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其一生，村上春树都在探求“如何面对一个有罪的父亲”
大家好，我是凹叔。
前几天，凹叔看到村上春树的文章《弃猫——当我谈父亲时我谈些什么》，披露其父亲曾是侵华日军，并可能杀害过战俘的往事，一时引发热议。
《弃猫——当我谈父亲时我谈些什么》刊于2019年5月10日《文艺春秋》
在村上春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他的父亲曾讲述过一次日军残杀中国战俘的场景。
“中国士兵即使知道自己即将被杀，也不闹也不怕，只是一直闭着眼，静静坐在那里。然后被处决了。”
这只言片语的描述，这血脉相承的战争创伤，困扰了他终生，甚至给父子关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父亲的这些回忆折磨着当时年幼的我。我如同亲身经历了一般。换言之，长期压在父亲心头的重担，由作为儿子的我部分地继承了。”
01
逃离我的父亲
1979年，村上春树在发表处女座《且听风吟》之前，他从未到过中国。但通过父亲的讲述，村上对中国怀有的愧疚感，使他在创作中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中国的关注。
心理学专家李雪在《当我遇见一个人》中曾说：
李雪
心理学者，从事心理学研究近十年。
著有《当我遇见一个人》、《走出剧情》
父母的负面投射创造了孩子的负面现实。父母将自己的阴暗、痛苦投射给别人，尤其是最弱小的孩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在村上春树的世界里，“中国”已经成为他不可逃避的话题。
《且听风吟》
[日]村上春树 著
注释：小说的历史背景是1968年到1969年发生在日本的全国学生运动。书中断断续续讲述了“我”暑期带着学潮后的疲劳, 从东京返回老家神户的故事。其中幻影般的家庭成员、荡然无存的亲情关系, 反映了人物在精神和现实中的迷失状态。
《且听风吟》中，有一个关键人物杰氏酒吧的店长杰, 是一个日语说得比很多日本人还流利和俏皮的旅日中国人。
杰的酒吧，就是“我”这种对历史与现实充满迷茫的青年的“乌托邦”和栖息所。
村上春树把杰这一人物还安排在他之后的作品《寻羊冒险记》和《1973年的弹子球》中，杰的一生都与侵华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战争紧紧纠缠在一起。
杰在其中都传达了爱与和平的愿望。
历史和现实通过杰衔接起来, 他成为“我”这种迷茫青年精神上的“父亲”。
村上春树第一次在作品中涉及父子关系，是199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第七个男人》（收录在短篇小说集《列克星敦的幽灵》）。
《列克星敦的幽灵》
[日] 村上春树 著
这是一个少年逃离父亲的故事。
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十岁在海边遭遇巨浪时，抛弃了好友K致使其被巨浪卷走。此后，“我”常常受到噩梦的折磨。
这个故事表面看讲述了少年时的心理创伤和后来漫长的治愈过程，但暗藏着的另一条线索，却跟“父亲”有关。
父亲出场的次数屈指可数，却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力量。简单来说，一切都源于，“我”想逃离自己的父亲。
第一次尝试逃离：
父亲是家里的精神支柱和经济支柱，在家中拥有绝对的权威。“我”从小处于父亲的统治之下，完全服从于父亲。
直到遇到了朋友K，我的内心想要反叛。
一直压抑的不满终于在一场强台风中爆发。“我”征得父亲同意和K去海边散步：
“我问能不能出去，父亲说散散步没关系，只要不往远去。‘哪怕开始刮一点小风，也得马上返回！’”
但“我”违逆了父亲的命令，导致K被海浪卷走。
第二次尝试逃离：
不堪内心煎熬的“我”提出转学离开家乡，其实是想逃离父亲的统治。
“一月，我迁到长野县，开始上当地的小学。小诸附近有父亲的老家，我得以住在那里。我在那里升入初中，又上了高中，放假也不回家，只有父母不时前来看我。”
——《第七个男人》
虽然拒绝回家，但“我”其实从未真正离开父亲，依然生活在父亲的庇护下。“我”依然摆脱不了噩梦。
第三次，是与父亲和解：
“我”的噩梦源自于对父性权威的恐惧，源自于对违背父命而产生的惩罚的恐惧。不能消除对于父亲的误解，无论如何远离父亲，都不能从噩梦中获得解脱。
当“我”最终回到家乡，与记忆中的K和解，才明白“我们的人生中真正可怕的不是恐怖本身，而是在恐怖面前背过身去、闭上眼睛”。
对父亲的误解，由此而生的噩梦，以及心中的黑暗，自然消失无踪。
《第七个男人》暗藏的就是一条“离开父亲——寻回父亲”的线索。
02
反抗：从失父到杀父
1998年，村上春树在接受台湾中国时报驻日记者洪金珠的访谈时，谈到父亲和宗教的渊源。
“我父亲是一个和尚, 他原本是个学校的老师, 由于家里世代都是寺庙的住持, 后来他也成为家传寺庙住持。”
因为父亲笃信宗教，村上春树也有过“失父”的经历。
在《弃猫——当我谈父亲时我谈些什么》文章中提到，身为僧人的祖父遭遇车祸意外身亡后，母亲曾哭求父亲为了家庭不要继承寺庙。
现实中的村上春树本人没有宗教信仰。但在作品中，他却意外地接受了父亲的佛教。
1999年，村上春树发表的短篇小说《神的孩子全跳舞》里，主人公善也是一名25岁的出版社员工。
善也的母亲笃信佛教，在母亲的影响下，他在醉酒时喊一句：“神哟, 求求你, 再别让我吃这个苦头了。”
至于父亲，善也他没有父亲。他的人生是处于“失父”状态下。
善也生下来就只有母亲。从小母亲就反反复复告诉他父亲是“那位”（他们以此称呼自己一伙人信的神）。
“因为是‘那位’，就只能住在天上，不能和我们住在一起。但作为父亲的那位是时刻牵挂你守护你的。”
记住，善也，身为你父亲的那位迟早总会作为你单独拥有的人在你面前出现——你将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地方遇上他。可是，如果你怀有疑心或抛弃信仰，那么他就会失望，很可能永远不在你面前出现。
——《神的孩子全跳舞》
《神的孩子全跳舞》
村上春树 著
在从未见过父亲的情况下，善根据母亲对自己身世的描写，试图去寻找父亲。
男子乘上千代田线我孙子方向的电气列车，善也随后钻进同一车厢。……善也凭直觉看出，此人绝对是自己生物学上的父亲。
——《神的孩子全跳舞》
2002 年，村上春树发表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中，十五岁少年田村卡夫卡就以更加激烈的“弑父”，来逃避父亲的诅咒。
《海边的卡夫卡》
村上春树 著
卡夫卡的父亲琼尼·沃克，是暴力与邪恶的“杀猫手”。
“他用刀把许多猫的肚子剖开，取还在跳动的心脏，割去脑袋”。
而他这么做竟为了“用收集来的猫魂做一支特殊笛子。然后吹那笛子，收集更大的灵魂； 收集那更大的灵魂，做更大的笛子。 最后大概可以做成宇宙那么大的笛子。 ”
在旁边的中田对这残暴的行径忍无可忍，用刀杀了琼尼·沃克。
刀深深捅入胸口、鲜血流出之时，他仍在大笑不止。“对了，这就对了！”琼尼·沃克叫道，“果断地扎我，扎得好！”
村上春树用“失去意识”的梗，做了弑杀的身体替换。
中田杀了琼尼·沃克（卡夫卡的父亲），身上却没沾血。也就在同时，卡夫卡在神社醒来，发现身上满是鲜血。
小说隐喻的是，少年卡夫卡，最终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从逃离，失父，寻父，到弑父，能看出，村上春树在文学作品中，对父亲的反抗更加激烈。
在2019年发表的《弃猫——当我谈父亲时我谈些什么》文章中，我们能看到，在2000年左右，村上跟父亲的就已经处于绝交的状态。
究竟是何种原因？村上春树也没有明确说明。
“我们二十多年没见过面，只要没有万分重要的事，绝不说话，一直没有联络。再次见面就已经到了父亲去世前不久了。”
03
和解：重新面对我的父亲
2009年，村上春树的长篇著作《1Q84》中，小说主角跟父亲有对立，也有和解。
《1Q84》
村上春树 著
其中有两位父亲的形象，一位是深绘里的父亲。《1Q84》中，深绘里的父亲是邪教领袖，而女儿是反抗邪恶力量的存在。深绘里的父亲受邪教力量驱使侵犯了自己女儿。
而另一位是天吾的父亲，跟儿子的关系很冷淡。
天吾的父亲退休后，不久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住在房总半岛南端的一家专门护理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疗养院里。
天吾原本对他并没有好感。但依然先后两次去看望两年来没见过面的父亲，并念书给他听。
在天吾父亲去世后，律师受他委托将几个信封交给了天吾，其中的一个信封里全是天吾少年时代的奖状之类。
《1Q84》中写：“他们父子关系长期以来冷到了极点，但是父亲却无比珍视天吾儿时的辉煌成就”。
这样的叙述不由得让人想到在2008年离世的村上春树父亲。也许是出自对父亲的缅怀之情，才有了天吾父子这样的结局——以死亡完成和解。
“那时我已经快60岁，父亲也迎来了90岁。因为糖尿病和癌症，他瘦得像是另一个人。在他生命最后的短暂时间里，在一段笨拙的对话后，父亲和我之间终于达成了某种和解。”
——《弃猫——当我谈父亲时我谈些什么》
心理学专家李雪在《当我遇见一个人》中写：
在人的攻击行为背后，是对爱的强烈渴望——渴望有一个人能够宽容自己所有的攻击，能够无条件地爱自己，能够把自己从无尽的痛苦中拯救出来。
04
审视：当我去坦然接受父亲
因为父亲多年前曾是侵华日军，无论是在生活和写作中，他都试图以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方式，摆脱来自父辈噩梦般的记忆。
1996年荷兰记者Buruma Ian采访了村上春树。
因为父亲，他不仅不吃中餐，还拒绝使用从中国进口的任何产品；他拒绝生育，是因为认定自己身上流淌着侵略者的血液，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资格将这份血的罪过留给下一代。
心理学专家李雪在《走出剧情》中写：
我们需要时常留意，自己有没有被贴标签？这些标签会形成自我认知的催眠，让我们的人生只能沿着固定轨迹轮回，而错失更丰盛的人生体验。
同时，村上春树并不避讳在写作中反复地触及内心的隐痛。“侵华”不断地在他的文章中得到重现，或寥寥数语，或长达几页。
《且听风吟》呈现的虽然是碎片化的个体叙事，但叔父在日本战败后第三天踩中自己埋下的地雷，死于上海。
《奇鸟行状录》中，村上借间宫中尉之口讲述了日本的残忍暴行：
《奇鸟行状录》
村上春树 著
“在海拉尔秘密要塞设计和修建过程中，为了杀人灭口，我们不知杀了多少中国人！”
《刺杀骑士团长》第二部再一次提及南京大屠杀事件。
《刺杀骑士团长》
村上春树 著
“至于准确说来有多少人被杀害了，在细节上即使历史学家之间也有争论。但是，反正有无数市民受到战斗牵连而被杀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有人说中国死亡人数是四十万，有人说是十万。可是，四十万人与十万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村上创作《奇鸟形状录》第三部时，记者在一次采访中问：他这一代人为何要为出生前发生的战争负责？
村上的回答是，日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令他感到难以置信，他想要知道日军出于何种动机犯下这些罪行，“我试图去理解，却怎么也做不到”。
村上春树2009年在耶路撒冷获奖的演讲致辞。/维基百科
如果无法理解，至少还可以诚实，诚实地叙述，诚实地接受。
2019年5月10日发表的《弃猫——当我谈父亲时我谈些什么》文章中提到，在村上春树的父亲死后五年，村上着手调查父亲在战争中的经历。
当发现父亲并未参加南京大屠杀，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其实这些文艺作品中的每一个少年，都是村上春树自己。
面对有罪的父亲，从逃离，反抗，到和解。
和解之后，难得的是，他向世人公布父亲的这一经历。也许文章发表的那一刻，村上春树才真正与父亲达成和解。
我恨你，但我最终，选择原谅。
参考文献：
[1]魏海燕.村上春树创作的起点与风格奠基之作——读《且听风吟》[J].出版广角,2017(07):89-91.
[2]沈丽芳,沈媛媛.村上春树作品中的“审父”叙事——再论短篇小说《第七个男人》[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4(06):163-168.
[3]张青.历史“记忆”的痛切反思与希望——村上春树《开往中国的慢船》论[J].兰州学刊,2018(01):96-106.
[4]徐蕾.村上春树后期作品中的“父亲”[J]. 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2011, 24(6):70-72.
[5]赵静.村上春树文学的历史叙事——以《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1Q84》为中心[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8.
[6]微信读书：《“村上春树：父亲死了，我们才终于和解了”》（日文翻译：新经典文化编辑）
[7]WeLens：《村上春树：介意父亲参与侵华战争，20多年不见面》（日文翻译：王乙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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