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到底是谁杀死的岳飞

一说到宋代，人们就会联想起史学大师陈寅恪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造极说”着眼于整个宋代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曾经达到过的高度，给出的总体评价当然没错，而这正是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尽管对所谓“宋代近世说”持保留态度，中国史学界基本上也认同唐宋之际确实有牵动全局的深刻变动。当然，随着研究的推进，中国史学界对这种带全局性的社会历史的变化，认识也逐渐深化。具体说来，一是认为，这种变化与其称之“变革”，毋宁称之“转型”来得更恰当，而无论“变革”还是“转型”，都不是断裂式的，而是渐进式的，新变化中仍有旧因素延续的一面；二是相对于“唐宋变革”，学界也有“宋元变革”与“宋元明变革”的新观点。

宋朝民间生活画  图片源自网络

确实，宋代在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方面，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首先是制度文化。在宋代以前，历史上经常会出现分裂、割据、武将专政等局面，而宋代之后，元明清三朝始终保持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这个遗产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宋太祖顶层设计的政治制度文化。

正是鉴于五代的动乱，武将经常叛乱推翻政权，所以宋太祖设立的权力制度，从中央到地方，把兵权、政权、财权这重要的三权都加以必要的分割，不让权力集中在某一个官员或某一个部门，宋朝因此建立起一个比较稳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

其次是精神文化。宋代形成了影响中国古代后期的理学，这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宋代在宋词、书画、科技等方面，不仅达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文化高峰，有的方面还走在世界的前列。

物质文化方面，我们只要看一看《清明上河图》，就知道当时社会是多么繁荣。
所以说，宋代在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上，都确实达到了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造极于赵宋之世”。  

但是，陈寅恪先生还说“后渐衰微”，这“衰微”开始在什么时候？此外，“造极于赵宋之世”，是不是宋代近320年的历史全过程中这个高峰始终存续着呢？

从岳飞事件看宋高宗的政治手腕

我们来说说南宋王朝的建立者宋高宗。
宋高宗这个皇帝，从岳飞事件中可以看到他的政治手腕。他尤其在乎君权对军权的全面掌控。

在北宋全盛期，中枢权力机构是相对制衡的，也就是说，对当时的君主官僚政体来讲，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运作状态。在这种运作程序下，皇帝不能够独立地、专权地决定朝政大事。几乎所有的朝政大事，皇帝先表达一个意向，然后交给起草政令的机构去起草。起草完以后，要通过当时的监督机构，包括御史台和谏院在内的监察系统，对这些政令进行审查，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正确，然后再正式发布，交由宰相为首的行政部门去执行。这样一来，各种权力是互相制衡的，防止了中央权力可能出现的失误。

但是南渡初年，整个高宗小朝廷一直处于不断逃亡中，如果还要依照北宋那种体制，肯定无法应付当时千变万化的战争局面。而宋高宗其人又精于玩弄权术，喜欢大权独揽，这就导致原来中枢权力相对制衡的良性政体逐渐走向了专制。
绍兴八年（1138年），宋高宗起用秦桧作为唯一的宰相。宋朝一般任命左右两个宰相，但他却特许秦桧独相。目的是什么？就是让秦桧单独去处理与金朝议和的事情，而不受到掣肘。

结果，绍兴十二年（1142年）初，他与秦桧制造了岳飞父子谋反冤案，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并同金朝签定了屈辱的绍兴和议。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士大夫官僚仍然力主收复北方，反对议和的声音始终非常强烈。宋高宗和秦桧就采取高压政策，罗织了一系列“文字狱”，对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官僚士大夫打击镇压，罢官的罢官，贬黜的贬黜，流放的流放，有的官员甚至就死在流放地。
所以，宋高宗时代与“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北宋最好的时代，应该区分开来。如果要穿越到宋朝去的话，应该穿越到宋仁宗、范仲淹与包拯的时代，而绝不是宋高宗与秦桧的时代。

“君主官僚政体”的四种运作模式

南宋和北宋的整个政治体制，尽管都是“君主官僚政体”，但是，“君主官僚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它的模式不仅仅只有一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刘子健先生在所著《中国转向内在》中提出，“君主官僚政体”的运作有四种模式。

第一种是中央控制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刚才说的北宋中枢权力相对制衡的良性模式。宋神宗时有位宰相叫文彦博，他曾经这样提醒皇帝：“你是在和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这种模式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皇帝和官僚士大夫共同治理国家”。但这种模式，在王安石变法以后逐渐发生了变化。

第二种模式是宫廷的集权模式。宋徽宗时期任命了宰相蔡京，他与蔡京的关系很好。所谓宫廷集权的模式就是宋徽宗朝的政体运行模式。这种模式简单来讲，就是皇帝和他所选中的大臣共同决定朝政大事，其他官僚士大夫只能在一旁表示赞同。当然，这种政治体制运作的改变，这时还只是一种量的变化。

第三和第四种模式分别是专制模式和独裁模式。在我们现代术语中，专制和独裁好像是同一个概念。

“独断”指皇帝拿主意，“共谋”是皇帝与其代理人联手决定，官员们只能分享权力。分享权力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只是为我办事情。宋高宗起用秦桧，作为唯一的宰相，去处理与金朝议和的那一时期，可以看作是第三种模式。

独裁模式是指君主和他的代理人大权独揽，压制、镇压任何反对他们意见的官僚和士大夫。宋高宗和秦桧杀岳飞、搞“文字狱”，就把政治体制推向了第四个阶段，也就是独裁模式。

唐代为制约皇帝的权力，完善了“三省制度”，即设立了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其中，尚书省是执行机构，门下省是监督机构，中书省是起草政令的机构，三者职权分明，互相牵制。

宋代中枢权力设计继续完善了这种做法，同时财权、政权与军权也是分开的，权力相对制衡也更为合理。

但是到了宋高宗时期，权力越来越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里。虽然高宗朝前期仍有不少官僚士大夫上书，希望把权力体制拉回到北宋的模式，但宋高宗置之不理。于是，历史就沿着这一方向走下去了。

宋高宗朝的政治在两宋诸朝中有何特色？

北宋立国以后，中国的君主官僚政体逐渐进入最成熟的发展期，构建起包括对君权、相权与监察权等中枢权力的制约机制，使其免于滑向专制集权。在宋代文官体制下，这种制约机制的运营成本之高与行政效率之低，是不言自明的。

而在应对南渡初期存亡继绝的危局时，这种受制衡的君权明显有力不从心的症状。另一方面，面对内外大变局，宋高宗对“人主之权在乎独断”，尤其有清醒的认识与高度的自觉。出于向金朝求和的“国是”诉求与对再削兵权的政治需要，他迫不及待地谋求逆转既有的中枢权力制衡结构。

在君主官僚政体下，君权不可能代行全部的官僚行政权，必须借助相权作为最高行政权来运作整个官僚机器。而倘若容许原有制约机制继续对相权实施制衡，专制君主的权力意志势必不能顺利地经由相权指令各级官僚机构有效地推行下去。

反之，由皇帝与其钦定的唯一代理人掌控相权的独裁模式，则足以彻底阻断其他官僚介入朝廷大政的决策程序，而仅仅以执行者存在，君主的独裁意志却能藉由官僚系统而畅行无阻。

虞云国老师签名  图片源自网络

以帝王术而论，宋高宗绝对是少有其比的高手。他之最后选择了秦桧，并且默许他登上权相之位，就是亟须有一个言听计从而强干有力的权相帮他确立并打理与绍兴体制有关的一干棘手政事，成则“圣意”独断，败则宰相代罪。

绍兴体制藉此大功告成，不仅成为宋高宗朝的最大特色，而且深刻左右了南宋史的政治走向。

反观整个南宋政治史，绍兴体制确立的专制集权格局，尽管在不同时段有强弱隐显之别，却几乎没有本质的变化。

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的南宋权相专政，累计长达七十年，令人侧目，也为其他朝代所罕见的。四大权相又可分为两种类型。如果说，秦桧之为权相，完全是宋高宗出于打造绍兴体制之需君权独运而主动授权的，那么，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的权相擅政，都是专权之势已成，而由在位的宋宁宗、宋理宗与宋度宗无奈让渡的。

这种专制集权格局在有的时段以君权独运的形态出现，在更多时段则以权相专政的形态出现。但无论出以何种形态，归根到底，都是皇帝与其代理人独断或共谋决策权的独裁模式，也可以说是宋高宗及其绍兴体制留下的政治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