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梦宇 || 边地叙事的流变和多元现代性——《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和《红高粱家族》的影响关系重构

吴梦宇国际比较文学

2024-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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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于ICL Vol.7 No.1 Spring 2024

作者简介

吴梦宇，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摘要：边地叙事发生在现代/中心-传统/边缘的二元对立文化框架中，通过转换思维的视角，从边缘价值体系出发重构边地文化生态和解构一元现代性，提供了表达现代性不平衡发展、地方视角下文学生产和现代性地方化的文学术语和构想。将这个中国民族文学概念置于世界文学语境之中，重新阐释福克纳、马尔克斯和莫言之间的文学创作影响关系，有利于揭示西方中心现代性与地方性交流对话的演变流程，以及一元时间叙事向多元空间叙事的转变历程。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视角下，三者的影响关系是边地-叙事-想象三位一体的流变关系。三位作家依托地方性和家族命运，通过时空转化、虚实相融、散点叙事等不同的文学手法，处理地理意识与历史意识、人物命运与人文地理、民族与世界等现代性话语，从而呈现具有不同地域文化内核的地方民族想象。对三者文学影响关系的重构，揭示了全球化进程中边地对现代性的话语重构和边地文学的多元现代性，也表现了一个尊重文明多样性和现代性理念多样化的差异空间。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现代性；边地；多元现代性

现代性制度的同质化推广和全球性扩张，衍生了空间焦虑、文明冲突、传统文化认同、地方意识等新的文化议题，国内外学者也开始从“空间”“区域”和“地方路径”等角度切入文学研究，探究现代性地方化的问题。从地方和边缘看世界，成为新世纪一个重要的学术视野。二十世纪末，随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相关研究开始关注文学的“边地”特质，并采用边地文学来概括处于现代性发展相对薄弱地带的少数民族文学。边地文学历经丁帆（2004）、徐建新（2005）、王晓文（2009）、于京一（2011）和刘大先（2018）等学者的阐发，成为表达边地价值系统、现代性地方化和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文学术语。边地文学发生在现代性中心-边缘的二元文化框架中，从现代性理念薄弱但具有现代性“入侵”的边地视角出发，重构边地文化生态和现代性话语，并凸显边地价值意味和话语体系。边地叙事依托地方民间资源，采用时间的空间化、历史意识个体化和魔幻意识等方式，构建非理性、重体验和超越启蒙心态的认知方式。边地的文学想象不仅是中华大地上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边缘少数民族的想象，也可以借以观照全球化过程中现代性理念发展不平衡下地方或区域文学发展的状态，并阐释西方一元叙事模式与地方经验碰撞、本土化调试的文学过程。

一、现代性与边地：地方视角

的源起

现代性观念起源于西欧，后推广至欧洲其他国家和北美地区，以二十世纪的美国模式为典型，于二十世纪末产生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现代性以西方文明为中心向边缘辐射，形成了中心/西方/现代-边缘/非西方/传统的文化图式和世界体系，也因此常被称为“西方现代性”或“西方中心现代性”。西方现代性以理性-经验为核心和以线性历史意识为基本维度，成为现代文明发展的范式，在殖民、资本扩张和市场经济的趋势下理所当然地成为非西方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模板。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和罗伯逊（R. Robertson）等学者都强调现代性观念指的是体制及体验的同质化，陈嘉明也曾表示现代性的发展图式以“中心-边缘”为依据，有着消除对立面的倾向，是为了“实现资本力量对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全面掌控”。依此观点，现代性的发展一定意义上是西方中心价值体系和文化模式在全球的推广和复刻，呈现了中心高于边缘的等级观念，实质上也是西方现代文明高于非西方传统文明的价值理念。

在西方现代文明的霸权扩张过程中，萨缪尔·亨廷顿注意到全球化带来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西方文明在一元文化模式的推广中，现代性视角成为审视地方文明的重要维度，而现代化也成为地方文明发展的目标，有着取消传统文明、地方文明和原始文明合理性的文化意图，因此造成了异质文明的冲突。而在文明的冲突之中，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发现二战之后，尤其是全球化时代以来，现代性发展进入了多元化的阶段，这意味着文明的冲突并未造成非西方文明的消失，而是激发了现代性的地方化和多元化。西方中心现代性在扩张的过程中，给予了地方再阐释的空间，非西方国家通过“选择、再阐释和重构”等方式呈现了现代性的本土化，也衍生了文化和政治等领域的新形态或异质形态。21世纪以来，学者们开始建立差异性空间与现代化、全球化的联系，以摆脱西方中心现代性视角，从边缘和本土性凸显边地价值体系和认知内涵，探索现代性地方化的路径和经验。段从学（2019）提出了“从周边看中国”的学术思路和历史视野；黄炬（2020）指出“中国道路”或“中国式现代化”所表征的多元现代性取向，将消解一元现代性的叙事逻辑；夏银平，何衍林（2021）强调人类社会经历着从时间叙事到空间叙事的转变，而空间叙事意味着基于地方生产实践、历史传承和文化基因的多元现代化道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艺评论出现的空间转向和地理批评，与现代性的一元扩张、科技发展和文明冲突等都有着密切的相关。因为交通技术的发展、跨国活动的频繁和媒体信息的实时性等因素，全球化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强调纵深感的线性时间意识逐渐被具有差异性的空间意识所取代。不管是福柯的“异托邦”，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还是詹姆逊的“超空间”理论，都呈现了全球化时代以来人类思想文明的重要转变。这种削平时间深度的空间差异意识，是现代性与地方性互动的结果，既凸显了现代性的多样性，也消解了现代与传统之间的二元对抗性。

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基于多元一体民族格局所建构的边地文学概念，以视角转换和现代性地方化为其创作策略和意图，以多元文化意识为其意旨，表现了现代性不平衡扩张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边地的文学自证和身份构建。1988年，吴进首次将边地的概念应用到文学文本的分析之中，他指出边地叙事的核心在于浪漫而非启蒙。这意味着边地叙事不是以西方现代理念“改造国民性”为旨归，而是在现代性理念较为薄弱的偏远地区，依托边地民间资源想象边地文化。随着丁帆（2004）对“文化西部”和徐建新（2005）对“边地中国”的阐释，中心-边缘的等级观念慢慢被打破，边地文学成为建构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发了学界对边地文学的关注。于京一强调边地叙事实现了“对理性垄断的颠覆和消弭”，凸显了边地叙事的核心是现代性批判。刘大先认为边地是“由普遍性时间（现代性）中的主流价值在差异性空间（地方）中不平衡散播的结果”。现代性在从中心向边缘辐射的过程中，因为空间差异而在性质上会出现地域性的差异。边地进入想象区域文化的文学叙事，意味着“置换观察的角度，拆解固有的文化等级制，颠倒或小节中心与边缘的二元文化模式，从而形成一种彼此互动促生的文化间性”。有别于乡土文学中带着理性和启蒙进行去传统的意旨，边地文学在现代性的映照之下建立边地与民族传统的联系，立足于现代性较为薄弱的边缘地理文化语境，对于地方文化传统采取的策略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之后转化为审美知觉。边地文学的意旨在于，“兴发边缘、异域、他者的认知论、价值观和思想观”，促进中国空间与文化的再认知。边地文学不再是以西方中心现代文学表达手法为标准，有意识地扭转现代性视角，从边缘价值体系出发探索抗衡或批判现代性的地方文学表达范式。

现有的文学术语，如边缘文学、地方文学、少数族裔文学、边界写作等，强调区域性、亚文化特色、地域宗教特色、族裔特色和创作者文化身份的“间性”，在现代性的视角下凸显边缘文化或群体的异域特色。在这类文学术语和话语体系下，地方文化成为重要的关注点，现代性视角掩盖了边缘文学的主体性。中国学者突破了边地-中国的视野，聚焦边地文学的地方性视角和现代性批判意识，重构了一种文学的镜像，可以处理中国乃至世界的相关文学命题。边地文学概念的出现，提供了一个表征现代性不平衡发展、地方视角下文学生产和现代性地方化的文学术语和构想。

二、边地意识的同构性：影响

关系重构

二十世纪的文学历史，以现代主义文学向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转变为主流。从边地视角审视二十世纪文学的流变，不难发现福克纳为代表的南方作家首次思考了北方/现代-南方/传统之间的关系，置换观察的视角，重新建构了南方的文化生态，并开启了文学世界现代性的地方化历程；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作家从西方国家的边地出发，创造了民族史诗式的魔幻叙事；八十年代的中国作家从西方国家和中国都市的边地出发，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寻根叙事。边地具有“相对性、替换性和转化性”，美国南方、拉美大陆和中国乡土，这三个地理空间都是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和现代文明的边地，福克纳的南方书写、马尔克斯的拉美书写以及莫言的高密乡书写，也都是从边地文化视角来审视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重新建构和发现边地空间。与此同时，三位作家的文学创作有着事实影响的关系，并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历程中呈现了现代性地方化的三个阶段和三种状态：西方文明民族内部传统/现代二元文化框架下的南方书写、世界/民族文化框架下的民族书写和兼具前两者文化特质的乡土书写。

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镇和莫言笔下的高密乡，这三个虚拟的地理空间与美国南方、拉美大陆和中国乡土形成虚实映射的关系。边地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以“一种积极的力量渗透在文学领域并形成它的深度”。按照塔利的观点，叙事是一种空间性象征行为，链接着地方与文学想象，因此他建构了“地方-叙事-空间想象”的文学地理学阐释框架。边地在该阐释框架下，不仅是地理人文，更指的是地理人文在创作者认知和心理层面上的投射，形成一种特定的“地理感知”或“处所意识”，进而以叙事为表征，进行文化空间的生产。简而言之，福克纳、马尔克斯和莫言之间的文学影响关系是地理-叙事-想象三位一体的流变关系，边地意识构成三者的链接，也主导着叙事的流变和文化的想象。

福克纳在民族国家内部的北方/现代-南方/传统二元文化体系内，从南方视角出发重构现代性话语和建构南方想象。南北战争之后，因为种植园经济被摧毁和历史遗留种族问题，北方工商经济及其新潮的思想深刻地冲击着南方社会的传统观念，南方见证了保守农业社会体系的瓦解。对于福克纳这样具有浓厚南方情结的南方作家来说，他们书写南方直接面对的认知困境是如何认识工商文明冲击下的南方。在美国北方现代性思想的冲击下，南方作家对美国南方的情感极为复杂，一方面他们认为南方是一片“乐土”，是家族传统和成长回忆的来源；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渗透，带来了传统价值观念的解体和崩溃，他们又无法摆脱南方没落的悲观情绪。拥护批判传统、热爱甜蜜南方、对抗现代工商文明等构成了南方人对待美国南方历史、对待传统的共同心态，因此以福克纳为代表的南方作家以温馨的社群关系和浓郁的乡土情怀抵御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人际关系疏离、文化同一化的威胁。福克纳所处的“边界空间”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其“情感结构”，也即福克纳的“边地意识”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叙事表征及其情感内涵。

《喧哗与骚动》威廉·福克纳

福克纳的边地意识属于民族内部历史文化的范畴，马尔克斯的边地意识有着跨民族的意味性。马尔克斯的边地意识是置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殖民地文明的二元对立框架内，拉美社会是西方文明或殖民者文明的边缘，是西方现代价值体系的边地，承受着现代价值理念和文化模式的毁灭性入侵。阿玛瑞尔·钱纳迪（Amaryll Chanady）曾表示，魔幻现实主义对拉美地理特征和文化景观的细致刻画，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拉美作家运用独特的地理和文化面貌来构建自身。身份构建和文化认同是拉美边地意识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同期拉美作家需要对抗西方中心现代性的“都市价值、体制系统和概念范式的霸权”，寻找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文化价值。

福克纳和马尔克斯都处于现代/中心-传统/边地二元文化框架的边地，将北方工业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视为“他者”，且都有摆脱现代性视角、认同地方文化和重构地方文化生态的认知需求。南方和拉美都参与了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边地意识的塑造，马尔克斯对福克纳的继承也建立在以边地视角摆脱他者视角并建构地方文化现实的范式之上。学者托宾（Tobin，1978）将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置于时间序列打破的文学历程之中，并表示线性时间的消失意味着后现代社会开始从地方性或者边缘来理解世界的现实。托宾的观点折射了福克纳南方叙事和马尔克斯魔幻叙事都通过颠覆线性时间叙事，呈现了二十世纪文学演变的地方性路径，凸显了边地视角和地方意识在二者叙事流变中的重要性。这条路径延续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寻根创作者之中，并历经了中国式的创造性转化。

新时期中国有着“走向世界”的诉求，与马尔克斯一样需要在全球化语境中探寻民族文化的呈现，都携带着强烈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马尔克斯式的魔幻叙事让中国作家看到了既凸显民族文学本土特征又能被世界接受与认可的文学表达，为中国作家处理世界与民族、历史与当下以及现代与传统的冲突提供了一个写作范式。新时期中国文学创作主体除了需要处理民族-世界和传统-现代这两个现代性话语框架，在民族内部还需要应对去除文学功利性和实现文学性复归的问题。简言之，新时期中国不仅处于西方/现代的边地，也处于中国城市中心的边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文学创作的重镇一般位于中心城市，如北京与上海，文学的规范也由政治或经济中心予以制定，统一的文学理念和模式化的创作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个人风格和表达范式的多样化。相对于这些大城市而言，莫言所处的齐鲁文化区处于边缘位置，地方文化也相对保守和传统，也同样面临着自上而下的城市文化同质化的威胁。从这个层面上而言，莫言的边地意识和福克纳的边地意识具有同构性，都需要面对民族内部的中心-边缘二元对立文化框架。不同的是，莫言所需要处理的是思想解放浪潮中文学“去政治化”的问题，而不是家族没落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时期中国作家大体都有着城市与农村的双重空间体验，他们既带着现代理念重新审视着民间生存空间，又在民间生活中发现了民间文化的趣味和意义。莫言的边地意识里有着以齐鲁文化传统对抗现代性发展同质化、在世界场域内彰显民族姿态和依托乡土民间实现文学性复归的创作需求，因此他植根于传统文化，推动现代性的多元阐释，打通个人创作、区域文化和民族想象之间的壁垒。

福克纳、马尔克斯和莫言都在二元文化框架内，从边地视角出发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关系，以一种自下而上的姿态建构了独特的地方意识和地方文化想象。

三、现代性的地方化：边地叙事与地方想象

人文地理决定了边地意识的内涵，而边地意识以叙事为表征，又重新构建了特定地理语境和社会语境的认知想象方式。“处所意识的特点是主体对地方的参与、对地方感的参与，以及对投射出的替代空间的参与”。叙事作为处所意识的表征，是建构地方感、地方想象和文学空间的重要方式。福克纳、马尔克斯和莫言在二元文化结构上的同构性，揭示了文学发展的地方路径，与此同时因为边地地理人文和地理意识的差异性，三者以叙事为表征和手段，运用本土化的策略处理地理意识与历史意识、人物命运与人文地理、民族与世界等现代性话语，从而建构了具有不同文化内核的地方想象。

（一）空间化意识流与家族解体

意识流这种创作手法与都市空间和城市发展“从本质上而言是相互建构”的关系，重在以个体视角和内心独白呈现都市文明中人的精神焦虑和异化倾向，建构现代都市文明内部视野下的“心理现实”。福克纳所处的美国南方是传统农业文明，个体心理独白无法揭示南方群体的集体想象和南方作家复杂的情感，于是意识流在南方的异质文化中，经历了一次本土化创变。福克纳笔下的意识流，通过多视角的方式建构了美国南方的群体想象和多元化的价值评判。“康普生家族”是南方传统的象征，凯蒂事件的出现是家族解体的导火索，这种“解体”以家族内部不同且相冲突的视角予以呈现。《喧哗与骚动》的四个部分，分别以四个主体的不同的心理世界和价值标准，呈现了看待凯蒂事件的四个视角。肖明翰将福克纳的这种艺术表达方式解读为“把观点相左，智力相异或背景不同的人物富有意味地放在一起，让他们进行对话争辩、各抒己见，从而形成众声喧哗的‘复调’效果”。这种“复调”式意识流，其实质在于超出单个个体的意志，把多个个体的意识结合起来，不仅创造了集体想象的方式，更凸显了价值内涵的多元化，体现了福克纳对南方文化价值意义的多元建构。

这种多视角叙事是建立在线性时间倒错的基础之上，或者说线性时间的倒错为多元视角提供了可能性和合理性。欧洲意识流创作手法，整体叙事上仍以线性时间为依据，仍遵从现代性的理性和进步观念。而在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时间的交织、逆转和错置也意味着情节的倒错，凸显了非理性意识在叙事中的呈现。在时间的倒错中，凯蒂事件的发生没有构成整个故事的起因，也没有矛盾发展的高潮或一个尘埃落定的结局。时间的倒错和情节的淡化是并驾齐驱、相互建构的，都以非线性时间呈现的非理性思维方式为依托。“在这里，逻辑关系和时间关系都退居次要地位或者干脆消失，而其结构组成依赖于各因素之间的空间关系”。《喧哗与骚动》所呈现的故事发展，是通过各因素之间相互交错的作用力来推进，形成了一个多维的和多元阐释的叙事空间。如果说时间叙事是基于因果逻辑进行情节上的整理，那么空间叙事一定程度上就是基于体验和感性对故事多元价值的揭示。福克纳的空间化意识流，体现了他超越时间意识的愿望。这也正是福克纳对美国南方大地上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思考，有着多元的价值视角、模糊而暧昧的态度和非理性的意识，是基于地方意识在西方民族国家内部对一元现代性的一次本土化调试。

（二）魔幻叙事与历史意识

马尔克斯延续了福克纳式家族命运书写，通过传统家族的价值体系和生存境遇突出传统对历史的建构以及对现代性的反思。不同于福克纳的“内部他者”视角，马尔克斯有着“外部他者”的文化定位，于是他通过魔幻叙事和寓言式叙史，建构了一种边缘民族的历史意识。《百年孤独》通过一百年的家族史，浓缩了拉美的文明发展史，但其魔幻色彩并未消弭其现实维度。书中的香蕉共和国、奥雷连诺上校的三十二次战争和追杀事件皆来自拉美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吉卜赛人和所有的新鲜玩意儿，都表征了现代文明对拉美传统文明的入侵。《百年孤独》不仅涵盖了哥伦比亚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更通过马孔多的诞生和消亡，映射了拉美大地上哥伦比亚的历史文明进程。斯莱蒙用“历史透视”一词总结了这种叙事风格，因为小说里的时间框架象征性地包涵了殖民化全过程及其后果，而不具备线性时间意识。马尔克斯还通过代际的更迭和时态的杂糅，彰显一种原始的、充满寓言性质的时间意识，产生了“历史透视”的文学效应，将魔幻与现实的关系进行了升华。以线性时间为叙事逻辑的宏大叙事，一般以现实历史为直接社会背景或书写对象，客观历史事件以其原貌呈现，凸显客观性，强调一种“共识”的审美内涵。《百年孤独》里，历史事件多沦为人物的注脚，历史事件的意义等同于人物的生活感受。例如，内战构成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的生活，上校说“我才意识到我参加战争仅仅是虚荣心作祟”，最后退居小作坊，一遍一遍地制作着小金鱼。又如，香蕉园的罢工屠杀事件仅仅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一个人的记忆，战争留下的痕迹被雨水洗刷得干干净净。马尔克斯对历史现实的私人化和魔幻化，并不是推翻或者有悖于共识的历史，而是建构了哥伦比亚民族想象历史的方式，一种非理性的、重个体体验的历史意识。

《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

魔幻现实主义这种文学手法呈现了从拉美民族文化视角出发重新审视西方中心视角下的社会现实和国际格局，以及他通过拉美民间元素对西方创作手法和认知范式的本土化。首先，魔幻化的历史呈现了阶级意识的缺席。西方中心现代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框架和强烈的阶级意识，在魔幻中被消解了。面对现代性在拉美大地上的强制推行，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转换了视角，从殖民地文化视角呈现了拉美文化在接受现代文化上所承受的痛苦和所历经的身份流失，但文本的魔幻性又呈现了拉美民族特色的共识和身份意识。魔幻现实主义的批判意识，貌似毫无阶级立场和政治利益地去书写历史的进程，聚焦于家族或是个体的特殊处境，实则传达了对政治权利斗争中民族的担忧，传达了对历史进程中集体的人的关注和民族命运的担忧。其次，魔幻化叙事和私人化叙事还呈现了拉美民族认识世界的方式，即非理性-体验的认知方式。魔幻叙事的时态杂糅和场景之间的并置关系，都凸显了非理性的认知方式，这也是对福克纳空间化意识的一次本土化创变。安妮·赫格尔菲尔德（Anne C. Hegerfeldt）在其著作Lies that Tell the Truth中将魔幻现实主义这种文学形式视为一种知识结构，她指出魔幻现实主义是通过其文学表达技巧，提供了一种新的非理性-体验认知模式，是对西方理性-经验主义认知模式的补充。马孔多的百年故事，以一种寓言的方式呈现古老的文明，同时又以一种非理性的叙事去平衡传统与现代的强烈冲击。

（三）寻根叙事与民间想象

陈思和在《当代文学中的文化寻根意识》一文中指出，“文化发展只是一种由朴到繁，再由繁返朴的无穷演化，时间无意义”。寻根意识是一种彰显时间无意义的重要想象方式，不管是《喧哗与骚动》的多元视角还是《百年孤独》的时态杂糅，都体现了对文学叙事的空间意味性探索。福克纳的多视角叙事和线性时间的倒错，呈现了多元的认知视角和解构的文学特质，这一点满足了新时期中国作家面对传统和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莫言将这种多视角空间转化为散点叙事，叙事视角并未随着章节推动而发生流转，而是通过情节倒错和主题多样来呈现一个立体多维的文学空间。

《红高粱家族》从小孩的单一视角出发呈现爷爷奶奶的传奇故事和山东高密乡的传奇历史。从叙事上而言，不仅时间上是错乱的，并且每一章都有着自身的主题，章与章之间的内容在故事的外围部分会发生重叠。时间的错乱无序和情节的交错并置，体现了莫言对福克纳式和马尔克斯式叙事中独特时空意识的承续，彰显了他们思考现代-传统二元对立文化模式的共同性，同时莫言式的散点叙事也呈现了他针对中国语境对前辈创作自发进行创造性本土化的尝试。从边地意识上而言，莫言除了需要处理世界-民族和现代-传统的二元对立，还需要处理城市中心与边缘农村的二元对立，而对城市-农村关系的处理彰显了新时期作家复归文学性的重要诉求。新时期中国作家在马尔克斯的影响下纷纷转向民间，不仅通过立足于民族文化来凸显民族的质，更通过对民间资源的创造性处理，呈现了与“庙堂”式主流写作的背离，是对模式化创作的一次叛逆和解构。民间文化里的风俗风情和伦理道德都因其“藏污纳垢”的特点，而具有多元的价值取向。当民间资源进入想象地方和想象民族的范畴，民间文化就起到了解构八十年代以前模式化创作模式和审美倾向的重要作用，也是对文学性复归的一次尝试。

《红高粱家族》莫言

文学性复归需要探讨文学的旨归问题。莫言的乡土民间书写，是基于齐鲁文化对民族之根和民族文化身份的一种探询。陈思和认为寻根文学的创作有着两种寻根意向：“一种是探向生命的起源……另一种探寻是把眼光投向自然……”。追寻自然意识和生命意识，是相对过去的革命和阶级意识形态而言的，是寻根文学作家们对文学性的思考以及去除文学政治功利性的一种策略。在中国八十年代的本土语境中，作家们有意识地淡化了革命阶级意识，取而代之的是自然意识和生命意识。莫言对高密乡红高粱地有着细致的描绘：东北天空中的闪电是“血红色”的，阳光是“杏黄色”的，在那高粱的深处“蛤蟆的叫声忧伤，果果的唧唧凄凉，狐狸的哀鸣悠怅”。莫言喜用四字短语，“他确实是饿了，顾不上细品滋味，吞了狗眼，吸了狗脑，嚼了狗舌，啃了狗腮，把一碗酒喝得罄尽”，人物的描绘铿锵有力。人物的生命感和自然交相辉映，在高密乡的土壤里生长出了爷爷和奶奶的传奇，而爷爷和奶奶的传奇又反馈了这片高粱地以血性。乡土构成了寻根叙事的重要载体，也通过散点叙事的方式，参与到了寻根叙事和寻根意识的建构之中。新时期创作主体走向民间乡土并挖掘传统文明价值时，普遍发掘了以边地为依托的原始生命力，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学版图，同时也挖掘了传统民族文化的自然意味和生命意味。

结语：边地叙事与多元现代性

福克纳的空间叙事是文学世界现代性地方化的肇始，随着二十世纪中叶拉美民族解放浪潮和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手法的创制，这种地方视角和地方意识经由民族独立和民族身份认可进入了全球文学版图中，并以马尔克斯获得诺奖为显著标志。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本身是现代性手法的创变，但因为其诞生于“西方中心”世界版图的边缘和殖民社会的历史现实，往往被当作一种有别于西方现代性文学的创作手法。如果按照艾森斯塔德的“多元现代性”理念，魔幻现实主义应是西方现代性在拉美大陆上的一次本土化呈现，是具有拉美特色的现代性文学创作。“全球地方化的概念清楚地说明了全球现代化动态运动的现象：一方面，西方现代性的各种不同特征已经传播到非西方世界，因此一种看上去是同质的现代文明正在发展中。另一方面，非西方民族—国家或社会同时正日益变得有意识地追求它们自身的文化认同以及它们自己的现代化方式”。魔幻现实主义正是西方现代文学创作手法在拉美大陆上的一次本土化，是基于拉美社会现实和历史经验对现代性的再审视，呈现了现代性的一次标志性多样化。不可忽视的是，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呈现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理性-经验认知方式的非理性-体验认知方式，对西方现代性进行了补充，或是解构。莫言对现代性的反思因为历史的独特性，兼备了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叙事的特征，既着眼于民族内部视野的现代性发展失衡问题，也着眼于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叙事困境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的中国作家普遍选择乡土村庄作为描绘的对象，因为乡土村庄在民族内部视野中处于“现代都市”的边地，而乡土因为传统价值体系的根深蒂固并较少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冲突，而成为“西方现代性”的价值边地。通过视角的置换，新时期中国文学不仅应对了一元创作模式的困境，也找到了世界文学场域内凸显民族性的表达方式。以莫言为代表的寻根文学是西方现代性多元化的又一例证，呈现了具有中国经验的特殊现代性。

从文学地理学视角对福克纳、马尔克斯和莫言边地叙事流变的重新阐释，呈现了全球化进程中边地对现代性的话语重构，揭示了一个尊重文明多样性和现代性理念多样化的差异空间。边地叙事的多元现代性特质具体体现在：（1）非理性，福克纳对线性时间的空间化、马尔克斯模糊魔幻与现实的界限以及莫言对民间传奇经验的提炼都体现了边地文学注重非理性思维方式的特征；（2）超越启蒙思维，福克纳、马尔克斯和莫言都是自下而上，从传统的价值理念出发，对现代性进行质疑和话语重构，发掘了传统的生命力，呈现了超越启蒙思维的特质。（3）同质性-碎片化结构，三位作家都探讨了个体体验下的多元历史现实，建立了个体经验与未知整体之间的既同质又碎片化的联系，是当下共同体文学的特质。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对《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和《红高粱家族》的影响关系进行重构，揭示了依托于地方性的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进程，突出了地方性在世界文学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原文载《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24年第1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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