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西北汉子西北风
2015年，我应邀前往西安，参加为纪念吴天明导演而举办的电影研讨会。会后，天明的女儿吴妍妍邀我们一席人去一家餐馆，商讨为吴天明建造纪念碑的事；同行的有天明的挚友芦苇、许还山等人，一路上大家言来语往，还在热烈地继续着研讨会上关于天明的话题，思维仍活跃在天明的电影世界里，心中和眼前时时闪动着已逝去的天明的身影……
不料，一进到餐馆，我惊呆了——却见同样敦厚的体态，同样朴实的面孔，同样的语速、神态、笑声——活脱脱的吴天明在迎客、张罗……一刹那惊怔，我几乎相信天明还活在我们中间！经吴妍妍介绍，才知道这是天明的嫡亲三弟。但我的心却一直不能平静，天明的许多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我与吴天明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吴天明挟携着他导演的影片《人生》《老井》，在中国影坛掀起了一股强劲的西北风；影片中那浓郁的乡土之情，那农村真实的生活场景，热辣辣扑面而来，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深深冲击着人们的心胸！这是吴天明刻骨铭心的艺术追求。
那时，我在《当代电影》任副主编，被吴天明的影片吸引，激动不已，就迫不及待地约稿、组稿。在《当代电影》发表了《人生》《老井》影片的系列评论，还特意登出吴天明的访问记。就这样，我们的刊物为这股吹进影坛的“西北风”推波助澜！
一切都很简单，一切都很自然，八十年代电影人的相识相知，凭着艺术的纽带，那是一杯薄酒，一壶清茶，就可以结识成一辈子朋友的纯真年代。因为吴天明的电影作品，因为他的为人，因为共同的艺术理想与追求，我们成为朋友。
天明每次到北京，都要到我们编辑部来坐坐。编辑部同仁都喜欢他，在简陋的办公室，大家海阔天空的聊天。他从来都是快人快语，高兴起来往往哈哈大笑，走廊里都能听到他的大嗓门，连隔壁办公室的同事都说“这是吴天明又来了”，便会凑到我们门口听他聊西影有什么新片子。
中午饿了，就到食堂给他打饭，他爱吃肉，酷爱我们食堂的溜肥肠。打饭前他总要大声招呼：“多来点肉，再来个溜肥肠！”这个西北汉子，吃饭也如同他的性格，看着他捧着大号的搪瓷饭盆，呼噜呼噜如风卷残云，真是爽快！
天明就是这样的真性情，纯朴，实诚。尽管他那时正担任着西影厂厂长，非常艰难，但你听不到他半句怨言。对生活，对艺术，对事业，对肩上的担当，他永远充满激情。
1983年，新上任的电影局长石方禹，是位具有艺术气质的诗人，他有改革开放的精神，力求电影走创新探索的路。为此，组织并率领四、五个成员的电影剧本咨询小组，到各电影厂阅读剧本，他亲任组长，现场办公。我有幸成为小组成员。一行人来到西影厂前，方禹局长就说：“我看好吴天明，看看他给我们准备了什么好剧本！”大家也是充满期待。
在西影厂，众多剧本中，吴天明力荐一部根据作家张子良的长篇散文诗《默默的小理河》改编的电影剧本。天明准备交给名不见经传的张子恩导演（后来他拍摄的《神鞭》曾轰动电影界）。但这个剧本在厂里充满争议，尤其还要让一位年轻人执导，更令不少人反对；吴天明力排众议，坚持认为这是一部独特的充满人文精神的好作品。
在剧本咨询小组讨论会上，吴天明慷慨陈词阐述他对这个剧本的欣赏，主张大胆地给年轻人机会，尽早投入拍摄。说到动情处，他这个倔强的汉子眼中充满泪水；针对某些人对这个剧本和年轻人的不屑，天明动了粗口，拍了桌子。天明不顾厂长的身份，在新上任的局长面前不装不媚，尽显本色，淋漓尽致大声为这部作品、为青年人呐喊！我们无不动容。
方禹局长和小组成员认真讨论后，一致肯定了《默默的小理河》剧本，并支持吴天明大胆任用、培养年轻导演的举措。记得，当时是我代表小组读的讨论意见。吴天明喜出望外，他毫不掩饰自己激动的心情，连连拍着桌子，大声叫喊：“好！好！”
就在我们即将离开西影厂的前一天，天明找到我，说他有个大胆的想法，想让方禹局长和小组成员看看刚刚拍摄完，只粗剪连起来的《红高粱》——尽管没有声音（连双片都不是）的工作样片。他说：“《红高粱》真的很棒！”
我向方禹局长转达了吴天明厂长的请求。方禹局长说：“既然天明这样看好这个片子，我一定看。”本来已经订好的机票，立即改变行程，第二天即在放映室观看尚未完成的《红高粱》样片。
偌大的放映室，除了我们小组成员，仅有吴天明和《红高粱》的责任编辑李彬二人，连导演张艺谋都没能进场。
李彬始终有些担心，她坐在我后面一直小声嘀咕：片子没有声音，女演员也不漂亮，这么早看片，局长要是不喜欢，天明会受多大打击！我安慰她说，妳要相信天明，相信方禹局长，他俩性格不同，但对艺术的追求是一致的。
其实，天明来北京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正在全心支持张艺谋拍摄《红高粱》，从多处听说筹备过程中，就充满争议甚至质疑，天明承担着风险。但他坚信未来的影片必将震动人心。我非常相信天明的判断和艺术感觉，也相信张艺谋的创作能力。
果然，样片刚刚放映，几个镜头就把人震住了，随着情节的进展，方禹局长一直看得很专注，很兴奋。放映快结束时方禹局长问我，怎么样？我说，太棒了！
片子刚一放完，场灯一亮，方禹就站起来带头鼓掌，竖起大姆指说：“好！天明好样的。艺谋好样的！”吴天明激动地给了局长一个大大的熊抱，高声喊着：“走，吃羊肉泡馍去！”我看李彬，已是热泪盈眶……
我们一行人高兴地走出厂门，只见张艺谋蹲在厂门口，他在紧张地等消息，还不知道结果，大概是饿极了，正蹲在地上吃肉夹馍。方禹走过去拍着艺谋的肩膀，连连说：“好！真棒！天明好样的，你一定别辜负他，好好打造一部精品！”艺谋脸上顿时绽开了笑容。天明搂着艺谋，大声吆喝着：“走，到老孙家吃羊肉泡去！”
在吴天明一路的扶持下，《红高粱》轰动国内外影坛……
张艺谋一举成名。
天明在电影圈人缘好，口碑好，是公认的。他嫉恶如仇，又温热待人。
在西影厂那几天，每逢去餐厅吃饭时，天明总是让女士优先，还周到的为我们小组的两位女士拉开坐椅，伸手让坐；连石方禹都笑着打趣说：“天明，没想到你这个西北汉子，还这么有绅士派头！”引得天明憨笑。
其实他外粗内细。天明知道北京的朋友们爱吃羊肉串，那时北京还没有多少卖羊肉串的地方，他特地托人打制了一个烤肉串的炉子，千里迢迢从西安运送到我家。来人笑说，“这是吴厂长特制的——天明牌烤炉！”
天明可能想不到，这个“吴厂长特制的”烤羊肉串炉子，在我家接待过多少拨电影界的朋友，是一番什么景象！
那常是一拨十几二十人挤在我家的小屋，用这简单实用的炉子，烤出香喷喷的肉串，喝着冒着泡的啤酒，高谈阔论，谈电影，谈创作，有手舞足蹈的豪言壮语，有深思隽永的妙语连珠，各抒己见，皆赤诚坦露，甚至吵得面红耳赤也心无芥蒂，互相碰撞出构思灵感的火花，便大声叫好，好不惬意！
多少年后，时过境迁，虽然可以有钱吃大餐聚会了，但朋友们却常常怀念那简陋朴素的“羊肉串沙龙”；争相说这是八十年代电影圈的一景，特别想念打造烤串炉子的厂长吴天明……
许多年过去了，在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电影业界的状况已今非昔比。
我最后一次见到天明，是在黄健中从艺五十年的纪念活动的会场。难得出头露面，已在体制外多年的天明，也出席盛会向健中道贺，他的到来，引起了在场人们一片轰动，影界的朋友们纷纷拥到他身边！
天明依旧是光头，高嗓大喉地招呼，照例给所有朋友一个大大的熊抱，爽朗，激情不减。许多久未见面的朋友，又簇集在天明周围，热聊了起来……
从外表你根本看不出他内心有纠结，有隐痛，有挣扎；许多人并不知道他壮志未酬的苦闷，并不深知他落寞的忧思，以及他孜孜矻矻追求的心有不甘。
倒是和我同坐一桌的谢飞心重，望着那边围着天明的小圈子沉思，胸臆中似有什么在翻腾。他把本是会场主角的黄健中悄悄叫到我们桌边“私聊”，对健中说：“你帮帮天明，你认识那么多投资人，给天明介绍几个，让他们也为天明（拍电影）投资。”
谢飞极中肯、认真，我听了也不禁动容。健中也激动，说：“不是没谈过，现在很多投资人，只看最大利益化，市场化；但在这方面，天明毫不妥协，几次没谈成。行，我再努力。”
我和谢飞当然明白，“毫不妥协”几个字的份量和内涵。
啊，伯乐难寻！
天明猝然逝世后，许多人和文章都称颂他是“影坛伯乐”。说他无私地扶持了不少影坛新人，可谓肝脑涂地，真真切切有着许多感人的“伯乐”事迹。
天明是一位难得的优异的电影事业家，但他首先是一位优秀的有独特美学追求的电影导演艺术家；他本人就是一匹奔腾的千里马，但是这匹千里马在继续前行时，他的“伯乐”在哪儿呢？
至今，没有答案。
【作者简介】沈及明，女，1943年出生于北京。1954年至1960年在北京女一中初高中学习。1960年至1965在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学习。1965年毕业后到中央实验话剧院编导室工作。1975年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工作，任《电影文化》编辑部主任。1984年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任《当代电影》编辑部主任副主编。1997年退休。一枚园地耕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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