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首发 | 因信而行：信息接触与信任对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内含视频摘要）

     ISSN 1003-2797

     CN 42-1085/G2

     双月刊

     同行评审期刊

视频时间轴

00:33

研究背景

01:08

研究设计

03:23

研究方法

03:50

量表设计

04:10

问卷发放

04:44

数据结果

05:17

讨论

网络首发时间

2021-10-12

网络首发时间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2.1085.G2.20211012.1515.002.html

杜智涛①  罗湘莹①  苏林森②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北京，102488 

②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北京，100044

目的/意义

分析影响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信息因素、心理因素及其之间的作用机制。

研究设计/方法

以健康信念模型为理论基础，通过构建PLS-SEM模型，考察信息源接触与信任对公众健康信念与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

结论/发现

相对于非正式信息源，正式信息源接触与信任对疫苗认知和接种意愿的影响更强；同时，感知收益和感知障碍这两个代表疫苗接种行为评估的变量在此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中介效应。概而言之，人们由于对正式信息源接触和信任而形成对疫苗接种行为的认知，并进而影响其疫苗接意愿。

创新/价值

提供了一个基于心理与认知维度来理解信息源是如何影响疫苗接种意愿的新视角，部分回应了以往健康信念模型对疫苗接种的预测结果，同时也对影响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因素进行了中国情境的本土化解释，为新冠疫苗接种的宣传动员策略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接种意愿 新冠疫苗 信息源接触 

信息源信任 健康信念模型（HBM）

1　引言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背景下，大规模接种新冠疫苗是抗击新冠疫情，实现群体免疫最有效的方式。当前的媒介环境为公众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接触机会，根据“知信行”理论，信息接触是人们形成健康信念，进而促进健康行为改变的前提和基础，探讨信息源对人们的主观认知和行为意愿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在健康信念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信息源作为前置变量，分析正式和非正式两种信息源如何通过影响人们的健康信念从而改变其新冠疫苗接种意愿。本文有以下创新：第一，比较正式信息源与非正式信息源对个体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差异，并分析信息源信任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机制；第二，对影响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因素进行中国情境的本土化解释，为有针对性地开展疫苗信息的传播、提升新冠疫苗接种率提供理论参考；第三，探讨健康信念在信息源接触与疫苗接种意愿间的中介机制，打开信息源效果产生的“黑箱”，丰富健康行为研究的理论体系。

2　文献综述与模型构建

2.1 健康信念模型

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HBM）最初是由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门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一项社会研究中提出，目前已成为健康行为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概念框架之一，它既可以解释健康行为的改变与维持，又能作为健康行为干预的指导框架。HBM以心理学领域的需要动机理论、认知理论和期望价值理论为基础综合而成，强调了个体的主观心理过程对实施健康行为的重要作用。HBM包括感知严重性、感知易感性、感知收益、感知障碍、自我效能和行动线索等变量，这些变量共同对人们健康行为进行预测。感知严重性是指个体对感染疾病的后果严重性的主观信念；感知易感性是个体对患病可能性的主观感知；感知收益是个体对采取某一健康行为所带来的效果和益处的感知与评估；感知障碍被定义为个体对采取某一健康行为将遭遇的障碍和困难的预估与权衡；自我效能则是个体对自己能否成功实施某一健康行为的信心评估。其中，感知严重性与感知易感性是人们对疾病的感知威胁；感知收益和感知障碍是人们的健康行为评估。

HBM被广泛运用于对疫苗接种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中，如在一项对疫苗犹豫的系统文献综述中发现，导致儿童疫苗犹豫的几个决定性因素都集中在HBM及计划行为理论等社会认知模型的核心结构中[1]。由于HBM的结构相对完整及其对健康信念变量的划分较为细致，因此本文选择HBM的健康信念变量作为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中介变量。HBM模型通常将健康行为或行为意愿作为因变量，健康行为过程取向（Health　Action　Process　Approach，HAPA）理论认为“意愿”对“行为”具有最重要的预测作用[2]，因此本研究以疫苗接种意愿作为因变量。

2.2 信息源接触与疫苗接种意愿

互联网环境下，各种信息在人们生活、生产和学习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受新冠疫情影响逐步普及的远程办公、线上交流更加强了人们对互联网的依赖。海量信息源为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渠道，这些信息会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态度和信念，并进而可能影响人们的行为。“知信行”模式（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简称KAP）是用来解释个人知识和信念如何影响行为改变的常用理论模式。该理论被经常运用到健康传播领域，即人们通过接触信息，形成或改变人们的健康信念，并由此产生健康行为的改变[3]。具体到当前中国新冠疫苗接种行为，本研究将信息源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信息源，从“知信行”三个连续的过程探讨信息接触对人们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不仅进一步推动该理论的发展，还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已有诸多研究证实，健康信息源对个体的疫苗接种意愿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4-5]。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在HBM基础上加入前置变量，探讨信息源对健康信念和行为意愿的作用机制。

借鉴组织管理学相关概念，综合考虑当下的信息传播生态，本研究将信息来源分为正式信息源和非正式信息源。正式信息源是指官方信息管理体制内的正式信息传递渠道。参考相关研究[6]，本文将正式信息源划为电视、广播、报刊等传统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平台，以及医生、医疗领域工作者等专家；非正式信息源是未被纳入现有的官方信息管理体制的信息传递渠道，包括社交媒体、自媒体以及家人、朋友、同事等人际传播渠道。

（1）正式信息源接触与疫苗接种意愿

正式信息源接触对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已得到广泛证实，如Maurer等指出，美国成年人在大流行性流感疫苗的接种决策中，认为医疗保健人员、疾控中心等公共卫生部门发布的新闻报道是最具影响力的信息源[7]。医务工作者是除官方媒体之外公众疫苗信息的重要来源，他们在疫苗问题上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有研究指出医务工作者是大多数人最信任的健康信息来源[8]。Smith、Kennedy等研究发现，医务工作者的建议在父母做出为子女接种疫苗的决策中具有正向影响[9]。Gargano等人的研究也证实，医生的建议是影响父母选择让孩子接种疫苗的关键因素[4]。根据上述文献，提出以下假设：

H1：正式信息源接触对受众新冠疫苗接种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非正式信息源接触与疫苗接种意愿

当前，社交媒体是疫苗信息的重要来源。然而社交媒体上的疫苗信息良莠不齐，其中还充斥着大量鼓吹疫苗阴谋、传播反疫苗观点的论调[10]。Featherstone等研究了健康信息源与疫苗阴谋论接受之间的关系，发现依赖社交媒体作为健康信息来源的人们更容易接受疫苗阴谋论[11]。此外，与家人、朋友的交流也对疫苗接种行为有负向影响，Wheeler等研究显示，从朋友和家人处获得疫苗信息的父母更容易产生疫苗犹豫[12]。总之，从目前的文献看，很多学者的研究认为非正式信息源与正式信息源是二元对立的，前者对后者产生着解构与消蚀的作用，他们认为正式信息的采集和发布受到更严格的管理，正式信息源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比非正式信息源更强，特别是社交媒体已经成为谣言的温床，在危机事件谣言传播中尤为活跃，掩盖真相甚至引发恐慌。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H2：非正式信息源接触对受众新冠疫苗接种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在此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即RQ1：正式信息源接触与非正式信息源接触在对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上有何差异？

2.3 健康信念的中介效应

由“知信行”理论可知，健康信念在信息源与健康行为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信息源并不会直接影响公众的健康行为，而是通过形塑公众健康信念间接影响其行为改变。

一方面，健康信念对疫苗接种意愿产生影响。HBM中的感知易感性、感知严重性、感知收益、感知障碍与自我效能等变量对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已得到大量研究证实。Lee和Kim指出，感知严重性、感知易感性和感知收益正向影响了韩国大学生HPV疫苗的接种意愿[13]；Gerend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14]。Dempsey等研究发现感知易感性、感知严重性、感知收益与HPV疫苗接种意愿有显著正相关，而感知障碍与疫苗接种意愿负相关[15]。一项香港的HPV疫苗接种调查发现，自我效能是影响医生和护士接受HPV疫苗的重要因素[16]。在这些研究中，感知障碍都对疫苗接种起到负向作用。基于此，提出假设：

H3：健康信念对新冠疫苗接种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其中感知严重性（H3a）、感知易感性（H3b）、感知收益（H3c）、自我效能（H3e）正向影响了新冠疫苗的接种意愿；而感知障碍负向影响了疫苗接种意愿（H3d）。

另一方面，已有不少研究证实了信息源对健康信念的显著影响。Griffioen等研究发现医生建议和媒介接触提升了其对HPV疫苗的感知收益[17]。Jones等研究发现使用互联网作为疫苗信息源对感知易感性和感知收益有负向影响，并导致了更高的感知障碍[18]。根据上述文献，提出以下假设：

H4：正式信息源接触对健康信念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正式信息源接触能够增强人们对新冠疫情的严重性（H4a）和易感性（H4b）的感知，并提升人们对接种行为收益的感知（H4c），降低接种行为障碍的感知（H4d），提升人们的自我效能（H4e）。

H5：非正式信息源接触对健康信念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其中，非正式信息源接触能够消减人们对新冠疫情的严重性（H5a）和易感性（H5b）的感知，消减人们对接种行为收益的感知（H5c），增强接种行为障碍的感知（H5d），消减人们的自我效能（H5e）。

综上所述，提出以下问题：

RQ2：在信息源接触对公众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上，健康信念是否发挥着中介效应？

RQ3：健康信念的五个变量发挥着何种中介效应？影响人们疫苗接种意愿的是来自于对疫情严重性与易感性威胁的感知，还是来自于对疫苗接种行为收益和障碍的评估？

2.4 信息源信任的调节作用

信息源信任可以定义为人们对信息渠道的权威性以及信息内容公正性、完整性、有效性的一种主观感知和综合评价。有学者指出人们接触某种信息渠道的频率越高，对该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也越高[19]；也有学者指出信息源的接触与信任间不一定有显著关联，有些信息来源尽管人们的接触频率很高，但对它的信任程度并不高，比如维基百科这样的用户生产内容平台[20]。根据奥斯古德的“调和理论”，人（P）和信息源（S）、客体对象（O）之间具有一种平衡关系，受众（P）越信任信息源（S）的主张，则信息源（S）对客体对象（O）的主张与受众（P）对客体（O）的主张越一致，反之亦然[21]。可见，人们对信息源的信任在信息源与其态度的关系上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信任程度越高，则信息源对人们的态度影响越大。根据霍夫兰的“说服理论”，信息源信任是信息影响人们态度与行为的关键因素，信源的可信度越高，其说服效果越大[22]。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6：正式信息源信任能够调节正式信息源接触与健康信念的关系，进而对新冠疫苗接种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即人们对正式信息源的信任程度越高，正式信息源接触越会使人们感知到疫情严重（H6a）、易感性强（H6b），越会使人们感知到接种疫苗的收益大（H6c）、障碍小（H6d）、自我效能强（H6e）。

H7：非正式信息源信任能够调节非正式信息源接触与健康信念的关系，进而对新冠疫苗接种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即人们对非正式信息源的信任程度越高，非正式信息源接触越会使人们感知到疫情严重（H7a）、易感性强（H7b），越会使人们感知到接种疫苗的收益大（H7c）、障碍小（H7d）、自我效能强（H7e）。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信息源信任对人们的健康行为有直接的预测作用，如Jennings和Russell指出，对信息来源的信任能够积极预测人们对疫苗接种的态度[23]；Zhao等以新冠疫情期间CNN和Fox　News的信息传播为例，分析了不同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对人们防疫行为的影响，指出人们会根据对媒介的信任程度来过滤信息，从而形成不同的行为策略[24]。基于此，提出问题RQ4：信息源信任对疫苗接种意愿是否有作用，是直接作用还是间接作用？正式信息源信任和非正式信息源信任对疫苗接种意愿的作用有何差异？

综上所述，信息源接触、信息源信任、健康信念是影响疫苗接种意愿的重要变量，将这些变量基于HBM整合成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与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3　变量测量

基于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和归纳，确定了变量的测量题目，并结合新冠疫苗接种问题和中国国情，对各题目进行补充和修订。修订后的题目通过预调查，信度和效度检验符合要求，所有援引国外量表的题目均进行了回译。

因变量为新冠疫苗接种意愿，因变量和中介变量的测量题目见表1。各题目采用Likert五级量表（1＝从不，5＝总是）收集数据。

自变量包括正式信息源接触和非正式信息源接触，正式信息源接触包括3个题目，即从以下渠道获得相关信息的程度：①电视、广播及其新媒体应用和账号；②报刊及其新媒体应用和账号；③医生等专业人士。非正式信息源接触包括10个题目，即从以下渠道获取相关信息的程度：①商业性门户网站；②微信；③商业性新闻客户端；④QQ；⑤微博；⑥网络论坛、网络社区；⑦网络直播平台；⑧网络视频／短视频平台；⑨家人；⑩朋友／同事。　

调节变量包括正式信息源信任和非正式信息源信任，题目如下：①您对正式信息源发布的新冠疫苗信息的信任程度如何（如广播电视台、报刊等主流媒体以及医学专家发布的信息）；②您对非正式信息源发布的新冠疫苗信息的信任程度如何（如微信社交媒体、网络论坛社区、商业性网站、论坛、自媒体等）。

4　数据收集与分析

4.1 问卷发放与样本统计

研究数据委托问卷星平台随机发放732份。问卷发放时间为2021年3月13日至2021年3月22日。问卷第一题询问被调查者是否已接种疫苗，本文仅保留未接种疫苗的样本。通过删除已接种疫苗的样本及全部作答结果一致或选项结果中存在逻辑性冲突的样本，得到有效样本557份，其中，男性250人，女性307人；18－30岁213人，31－40岁214人，41－50岁84人，51－60岁46人；高中／中专／技校／以下66人，大专66人，大学本科380人，硕士及以上44人；月收入6，000元以下227人，6，000元－10，000元265人，10，000元以上65人；农村／乡镇／县城133人，地级市城区122人，省会与直辖市302人。样本分布相对均衡。

4.2 研究方法

由于本研究中的正式和非正式信息源接触这两个自变量是形成型指标，健康信念和疫苗接种意愿等变量均是反映型指标。同时，本研究属于探索性研究，且模型较为复杂。因此，本研究运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PLS－SEM）方法进行模型验证，采用SPSS 26和SmartPLS 2.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4.3 测量模型分析

对反映型变量构成的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首先，对信度进行检验，如表2所示，Cronbach’s　a系数和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均大于0.8，说明信度较好，量表具有较高可靠性。其次，检验收敛效度，表2中各潜变量的指标因子载荷在0.795至0.930之间且P值均小于0.05；同时，平均方差提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均大于0.7，说明量表具有收敛效度[34]。最后，检验区分效度，如表3所示，矩阵中对角线上用粗体标识的值为AVE的平方根，非对角线上的值为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AVE平方根均大于该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说明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同时，运用Henseler等提出的HTMT.85标准进行检验[35]，得到的矩阵中的值均小于0.85（在0.034至0.676之间），这也表明各构面具有较佳的区分效度。

此外，见表4所示，阴影处标识的是每个测量变量与其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即载荷，loading），其值均大于该测量变量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即交叉载荷，Cross－loadings），进一步显示测量模型具有良好区分效度。　

形成型指标检验见表5，按照显著（p＜0.05）且权重大于0.2的标准，将符合标准的指标纳入结构模型。同时，由于各指标VIF值均小于2，说明共线性问题并不明显。

为降低共同方法偏差（CMV）的影响，运用Harman单因素方法检验CMV。对所有反映型变量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未旋转的因子解中抽取出6个因子，最大因子解释了29.1％方差，未超过50％，即没有一个因子在总方差中占有重要地位，说明CMV并不明显。

4.4 结构模型分析

在PLS分析中，各个构面形成的路径关系就构成了结构模型。PLS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路径关系的显著性检验，并将子样本数量设置为1，000。

（1）竞争模型

首先，构建无中介且无调节的简单模型，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效应，即分别检验信息源接触（包括OI和UI）、信息源信任（包括OIT和UIT）对疫苗接种意愿（VI）的直接效应。构建两个简单模型，如表6中的模型1所示，可见四个自变量的路径系数均显著，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

其次，构建调节模型，即构建信息源接触（OI和UI）、信息源信任（OIT和UIT）及其交互项（OIT×OI和UIT×UI）对因变量接种意愿（VI）的作用模型，检验交互项系数是否显著。如表6中的模型2所示，两个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

再次，构建带中介的调节模型。在模型2的基础上，将健康信念五个变量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模型，考察信息源接触、信任及其交互项与五个中介变量间的关系，见模型3。

最后，构建中介模型。根据叶宝娟和温忠麟的建议，如果交互项不显著，则可不必再进行调节效应的分析[36]。由于本研究发现交互项不显著，因此不再将交互项加入模型，仅进行中介效应分析，见模型4和图2。

从这四个模型看，模型3和模型4的因变量解释变异量R2要远大于模型1和模型2。同时，模型3和模型4中各因变量的预测相关性Q2均大于0，且高于模型1和模型2的Q2。此外，模型3和模型4的效果量f　2也在可接受的水平。根据这些指标可确定模型3和模型4对于疫苗接种意愿具有较佳的解释力。模型3和模型4的解释力R2并无较大差别，但由于模型3中的交互项对因变量作用并不显著，因此，本研究不考虑交互项的影响；由于模型4比模型3更简洁，因此，作为检验中介效应的模型4更适本研究。

（2）路径系数假设验证

由表6模型1可见，正式信息源接触和信任、非正式信息源接触与信任对接种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验证了假设H1和H2，也部分回答了问题RQ4。

健康信念五个变量与疫苗接种意愿的假设关系得到了不同的验证。其中，感知严重性（β＝0.140）和感知收益（β＝0.225）对接种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感知障碍对接种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β＝－0.469），假设H3a、H3c、H3d得到了验证。感知易感性和自我效能对接种意愿的作用不显著，H3b、H3e未得到验证。

信息源接触对健康信念各变量间的假设关系得到不同的验证。正式信息源接触对感知收益（β＝0.218）和自我效能（β＝0.109）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感知障碍有显著负向影响（β＝－0.126），H4c、H4d、H4e得到验证；与感知严重性和感知易感性的关系不显著，H4a、H4b未得到验证。非正式信息源接触对感知严重性（β＝0.118）和感知收益（β＝0.084）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感知障碍有显著负向影响（β＝－0.102），结论与原假设H5a、H5c、H5d相反；对感知易感性、自我效能的影响不显著，H5b、H5e未得到验证。

从模型2中可见，信息源接触与信息源信任的交互项（OIT×OI和UIT×UI）对因变量（VI）的影响不显著；同时，模型3中仅有两个交互项构成的路径（UIT×UI→PSU、OIT×OI→SE）系数显著，但由于PSU→VI和SE→VI这两条路径系数不显著，导致这两个交互项对因变量没有显著作用。因此本研究不考虑交互项作用。可见，信息源信任在信息源接触对疫苗接种意愿的作用中并没有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假设H6和H7未得到验证。　

（3）中介效应分析

信息源接触与信息源信任分别对接种意愿有不同的影响，需要通过引入中介变量分析其影响机理。基于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如表7所示，正式信息源接触、信任对接种意愿均有显著的间接作用（0.124和0.315）。正式信息源接触对接种意愿的间接效应（0.124）占总效应（0.232）的53.4％，属于“部分中介效应”；正式信息源信任对接种意愿的间接效应（0.315）占总效应（0.336）的93.8％，可以视为“完全中介效应”。

非正式信息源接触、信任分别对接种意愿有显著的间接作用（0.086、0.077），其总效应不显著。由于自变量通过中介变量对因变量所产生的是正向的间接影响，这表明非正式源接触、信任与接种意愿间可能还存在传递负面影响的其他因素，产生了“遮掩效应”，其原因尚待进一步探讨。

由于正式信息源接触和信任所产生的间接效应要远大于非正式信息源接触和信任产生的间接效应，反映出正式信息源对接种意愿的重要作用。这回答了问题RQ1和RQ4。

在信息源接触、信任对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上，健康信念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中介效应，这回答了问题RQ2。在五个中介变量中，感知收益、感知障碍在正式信息源接触与信任、非正式信息源信任对接种意愿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中介效应。这两个变量代表着人们对疫苗接种的行为评估。可见，信息源接触与信任对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主要通过对疫苗接种行为的评估起间接影响。这回答了问题RQ3。

5　讨论与启示

5.1 正式信息源接触：影响新冠疫苗认知的主要渠道

本研究发现，相比非正式信息源接触，正式信息源接触对新冠疫苗接种意愿起着主导作用。其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在健康议题上人们更依赖于权威信息渠道所提供的信息，对官方和权威机构的正式信息源更信任；另一方面，结合此次疫情的严峻性和中国的现实情境来看，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和疫苗宣传，疫苗接种已不仅是个人层面的健康行为选择，更是公民履行新冠疫情防控的义务，被纳入官方信息管理体制内的正式信息源对疫苗接种工作进行了广泛宣传动员，正式信息源成为人们了解疫情、认知疫苗的主要信息渠道，影响着人们对疫苗的接受程度。

非正式信息源接触对健康信念影响的结论与国外文献研究结论不同。国外不少文献显示，非正式信息源对健康行为的影响与正式信息源对健康行为的影响是相反的，前者对后者具有消解作用。但中国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现象。在中国，尽管非正式信息源接触对健康信念的影响相对较弱，但其与正式信息源形成一定程度的互补，而非消解作用。正式信息源接触没有显著提升人们对疫情严重性的感知，这可能由于主流媒体以正面报道为导向的原则及中国政府抗击新冠疫情所取得的全球瞩目的成绩消减了人们对新冠病毒严重性的感知；而非正式信息源天然所具有的为吸引注意力而刻意捕捉敏感话题、放大矛盾问题的特性，在强化人们对疫情严重性感知上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尽管非正式信息源对自我效能不显著，但正式信息源在疫苗接种上丰富而透明的信息供给、完善的信息服务以及深入基层的组织动员，提升了人们在疫苗接种上的自我效能。

总之，在中国语境下，正式信息源和非正式信息源有效互补，共同为新冠疫情防疫与治理建构了一个良性的信息场，这是中国抗击疫情取得实效的社会心理基础。这带来的启示是，正式信息源和非正式信息源在危机治理中应当形成一种良性互补、协同互构和同频共振的平衡状态，非正式信息源如果没有通畅的传播渠道，则公众表达与民意反馈的通路就会堵塞；而一旦非正式信息源所产生的影响过大且超越可控范围，则有可能导致流言四起、恐慌蔓延和舆情危机等社会风险。因此，建立起科学、系统、有效的信息治理模式，实现正式信息源与非正式信息源影响的良性互动、互补和互构，是应对危机的必要措施。

5.2 正式信息源信任：疫苗接种信心建构的基础

信息源信任与信息源接触的交互效应不显著，说明信息源信任与信息源接触各自独立影响着人们对疫苗的认知和接种意愿。可能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客观上，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平台垄断了人们的注意力，平台的内容推荐机制将过去由媒体发布的信息打散推荐给受众，媒体的品牌被消解，受众与内容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被平台切断，人们很难建立起对内容创作者、生产者等信息源的信任，更无法通过对信息源的信任过滤信息，因此，信息源信任与信息源接触不一定具有相关性；另一方面，主观上，由于人们拥有好奇心、求知欲等认知需求，需要多样化的信息来源来满足这种认知需求，因此，尽管有些信息并不值得信任，但人们也会主动接触。这个观点也得到了Tsfati和Cappella的验证[37]。

此外，信息源信任的影响总体来讲要大于信息源接触的影响，特别是正式信息源信任对接种意愿的影响要远大于正式信息源接触对接种意愿的影响。同时，正式信息源信任对接种意愿的间接效应也远大于非正式信息源信任的间接效应。概而言之，人们对正式信息源的信任是影响其疫苗接种意愿的主导因素。

正式信息源主要包括广播、电视、报刊等主流媒体及医疗专家发布的信息，这些信息源代表着国家形象和政府形象，体现着国家和政府的话语逻辑，人们会把这些信息源的观点和议程等同于政府的意志，对政府的信任也会内化成对这些信息源的信任。特别是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社会动员能力与抗击疫情取得的成效，使得人们在疫苗接种上高度信任和依赖政府，进而对以主流媒体为代表的正式信息源表现出高度信任，这种信任远超过对社交媒体等非正式信息源的信任。同时，这种信任是内化于心的，即使新媒体时代人们对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的接触减少，仍然不会影响他们对这些信息源的观点和议程的接受程度。

Piotr　Sztompka认为，信任是人们在应对不确定和不可控的复杂环境时的一种简化策略[38]。信任能够降低应对危机的社会动员成本，提高危机治理的效率和效果。全球新冠疫情发展过程中充斥着各种不信任，这是影响疫苗防控效果的主要障碍。在我国，民众对正式信息源的信任构建了对抗疫及疫苗接种的心理基础，降低了社会动员的成本，提升了防控组织的效力，为迎战这场世纪大瘟疫构建出一个有效的信任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风险共同体，夯实了中国抗疫的社会基础。正是由于信任所产生的这种动能，使之成为一个社会和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维护并运用好这笔财富，是此次抗疫动员实践带给我们的重要启发。

5.3 行为评估：信息源间接影响接种意愿的中介因素

在HBM的五个变量中仅有三个变量与接种意愿显著相关，说明HBM虽然解释了行为意愿的变化差异，但其整体模型对健康行为预测力和解释力仍有待提高，这与以往的文献观点一致[39]。

感知收益与感知障碍无论是在路径系数的显著性上还是在中介效应上均优于其余三个变量。其中，感知障碍的系数最高，感知收益其次，这两个变量是预测公众新冠疫苗接种意愿最有效的心理变量。这个结论也回应了前人的研究成果[40]，即感知收益及感知障碍对健康行为的预测效能最强，而感知严重性对行为的预测力较弱，感知易感性与健康行为间几乎不存在相关关系。如果说感知严重性与易感性是人们对疾病本身的威胁感知，着眼于疾病视角；那么感知收益和感知障碍是人们对自身行为的利弊评估和得失权衡，着眼于行为评估视角。这说明在影响公众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因素中，相比于对疫情风险的威胁感知，对疫苗接种行为的利弊评估[41]是影响人们的疫苗接种行为的主导因素。结合上述对信息源的分析，可以看到“正式信息源接触与信任－接种行为评估－接种意愿”这样一条从“信息到认知到行为意愿”的路径，人们由于对正式信息源的接触和信任，而产生对疫苗接种行为的内在认知，从而提升了疫苗接种意愿。

感知障碍的测量包括对疫苗知识认知不足以及对疫苗安全性的质疑等，这是人们对疫苗接种犹豫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疫苗知识的科普工作，让人们了解疫苗的安全性，是当前新冠疫苗宣传和动员的着力点。感知收益的四个测量题项包括疫苗接种后对个人、家庭、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其中“接种新冠疫苗是对家庭负责任的一种表现”这个条目的因子载荷相对较高（λ＝0.870）。这可能体现了中国人“家文化”的伦理规范与责任意识，也对接种新冠疫苗的宣传动员叙事策略和社会动员方式提供了启发，即以家庭责任、亲情伦理等为主线的叙事方式更有效。这种叙事方式不仅更以人为本、更具温情，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和认知共识，也更易让人嵌入亲情关系中，从而强化社会规范的作用。

感知易感性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疫情发展态势。随着国内疫情趋于平稳，公众对环境的风险感知也因乐观偏差（optimistic　bias）的心理机制而导致对疫情易感性的认知偏差。自我效能与行为意愿的关系不显著，显示出个体对采取健康行为能力的信心评估不是我国当前语境下公众新冠疫苗接种的主要因素。其原因可能是新冠疫苗接种在中国语境下更体现出一种社会规范下的公共义务，而非自我取向，面对疫情风险个体意愿服从社会责任和公共义务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

6　结语

本研究在HBM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信息源接触与信任前置变量，提供了一个基于心理与认知视角来理解疫苗接种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探讨了信息源对健康行为意愿影响的内在机制，部分回应了以往HBM对疫苗接种的预测结果，印证了HBM在预测公众疫苗接种意愿方面的有效性。

本研究对于提升新冠疫苗接种效果提供了一定启示：一是发挥主流媒体、官方信息渠道的宣传动员工作，加强正式信息源的信息供给和信息服务，并调动起非正式信息渠道的补充作用，形成一个有序、良性的信息场，是提升公众疫苗接种意愿的重要手段，也是应对公共危机的基础工作。二是提升主流媒体等正式信息源的公信力、影响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强化主流媒体在公众心中的品牌形象，是面对疫情风险、构建信任共同体和风险共同体的社会心理基础。三是加强疫苗科普知识传播，减少人们对于疫苗知识接种的认知障碍，提升人们对疫苗安全性、有效性、必要性的认知。四是优化疫苗宣传的叙事模式，采用以家庭责任、亲情伦理等为主线的叙事方式，会起到更佳的宣传动员效果。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空间：首先，在HBM的应用方面，本研究把HBM的几个变量均为作中介变量考察，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未探讨，未来可以对这些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其次，由于时间限制，本研究只对基于问卷调查获取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未来可结合网络数据、质性访谈等手段对研究进行细化与完善，提升因果推断的可靠性。再者，本研究采用二分法将自变量分为正式信息源和非正式信息源两类，但信息源的多样性使得二分法可能尚显粗疏，如非正式信息源中社交媒体、自媒体、门户网站等均有不同的信息传播效果，如果分别探讨可能也会发现不同的结论。这些问题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作者贡献说明

杜智涛：研究框架设计与论文撰写；

罗湘莹：数据调研与文献综述撰写；

苏林森：数据分析与理论模型检验。

支撑数据

支撑数据由作者自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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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智涛，罗湘莹，苏林森．COVID-19_Vaccination_Intentions. csv.新冠疫苗接种意愿调查数据.

参考文献

制版编辑 | 卢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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