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柄谷行人与埃森曼聊哲学：为何说“建筑的形式只是形式” ？ / 林婉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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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建筑的自主性、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形式主义等话题，是历代建筑师、建筑理论家们时常观察和深入探讨的主题。建筑理论，以及对建筑理论本身的探讨，不仅能够更多的指导职业建筑师的创新性实践，同时也不断的刷新建筑理论研究的新篇章。《柄谷行人×埃森曼：走向“非本质”的建筑》正是这种宝贵的探索，作者通过多篇研究性的短文组成了这个建筑评论的序列，通过UED理论研究专栏，希望能够激活更多的碰撞。也欢迎更多的作者加入我们的内容讨论。

《柄谷行人×埃森曼：走向“非本质”的建筑 》

连载之第一篇：

《“作为建筑师的上帝”：从形式主义到自指悖论》

撰文 | 林婉嫕

林婉嫕，独立建筑师、撰稿人。伦敦艺术大学切尔西艺术学院毕业。活跃于创作一线的同时，长期致力于建筑理论研究，于多个核心期刊刊载学术类文章及专栏10余篇；多次举办学术讲座、展览及论坛，曾参展北京国际设计周；现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共建筑的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要参与者。她的学术领域涉及建筑学理论、建筑史学理论与社会学交叉研究，著有《剖面集：建筑理论的“剖切”与“误读”》（共同作者）。

Introduction

导言

20世纪80年代末，作为文学理论批评家和哲学家的柄谷行人创作完成了《作为隐喻的建筑》。根据柄谷本人的描述，此书与狭义的建筑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关联，也并不是面向实践建筑师而写的书。然而出乎他的意料的是，矶崎新阅读此书后，将其推荐给了彼得·埃森曼，在后者的推动下，《作为隐喻的建筑》英文版于90年代面世。柄谷行人与埃森曼的缘分就在此结下。

▲柄谷行人 ©Wiki

▲埃森曼 ©Chris Wiley

《作为隐喻的建筑》一书反映了柄谷行人在日本语境下对结构主义哲学与解构主义理论的独特见解。此处的“建筑”或许用“建构”去理解更为合适：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形而上学，一步一步用“制造的建筑”替代了“生成的文本”；而到了19世纪至20世纪，文化及哲学领域内的形式主义倾向，更是将各种思潮带入“结构”的自我指涉悖论之中。或许由于并非出身欧洲文化的原因，柄谷的批判视角没有局限于西方哲学史本身，而是涉猎广泛，甚至触及到了城市空间及城市经济学的领域。也正因此，本书才受到了当时一批实践建筑师的注意。

▲《作为隐喻的建筑》，讲谈社，1989年

而在柄谷行人创作《作为隐喻的建筑》的同时期，埃森曼已经完成了他从结构主义时期到后结构主义时期的思想转型，十几年间纸板住宅（Houses of Cards）系列的实践，其综合之作《纸板住宅》（Houses of Cards）一书也于1980年代后期出版。 

与其说纸板住宅系列是埃森曼的哲思在建筑形式句法上的体现，不如说埃森曼利用建筑进行了一场哲学实验。埃森曼将建筑元素中的柱、梁、楼梯等化作分析的语言词汇，在结构主义的框架下展开了关于形式生成的试验（逻辑演算）。书中埃森曼撰文的Misreading详解了纸板住宅系列的整个思想脉络：为何要弃绝现代主义建筑的形而上学，并进行形式逻辑的分析？为何要对形式语言进行重新的结构化梳理？在抽象化的形式语言生成过程中，结构主义又带来了怎样的解构？最终，埃森曼的核心议题始终指向建筑的自主性，意即建筑的自我指涉。 

▲《纸板住宅》,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也就是说尽管两本书（作品）的内容大相径庭——无论是论述的切入点、论述的范畴，还是整个论述的逻辑都毫不相干，两个作者的身份也不尽相同，但两者都追溯到了同一问题：结构主义的自我指涉悖论。 

本文并不旨在对柄谷行人的《作为隐喻的建筑》与埃森曼的《纸板住宅》进行比较阅读，事实上，笔者所作的解析甚至是一种误读。但正如德勒兹所说：

……你把书视为一台小小的非意指性机器，问题只是“它灵吗？它怎么运转？”它如何为你而工作呢？……这第二种阅读方式充满张力：有些信息传达到了，有些则没有。无须解释什么，无须理解什么，也无须说明什么。它就像一个电路的连接……它直接把书本和它外部的世界连接起来……（摘自《德勒兹：关键概念》）

我不过是将这两个文本作为两台“非意指机器”进行重新的拆卸和嫁接，带着充满主观的解读，并非为了要为柄谷行人和埃森曼的思想找寻到它们的本质。恰恰相反，本文所要做的是探寻这些文本与作品将怎样服务于建筑学科的实践观念、乃至职业观念。无论是《作为隐喻的建筑》一书，还是埃森曼的纸板住宅实验，距离当下也过去了40年左右的时间，然而二者的批判性即便放在今天也是极其尖锐的，也就是说，建筑理论的困局始终存在着，我们仍然需要从40年前的文本中找寻出路。这两台“非意指机器”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地拆卸和嫁接，本文只是这一动作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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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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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s

数学：对建筑的意志

支撑着诸科学的不是数学或某种确切的基础，而是认为世界由作为建筑师的上帝所创造并支撑，世界因此在终极意义上是可知的、有秩序的这样一个信念。（摘自《作为隐喻的建筑》）

西方的思想史中对建筑的意志始终贯穿，这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对世界的“理念化”的认知。由此，通常人们定义的“理性”总是带有工具性“制造”的概念，即现实世界总是在一个因果律和排中律的框架之下被设计、建构和呈现。这样一种观念一直延续到康德和黑格尔，整个19世纪前的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始终在“绝对无误的理性”之下，不断将人们所感知到的世界赋予精细化和抽象化的“理念”，并通过这些“理念”建构起对形而上学的认知。

在建构“世界的脚手架”的过程中，最贯彻“对建筑的意志”的学科，不是建筑学或哲学，而是数学。如今我们所谓的“建筑”二字，反而包含了更复杂、更非理性的因素，而不再只是建造本身，但是数学领域中，一切事物无非是数、量与形式关系的问题。如果说“科学的研究”指的是找寻事物与事物间的关系，那么在数学中这种关系看起来更加纯粹。

但是，显然数学中的建构与形式主义，始终是简单化了的。它将复杂、偶然与非理性凝缩为特定的名称、代数和逻辑符号，也许这有助于我们更容易地理解世界，但是正如胡塞尔极力批判的，

如果我们的兴趣就在于这些理念的形态，一贯地致力于对它作规定，并由已规定的形态构成新形态，我们就是“几何学家”……我们是研究这些“纯粹”形态的数学家，这些形态的普遍形式式一起被理念化了的空间时间形式。我们现在所有的不是实际的实践……而是“纯粹思想”的理念实践，这种纯粹思想只能保持在纯粹极限形态的领域中。（加粗部分为原文强调，摘自《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柏林某纪念碑，德国柏林，2005

©Eisenman Architects

为了避免这种简单化，为了在混沌与差异化的世界之中寻找真相和本质，人们就不得不在思想结构中为每一个概念和关系找到明确的界限。每一个事物只有指涉它自己时，才可以排除不可知，才可以确立它的形式与本质的同一性。也只有这样，“理性”的认知结构才可以稳固地建造起来，我们对于世界的“理性认识”才是完整而有意义的。

针对这一问题所做的各种尝试中，无疑弗雷格、罗素和怀特海是走在最前面的。作为逻辑学之父的弗雷格创立了一套语言逻辑的记号系统，使得语言的意义都可以通过变元字母、自然数、一系列逻辑符号和集合论的运算方法来表达。罗素与怀特海利用弗雷格设计的这一套符号形式系统，在《数学原理》中尝试分析说谎者悖论：“一个克里特人说所有克里特人都说谎。”这是一个明显的自指悖论：究竟这个克里特人是不是克里特人呢？罗素认为该悖论的产生是因为“类”本身就是悖论的一部分，必须禁止“类”的集合出现。所以，罗素和怀特海在弗雷格的形式化基础之上更前进了一步，将“类”进行层级的区分，进而走入形式体系结构的“更高一层”。然而他们却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新的悖论，这个著名的罗素悖论与说谎者悖论近似，只是它并不包含任何日常语言的模糊性，却也同样陷入了自指问题。 

形式化过程中走在最前端的数学学科，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揭露了越来越多难以自洽的悖论和不可证的猜想，语言逻辑的形式系统显得越发脆弱。于是，在其他领域出现了为这些模糊性和不可言说性进行理念化的尝试。对建筑的意志并没有因为尼采呼唤非理性的回归而消亡，相反地，人们无法摆脱追求形式系统自指性的欲望，反而带着这一枷锁继续前进。

Metaphor

作为隐喻的建构

索绪尔在他的语义学中提出语言中只有差异，然而作为严格结构主义者的雅各布森批判索绪尔只是指出了混沌之处，却没有对其加以整理和分析。雅各布森的音韵论中则充满了二元论的切割，他认为语言中任何音素和差异、任何发音与意义的模糊都可以通过二元对立的集合加以秩序化。但是，假设果真存在这样一种严格树状结构的语言学逻辑，那么一切差异总能通过形式上的反推回溯到一个起始点。或者准确来说，需要利用结构形式为语言系统导入一个可差异化的装置。在雅各布森这里，就是“零音素”。

雅各布森的“零音素”是一个不具有任何差异性和恒定性的音素，然而我们可以说这只是他在建构语言的二元论结构时，简单粗暴地把模糊性划定为一个不可言说的概念。归根结底，“零结构”只是一个抽象理念实践所创造出来的人造物。“引出零并不是要废弃超越者而只是进行置换。”此种封闭的结构系统总是在为自己寻找形式体系的自指性和逻辑明晰性，否则这一体系就要面临崩塌。 

▲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生物中心，1987

©Eisenman Architects

于是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反对将世界视为被建造出来的完整的构筑物，也反对为这一构筑物找到永恒不变、绝对理性的意义所在。在20世纪后半叶，从结构主义中滋生出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等，都提出用“生成”反对“制造”，然而他们也都不约而同地在形式系统的界限之内陷入了矛盾。

Formalization

生成的形式化

1965年，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一篇名为《城市不是树状结构》（A City is Not a Tree）的论文引起了建筑学界的轰动。作为建筑师与数学家的亚历山大，用通俗简明的语言批判了城市规划的结构主义设计手法，他将那些被规划师和设计师通过理性意志所制造的城市称为 “人工城市” 。设计师们并不掌握城市的内核所在，也没有能力通过概念蓝图将鲜活的灵魂注入到城市之中：他们只是在模仿所谓理想城市的相貌而已。

对此，他分析了那些充满活力的“自然城市”究竟是通过什么才成为了今天的模样。以伯克利的一个街角为例，一个药店、一个路旁的红绿灯、一个报刊亭——三个点（particles）关联在一起，使得各种人的行为、货币的交换和微观空间的变化生长出来。进而，我们可以称这三个点为城市系统中一个固定的集合。这样的集合虽然在形式上是固定的，但在行为上是动态的。亚历山大认为“自然城市”的本质就是基于这些相互交织关联的点，通过各种方式组合，最终生成独特的城市形态。因此，城市不是树状结构，而是半网络（semi-lattice）的集合。

半网络的原理是这样的：“点的组合的集合生成了一个半网络，当且仅当两个相互重叠的组同时属于集合，且组中的元素也同样全部属于这个集合。”（摘自“A City is Not a Tree”）

▲树状结构（左）与半网络结构（右）

摘自《城市不是树状结构》

亚历山大认为，重要的并不是树状结构与半网络集合之间有多少相近的特征，而是半网络结构相比树状结构的排中律和因果律，能够带来更丰富的可能性。由20个元素组成的树状结构只有包含19个子集，而半网络则可以产生10万+的不同的子集。城市的自然构造如同织物，与树状结构的分化不同，半网络是在对元素进行连接，创造出重复性、不确定性和多样性。

尽管亚历山大旗帜鲜明地反对结构主义的树状城市，无法否认的是，他所提出的半网络集合论的城市同样是形式主义的。他把一切要素都还原为集合，把要素之间的关系视为结构，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从属于不同类型的结构，但本质上都是数学逻辑的形式。他的城市“生成系统”与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生成文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生成本身是基于一种深层逻辑的。不仅如此，柄谷认为，对于任何结构来说都存在一个共通的问题，那就是目的性：结构形式只有在一定（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目的的引导下才足以被发现。亚历山大在《关于形式的合成的笔记》（Notes on the Synthesis of Form）中呼吁设计的理性和逻辑，他虽不注重建筑与规划的最终形式结果，但却明确了设计过程中解决问题的目的性。因此他提出的“生成”的设计方法，仍然只是对于城市的元素进行现象学还原，转化为形式后的一种解体与再合成。

Structure Zero

“结构零点”的模糊性

写下著名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的简·雅各布斯，也同亚历山大一样对计划性的城市规划提出了质疑。她在考察了乡村与城市的发展之后，提出了“先有城市—再有乡村发展”的理论。

按照雅各布斯的观点，“城市”就是分工的发展，而分工的发展则通过在旧职业中附加新职业而产生。新职业如何被制造？制造者在自身的职业中“结合”某种不同职业来制造新职业。（摘自《作为隐喻的建筑》）

也就是说，有活力的城市基于差异和差异的结合来达成，这个过程中充满了主观性和偶然性。雅各布斯提出的这种城市分工发展的逻辑与亚历山大的“半网络”不尽相同，它不是固定元素的人为组合，不是在一个稳固的符号系统内的可能性的生成，而是通过跨界和回溯形成增殖。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辖域化-解域化-再辖域化”来进行理解，也即，任何新的城市职业和分工的出现，是在对旧有的社会系统经过解构后形成的再体制化产物，而城市就是在这样不断循环的过程中向着未知的形式进化。

▲JANE JACOBS AND THE CENTER

©centerforthelivingcity.org

因此，雅各布斯认为，这种自我差异化的差异体系在形式上是要先行的，所以她才会得出“先有城市，后有乡村”的观点。可以说，她提出了一种“元城市”的概念，类似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说的“根茎”（rhizo）：城市发展的形态是从“根茎”中生长出的阶段性产物，但“根茎”本身是完全的模糊性。柄谷很敏锐地看出，雅各布斯所谓城市生成的原点——那个的“元城市”，事实上仍然是一个结构的“零点”，这个观念的形式主义色彩一点也不逊于亚历山大的半网络集合论。他指出，雅各布斯对城市（city），城镇（town）和村落（village）的区分，归根结底只是概念的形式化。在她的理论框架之下，城市、城镇和村落处于“元城市”分工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然而现实是，在任意一个历史阶段这三者是共存的，且对于任意一个特定的地域，这三者也是在历史中不断交替出现的——即便是差异化业已停滞的城镇，也会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历史阶段中出现新的解构。因此，

……与现存原始社会所具有的结构性稳定均衡体系相比，“元城市”在根本上式不均衡且过剩的，是非方向性开放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元城市”并非起源于原始，而是现存的……“元城市”只能是形式性的“存在”，而非历史的、现实的存在。（摘自《作为隐喻的建筑》）

▲1959年拟建的曼哈顿下城高速公路的艺术家素描

©美联社

▲格林威治村 Greenwich Village ©Loving New York

雅各布森的“零音素”、亚历山大的“半网络”和简·雅各布斯的“元城市”，都不约而同通过“结构零点”的概念来规避自身形式主义的悖理之处。所以说，即便通过生成本身走向最原初的端点，形式主义体系也并未带来自我指涉的明晰性，恰恰相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遭遇了越来越令人迷惑的混乱和偶然，且他们意识到模糊性是无法被规避的。他们每一个人都试图为一切事物的存在寻找自身的确定性，甚至想为“模糊性”本身确立一个清晰的概念，这仍是在“危机”中被不断更新的“对建筑的意志”，是试图找寻出自立的秩序与结构的非理性选择。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回到“基于建筑意志”的数学领域，便可以从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的证明中看出端倪。即便我们可以把一切走向形式化的极端，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终极形态。相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自我指涉的悖论，是完全的模糊性和偶然性。越是想要追逐“真相”，我们就越看不到“真相”。人们历经几千年坎坷建造的那座靠近上帝的巴别塔，终究还是被上帝亲手毁灭。

在结构主义中，人们回避自指悖论而声称结构是稳定的，这不过只是掩耳盗铃罢了。但是强调“生成”概念的解构主义者，也总是企图为这种“生成”找到固定形式的公理，他们从建构走向解构，而后又重新回归建构。60年代的埃森曼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抽象的建筑形式体系之下，他希望通过建立建筑语言的自指来引发建筑自主性的生成，那么结论究竟如何？

▲布达佩斯南门总体规划设计竞赛，2018

©Eisenman Architects

参考文献  Reference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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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C., 1965, “A City is Not a Tree”, Architectural Forum, Vol 122, No 1, pp. 58-62.

Alexander, C., 1977. A Pattern Language: Towns, Buildings, Constr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leuze, G. and Guattari, F., 2009.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enguin.

Eisenman, P., 2006. The Formal Basis of Modern Architecture. Germany: Lars Müller Publishers.

Eisenman, P., 1987, Houses of Car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ahey, C., 2014, February. “Understanding Architecture as Inessential”, in From the ALWS archives: A selection of paper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Wittgenstein Symposia in Kirchberg am Wechsel.

Jacobs, J., 1970. The economy of cities. Random House.

Janik, A., 2016, “Wittgenstein, Loos and Critical Modernism”, in LeMahieu, M. and Zumhagen-Yekplé, K. eds., 2016, Wittgenstein and Modern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71-88.

Leitner, B., 2000, The Wittgenstein House,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Loos, A., Corbusier, L. and van de Beek, J., 2008. Raumplan Versus Plan Libre: Adolf Loos [and] Le Corbusier. 010 Publishers.

Loos, A., 1982, Spoken into the Void: Collected Essays, 1897-1900, Cambridge: The Graham.

（日）柄谷行人. 作为隐喻的建筑[M].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美）欧内斯特·内格尔, 詹姆士·R·纽曼. 哥德尔证明[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美）侯世达. 哥德尔,艾舍尔,巴赫[M]. 商务印书馆, 1996.

（德）胡塞尔.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 商务印书馆, 2011.

（意）马西莫·卡奇亚里. 建筑与虚无主义：论现代建筑的哲学[M].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20.

（奥）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商务印书馆, 1996.

（奥）维特根斯坦. 文化与价值（修订版）[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奥）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商务印书馆, 1996.

磯崎新，『建築の解体』，東京：鹿島出版会，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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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林婉嫕

编辑 | 夏雪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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