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丨亨利希·迈尔《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挑战》

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挑战

Politische Philosophie und die Herausforderung der Offenbarungsreligion

[德]亨利希·迈尔 著

余明锋 译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

本书深度厘析启示宗教对哲学的挑战。全书由相对独立又彼此相属的三章构成。

第一章从四个角度阐述什么是政治哲学，以及何以“政治哲学”对哲学的自我理解不可或缺。第二、第三两章围绕政治哲人卢梭与施特劳斯的重要著作，为第一章的理论奠基作出实例解析。第二章细致考察了施特劳斯在其最复杂的作品《思索马基雅维利》中的“写作艺术”，并指出，此书意在揭示哲人马基雅维利在其作品中批判启示宗教的意图。第三章聚焦于卢梭写作《社会契约论》的意图。

本书的结论是：启示宗教从神学和政治两方面挑战哲学，因其宣称真理在握并要求人顺服，从而，启示宗教与基于自由、无保留从事探究的哲学发生冲突。探究哲人的意图从而认清哲人的自我理解，是理解特定哲人的思想的仅有道路。政治哲学通过直面启示宗教的挑战来捍卫哲学的权利和必然性。

作者简介

亨利希•迈尔（Heinrich Meier）系德国西门子基金会学术主任、慕尼黑大学哲学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终生访问教授。迈尔对卢梭、尼采、列奥•施特劳斯及卡尔•施米特的研究均极富洞见，享有世界范围的声誉。

主要作品：《神学-政治论——施特劳斯的论题》《施米特、施特劳斯与政治的概念——一场隐匿的对话》《施米特的教训》《论哲学生活的幸福——对卢梭系列遐想的思考两部曲》《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挑战》《何为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尼采的遗赠——〈瞧！这人〉和〈敌基督者〉，论自然与政治两部曲》等。 

媒体评价

迈尔在写作和教学中广泛述及政治哲学，他对这个主题的理解包含着精微的原创性，而《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挑战》就是其中一部典范之作。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Theology

迈尔，当今最重要的施特劳斯研究者，是以自己的解读而非施特劳斯学派成员的身份接近施特劳斯作品的。这使他具有独一无二的视角，也因此，他可以说出施特劳斯本人不会说出的关于自己的话。

迈尔呼唤施特劳斯作为一位哲人出场，这并非清算历史旧账、拨乱反正。其中包含着迈尔如何理解做一名哲人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理解他在书中以精微的笔触、巨大的勇气所分享并揭开的那些东西。

——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

目录

中译本序

前言

为何政治哲学？

哲学的更新与启示宗教的挑战

   ——论施特劳斯《思索马基雅维利》的意图

政治的权利与哲人的认识

   ——论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意图

人名索引

内文试读

为何政治哲学？（节选）

《云》插画

我们都知道阿里斯托芬在《云》（Wolken）中为哲人和非哲人们所描绘的哲人画像。这部极著名也极为值得深思的戏剧向我们展现的哲人，被一种炙热的求知欲所充满，完全献身于研究。

哲人在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既不让自己受爱国主义动机或社会利益所引导，也不让自己受善恶、美丑、利害的区分所规定。宗教禁令同多数人的权力和无知者的嘲讽一样，不能让他恐惧。他最为关心的是自然哲学和语言哲学，尤其是宇宙论、生物学和逻辑学问题。其精神力量之尖锐、科学精神之刚毅和语言能力之优越，为他吸引门生、赢得同工，襄助他进行动物学实验、天文学和气象学观察，或者几何学测量。哲人的自制和坚忍使得他能够经受在实施自己的科学计划时所遇到的一切匮乏。

然而，他缺少审慎（Besonnenheit）。虔诚和正义并不在那些为他赢得声名的特征之列。对他来说，权威和传统没有任何意义。他在革新之际对古老而受人尊敬之物的顾忌，和他在教学时对性命攸关的社会需要的考虑，同样微乎其微，他与自己的朋友和门生一道处身社会的边缘。哲人从事研究的场所根本上靠外在的自愿捐助来维持，而且，这样的场所还多亏了其深深的孤寂和落寞才能存在。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代表：

泰勒斯、阿那克西美德、阿那克西美尼

这场所仿佛一个气泡，只通过一点微弱的气流交换与周遭相连。而学派的预防措施又是如此不充分，准入门槛又被运用得如此草率，以至于门外汉只要愿意，无需进一步的能力检验，就可以被接纳，就能够成为最惊人的论断和论证的见证者。那情形，就仿佛哲人对一位新入门者说了类似这样的话作为开场白：人们在共同体中所敬拜的至高的神不仅不存在，而且不值得敬拜，因此根本就不是神。

什么是政治哲学（Politische Philosophie）？何以必需政治哲学？我将尝试就此给出一个回答。我所勾勒的《云》中的前苏格拉底哲人形象有理由位于这一尝试的开端处。因为前苏格拉底哲学不仅在历史的意义上先行于政治哲学的转向，而且从事情的逻辑来说也位于它的前面。

《云》在这个转向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无论其名字与这一转向有着最为紧密关联的是否就是这位哲人，无论他是否前苏格拉底哲人在阿里斯托芬喜剧中的化身，也无论苏格拉底是自己在年龄更长之后完成了这一转向，还是从前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到政治哲学的苏格拉底的转向是由柏拉图和色诺芬完成的。无论怎样，这部喜剧对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过程的催化作用，都可以得到高度评价。

前苏格拉底时期

我在此所指的首先并不是雅典民众在399年对苏格拉底的审判，虽然这个事件对于政治哲学的无可混淆的标志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虽然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中几乎一字不差地预告了后来的两点指控，即苏格拉底不信城邦所信的诸神，引入新神取而代之，以及他败坏了青年。当历史学家首先想到苏格拉底之死的时候，哲人所想到的是政治哲学的诞生。并且，《云》的作者应当在这一诞生中享有助产士的美誉。

这部喜剧对前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所施加的批判并非一位敌人的批判。尽管它预告了公民审判程序中的两点指控，却又与之有着显著的区别。

首先，阿里斯托芬将自己也算在他的苏格拉底的新神之列，也算作云神之一，从而将自己的声音传达给他们，甚至要置身他们的顶端；

其次，有目共睹的是，苏格拉底在《云》中所“败坏”的青年早在遭受哲学学说的危险影响之前，已经被他的父亲所败坏，并被不怀好意地送往苏格拉底那里。从学派领袖置身云端醉心于自然哲学的观察，到整个“思想所”毁于一位天真的公民之手——他为道德义愤所驱使、在一位奴隶的有力支持下、在一位神灵的掌声中，烧毁了苏格拉底及其同伴的栖身之地——整部喜剧的情节包含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告诫。这是一位朋友的告诫，阿里斯托芬及时地向苏格拉底发出了这个告诫。至于对诗人具有规定性的究竟是对朋友的关切，还是其他的想法和动机，我们在此就无需细究了。

阿里斯托芬

就政治哲学的实事来说，在阿里斯托芬以自己的方式对青年苏格拉底所施加的批判中，有四点尤为重要。

前苏格拉底哲人缺乏的首先是自我认识（Selbsterkenntnis）。他不知道什么对他而言是好的，可他缺乏的不只是这种洞见或者那行劝阻之事的苏格拉底的daimonion ［守护神］，后者会阻止他去同不利于他的人物和事物打交道。他特别缺乏的是一种清楚的意识，即没有明确意识到他和他的朋友们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生活其中的共同体，而哲学研究和学说对这个共同体的基础、对其法律和组织的力量、对家庭的存续及其公民的政治观点与宗教信念又有着怎样的影响或能够有怎样的影响。

与这第一个批评密切相关的，其次是哲人明显无能于令人信服地为哲学的生活方式奠基，再次是几乎同样令人担忧地无能于为哲学生活进行有效的辩护。在所有这三点考虑中——即自我认识、对自身活动的奠基和对外保护——诗人都声称自己具有一种优越性，因为他知道如何用他的手段来操纵公民意见、如何亲自塑造哲人不得不维系其中的政治—神学现实。

诗人优越的塑造能力最终基于一种对politika［政治事物］的更好的理解和一种对人性的更出色的认识。这就是批判的第四个要点。与苏格拉底及其门生退居沉思之地（Phrontisterion）、献身于physiologia［自然学］的研究不同，阿里斯托芬和其他那些在其喜剧中面向公共世界，同时向智者和愚者说话的云神们，洞察人类本性、精神能力与灵魂需要之殊异。在阿里斯托芬的苏格拉底口中，没有“灵魂”一词。

阿里斯托芬的四点批判把我们直接引向接下来将要探讨的政治哲学的四重规定，或对于哲学何以必须完成政治哲学的转向这个问题的四重回答。这个答案分为四个要素，它们分别关乎：第一，政治哲学的对象；第二，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第三，哲学生活的理性奠基；第四，政治哲学作为哲人的自我认识之所。我们将会看到，这四个要素互相交错，形成了一个分殊而又贯通的整全。

阿里斯托芬在这部他自认为其最有智慧的喜剧中所做的批判，索要一个回答（Eine Antwort），要求一个哲学的奠基，正是这一点体现了其批判水准。这还使它超越了 现代人与那“一个所谓的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旋涡”的最为急迫的争执，并使它区别于两千多年来所有受它启发、想要重启苏格拉底审判的其他尝试。

尼采对“理论人”的批判采纳了阿里斯托芬的主题，反过来用它来反对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这是尼采自己的政治哲学的一部分。尼采的批判在事理上预设了我们这里所谈论的哲学奠基，并且不只是历史性地位于其轨道之上。

索雷尔

另一方面，索雷尔（Sorel）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作为雅典公民的苏格拉底，并只关心哲人作为公众人物如何发生现实的影响，他的政治攻击所依据的有可能正是阿里斯托芬的批判所源出的保守主义精神。然而，这种攻击却完全无法与阿里斯托芬的批判力量相媲美，后者——尽管或者恰恰因为它充满着友爱的精神——能够将批判对象提升至一种至为根本的沉思，并最终强迫被批判者完成一种转变，这种转变在整全中建立了一种分别。

只有在政治哲学中，哲学才能达至其完全的反思性，就此而言，政治哲学的转向在整全中建立了一种分别。我们这里所谈论的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特殊部分和一种特殊样式，我们在论述的时候始终考虑着它对Philosophie tout court［总而言之的哲学］所具有的意义。当今对于这个概念的使用将其不加分别地延伸至各种形式的政治理论，与我们所讨论的事情的四重规定只有擦边而过的关系。

近来可以观察到的对“政治哲学”（politische Philosophie）一语的泛滥使用，即用它来标榜任何一种政治意见、政治蓝图和政治信念，与我们的讨论更是毫不相干。随着世界的意识形态两分的结束和到那时为止具有支配地位的政治乌托邦的没落，对“政治哲学”的诉求成了一时的风气。

可即便对于政治理论的根本问题的思考或者对于Res publica［公共事物］之基础的非常严肃的谈论，也还是与政治哲学无关。因为无论是对政治议题和政治问题的合格的理论思考，还是处理这些问题时的严肃，就其本身而言，都还不是政治哲学的身份证明。

政治哲学不能与一种philosophie engagée［介入现实政治的哲学］相等同，正如不能与一种“公众哲学”或“现存秩序的哲学”相等同一样。政治哲学最为本己的使命既不是政治意义的创建、公众的提升和鼓舞，也不是公民的道德教育或充当政治行动的实践指南，无论它对于这些事务的贡献是多是少。

我们在尝试回答“为何政治哲学？”的问题时所着眼的，正是这项使政治哲学区别于其他一切的使命，是政治哲学作为哲学并为了哲人而承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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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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