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岚 | 政治与专业：多源流理论视域下俄罗斯英才教育政策起源研究

  作 者 简 介  

杨 岚，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俄罗斯比较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摘 要 

研究俄罗斯英才教育政策的起源有助于理解该政策在当代的影响因素与实施逻辑。运用多源流理论研究俄罗斯英才教育政策的起源发现，国家对高科技人才的迫切需求形成问题源流，为政策形成提供必要性基础；科学家群体的政策建议及其软化活动构成政策源流，为政策形成提供可行性依据；政治源流中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变化又为政策形成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古巴导弹危机”打开了政策之窗，并在科学家群体的主导下实现三大源流的交汇，英才教育政策最终诞生。俄罗斯英才教育政策的起源过程表明，国内外局势与苏共高层持续的权力博弈为科学家群体参与政策制定提供了空间。国家领导人政治目的的实现需要科学家群体专业权威的支持，科学家群体也凭借由此获得的专业自主权得以实践其专业化、现代化的科技人才培养理念。政治与专业的矛盾贯彻该政策发展的始终。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拔尖人才培养的日益重视，各国的英才教育政策受到广泛关注。俄罗斯是世界上建立英才教育体系的先驱之一，其以“高中—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深度协同”为特色的英才教育制度曾经成为包括美国在内多个国家的学习典范。[1]俄罗斯英才教育政策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这些因素既是该政策得以形成、独具特色并取得成效的关键，也引发一系列非预期后果，例如教育公平与特权的争议，思想控制与教育自主的张力以及资本逻辑对教育逻辑的侵蚀等。亦即，俄罗斯英才教育的特色、优势与困境都是在国家政治战略、意识形态与科学家专业权力等因素博弈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目前俄罗斯对本国英才教育政策的研究多集中在苏联解体后的30年，例如扎基洛夫（Закиров, Ансар）回顾1996年以来俄罗斯在英才教育领域的重要政策,认为国家在经历苏联解体的冲击后，已重构起英才教育体系；[2]米格吉赫（Мягких, Алёна）则在进一步细化、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英才教育政策的基础上，提炼出国家现行英才教育体系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3]我国对俄罗斯英才教育政策的研究相对较少，且集中于近年来最新政策的编译和推介，缺乏对政策形成、变迁及发展逻辑的历史性研究。　　

1963年，俄罗斯英才教育政策以批准建立四所英才学校的第905号文件为标志而形成。[4]该政策提出的最初动因是什么？它的产生经历了怎样的利益博弈？在这个过程中专业群体和公众发挥了什么作用？本文以多源流理论为视角探究俄罗斯英才教育政策在苏联时期的形成与影响机制，以期揭示其政治逻辑。研究中关于执政党如何处理意识形态的内部紧张，专业群体在威权体制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分析也有助于丰富对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理解。　　

一、多源流理论及其对本研究的适切性　　

1984年，金登（Kingdon,John）提出多源流理论，用以解释公共政策的形成与变迁。金登认为，“一个项目被提上议程是由于在特定时刻汇合在一起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5]168，而这种多种因素包括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以及政治源流的交汇与耦合。　　

问题源流讨论问题引发关注的过程。政策源流是政策建议产生、讨论、重新设计和受到重视的过程。政治源流则由公众情绪、压力集团之间的竞争、选举结果和政府变更等因素构成。[5]137一般来说这三条源流是独立的，但当某些特殊时刻来临时，“政策之窗”就会开启。政策之窗是指政策倡导者提出最佳备选方案的时机，或是他们促使这一问题受到关注的机会。它并不经常开启，并且时间非常短暂。当它打开时，政策倡导者必须适时抓住机会促使三条源流汇合，推动政策的建立。[5]155-157多源流作为西方国家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论成果，把它运用到苏联政策分析时涉及适切性问题。首先，金登是在分析美国公共政策议程的过程中提出的多源流理论，美国的政策制定具有民主化与开放性特征。俄罗斯英才教育政策形成于赫鲁晓夫执政前期，这一时期以“解冻”闻名，因此政治上具备一定的民主性。自赫鲁晓夫于1958年提出建立特殊学校以来，苏联就此议题展开了长达五年的讨论，也具备一定的开放性基础。其次，俄罗斯英才教育政策的形成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中间涉及多重因素的博弈。这也与多源流理论的内在逻辑吻合。最后，扎哈里尔迪斯（Zahariadis,Nicholas）把金登政治源流中的三个维度整合为一个概念变量——“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并认为这种修正更适用于具有相对集权政治系统和强有力政党的国家。[6]因此，本研究采用这种修正后的维度来分析政治源流。

二、基于多源流理论框架的事实分析    

尽管俄罗斯英才教育政策是以1963年第905号文件的正式颁布为标志，但当局首次提出英才教育的政策建议却在1958年。因此，本文对俄罗斯英才教育政策起源的考察以20世纪50年代为起点。　　

（一）问题源流：形势迅速变化下苏联对高科技人才的迫切需求　　

问题源流是政策制定者在某个阶段需要关注或解决的具体问题，它们通过指标、焦点事件、危机或对现行政策的反馈反映出来。1958年提出建立英才学校是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回应，这些变化构成英才教育被提上日程的问题源流。　　

第一，20世纪50年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转变。首先是美苏两国最高领导层的更迭使两国重新审视两大阵营的紧张关系。其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抗衡。最后是1949年苏联原子弹试验的成功打破美国的核垄断。核武器的巨大威慑力使双方愈发忌惮战争的严重后果。在这种形势下，苏联适时调整了国家政策。　　

对外政策方面，尽管苏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和冷战形势，改善美苏关系并谋求共治，但并未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虽然战后苏联实力与地位已大大提高，但在核武器方面仍处于下风。这种背景下，高科技人才培养成为当局考虑的一项紧迫任务。　　

国内经济的发展也使高科技人才问题日益突出。1956年苏共二十大提出“苏联经济的主要任务，是在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7]107。然而，苏联在“采用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就方面存在着落后现象”[7]1184；“在个别领域，我们的科学明显落后于国民经济日益增长的需要，在某些领域还落后于外国的科学成就”[7]94。鉴于此，苏共二十大通过主题为“广泛采用新技术”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明确指出要“保证技术进步，迅速采用本国和外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就”。[7]1251国家经济发展对科技进步提出更高要求，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　　

第二，美国英才教育政策的出台成为苏联建立英才学校的外部触发因素。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首颗人造卫星。美国把苏联空间技术的成功归结为自身教育的落后以及对英才教育的忽略，并认为这动摇了美国自曼哈顿工程以来所取得的科技领先地位。[8]受此影响，1958年美国政府颁布《国防教育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英才教育的地位。但此时苏联对英才的培养还仅局限在课外活动领域。面对急需高科技人才的迫切形势，这种传统手段显然已不合时宜。　　

第三，苏联社会的日益分化问题迫使赫鲁晓夫从教育中寻求解决办法。当时民众普遍认为只有升入高等学校才是他们能接受的生活道路，然而阶层流动的渠道受到党内高层以及官僚精英的很大影响。在能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中，只有30%至40%是工人和农民背景。[9]这意味着在大学入学竞争中，家庭背景往往比考生自身素质更重要。赫鲁晓夫认为必须消除教育中此类特权。[10]此外，英才学生将来极有可能成为国家举足轻重的科学家，赫鲁晓夫希望通过笼络这些人才以在权力斗争中占据优势。[11]　　

综上，到了1958年，苏联面临着国际上要依靠科技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国内要依靠科技变革现有落后工艺，同时还有社会分化及权力斗争等多重困境。1958年9月赫鲁晓夫在《真理报》提纲草案中提出的“为在数学等方面表现出天赋的青年建立专门英才学校”建议正是对上述困境的回应。然而由于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等因素影响，该建议一经发布即在国内引发巨大争议，最终在同年12月的正式法律中未予通过。[12]然而由这些变化构成的问题源流仍在流淌，并没有因此消失。

（二）政策源流：从充满争议到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　　

多源流理论认为，政策源流的过程大多在专业人员共同体中发生。他们对问题的解决有专业观点，通过媒体、听证会等方式让当局与大众接受其建议，这种“软化”是长期过程，只有具有价值可接受性与技术可行性的政策建议能幸存。　　

1.支持与反对：1958年关于是否建立英才学校的争论　　

1958年刊登在各大报纸上的文章和读者来信显示，当年苏联全国就是否建立英才学校一事展开过民主讨论，参与的群体包括国家部委官员、科学家、教师、行政人员及普通民众等。不同群体立场差别较大。　　

赫鲁晓夫似乎是当时唯一公开表达支持意见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3]在其他官员中，劳动储备总局局长泽连科（Зеленко,Генрих）赞同给予英才学校特殊地位，并认为这更有利于学生掌握科学知识。[14]俄罗斯教育科学院院长凯洛夫（Каиров,Иван）表示赞同。他指出当前国内已有艺术类英才学校，因此也应考虑为在数学、物理等学科领域有天赋的学生建立专门学校。[15]　　

科学家群体中率先表示支持的是化学家塞门诺夫（Семенов,Николай）院士。他认为建立英才学校对国家至关重要，因为这关乎国家科技发展。年轻与不间断的学习经历是发展青年科学创造力的关键条件，英才学校的建立将有利于保障学习的连续性。[16]苏联科学院院士泽利多维奇（Зельдович,Яков）与萨哈洛夫（Сахаров,Андрей）则从科技人才发展规律的角度，指出科技领域许多重大贡献都是科学家在22~26岁之间做出的，因此从人才的培养角度，建立英才学校可以保障他们在20~22岁之前完成高等教育。[17]柯尔莫哥洛夫（Колмогоров,Андрей）院士也坚定支持建立英才学校，他在详细分析数学、物理教学中“能力与天赋关系”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上述三位院士的建议。[18]　　

然而反对的声音也很大。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副院长冈察洛夫（Гончаров,Николай）等认为没有必要再建立英才学校，并且英才学校把有天赋的学生与普通学生分开培养不利于英才的心理发展。[19]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创始人拉夫伦蒂耶夫（Лаврентьев,Михаил）院士则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身体与精神劳动不应该存在差异，为有天赋的人建立专门学校与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原则直接冲突。不应该鼓励年轻人产生特权想法，这会影响他们的道德品质。[20]冶金工人利特维年科（Литвиненко）坚决支持拉夫伦蒂耶夫的观点，认为英才学生并不是专门学校能培养出来的，只有各种集体活动才能激发他们的潜能。[21]　　

综上，反对建立英才学校的观点主要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建立英才学校有违社会主义平等原则。“苏联学校非常重视意识形态教育，因此社会主义平等原则在学校政策制定中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在苏联，教育的目的就是消除阶级差异。”[22]61为天赋学生建立专门学校的提议显然违背了这一原则。第二，建立英才学校会使这些学生滋长特权思想，导致反集体主义与利己主义等，不利于其心理的正常发展。第三，苏共党内高层的利益争斗。赫鲁晓夫希望借此消除党内高层及官僚精英在教育中的部分特权，但这部分群体显然不愿意这种情况发生。前文提到，赫鲁晓夫是当时苏共高层唯一公开支持建立英才学校的人。“在苏联的政治背景下，领导人群体在一个重大问题上的沉默，本身就意味着不同意对方的观点。”[23]　　

建立英才学校的建议一开始就遭受极大阻力，价值的不可接受性是主要原因。而支持者大多也只从工具性和科学性视角出发提出一些宏观的设想与看法，并未有微观上具备技术可行性的操作建议，因此很难软化高层。1958年12月24日，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此次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加强学校与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的法律》（以下简称“1958年教改法”），这一建议在这份文件里被删除。　　

尽管该法律并未提及“建立英才学校”，但措辞中仍未否认这类学校在法律框架内存在的可能性。[24]凯洛夫在会议后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对于这个问题，最好展开讨论”[25]。这从侧面证明苏共高层就此事仍未达成一致。最高领导层之间的分歧为这一建议被再次提起埋下伏笔。　　

2.分歧与统一：科学家共同体的政策倡议及软化活动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在基础理论研究、核技术以及航天科技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从1961年开始，科学在官方话语中已经从“生产的辅助”转变为“驱动力”。[26]科学家的地位与威信日益提升，科学家群体因此获得更多权力，进入国民经济及政治各部门领导岗位任职，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发声，渴望参与政策制定过程。　　

1958年教改法删除建立英才学校的提议表明这一政策在官方议程上的中止。但科学家群体坚持认为建立英才学校兼具合理性与必要性，官方模棱两可的措辞更加鼓舞他们行动。1958年10月至1963年8月近五年中，以柯尔莫哥洛夫和拉夫伦蒂耶夫[拉夫伦蒂耶夫院士一开始坚决反对建立英才学校。但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对现实的认识更加清醒与成熟，他转而支持建立英才学校，并为之做出重大贡献，还成为新西伯利亚英才高中创始人。]两名院士为代表的科学家群体在上述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前期的文章大多从数学、物理等学科的基础性地位，以及科技对国家发展的巨大作用等方面论述建立英才学校的必要性。例如拉夫伦蒂耶夫指出科学已经同国家与人民的生活相连，并且还会发挥更大作用。但目前科技人员的培养速度已经不能满足生产需求。他呼呼彻底改革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培养方法，并认为在高中阶段就应该挑选出在数学等方面有天赋的青年进行早期培养。[27]后期的文章则已涉及到未来英才学校如何招生、有效运作以及在全国范围建立培养网络等实施问题。例如1963年3月，西伯利亚三名院士规划了未来英才学校人才选拔、培养以及师资培训的具体路径，并呼吁当局依托国内权威科研机构以及顶尖大学的力量，在全国建立广泛的英才学校网络。[28]为表示对三位科学家的支持，柯尔莫哥洛夫发文充分肯定上述建议，还指出未来英才学校的网络还应该扩大至数百所才能满足现有需求。[29]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科学家群体对英才学校的思考经历了从分歧到统一、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这表明他们对这一政策建议的思考与准备已经日臻成熟。　　

3.备选方案：新西伯利亚英才中学的建立　　

多源流理论认为，政策议程建立中仅有问题还不够，政策共同体还需要有备选方案。备选方案并不是一项议程受到重视的必要条件，但如果一个问题附上了有效的备选方案，那它被提上决策议程的可能性将显著增加。[5]135 　　

在科学家群体不断实践的所有备选方案中，最具分量的是1963年新西伯利亚英才高中的建立。1962年春，首届“全西伯利亚地区数学—物理奥赛”开赛。经过两轮筛选，获胜者受邀至新西伯利亚大学参加决赛，为此组委会开办了数学-物理“暑期学校”。8月底，拉夫伦蒂耶夫等人希望在暑期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一所英才高中，以期形成“西伯利亚地区中学奥赛→英才高中→新西伯利亚大学→西伯利亚地区科研机构”完整的人才培养路径。但此时当局仍未就是否建立英才学校明确表态。期间拉夫伦蒂耶夫曾亲赴莫斯科，但未能得到官方的确定性回应。[30]1963年1月21日，在未得到当局明确支持的情况下，拉夫伦蒂耶夫等人创办了国内首个数学—物理英才学校，即“新西伯利亚英才高中”[31]，比当局正式的建校决议提早了五个月。它的成立使政策源流中有了一份实质意义上、兼具可行性与操作性的备选方案。

（三）政治源流：执政党意志的转变　　

前文提到，本文采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这一修正后的维度来解释政治源流。赫鲁晓夫时期苏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其意识形态与态度变化势必对国内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国内外形势又发生变化。1960年U-2飞机事件及巴黎会议流产等使冷战寒冬再次降临。尤其是1961年肯尼迪一上台就宣称要扭转颓势，全面扩充军事力量并进行全球扩张。此时苏联在自身成就的鼓舞下对形势估计乐观，期望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能逼迫美国就范。[32]118-143同时，苏联国内正面临经济增速放缓和急需提升劳动效率的压力。这些问题都必须依靠科技的进步才能改变。　　

1959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报告中用长达六段的篇幅强调科学技术发展与科学家的作用。“科学家的成就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新纪元，也向全世界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越性与创造性”。[33]这体现了苏共高层对科学家重要战略地位的认同。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提出“要使苏联科学的发展达到能在世界科学技术一切主要方面占据先进阵地这样的水平”的目标。[34]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也强调，“发展科学和把科学成就运用于国民经济，在今后也是党特别关心的事情。党将尽力促使科学在共产主义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最大限度地加速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最重要的全民任务”；在保障措施上，“党将采取措施来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科学的物质基础，并吸引最有才能的创造力量参加科学活动”。[35]　　

对有才能的青年需求还体现在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中。1962年5月，《关于进一步改进科学干部和培训工作的措施》指示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尽快拟定建议，以便更好地遴选更具才能的青年进入高校深造。[36]1963年5月，《关于进一步发展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及改进专门人才培养和使用办法的决议》指出要“进一步有计划地扩大培养具有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程度的专业人材”；加强他们的独立活动以使之更积极地参与科学研究工作。[37]这些政策都表明，此时执政党对科技的关注已经从意识层面转移到切实行动。

（四）源流交汇：政策之窗的开启与政策企业家的助推　　

1958至1963年，对高科技人才的迫切需求和赫鲁晓夫政治斗争的需要为建立英才学校提供必要性基础（问题源流）。科学家群体的软化措施与英才高中的建立使这一建议具备实质性的备选方案（政策源流）。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科技领域的巨大成就使执政党意志的转变又为这一建议提供了适宜的政策环境（政治源流）。到1962年下半年，三条源流均已基本成型。　　

1.政策之窗的开启：古巴导弹危机　　

政策之窗的开启要等待某个“特殊时刻”来临。金登指出，议程改变抑或是政治源流突然发生变化，即“政治之窗”；抑或是新问题的产生引起政府官员的注意，即“问题之窗”。有时某一问题变得迫在眉睫或者发生某个焦点事件，就会为政策倡导者创造把备选方案附着在问题上的机会，从而推动政策的快速建立。[5]158-159 　　

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以苏联宣布撤回所部署的全部导弹，即以对美国的妥协而告终。这种并不体面的撤出方式使国家的威望受损，也使当局切身感受到军事屈辱。这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威望也是一次打击。[32]157当国家最高领导人不得不在全世界面前承认本国的军事弱势后，无疑会刺激其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决心。军工部门即刻拟定了新的核武器研制计划，决心要改变国家在军事上的劣势。[38]古巴导弹危机这一焦点事件的发生为英才教育政策的建立打开了政策之窗（问题之窗），也为英才学校的最大倡议者——科学家群体提供绝好契机。　　

2.科学家群体等“政策企业家”的助推　　

金登把政策倡导者称为“政策企业家”，三条源流的汇合依赖其在特殊时刻的出现和大力推动。在英才教育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政策企业家主要有科学家群体和部分政策群体。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Zbigniew）指出，苏联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受到社会力量、特定利益集团与政策群体三种群体的压力与影响。[39]195-196其中“特定利益集团”中的科学家群体在赫鲁晓夫时期已经成为能对公共政策制定施加影响的主要群体之一，而军工及重工业所在的“政策群体”本身就举足轻重。科学家群体敏锐地看到这一事实，他们利用自身的社会影响力与人际关系争取军工与重工行业的支持，希望用这种方式迫使苏共上层支持。　　

1963年初，苏联原子弹项目功臣之一的基科因（Кикоин,Исаак）院士在与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部长、莫斯科大学校长以及苏联电子工业部部长的交流中产生给苏共中央委员会写联名信的想法，并于1963年4月递交至苏共中央。由于基科因的巨大影响力，这封信同时获得苏联国防工业部、无线电工业部、航空工业部、苏联科学院以及高等教育部的联合署名。该信件上呈两个月后得到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苏斯洛夫（Суслов,Михаил）的肯定性批示。随后苏共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席与无线电工业部部长亲自向苏共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Брежнев,Леонид）汇报，并得到他的大力支持。[40]　　

联名信的成功递交地把政策建议与政治力量（政治源流）结合起来。至此在政策企业家的努力下，问题、政策与政治三条源流最终汇聚，政策建立的可能性极大提高。四个月后，即1963年8月23日，苏联部长会议最终下令宣布建立英才学校，俄罗斯英才教育政策由此发端。

三、结语　　

综上，俄罗斯英才教育政策的形成是由于1962年底古巴导弹危机这一焦点事件使问题源流激化，政策之窗开启。科学家群体拿出具有可行性的备选方案并通过软化措施，使执政党的意志更为坚定。这就使问题、备选方案与政治力量结合，三大源流交汇并最终推动英才教育政策诞生。这一过程反映了俄罗斯英才教育政策制定的政治逻辑。即，在国家实现政治目标的过程中，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博弈使其需要争取科学家群体的支持；科学家群体在这一过程中，运用专业权威推动该政策的制定，并在具体政策实施中运用其专业自主权制衡国家政治逻辑对教育逻辑的侵蚀。在该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中，政治与专业的张力贯彻始终。　　

首先，社会主义平等原则曾对英才教育政策的形成造成巨大阻力。作为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呈现明显的平等主义倾向”[22]58。多年来学校一方面通过倡导集体主义和尊重人类劳动尊严等从思想上奠定平等原则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创立统一劳动学校和实施统一课程等在组织上搭建平等主义教育的框架。[22]61-67平等原则在国民思想中根深蒂固，因此1958年建立英才学校的建议一经提出就因“价值的不可接受性”遭受极大阻力。　　

其次，党内高层持续的利益斗争为专业群体参与政策制定提供了空间。苏联在很长时期都被认为“没有利益斗争……不需要考虑其他群体价值和利益”[41]。然而1958年的讨论表明，英才教育政策的形成并非只有党的意志，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改变的表层动因是赫鲁晓夫执政前期较为注重民主，主张扩大群众的参政范围并着力提升专业群体的地位等。深层的动机则与统治阶级的权力博弈有关。民主化环境使这一政策背后的各种力量显现出来。　　

在群体利益分野，尤其是党内高层就此事也存在分歧的情况下，1958年教改法对英才学校建议的删除可以视为苏共高层平衡各种冲突的短暂妥协。然而，高层就此事的持续争议又为科学家群体介入并影响政策决策提供了空间。1958年，赫鲁晓夫与苏共高层中的部分群体因教育利益分配在英才教育政策制定中产生分歧，这迫使他从专业群体中寻求支持。这是由于如果党的领导层在权力斗争中发生分裂，那么关键政治群体的态度就会极大地影响政策结果。[39]195-196因此，当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目的需要科学家群体的专业权威支持时，科学家群体就可以通过这一契机影响英才教育政策的制定。　　

最后，科学家群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获得专业自主权。正如教育政策制定并非仅仅是党的意志体现，科学家群体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也并非是国家意志的忠实执行者。在他们用专业话语影响国家英才教育政策制定中，也充分彰显了自身的利益与价值诉求。1963年在严峻形势下建立的英才学校，其首要使命是服务于国家发展。但在此过程中，科学家群体也运用其专业话语争夺专业自主权。他们一方面通过报刊发文阐释英才学校建立的必要性与对其运作模式的思路，另一方面则通过提供备选方案，用其专业话语与专业实践促成了英才教育政策的形成。　　

正因如此，当局最终承认了这一群体在英才培养中的专业自主权。这些学校从建校伊始采取的就是科学院和顶尖大学联合办学的协同机制，各项制度均参照大学模式设计，科学家群体拥有行政和教学自主权。行政方面，这一群体可自行选聘英才学校的教师、招录学生与编写教材；教学方面，科学家亲自授课，教学内容与学习环境不受政治因素与行政权力的干预。　　

自1963年建立英才学校以来，理性、批判与自由精神始终是科学家群体追求的目标，也是他们主导的英才学校矢志不移的办学使命。这一使命在学校的教学内容与组织管理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它所展现的专业视野和赫鲁晓夫最初设想的国家政治工具已有本质不同，这种教育自主与国家工具之间的张力最终于20世纪70年代引发政府意识形态管控与英才学校批判精神培养的困境。[42]1991年苏联解体后，无论是叶利钦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抑或普京推行的社会市场经济，又带来资本逻辑对英才教育的极大冲击，使其很难再发挥出以往的卓越人才培养效力。当然这些都是俄罗斯英才教育政策变迁中值得关注的议题，有待另文专门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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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杨岚.政治与专业：多源流理论视域下俄罗斯英才教育政策起源研究[J].教育学报，2022，18（1）：13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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