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没有留守儿童？

来源腾讯大家刘新宇

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日本用20多年的时间即完成了城市化改造，城市化率从30%一跃而成70%。

但是这一过程并没有出现留守儿童。

▍户口

日本有户籍管理，但没有限制，不存在城市和农村的差别——这一点从根本上消除了以户口划线，制定各种“区别对待”的可能。任何人在本国国土上，自由迁徙，并且能够随处享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

▍住房

为了让打工者居有定所，无论是纺织厂、建筑公司、机械厂还是商店，都为初来乍到的打工者安排了宿舍。

当这些打工者进入到成家立业的年龄，由都市再生机构（UR）建设的大规模高层公屋开始接力，这些住宅被称为“团地”，因为设计时配套了当时时兴的三大件：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比起老旧的木质单门独户的房子，团地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时髦和理想的住房。

此外，所有公营团地都是出租房，入住顺序不再像之前公屋一样排队，而由抽签决定。并且门槛极低，无需保证人，虽然有年薪和儲蓄的门槛，但如果提前付清并不昂贵的1年以上的房租和押金，任何人都可以入住。

▲ 典型的团地一户建室内

▍孩子入学

当时的东京等大城市，实际上并没有对于大量务工人员的涌入做好准备，但因为户口的不存在，不存在外地人不能上学只允许本地人的情况。

当学校的容纳力迅速出现问题，政府一方面在已有学校中扩容，另一方面通过借用、租用等方式，大量建立应急式公立学校。

因为日本的公立学校教师会按照一定的周期流动，不存在新老学校间的师资差别。

当年农民工的子女也顺利完成教育，在升学就业和心理上与城市原住民孩子没有差别。

▍善待

即便如此，农民也并没有迫不及待的冲入城市。其原因主要是日本农民“不那么差钱儿”：首先，战后日本政府对农村一直采用倾斜政策，1961年开始实施的《农业基本法》，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纠正战前工业和农业长期的收入不均衡。

因此，日本农村收入水平并不低，甚至有人说，日本农民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农民，而且迄今为止，日本农村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一直高于城市，也是全球绝无仅有的现象。

从《高速经济增长期的集团就职者》中的研究数据看，虽然大部分打工者学历不高，而且多是进入中小企业，但这些年轻人并没有遭遇“工具化”——他们大多被企业悉心培养，希望这些小蓝领能够成为成为企业的中坚力量。

▍麦克阿瑟和日本人的反思

此外，从1945年至1952年，美国对日本实行了长达6年零8个月的军事占领。占领期间，麦克阿瑟通过强硬手段，分拆财阀、进行土改、设立新闻自由、并建立了包括工会和农协在内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抑制了政府权力，并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重构了已经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使阶层流动成为可能，这一切也为日本社会后来的自我治理改变奠定了基础。

这种改变从日本社会对于战前发展模式的反思开始，对于战前两个重要的结论——“日本资源贫乏”和“日本市场狭小”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对于“资源贫乏”，日本人认为过去是把眼光局限于自然资源，却没有将“人”列入。

而如何将人从负担变为资源，教育成了核心要素——因此，从明治维新以来就已经非常重视教育的日本再次在教育上加码，仿照美国改造教育体制，保障100%义务教育的同时，一方面加强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科）和专业教育，并且在企业施行的技能教育和现场教育上，同样不遗余力。

其结果就是，日本国民文化水平再次提升，受过深度教育的人不仅能够胜任高级产品和服务，获得体面的收入，同时也打开了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的通道，即便是蓝领，也可以通过技术创业成为中产阶级；即便是再小的企业，也能成为全球某一技术领域的顶级生产商。

对于“市场狭小”，日本人认为过去是没有解决好分配问题，造成贫富差距过大，导致大部分的民众没有购买能力——所以，解决办法就是实现均质发展，让劳动阶层不仅成为生产者，而且成为消费者。

1961年池田内阁提出10年期“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且仅用6年就提前完成，1968年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切身感受就是著名的“一亿总中产”——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成为了中产阶层，消费是美德——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在全社会消灭了绝对贫困。

根据1965年《高速经济增长期的集团就职者》报告调查，进城务工人员对于“未来生活会更好”的预期比例达到40%，不仅远高于留在乡村者（22%），甚至比城市原住民也高了7个百分点。

▲ 建设中的东京塔

一个口袋里有钱，福利有保障，工作有未来，眼前有希望的人，谁还会把孩子留守乡村，谁还会让家庭亲情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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