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热点 | 社交媒体时代媒介伦理失范现象分析

依据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一部社会的发展史，约为人类不断创造并运用新的传播媒介，借此无限延伸自身的认知和改造世界能力的进程。

当前，互联网的发展进入了Web3.0时代，发展重心转向了社交媒体，由此导致网络信息传播模式等重大转移，深刻地改写着网络传播伦理生态。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影响了媒体机构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模式，还影响了受众的信息接收模式及媒介使用习惯，导致大量在社交媒体中伦理道德失范的行为，不仅损害了网络信息传播的环境，还造成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沦陷。

社交媒体在赋予了公众更多的媒介话语权的同时，也为媒介伦理问题带来了更多值得思考的方面。

概念

社交媒体又被称为社会化媒体，是指互联网上基于用户关系的内容生产和内容交换平台，具有发布、转发、评论信息等功能，人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获取大量的信息、维系彼此之间的感情、分享自己对某事的态度和看法等。我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主要包括社交网站、微信、 微博、QQ等。

社交媒体时代，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传播内容的丰富性、情绪化以及传播渠道的方便性和开放性导致大量媒介伦理失范的问题，情感纠纷、道德滑坡、谣言四起等各种伦理失范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媒介伦理又被称作新闻伦理、传播伦理等，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定义。约瑟夫·斯特劳巴哈.罗伯特·拉罗斯在《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中提出：“媒介伦理是关于职业传播者在他们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消极影响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的指导方针或者道德的规则，主要围绕准确性或真实、公平与处置责任以及媒体主体的隐私。” 在传统的媒介环境中，媒介伦理是媒体从业者在从事新闻等相关活动中的重要行为准则和规范。

但是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各种新的媒介形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传统媒体的影响力逐渐开始减弱。但在社交媒体时代，传播者和受传者角色相互融合，传播主体的扩大拓宽了媒介伦理的内涵。媒介伦理不仅是媒体从业者在新闻传播互动中应该遵循的职业规范，还包括受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伦理道德，即公众的媒介伦理问题。

社交媒体中的伦理失范表现

算法机制大行其道，挑战新闻专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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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推荐”是计算机专业中的一种算法，通过一些数学算法，推测出用户可能喜欢的东西。这种基于算法演算的个性化推送方式，在社交媒体中应用得尤其多。这些智能客户端，凭借强大的算法、先进的数据抓取技术，能够精准分析并解读用户的阅读习惯和兴趣，从而为用户提供量身定制的产品，虽然满足了个性化的需求，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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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概念的瓦解，与受众失联，难以塑造品牌

每一篇新闻通过推荐算法分发然后触达用户，中间开始隔着一个“流量分配者”—新闻信息分发平台，这彻底瓦解了新闻媒体品牌和受众的概念。

新闻媒体沦为以单篇文章为单位来思考，不能再通过持续的内容输出塑造新闻媒体品牌，而且只能通过标题党、低俗化内容来让每篇文章找到受众；新闻媒体不再有稳定的受众和坚实的读者预期量，没有了传统新闻媒体的读者培养过程，没有了与稳定读者群体的持续交流和互动，媒体所需要的持续性关注几乎无法得到，与受众几近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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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新闻生产逻辑的改变

传统的新闻价值观重视社会公众利益，报道具有长远影响的事件并提供见解，主流的新闻操作手法保障了新闻从业者面对政治、军事和社会力量时的独立和从容，而推荐算法从用户个体出发，对于国家和社会整体的关注度不够，这种新闻推送机制是有社会潜在威胁的。

所以，推荐算法的存在，并没有能够代替媒体的作用，它没有办法像编辑那样，做一些大家可能不喜欢但一定需要让大家看到的内容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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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为为他人做嫁衣

媒体变成了新闻信息分发平台内容工厂的一名“工人”，流量生杀大权、广告收入都握在了信息分发平台的手中。一条新闻报道再怎么火，也只火了新闻信息分发平台， 用户不会关心是出自哪个媒体，媒体沦为为新闻分发平台代笔的工具。

后真相影响泛化，社交媒体成为其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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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赋予人们话语权，刺激信息的传播需求。在这个时代，真相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只是变得很次要了。人们不再相信真相，只相信感觉，只愿意去听、去看想听和想看的东西。

其次，在社群化传播下，社会成员倾向于观点固化。社交媒体聚合了相同观点、兴趣的人们，形成了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兴趣、观点、情感、价值观等为共同规范和连接纽带，和社群化传播互为条件。这种社群和圈子文化成为加剧“后真相”的推动力。“后真相”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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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闻

“后真相”最容易产生的就是假新闻。比如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关于特朗普的信息92%都是失实信息。而更有趣的是大选期间，欧洲小国马其顿一个小镇上，一群小青年为赚取巨额经济收入，大量炮制了以情绪渲染、鼓动为目的的假新闻专供“川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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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转新闻

“反转新闻”、“舆情反转”反映了信息无比丰富的社交媒体时代真相的稀缺。这是由于新媒体信息生产与传播的现实，即为一条信息做深度调查的人越来越少，而评论、解构的人越来越多。正如白岩松所说，如今新闻界的一大隐忧是“炒菜的人越来越多，而种地产好粮食的却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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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四起

社交媒体时代“把关人”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缺失，其功能也比传统媒体时代弱化了许多。在这个“全民皆记者”时代 ，用户在生产新闻的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是碍于七媒介素养有限，一些用户在进行二次传播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信息甄别能力或是本身就附带着不满情绪，使得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个人情绪色彩浓重的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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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极化

后真相时代的民众往往跟着感觉走，他们更相信自己的情绪和喜恶，价值社交媒体圈子社群的影响，很有可能引起网络群体极化行为。詹姆斯·斯通在研究群体决策时发现如果一开始群体内成员的意见比较保守，经过群体的讨论后，决策就会更加保守；相反，如果个人意见趋向于冒险化，那么讨论后的群体决策就会更趋向于冒险，这种现象被称为群体极化。公众在各种具煽动性信息的包围下容易不顾客观事实走向非理性，给问题的解决带来障碍。

新闻价值标准变化，媒体公信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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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新性向实时性转变

任何一个科班出身的新闻从业者都知道“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这个定义，但传统媒体受采编流程、发稿模式等因素限制，一个新闻事件从发生到正式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可能会有一定时间差。而新媒体普遍采用24小时不间断发稿的“实时新闻”模式，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社交媒体时代，受众希望看到的不单单是新闻，而且是最新的信息，这迫使媒体不得不用微信、微信公号等新媒体渠道实时发布消息，如今的新闻生产已不再专属于专业媒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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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要性向导向性性转变

传统新闻机构习惯于关注社会名人、著名团体等，因为他们本身就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抓住那些具备“显要性”元素的选题，能让媒介机构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双赢。但新媒体的开放性消解了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壁垒，在社交媒体时代，小人物也有可能成为新闻主角。这种选题和细节，未必有多“显要”，却能给新闻当事人带来改变命运的机遇。反观当前的许多社交媒体，类似的导向性的报道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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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性向偏向性转变

传统的新闻价值判断，强调地理上的接近和心理层面的接近；而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报道，则更多地将关注重点从新闻本身转向关注新闻中信息与人的关系，受众对情感、认知、信仰等方面的心理认同，可能会高于对事实的关注。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受众能更主动地选择与自己心理相接近的新闻，并在社群互动中进一步强化自己的价值认同。

传播技术和数据算法为追踪读者偏好提供了可能，也重塑了信息生产与传播的选择机制。德国总理默克尔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谷歌、脸书等网络巨头正在创造扭曲的信息棱镜——这些公司通过独家算法，将信息筛选后呈现给受众，民众最终只能优先收到符合他们偏见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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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性向媚俗性转变

在互联网环境下，受众的阅读方式由深阅读转向浅阅读，为了让某类新闻在短时间内得到受众的关注，进而产生眼球经济，一些人会对新闻进行媚俗化和煽情化处理。正基于此，传统媒介时代新闻生产的趣味导向，在当下已经发生了“名存实亡”的变化，由内容新鲜奇特、饶有趣味，表达方式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转变为煽情性、媚俗性。

结语

社交媒体突出的社交属性使点对点的传播成为可能，广受用户的欢迎，成为新时代人们沟通交流的桥梁。社交媒体让公众的表达权和传播权得到极大释放，社交媒体成为新闻伦理道德失范的重灾区，媒介伦理影响了社交媒体的运行，因此在社交媒体中构建伦理道德体系极为重要。

构建社交媒体时代网络传播的媒介伦理机制，是发挥社交媒体功能引领社会舆论，构建良好的网络传播环境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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