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韩版“印太战略”的中国视角的考察
编译:吕耀龙,韩国汉阳大学国际学大学院博士生;张露文,韩国建国大学经营工学学院博士生。
尹锡悦 资料图
01
引言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和“新冷战”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2022年11月13日在金边举行的韩美日三国首脑会谈将俄乌冲突定为“侵略战争”,对朝鲜的核导问题和人权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强调了台湾海峡的航行自由和稳定等。特别是尹锡悦政府上台后一直强调韩美日三国安全合作的重要性,11月11日在“东盟与韩国”峰会上正式宣布了所谓“价值外交”为中心的韩版“印太战略”。
2022年12月28日,尹锡悦政府表示韩国作为“全球枢纽国家”(Global Pivotal State),通过符合于国力的贡献,在国际社会提升领导力,继而从构建基于规则和规范的国际秩序的角度出发,以“自由、和平、繁荣的印太战略”为名宣布了全面的“印太”地区战略。尹锡悦政府新公布的“印太战略”主张建立以规范和规则为基础的区域秩序,强调“决不能容忍凭借力量的单方面的改变现状,南海和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不仅对朝鲜半岛,而且对地区繁荣都很重要” 的立场,试图干涉台湾问题和南海局势。
尹锡悦政府发表印太战略后,美国立即表示欢迎和积极支持,韩美双方都表示以各自的“印太”战略为基础,为实现区域的自由、和平与繁荣而加强紧密合作。
与此相反,中国对美国对华包围战略的一环“印太战略”的发布,表示明显的反感,要求韩国在中美“新冷战”氛围和战略博弈中采取更加谨慎的姿态,并表现出强烈的担忧。
02
韩版“印太战略”的出台背景
尹锡悦政府在上任后,强调西方的自由与民主价值,作为“印太战略”的三大愿景,与自由、和平、繁荣等三大愿景和包容、信任、互惠等三个合作原则一起,强调构建以规范和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法治主义、人权合作等。特别是尹锡悦政府所提出的新的对外政策方向——“为自由、和平、繁荣作出贡献的全球枢纽国家”(GPS,Global Pivotal State)这一目标,从实现目标的全面对外战略角度出发,将韩国历届政府所局限的区域内政治、经济、通商合作领域,从朝鲜半岛扩大到“印太”地区,并更加积极应对全球问题,从而制定战略性应对方案。
另外,尹锡悦政府在俄乌冲突发生后日益加剧的中美“新冷战”格局中,从确保韩国所维护的价值和国家利益、扩大对外战略范围的角度出发,正式启动了韩版“印太战略”,并积极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
韩国已经是联合国(UN)、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东亚峰会(EAS)、东盟10+3、二十国集团(G20)的成员国,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基准,已成为拥有世界第10大经济规模的发达国家。特别是,韩国在2021年7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68届理事会上被认定为发达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70年间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也可以说是战后发展中国家中唯一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因此,大部分韩国人认为应该发挥与经济、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国家地位和作用。尹锡悦政府提出“为自由、和平、繁荣作出贡献的全球枢纽国家”(global pivotal state),开始构想韩国的“印太战略”。
“印太”地区居住着全球大约60%的人口,占过去五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韩国原油运输90%以上、进出口货物30%以上都需要经过包括马六甲海峡和台湾海峡在内的南海等,是与韩国实际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地区。还有,朝核问题蕴藏这严重的地区安全危机。特别是对韩国来讲,最具有挑战性的安全问题是朝核问题。由于朝鲜的核导弹能力正在迅速高度化,对韩国形成实质性安全威胁。
同时,韩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出口货船、民用飞机等通过马六甲、台湾海峡、南海等进入韩国,该地区许多问题与韩国实际国家利益相关。因此,韩国正在寻求通过与美国等“印太”国家推进新层面的战略沟通与合作等。
2019年6月法国最早发表“印太”战略后,已经有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韩国、法国、英国、德国等10多个国家(或机构)发布了“印太”战略或构想。实际上,主导印太战略的美国于2019年由国防部、美国国务院于2022年2月以白宫名义发布了“印太战略报告”。特别是从2021年起,英国和法国强调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利益相关者身份,积极派遣军舰,在“印太”地区参与由美日澳印(QUAD)等国主持的多边联合军演。
目前,拜登政府秉持特朗普时期的经济政策,加快全球产业链重组,并在全球贸易和生产领域进行“改革”,并通过强调自由、民主价值,实现地区内地区同盟体制的重建。总之,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将把西方国家和地区盟国联结成政治、经济、安全网络,试图针对中国及其崛起。
与此相比,中国提出新型国际关系、全球发展倡议(GDI)和全球安全倡议(GSI),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SCO) 、金砖国家(BRICS)等国家的新型合作,围绕构建地区秩序,积极应对美国的围堵。
03
韩国“印太战略”的概念范畴与其它国家的比较
1. 战略概念变化及范围扩大
韩国将之前使用的亚太概念改为“印太”概念,实际上是使用了接近于美国“印太”战略的概念与表述等,韩国的外交范围从现有周边地区大幅扩大到全球。由此,韩国地区战略开始逐渐扩大,从东北亚→东亚→亚太→“印太”地区,以双边交流为标准,至少包括30多个国家。具体来看,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加拿大、蒙古、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东帝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德国、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秘鲁等国。
韩国此次发表的“印太战略”多次提到了范围广阔的全球地区和概念,具体地区和范围的次数就如下。“印太”地区(74次)、亚太地区(43次) 、东盟地区(25次)、欧洲(9次)、发展中国家(8次)、南亚(8次)、印度洋沿岸和非洲(7次)、东亚(4次)、中南美洲(4次) 、大洋洲(3次)、湄公河流域(2次)。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尹锡悦政府提出的韩版“印太战略”中强调,“与欧洲、中南美地区紧密合作的构想”,是超越美国主导的“印太”地区概念的中长期战略。主要是摆脱以经贸为主的伙伴关系,扩大到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民主、自由、人权、价值等)、尖端科技领域(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一代通信、太空、再生能源等)、安全领域(军事、核不扩散、反恐、海洋安全等)以及非传统安全领域(公共卫生、网络安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等。
韩国此次公布的“印太战略”中提出的国际(或地区)、机构(或条约、协定、会议等)具体就如下:联合国(UN)、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东盟(ASEAN)、欧盟(EU)、可持续发展目标(SDGa)、韩国-东盟合作构想(KASI)、韩印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泛印度洋联盟(IORA)、韩国-南亚地区合作联盟(SAARC)、韩国非洲特别峰会、印度洋委员会(10C)、中南美地区共同体、亚太合作伙伴四国(AP4)、国际反洗钱组织(FATF)、亚洲反洗钱地区组织(APG) 、亚洲反海盗协定(Re CAAP)、东亚峰会(EAS)、全球卫生安全概念(GHSA)、四方安全对话(QSD)、“印太”经济框架(IPEF)、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渐进式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世界贸易组织(WTO)、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东盟+中韩日(10+3)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布拉格5G安全会议、韩国-东盟环境气候变化对话、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中韩日三国合作秘书处(TCS)、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政府开发援助(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等等。
日本是“印太战略”的首创者。日本最早提出的所谓“自由而开放的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概念逐渐被美国、法国、英国等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战略家广泛接受。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首次提出“印太”概念。之后,实际上由美国和日本主导。2015年,印度与日本发布“印太联合声明》,至今尚未正式公布具体文件。2019年,东盟发表《东盟对印太的展望》(ASEAN Outlook on Indo-Pacific),以此正式表示接受“印太”地区概念。自2020年起,法国、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相继发布“印太战略”文件,2021年欧盟也发布了首份“印太战略”政策文件。
美国从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开始将亚太概念改为“印太”概念。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改为“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战略(FOIPS)”。此后,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相继公布了相关文件,并将现有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Unit of Pacific Command)更名为美国“印太司令部” (US Pacific Command)。拜登政府上台后,继承和发展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印太”概念。2022年2月,拜登政府首次公布“印太战略”。加拿大于2022年11月、韩国于2022年12月先后发布了“印太战略”。
04
中国对韩国“印太战略”的认识
1. 许多“最初”头衔和基于国家认同感的外交途径
韩国官方首次在对外战略概念中所使用的“印太战略”这一词,是美国为了全面遏制中国而使用的概念,这就意味着韩国政府将摆脱一直在中美博弈之间坚持的“战略模糊性”和“平衡外交”,推进“亲美”或韩美同盟“一边倒”政策。尤其是在韩版“印太战略”中,首次在国家层面的官方文件和对外战略中明确了维护和增进“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意味着韩国外交正在意识形态化,表明其“价值外交”可以替代经济利益外交。而且,这是韩国摆脱围绕朝鲜半岛“周边四强(美、中、俄、日)”外交和以朝核问题为中心的外交,试图推进全方位对外战略的第一个宣言,表明了韩国超越朝鲜半岛问题、直接介入全球问题和扩大区域影响力的意志。
韩版“印太战略”明确韩国的国际社会地位和对外政策的特征,正式阐明韩国是“繁荣的自由市场经济主体”,作为“印太”地区的自由民主国家,是“印太”地区的核心国家之一。尤其是韩国的外交政策随着本国利益、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的改变开始发生重大改变,韩国作为世界十大经济体,第六大军事强国,为其扩大在区域内的作用,为其履行国际责任和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多贡献等,提供了契机。韩国方面认为,1950年朝鲜战争后,韩国作为全世界最贫穷国家,通过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而发展成为OECD发达国家的唯一国家,对于区域内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经济发展经验是可以被传播的。
尹锡悦政府正在推进的对外战略的三大框架由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外交”,以自由和价值为中心的“价值外交”,以“印太战略”为代表的地区外交所构成。尤其是韩国的“印太战略”被视为“韩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分水岭”,最主要原因是摆脱过去一直被动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外交政策,为扩大本国影响力提供契机。也就是说,韩国向国内外宣布推进“印太战略”,并作为全球枢纽国家,以本国政治经济发展成果为基础,在国际社会发出更负责任的声音和政策方案。
中国将美国的“印太战略”视为在地区内再次引发“新冷战”的对华围堵战略,与韩国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角和立场。
有些学者和媒体在渲染所谓“印太战略”是为了围堵中国,但四国官方立即表示无意针对任何国家。我希望他们说的是实话,也希望他们能言行一致。因为在当今时代,再挑起冷战已不合时宜,再搞小圈子对抗更没有市场。
——2018年3月8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2020年10月13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吉隆坡同马来西亚外长希沙慕丁共同会见记者时的发言
——2021年7月3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清华大学出席第九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2022年2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的发言
——2022年3月7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的发言
——2022年5月22日,中国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巴基斯坦外长比拉瓦尔在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时的发言
中国对美国推进“印太战略”表现出强烈的愤怒和不满的立场和言论。尤其是在中国外交公开场合和公开文件中出现了之前不易见到的各种话语——“煽动”、“挑衅”、“小圈子”、“马前卒”、“祸根”、“来者不善”、“表里不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等,表明中国对美国的“印太战略”持否定态度和消极立场。
同时,中国强烈批评美国的“印太战略”,而对韩国“印太战略”的态度却与美国不同,表现出了相当克制的应对。
——2022年11月1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的发言
——2022年12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的发言
总之,中国对尹锡悦政府的“印太战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观望态度,但两次提及的“小圈子”一词来看,如果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各种对华围堵“小圈子”(“四方安全对话”、“印太经济框架”、“芯片四方联盟”、“五眼联盟”等)时,委婉地表达了中韩关系恶化和矛盾的不可避免性。
尹锡悦政府提出的韩国的“印太战略”又被称为全球国家战略,可以比喻成一个大篮子,它可以装上任何东西。即强调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外交和基于规范、规则的国际秩序,同时也体现加强与中国利益密切的经贸和科技、产业网络、高端供应链合作。另一方面,重视朝核问题和核不扩散,高度关注粮食、矿业、海洋和航天等非传统安全,并提出“理念-价值一体”的全球治理和国家经济利益,因此,存在相互冲突的可能性。
韩国的“印太战略”是表面上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涵盖了过于广泛的地区和领域,需要集中精力和作出选择,因为这些战略的范畴和框架错综复杂,作为可持续的中长期国家战略,这些战略彼此之间存在很多矛盾。
换言之,韩国外交的重点领域和优先领域并不明确、模糊,一切都是关键,这可能就意味着一切都不是关键,因此政策的可持续性是最重要的。
其“印太战略”的结论部分“希望能够提高大韩民国外交的一贯性和可预测性,拓宽合作的视野”。这就暗示韩国对外战略存在着缺乏一贯性和可预测性的问题。
从韩国的国内政治走向来看,过去20多年来,进步和保守两大政治势力交替掌权,每当政权交替时,都会出台新的对外政策。改变前政府的政策是常见的现象。特别是如果反对派政治势力上台,几乎将废除前一届政府的各种对内对外政策遗产,并以不同的政策取向发表具有自己政治色彩的对内对外政策。例如,尹锡悦政府的对外政策被公认为呈现出急剧变化,因此在总统任期5年制的韩国政治制度下,韩国的对外政策一直被指出在连续性和渐进性上存在问题。
由于政权更替的连续性问题和对中长期推进的政策保障不明确,韩国的“印太战略”很可能会名存实亡。拜登政府提出的“蓝点网络计划”、“重建更好的世界(B3W)”、“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等不少构想,也因财政等各种问题而将会名存实亡。
韩国的“印太战略”强调了中长期的意志和构想,但很难超越地区,到南亚、非洲等对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地区,实行具体财政援助计划和预算编制。尤其是在公共卫生、医疗、气候变化等领域,与持续投资和长期实施相比,效果并不高,不能排除发展中国家对韩国政策可持续性的怀疑和忧虑。
4. 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和中国因素的增加
尹锡悦政府在积极推进“印太战略”的过程中,韩国不得不面临随着中美“新冷战”趋势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军事、周边安全环境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在中美“新冷战”背景下,韩国虽然希望与美国站在一起,同时也希望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但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同时与两国合作、谋利。韩国虽然会努力寻求对冲中美博弈带来的影响,但可能会引发两国的不满和矛盾。韩国已经宣布推进“印太战略”的情况下,无法摆脱“选边站队”的困境。
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极有可能沦为没有实际意义的政治说辞。如果韩国自行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小圈子”先锋队,参与到反华、反朝的最前线,最终韩国必然会蒙受经济-安全方面的双重损失。例如,在最近引起争议的韩美贸易协定领域里,韩国高科技半导体企业的对美投资对美国当地产业的再融资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韩国虽然帮助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高科技产业链和供应链,但韩国却因汇率变动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另外,韩国在“印太战略”主张重新启动中韩日三国领导人会议,还强调中韩日三国合作的必要性。由于中日关系恶化,中日、中韩、韩日关系还没有全面改善,韩国提出的推进中韩日三国合作也难以推进。
今后,韩国在推进“印太战略”的过程中,如何发展和稳定与中国的关系是最大的难题。韩国以何种方式设定与中国直接相关的“印太议题”,是尹锡悦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和课题。尤其是尹锡悦政府再次强调的韩国的“印太战略”是自主的对外政策选择,排除或瞄准特定国家。最重要的是,这并不包含排斥或对抗中国的意图,但尹锡悦政府的实际行动被认为“言行不一”。而且与美日不同,韩国的“印太战略”绝不会将中国视为竞争对象或战略挑战,而是将中国视为主要合作国家。尹锡悦政府在“印太战略”中曾多次提到中国,九大重点推进任务大部分是经济和非传统安全领域。
尹锡悦政府的“印太战略”强调,很难在中韩之间找到未来高科技产业合作机会,反而只强调与区域价值-理念相同的国家合作,展现出其“去中国化”的意图。
目前中韩关系需要追求“求同存异”,而不是“和而不同”。但是尹锡悦政府将自由、法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作为对外战略的核心课题,采用“民主主义vs威权主义”的二分法来区分世界,从而出现了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所带来的难以跨越的新鸿沟。在韩国的“印太战略”中新提出了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继而韩国强调“民主、自由、人权”等概念和“反对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尊重航行和飞行自由”等言论,这可能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必然引发中新的中韩矛盾。
从整体上看,韩国的“印太战略”在术语和战略内涵方面实际上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基本吻合,是基于双重普世价值的规则的国际秩序。构建“自由、和平、繁荣的印太地区”就意味着韩国参与美国的“对华围堵战略联盟”,引发韩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变化。特别是美国目前正在为构建新的产业供应链而加强普遍价值和民主理念的构建,试图排除中国,并尝试重组以美国为中心的新的高科技产业全球供应链。
与此同时,美国以“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借口,提出了新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标准和模式,同时还提出了AUKUS、QUAD、 Five Eyes、G7等“小圈子”,引发了中韩关系的直接对立和矛盾。
最近,拜登政府以“气球事件”和台海危机为借口,试图与中国展开“新冷战”。因此,不能排除美国将“印太战略”发展为反华联盟的“亚洲版北约”的可能性。
美国、韩国、日本都已发表了“印太战略”,为了针对朝核问题和台湾问题等,韩美日三国安全合作正在积极展开,对华包围网的构建将进一步加速,韩国是否参与将成为中韩关系的新的直接考验。而且,朝核问题和台海危机加剧,韩美日三国安全合作有可能全面扩大,继而将中国—朝鲜—俄罗斯定义为新的结盟,迅速展开“新冷战”格局。
俄乌冲突发生后,中美战略博弈导致台海紧张局势比过去大幅升高,美国和日本介入的可能性杂上升,韩国在“印太战略”中所提到台湾海峡的重要性等围绕台湾问题的军事安全对立和矛盾日益严重。特别是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在两次韩美首脑会谈和共同声明中都提到了在台湾海峡维持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去年12月28日至31日,韩国国会副议长郑宇泽等个别议员窜台,对中韩关系带来严重的影响。当韩国外交部针对中国驻韩大使馆的强烈抗议立即发出“一个中国原则”,但表示对国会议员的行为并不是政府所涉及的事项,给中韩关系发展留下了祸根。
由于朝鲜的“火星炮-17型”ICBM发射成功和无人驾驶飞机渗透等原因,朝韩关系急剧恶化,朝鲜半岛军事紧张局势大幅上升。特别是在今年1月13日举行的美日首脑会谈中,围绕朝核问题和台湾问题等面,提出韩美日共同应对的同时,还表明了加强三国军事安全合作等的方针,暗示了“印太”国家和北约之间军事安全联系的可能性。
05
一些启示及含义
习近平主席在与尹锡悦总统的首次首脑会谈中,通过强调真正的多边主义,委婉告诫韩国不要参与美国主导的通过“印太战略”构筑对华围堵的“小圈子”。
今后,预计韩国政府所谓“安美经中”的对华、对美政策将越来越难以继续维持下去。但是,韩国应该既要追求名分,又要追求实利。因此,需要加强有战略性的考量,需要将各种经济安全问题的具体考虑。
韩国通过强大的政策意志,可以不与中国和美国等任何国家树敌,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否则,来自中美两国的强大压力和挑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美、中日关系相比,中韩之间已检查局并不大,导致全面对抗和冲突的可能性并不高。而且这些都是结构性问题,在短期很难解决,所以中韩两国需要例行考虑和理解对方国家的利益。在国际秩序大变局和地区形势不确定的背景下,韩国需要更加冷静客观地对待与中国的关系,推进均衡的外交政策,而不是采取偏向任何一方的政策。
中韩之间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都不同,但在经贸领域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应进一步扩大经济和社会文化交流,创造新的共同利益和加强互信。尤其是针对中美之间经济-技术领域的脱钩趋势,中韩也在创造新的经济合作空间的层面上,重组产业链和供应链结构,包括半导体在内的高科技供应链、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渔业、电影、媒体等,为了实现互利共赢,持续沟通和协商是非常重要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扩大中韩人文社会和青少年文化交流,减少“厌华”、“嫌韩”情绪,为营造友好的两国社会文化氛围而做出努力。
尹锡悦政府将积极利用与中国的战略沟通渠道,就对华政策的变化和前景等各种议题,不断与中国方面沟通,加深相互理解。特别是需要大幅改善中国国内的“嫌韩”氛围,推进构建稳定健康的中韩关系。为此,韩国政府迫切需要加快推进由学界等各领域专家共同参与的与中国的“半官半民”形式的1.5轨战略对话,积极寻求改善中韩关系。而且,韩国的“印太战略”不能排除中韩两国间出现新的冲突因素的可能性,需要持续对周边国家的政局进行密切观察和分析。
今后,韩国在推进对华政策方面,与过去不同,将摆脱单纯的双边关系视角,适应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大变化,采取更具战略性、灵活性的均衡视角。尤其是在中韩之间更加重视“求同存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儒家传统观念,两国在未来有望更紧密地发展。
另外,中国最近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有必要用于推动解决韩国经济发展和朝核问题。
最后,需要慎重对待中国的核心利益(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等)问题,制定更加客观和平衡的对华政策,防止中美在地区内的激烈对抗影响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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