它是欧洲的尽头之一,文化上它拥有弗拉门戈、斗牛士、毕加索、堂吉诃德等诸多鲜明的标签,至于历史,罗马帝国、西哥特、阿拉伯帝国都曾在此涉足,为它留下了丰厚的记忆与遗产——以及断裂。我们很难以线性的、进步的视角考察西班牙的历史,而这种独特的历史状况也导致这个国家总在热情与混乱之间摇摆。


这并不是一种令人心安的状况。旅居西班牙十余年,日本作家堀田善卫也观察到了这一点。在两部关于西班牙的游记作品《西班牙断章》《热情的去向》中,堀田善卫看似随性下笔,实则细致入微地考察了西班牙的历史与现实。而从这样独特的样本入手,堀田善卫试图提出的是更普遍的问题:文明是什么?国家是什么?以及更关键的——人是什么?他的热情会带他去往何方?


堀田善卫对断裂之历史及其去向的兴趣,或许不难解释。他是日本“战后派”作家,登龙文坛之际,正值日本战败、社会一片废墟之时。1952年他凭借描写朝鲜战争时期日本知识分子矛盾心理与动荡生活的作品《广场的人们》斩获芥川奖。而对于中国读者,他更重要的作品也许是1955年出版的《时间》,这部作品从中国平民的视角,对南京大屠杀的暴虐进行了叙述,其主旨与竹内好等学者提出的战争责任应该成为全体国民共同承担的道德责任相一致。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芥川奖的获奖作品是知名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的代表作《太阳的季节》——一部否定道德、拒绝反思、强调“民族图腾”“精神力量”的作品。两部作品在同一时期出版,反映了日本战后社会的矛盾心理与思想转向——热情,或是怨恨,将去往何处?


堀田善卫


堀田善卫首次造访西班牙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彼时西班牙仍处在佛朗哥独裁统治之下,国家经济随着战后经济复苏与开放进入繁荣期,但社会矛盾却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和政治变革停滞不前而不断累积。在写作时间更早的《西班牙断章》中,堀田善卫观察到在西班牙乡间,人们对认真经营生活,尤其是劳动几乎无感,甚至是鄙夷的;富饶的土地几近荒芜。这种态度既是对不公的现实的反抗,更深层则是历史的回响:这个国家经历过外族入侵、收复失地、国族联姻、对外“发现”与掠夺,就连内战也充满浪漫色彩。但过多传奇充塞在时间当中,只会让个人命运流于不安,直至放弃把握。


但弱者亦有其武器。堀田善卫记录了一则西班牙笑话,说一位达官贵人造访某地,这里的平民却不认识他,大人物勃然大怒,训斥道:“你们的广场都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当地人恍然大悟:“原来您就是可口可乐先生呀!”这种自堂吉诃德以来的戏谑态度,几乎是西班牙人在断裂中造就的连贯统一。


也正是在这里,堀田善卫体悟到,人类眼中的历史,所谓荡气回肠的传奇,大多是夸张的结果。其实历史的真相,往往与人本身大小相近——


正因为历史的任性,它才能成为历史。不管这段历史是从何时诞生的,也只能以人的形状存在。罗马的基石也好,哈拉马河沿岸的荒芜之地也好,可以说,都是人类心灵的景象。(堀田善卫《西班牙断章》)


正因如此,当普通人无从决定自己的命运,“大人物”也很难保住自己的名字。哪怕是“征服”美洲,让无数金银“在西班牙人民头上飞过”的大英雄科尔特斯,也只是在穷乡僻壤留下了一座破烂铜像,任由风吹雨打。


西班牙哈拉马河


《西班牙断章》以见闻串联历史掌故,而到了《热情的去向》,历史成为主体,紧随其后的则是更多的阐释与反思。或许可以说,《西班牙断章》是堀田善卫西班牙故事的“谜题篇”,《热情的去向》则是解答。谜题是一种文明何以至此,解答则是“热情使然”。


人不会完全无助,因为他总有热情。和平时的热情带来繁荣的文化——文化的相遇、竞争与融合;动荡时的热情则驱使人们竞逐权力,“扼住命运的咽喉”。然而人真的能够,或是有必要做这样的事吗?在特鲁埃尔,堀田善卫审视了这座小城的命运——它在中世纪因象征着阿拉伯穆斯林与犹太教徒之间相亲相爱的凄美故事“特鲁埃尔的恋人”闻名,然而现代人了解它,却多是因为西班牙内战:


西班牙内战决定了这座城市的命运。城市经受了双重的碾轧,内战造成的损害、牺牲远不是火牛计之可比的,战争中双方在这里投入了拥有的所有现代化武器,而战后所有与共和国军队方面有一丁点关系的人,全部遭到枪决。……


这座城市也决定了西班牙内战的命运。一方面,人们拥有创造一个更适合生存的人类社会的热情,但与此同时,热情的幻灭却似乎与这种热情相伴而生,就像一对同卵双生儿一样,这堪称是二十世纪后期的一种政治及社会症候群。(堀田善卫《热情的去向》)


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因国内矛盾而起,因“国际纵队”的驰援和以海明威、乔治·奥威尔、罗伯特·卡帕等著名人士的“一线报导”闻名,最终却以佛朗哥政权成功夺权,开启独裁统治告终。国际人民关于这场战争的热情与浪漫幻想,也许至今都未曾消散,而西班牙人民,则是直到1977年佛朗哥去世才松了口气。然而战时的杀戮、战后的清算,以及极端组织以抵抗为名发动的破坏,到底还是造成了无数损失。


破坏,而后重建,留下无数裂痕,这样的故事在西班牙历史上重复了太多次。用堀田善卫的话说,西班牙并非没有历史,而是历史中“有太多遗憾”。


西班牙内战宣传画


然而西班牙的文明,并没有因此变得黯淡。以巴斯克地区为例,佛朗哥花了四十年对这里的语言文化进行打压,试图消除地方特色,加强中央控制。然而当他去世仅仅一年,堀田善卫来到这里,却看到关于巴斯克的词典和解说书籍“便一下子全冒了出来。”在他看来,这“意味着这些其实都是在独裁统治的四十年间早已准备好了的。原来一种语言在地下也可以顽强地生存下来。”


这也是一种热情——去往幽静之地,等待历史的可能。


“为了给人生中的某一段岁月划上一个句号,我写下了这些散记。”在《热情的去向》的后记中,堀田善卫这样写道。一个人游历异乡,年轻时也许是为了开阔眼界,寻找更多可能,但随着年岁渐长,所谓可能性或许终将指向自身。生于1918年的堀田善卫和同时代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一样,整个青春都被困在军国主义的狂热气氛当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其他可能。“在内心已经深怀确实而痛切的死的感受之时,所谓未来,以及现在,觉得都成了完全不能理解的东西。”(堀田善卫《关于未来》)我们很难把这样一个迷惘绝望的青年,与这两册西班牙游记中自由行走在异国土地上,通透而机敏地捕捉着异域趣味与哀愁的大叔联系在一起。


但这同样是热情的秘密:人不必探究它的核心,只需要追随它的去向。恶劣、荒唐的环境是要求热情澄清立场、整齐划一,因为自由的——戏谑的、模糊的、宽容的——热情,本可以引领人类找到更好的生活。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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