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 刘小枫：“帝国秩序”的更迭与世界史

『旧时月色  新派书香』

导语

7月25日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小枫老师做客深圳尚书吧，从思想史角度为众人解读“帝国秩序”的更迭。

1943年，美国政治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1893-1943)在去世前不久做了一个内部演讲。1944年在演讲记录稿的基础上出版成书，这本书1965年被译成中文，书名叫《和平地理学》，以美国视角分析了世界地缘政治的格局及美国的应对策略。书名上的“和平”二字引起了小枫老师的兴趣。一本充斥着枪炮硝烟、讲述着血与火的书为何冠以“和平”一词？

由此出发，小枫老师讲述了他对“和平秩序”的解读以及当下中美冲突的看法。本文是本次演讲整理稿，水平有限，错记误录敬请听众读者指正，标题为编者所拟。

什么是“和平秩序”？

世界史上曾经存在过非常著名的和平秩序——“罗马和平”。
“罗马和平”这个历史语词，按沃格林的说法，其含义指凭靠强势权力建立起来的一种政治秩序，有如“一只铁腕加于一片疆域和民众之上”，“否则，那里将沦为众多靠极尽可能地劫掠无助民众为生的小型军事团伙领袖之间血雨腥风的斗兽场。”由此可以看出，“罗马和平”第一个含义是“国内和平”，属于政治体内部的秩序，国家必须控制共同体内部的内乱状态，建立一种强制秩序。
和平秩序内涵的不断扩大，是与帝国的建构相关联的。以“罗马和平”为例，最早罗马帝国的公民权仅限于罗马城邦内的自由民。伴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地缘扩张，之前属于“异族”的部分进入这个政治共同体，迫使原本的“和平秩序”扩大，换言之，维系统治的中央权力必须更加强势有力，在这个过程中，帝国就逐渐形成了。
除了要处理帝国内部的和平秩序，罗马帝国与完全不受控制的另一政治体发生关联后也会建立秩序，这一秩序称为“国际秩序”。进入帝国时代的罗马，需要解决国内秩序和国外秩序的关系问题。当时罗马的帝国秩序严格说来可划分为三个层面：罗马城邦；罗马帝国内部；帝国内部与外部的交界地带。犹太战争的爆发给当时的罗马帝国统治者敲响了警钟，他们意识到了当前和平秩序隐藏的不稳定，被征服的民族没有完全解除武装的话将会留下难以解决的后患。

那时，世界上同时存在着三个并立的帝国式和平秩序：罗马的“和平秩序”、帕提亚的“和平秩序”、中华“帝国秩序”。
前两个帝国在地缘上相连，是通过征战确立的，在罗马帝国建立之前，存在着横跨亚欧非的亚历山大帝国，但很快就一分为三，罗马帝国对此进行了武力征服，接盘统治；之后与中亚、西亚新崛起的帕提亚帝国形成了对抗，双方鏖战近百年，不分胜负，最后只能签订“和平协议”。
东亚的中华帝国因山脉阻隔与西边的帝国争斗相隔绝，直至19世纪被迫打开国门。新的帝国秩序都是建立在各国势力的此消彼长和相互厮杀之上。
小枫老师提到了他上初中时学校组织看电影的经历，当时看的是一部关于越战的纪录片，影片开头是一分钟的静默无声，字幕缓缓滚动，上面写着：首先纪念为拍摄这部纪录片而牺牲的27位生命。这是少年的他对战争的切实感受。
中世纪与前一个阶段的世界格局相差不大，除中国外，欧洲战事频仍。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所灭，蛮族入侵占领西罗马帝国统治地盘后，东罗马帝国虽然存在了一千年，但疆域不断被压缩。这一时期，多民族的部落王国间征战不休。公元800年，查理加冕称帝，史称“查理曼帝国”，查理原是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查理大帝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接管了西欧绝大部分土地，出现了短暂的“法兰克和平”。他死后，帝国一分为三，西欧再度陷入无休止的王国争斗中。

这一时期，和平状态就是战争状态，于是慢慢发展出很特别的制度——“战争法”，也是西欧各国通行的“国际法”，政治学术语叫做“均衡”。国际法最早针对的就是欧洲信奉基督教的拉丁语王国之间的国际关系，是西欧大家庭内的规矩与传统，这一套秩序的运行一直延续到美国的出现才发生变化。
总而言之，“和平”作为一种政治秩序离不了强有力的甚至是铁血式的强权，如此国内的和平秩序才得以建立，从而能在与周边其他强势政治单位发生冲突时保持自身的独立完整。

战争中有正义可言吗？

那么，在这种打斗中有没有正义可言？“正义秩序”是什么？什么是“正义的战争”，什么又是“侵略”？这些问题关系到和平秩序的法理内涵。
法国学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在《和平与战争》说，世界上的冲突很难谈正义，一谈正义、道德问题就扯不清楚了，他认为西方发明出了一套价值中立的理论，纯粹从自然科学、人类学等角度来看人类冲突。在书中第一页，他说，我们现在所接受的，赖以进行政治思考的理论几乎都可以鉴定为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等以来的观点，这种观点建立在撕裂欧洲宗教冲突的基础之上。基督教帝国间内部从来没有一个和平秩序，表面上为宗教打得一塌糊涂，但是宗教背后是地缘和政体问题。他们认为，人在不同的政治体内有不同的宗教道德诉求，这些诉求引发的政治冲突不仅无休无止还特别残酷，因此要把宗教问题排除开，从而引出非道德、中立的观察问题角度。

当时欧洲发展出了一个传统，各国国内秩序比如宗教等等是各自国内的事情，但国际交互认识与交往中不把宗教问题纳入考量范畴，这就形成了近代西方的国际法和国际秩序。
这套秩序承认战争状态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现实，没有办法把战争完完全全消除掉，有人存在就会有意见分歧。
但它在欧洲确立后遭遇了两大现实问题：和平秩序和战争法的规矩都是在基督教帝国内部实施的，比如战争法规定不杀俘虏等等，但和伊斯兰教国家交战时就不这么操作。那么这个秩序在与制定国家之外的政治单位接触时怎么操作呢？这一套规矩跨越宗教、种族时又是怎样的？纵观历史可知，人类的交互认识、交往秩序的确存在一个发展过程。
帝国秩序分为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两者在正义问题上存在差异。国内秩序需要法定一个宗教与道德原则，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国民都必须遵守，不然国内的秩序和平是很难界定的，但是在建立国际秩序时，国内这套就不一定通行，不能强行加诸于其他国家与民族身上，否则就是非正义的了。谁的规矩是正义的，谁的非正义，最后成为了一个非宗教、非道德的实力问题，谁实力最强谁有发言权。
因此，在国际和平秩序方面，很简单的一点原则是保持与尊重各自的平等和独立。“自由”一词，现在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个人自由”，但是刚开始使用这个词最多的人是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在他那里，“自由”一词使用的最多的含义有八九成是指“共同体”，也就是国家自由，一国不受另一国家支配的自由，而不是个人权利。

美国取代英国主导国际格局

美国的和平秩序从二战后已经建立了半个多世纪，其中有很多政治史、历史故事可以探讨，世界历史发展的两千多年中，的确是以欧洲为中心，只不过近一百年来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卷入世界秩序。因此需要考虑清楚这个世界在过去发生的事情。
步入近代，西欧和平秩序在全球持续扩展，欧洲列强之间争夺欧洲大陆霸主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帝国秩序发生了变化，表现在：第一，地缘的扩大；第二，具体的帝国形态发生巨大变化。帝国不再单纯表现为自身国土的阔大和地缘的连续，只要经济发达、军事强势，控制范围广，地缘很小的政治单位一样能成为帝国。
英国战胜西班牙、葡萄牙，战胜法国，最后成为了大英帝国，建立了英国的“帝国和平”。在19世纪末期，当时一位史学家说：这个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和地区都覆上了英国国旗。后来，它连续遇到了几个重要的挑战者，德国、俄国、日本，都是来自欧亚大陆的挑战者。
美洲大陆的发现和美洲国家的独立，使得世界秩序与和平秩序发生大变化。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发表“门罗主义”：美洲是美洲人的地盘，欧洲人无权插手，美国也不干涉欧洲事务。但慢慢地，性质发生了变化，美国开始主动开展对外扩张行动。19世纪末期，美国借助“一战”破坏了“门罗主义”。
国际上的“正义”很难界定。“二战”时，日本人如法炮制，在侵吞亚洲其他国家时就以将美洲人和欧洲人驱逐出去为理由。
“二战”后，德国和日本先后倒下，法国虽然为战胜国，但几乎被灭国。帝国的冲突构成了近500年的历史，也形成了国际和平秩序，也就是战争秩序，美国副国务卿在1946年就说，我们全盘接收当时英国人占有的地方，而且还要扩展。英国虽为战胜国一方，但元气大伤，丧失了全球霸主地位。美国代替英国成为国际秩序的掌握者。
德国投降后,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私下嘀咕:“Did we kill a wrong pig?”(我们杀错了猪?)，意思是不该杀的被杀了,而该杀的没杀——他指的是俄国。
俄国是什么时候纳入西方帝国的秩序想象呢？俄国和西边的斯拉夫民族、日耳曼民族的冲突是长期的历史大冲突。13世纪，在神圣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就有一个很著名的口号：向斯拉夫进军。到了查理帝国时期，帝国疆域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是新罗马帝国，二是中欧所谓的蛮族国家。日耳曼人当时就意识到：朝东边扩展多远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在朝东扩展拿下奥地利时就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如何抵抗斯拉夫人一直是西方人的心病。
大英帝国形成了一套秩序，把基督教国家形成的国际法和战争法挪过来，很重要的一点是把道德和宗教完全排除在外，不会在道德上抹黑战败国。“一战”是一次重要转折，“一战”后，战败的国家就成了道德上的败坏者，被视为“专制”一方，战胜国被视为“自由民主”的一方；“二战”后就更是如此。
那么，两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国的失败是必然的吗？因为它的政体是君主专制，因而被“自由”“民主”打败？果真如此的话，英德交战时，双方都是新教国家，严格来说属于一家，但最后为何两败俱伤？

战争中军备力量变化很大。一战后期，法德交战中，法军基层集体哗变抗命，放下武器拒绝进攻。二战也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原子弹攻击，登陆日本岛其实很难。然而，使用核武器恰恰是不道德的。1951年朝鲜战争中，美国也投放过生化武器。
二战后，美国上台，斯皮克曼在1942年写了《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作为美国建立和平秩序的经典之作，里面明确提出“遏制中国”一说（原话大概如下）：
日本战败了，我们有亡其国的能力，但是我们不这么做，因为要留着它牵制中国，中国是大国，一旦翻身将不可想象。美国要注意，不要以为自己和欧亚大陆隔着两个大海洋，我们处于被包围的状态中，为了打破这种被包围状态，我们要实现离岸平衡，必须主动介入欧亚大陆的政治斗争，派遣军队去驻扎，从而使得欧亚大陆永远没有一个强势的政治帝国。
美国的策略是主动介入欧亚大陆政治斗争从而自己一家独大，和当年英国对待欧洲大陆国家的方式如出一辙。斯皮克曼还在书中说到：
远东是最后一个实现自治的力量地区，在政治力量方面远不如欧洲和美国，然而过不了多久，先进的技术便能将亚洲本身的力量潜能转化为真正的军事实力，而且等这一日到来时，亚洲的军事重要性比起欧美将有大幅度提高。届时，亚洲的权力平衡将极为关键，不仅因为这会影响到美国的战略原材料供应，也因为如果出现权力不均将会给世界带来的严重后果。
…… 然而，战后亚洲的主要难题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历史上的“天朝大国”拥有的力量潜能比“樱花之国”绝对要大得多，而且一旦这些潜能转化为实际的军事力量，亚洲大陆附近的这个战败岛国的位置就会十分尴尬。当远程轰炸机可从山东半岛或海参崴发动攻击时，日本“纸城”的火灾发生率就要骤涨了。
一个拥有4.5亿的现代的、有活力的而且军事化的中国不仅是日本的一大威胁，也挑战着西方列强在亚洲地中海的地位。中国未来将发展成为一个国土广袤且控制着中部海域大部分海岸线的国家，它的地理位置与美国相对于美洲地中海的位置相似。中国一旦崛起，它现在对亚洲的经济渗透肯定会表现到政治方面。所以我们设想未来有一天控制亚洲地中海的不是英国，不是美国，也不是日本的舰队，而是中国的空军力量。
就在斯皮克曼提出他的和平秩序构想时，日本也提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要求把欧美人赶出亚洲，出发点是没有问题，但以吞并其他亚洲国家为手段是错误的，与之对比的是中国传统的和平秩序——朝贡制度。

中美“和平秩序”的迎面相撞

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就“和平秩序”而言，何谓“和平”？“和平”是帝国秩序之下的，其背后必然以强势权力作后盾，至于这一秩序是否具有正义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当然希望和平秩序是正义的，这是最好的情况，但历史事实表明：很多时候没有正义可言的，满目是血腥的无道德厮杀。
第二，历史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形成了所谓的“道义”秩序，而“道义”秩序也是动态发展的，尤其是近一百年来，这也正是中国翻身的一百年。因此小枫老师提出一个论点：美国的和平秩序与新中国的和平秩序的迎面相撞。
他比对了中美两国的和平秩序。中国的和平秩序是非常正义的、非常仁慈的。李奇微在《朝鲜战争》一书写到中国军队撤退时，抓获了一些美军俘虏，中国军队把美军的伤病员都包扎好放在路边，而朝鲜人则是一枪了事。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品性。几年前，奥巴马执政时期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说，世界上的大国只有中国没有非法地去占领另外一个国家。
回看历史，越南战争时，许世友带兵攻打凉山，在中央有规定的前提下，他还是还冲到了河内与谅山的中间地带，他打了胜仗，但回国后受到了批评。中国帮助中亚、非洲国家修建基础设施比如高速公路，而近代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时带来的是剥削，绝不帮助中国修建基础设施。

美国的和平秩序原则有不讲道德、自私的一面。美国有一个史学家说，美国在中国抗战时期，对中国的援助比起对欧洲的援助不值一提。在提供援助时，罗斯福和丘吉尔私下说，现在要用中国把日本拖住，我们好对付德国人。
中美冲突背后是道德与不道德的和平秩序间的对立，格雷厄姆·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提出一个说法，“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他将此定义为“修昔底德陷阱”。如今美军在韩国和日本部署导弹系统，却和中国说不能开战，否则就是陷入了修昔底德陷井。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军队也在古巴部署导弹系统，美国将会作何反应？很多人丧失了常识，是因为很多人已经不了解世界历史了，又容易被一些意识形态的言说忽悠。

互动问答

Q: 面对中美贸易战，西方尤其是美国政治高层指出这实际上是中西方文化之争、政治制度之争，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A: 其一，宗教不必然导致冲突，宗教和睦相处的历史状况很多，因此文化冲突不会出现政治上的血腥政体之争。严格来讲，文化之争，更极端一些，宗教之争的背后都是政治之争。

其二，美国和英国的文化之争很多人会说也是价值理念之争。英美两国在二战后引出了一个民族理念之争，认为争斗是为了捍卫民族理想。哈尔福德·麦金德在1919年一战刚结束时，就欧洲和平秩序甚至是世界和平秩序的建构问题，写了一本书——《民主的理想与现实》 ，在书里，他认为，在生存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战争不可避免。他嘲笑“民主的理想主义者”都是些迂腐的道学家，统治世界依然靠武力，“民主”其实是强国国家利益的代名词。美国也是如此，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第一反应就是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 

Q: 您刚才讲欧洲的帝国秩序和东亚的帝国秩序，东亚的帝国秩序是不是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朝贡秩序，如果是的话，这和现在的“一带一路”是不是有一种继承在里面？台湾问题在中国崛起中是不是有一种角色定位，您怎么看？A: 中国现在的对外关系和朝贡体系本质上是不同的，关于朝贡体系，费正清说中国的对外关系体系具有三个层面，第一层是内部的儒家文明圈，这一文明圈叫做朝贡体系，主要针对越南、朝鲜和日本，其中与中国关系最亲密的是朝鲜，其次是越南，最后是日本。一位专门研究东亚从明代以来的国际关系秩序的美国汉学家在一本书中说，从明朝初年以来，和西方进行平行对比，由于中国东亚的朝贡体系，严格来说，亚洲发生的战争只有两次，一次是明朝初期中国与越南的战争，第二次是丰臣秀吉攻打朝鲜，而欧洲则是战争不断。第二层针对周边其他一些佛教国家，第三层的对象是与中国进行武力对抗的国家。朝贡体系存在等级秩序，这一等级差别就是长幼有序。现在强调所有国家主权平等，这一观点是近代欧洲提出的，现代国际关系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而且中国也遵守了这点，并且十分遵守。台湾问题体现了美国的“离岸平衡”策略。我们需要认识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困境。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只能说明中国还不够强。
Q: 您主编的“经典与解释”丛书从2000年至今，已经20年了，进展如何？A: 经典与解释”已经出了500多种了，现在准备出一本纪念册了，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就在于，认识西方是我们中国一百年来最基本的事情，这套书承担的是中国认识西方的使命。有些人存有一个理解误区，认为我只关注古希腊罗马的思想文化，其实不是这样，这套书涵盖了三个时段：古希腊罗马，中世纪，近代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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