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仁:难道韩国盲目接受“印太”是正确答案吗?
“现在,亚太时代已经过去,印太新时代已经到来了” 。这种说法已经不仅在韩国和美国流行,甚至在欧洲以及国际会议上也经常本能够听到。可见,作为地缘政治概念的“印太”似乎压倒了地理概念“亚太”。那么,亚太秩序真正结束了吗?对此,本人难以苟同。
地区秩序的急剧变化通常是指大国之间大规模战争或革命等大国内部政治重大变动所带来的结果。例如,拿破仑战争带来的“维也纳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对立以及“冷战体系”、旧苏联解体带来的“后冷战秩序”等就是代表性事例。
尽管现有的亚太秩序依然存在,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拜登具体化的“印太战略”及其带来的新地区秩序在短时间内以主导性范式登场本身是很难理解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体系下新的地区分化不断发生,欧盟率先建立了独立的经济圈。美国也不甘示弱,滨海建立了将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起来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还积极参与了由日本和澳大利亚主导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这就是成为开启亚太时代的重要契机。
冷战结束后亚太秩序在很多方面是积极的,亚洲和南北美洲及太平洋沿岸的21个国家参与的APEC就是提倡自由贸易的开放地区主义的代表性事例。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意见分歧等困难仍旧存在,但全面、渐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等多种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不断涌现。而且,随着连接亚洲和欧洲的亚欧首脑会议(ASEM)的出台,奠定了地区间自由贸易秩序的基础。每年举行的APEC首脑会议已成为最高级别政治安全权协商的场所,特别是在东盟主导下,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亚太地区安全协议为多边安保合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虽然政治体制和价值取向不同,但地区内的交流和合作非常活跃,并形成了战略上的共识。可以说,90年代以后,亚太地区享受的和平与繁荣正是包括大陆势力和海洋势力在内的地区秩序的结果。
印太战略虽然提出“自由而开放”(美国的倡议)或 “和平繁荣”(韩国的战略)的印太为目标,并提出包容、信赖、互惠的合作原则(韩国),但这与亚太秩序之间有很大的冲突。就看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英澳联盟(AUKUS)、北约(NATO)的外延扩大等,更是如此。从本质上讲,“印太战略”作为连接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美国传统海洋战略,美国是遏制中国扩大影响力的地缘政治布局。因此,其焦点在于以排他性为前提的同盟和集体防卫上,利用将此正当化的逻辑,利用价值外交的名分,也就是说通过所谓民主国家的联合,共同应对中国、俄罗斯、朝鲜等。在经济领域,以“印太经济框架(IPEF)” 这一封闭的地区主义为特征,美国在通商和技术领域怂恿同盟和友邦参与对中国的脱钩断链(decoupling)、正如“回巢”、“near showing”、“friend showing”等词语所蕴含的那样,“印太战略”的目标最终是排除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的报告警告,这种地缘政治、地经学的阵营化趋势将给世界经济带来致命的打击。
从美国和日本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实际威胁的角度来看,看起来“印太战略”似乎非常合理,但区域内其他国家基于利害关系和想法可能会大相径庭,因为两个秩序之间的二选一所带来的附带损失非常大。
遗憾的是,大部分国家只是盲目地接受向印太秩序的转换,对这些转换的合理性的学术和政策上的讨论少之又少。那么,在亚太和印太秩序之间找到共存和和谐的切合点难道不可能的吗?搭乘“印太战略”便车所带来地区层面的损益应当如何计算?尤其是是像半岛国家——韩国这样的国家,一旦脱离大陆,完全参与海洋战略是否妥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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