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幸运吗？
人类的历史有250万年，但人类的经济增长只有250年的历史。经济增长在今天被当作常态，但250年前，经济不增长是常态。
而这一切，是三次工业革命的结果。
第一次工业革命由英国引领，大约从1760年代开始持续到1840年，其标志是蒸汽动力的发明、纺织业的机械化和冶金工业的变革；
第二次工业革命由美国和德国引领，大约从1860年代开始持续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其标志是电力和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还有石油化学工业、家用电器等新产业的出现；
第三次工业革命由美国引领，大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其标志是计算机的发明、信息化和通信产业的变革。
有些国家虽然不是引领者，但在每次工业革命发生后，能很快追赶上，而另一些国家则被远远甩在后面，其中有些国家至今还没有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这就是富国与穷国差距的原因。
西方发达国家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当他们出生的时候，前两次工业革命早已完成，只能经历第三次工业革命，但作为中国人，我有缘享受“后发优势”，用短短的40年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走过了西方世界十代人走过的路！
1959年秋，我出生在陕北黄土高原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在我出生的时候，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几乎没有受到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我出生的窑洞是什么时候修建的，父亲不知道，爷爷也不知道。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生活就是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生产就是春种秋收、男耕女织。在我年幼的时候，我穿的衣服和鞋都是母亲手工纺线、手工织布、手工缝制完成的。我至今仍然能回想起，我睡梦中听到的纺车发出的嗡嗡声和织布机发出的吱咔声。
纺织业是人类最早的工业。手摇纺车在汉代就普遍使用，母亲使用的纺车看上去与汉画像石上的纺车没有什么区别。母亲用的木制脚踏织布机是印度人在公元500年至1000年间发明的。英国人约翰·凯伊于1733年发明了飞梭，在接近1760年的时候，飞梭在英国已经普及开来，但200年之后，母亲仍然不知道有飞梭，所以不仅织布速度慢，而且只能织出窄幅匹的布，一条被子需要好几块布料拼接而成。
母亲缝制的衣服都是老式的，所以我小时候穿的裤子前面没有开口拉链。偶然会发生尴尬的事情，就是尿急时裤带打成了死结解不开，就只能尿在裤子里了。每每想起此事，总会让我觉得美国人朱迪森等人在100多年前发明的拉链，真了不起。
美国人艾萨克·辛格早在1851年就发明了缝纫机并很快投入商业化生产，但我小的时候，缝纫机在我们那里仍然非常罕见。在我10岁时，村里的一位复员军人带回一位山东媳妇，她心灵手巧，会用缝纫机做衣服，我穿的第一件“制服”就是她做的。
上大学之后，我就不再穿母亲用土布缝制的衣服了。后来，家里的纺车和脚踏织布机也被当作柴火烧了。后来，父亲和他四舅及另一个人合伙买了一台梳棉机，存放在离我们村25华里的镇上，逢集的时候就提前一天去镇上弹棉花。
梳棉机比梳棉弓的效率要高好多，每次干两天活，每人可以赚到3块钱，这在当时算一笔不小的收入。可惜好景不长，由于某些原因，他们的生意被强制关闭了。
1979年，村里搞起了“包产到户”。父亲把那台梳棉机从镇上搬回家，以为又可以弹棉花赚钱了。但父亲的预测完全错了。没过多久，村里人都开始买机织布了，连棉花也没有人种了，他的那点小手艺也就废了。根据我的印象，那台梳棉机，是18世纪英国人使用的那种梳棉机！
改革开放后，父亲的另一项手艺也废了。我小时候冬天穿的袜子，都是父亲自己捻毛线、自己编织而成。父亲捻毛线用的捻锤，是新石器时代的发明。我上大学后，就不再穿父亲织的袜子了，他也就不再编织了。其实早在1598年，英国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威廉·李就发明了织袜子机。
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动力主要是人力和畜力，这一点直到蒸汽机出现之后才得到根本性改变。但蒸汽机发明200年之后，我在农村的时候，动力仍然是人力和畜力。我们村没有马，因为马太贵，饲养起来也麻烦，仅有的几头驴，是生产队最珍贵的生产工具。如果一头驴死了，就是生产队最大的损失。
在我离开家乡30年后，原本的生产方式基本上都被废弃了。村民们跨越了蒸汽机，直接进入内燃机和电动机时代，这或许就是人们说的“弯道超车”吧！
第二次工业革命则用内燃机和电动机代替了蒸汽机。这些都是19世纪80年代的产物，但直到我上初中之前，我们村里还没有内燃机，更没有电动机。
在黄土高原，能种庄稼的地都是些沟沟峁峁的山地，祖祖辈辈都是靠天吃饭。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村民们还是用石头在沟里垒起了一些水地。
水地在当地被称为“园子”，只有少数园子可以引水灌溉，大部分只能靠人工浇灌。零散的小块园子靠挑水浇灌，稍大块的园子则使用一种叫“橘槔”的装置提水浇灌。
橘槔工作的时候，从远处看起来，酷似托马斯·纽科门于1712年发明的蒸汽机水泵，只是它的原动力来自人力，而非蒸汽。后来由于柴油机的引进，橘槔被弃用。
大约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村里有了一台6马力的柴油机。柴油机配上一个水泵，就可以把沟里的水扬程到园子地里，轰动了全村人。只是这台柴油机老出问题，并没有立马替代橘槔。
后来公社又给我们村奖励了一台12马力的手扶拖拉机。这个英国人赫伯特·阿克伊德·斯图尔特于1896年发明的东西。手扶拖拉机马力不大，但又好像无所不能，农忙时耕地、脱粒、抽水，农闲时带动磨面机磨面，或者跑运输。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村的石磨和石碾被淘汰了，橘槔也被弃之不用，牛驴也没有人养了。
内燃机的最大影响发生在交通运输业。1886年，德国人卡尔·本茨和戈特利布·戴姆勒同时发明了内燃机驱动的汽车；22年后，美国人亨利·福特用自动组装线生产出了廉价的T型车，使得普通工薪阶层也能够买得起。到1930年，汽车已进入60%的美国家庭，美国由此成为“骑在轮子上的国家”。
但我小的时候，方圆几十里内见过汽车的人还屈指可数，全村没有一辆自行车，1973年公路修到我们村，起因是五里外的邻村变成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大队，省委第一书记要去视察，必须从我们村路过。当26辆吉普车队尘土飞扬经过时，全村男女老少都站在硷畔上观看，真是大开眼界！
后来，在牛津读博士期间，我花了一千英镑买了一辆福特二手车，从此有了自己的小轿车。回国后，我又用免税指标买了一辆大众捷达车。记得直到1999年，光华管理学院大楼前平时还只孤零零停着我的一辆车，没想到几年之后，大楼前已是车满为患了。
更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现在每次回老家，村里总停着几辆车，汽车在农村也已不再是稀罕物了，一个远房的堂弟还买了辆中巴跑班车，仍然住在村里的年轻人大多有摩托车。
据统计数据，中国城市人口中每百户拥有的家用汽车在1999年只有0.34辆，2015年则达到30辆。虽然普及率还不及美国1930年全国水平的一半，但在汽车发明130年后，大部分中国城市居民总算享受到了这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创新！
1978年4月，我离开老家去西安上大学。此时距离第一台大型数字计算机的发明已有33年，微型计算机产业正处于顶峰，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已经成立4年，斯蒂芬·乔布斯和斯蒂芬·沃茨尼亚克的苹果II个人计算机也已经上市两年了，但直到进入大学后，我才第一次听说计算机这个名词。
一开始，我以为计算机就是用于加减乘除运算的，可以替代我当生产队会计时使用的算盘。算盘是中国人和埃及人在公元前400年前就使用的东西。但后来我就知道自己错了，计算机将替代的远不止算盘。
经济系一年级的课程有一门“计算机原理”，记得第一次上课的时候，看到硕大无比的计算机感到很新奇。
我第一次使用计算机是1988年在牛津读书的时候。我把自己手写的两篇英文文章拿到学院计算机房输入计算机，然后用激光打印机在A4纸上打印出来。激光打印出来的字体真是漂亮，像印刷出版的书一样，让人无比兴奋。
1990年9月，我在牛津攻读博士学位时，计算机公共教室那么大，办公桌上放得下（个人电脑）、书包里装得下（笔记本电脑）、甚至口袋里揣得下（智能手机），从而使得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也能买得起，全仰仗于因特尔公司于1971年发明的微处理器。所以有人说，晶体管对数字时代的意义，相当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
对大部分人而言，一台孤立的电脑不过是一个文字处理机，我当初买个人电脑的目的就是为了写论文方便。但多台计算机连接成一个网络，用处就大了。
1969年，第一代互联网——阿帕网诞生了。1972年，阿帕网的第一个热门应用——电子邮件诞生了。1992年后，我自己也开始用电子邮件了，几年之后，中国就进入互联网时代了。
记得1993年12月我儿子在牛津出生的消息，我还是先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告诉国内亲戚，然后再由这位亲戚发电报告诉老家的父母。
我第一次安装家用电话是留学回国的1994年，也就是贝尔发明电话118年后。当时安装电话要先申请，缴纳5000元的初装费后，再排队等候。后来初装费取消了，但我早已缴过了。1999年，我开始使用移动电话，家里的固定电话就很少用了。
2006年之后，老家农村也有移动电话信号了。我给父母买了一部手机，母亲高兴得不得了， 可惜她的信息时代来得太迟了。2008年母亲下葬的时候，我把她心爱的手机放在她身边，希望她在九泉之下也能听到儿子的声音。
自从用上iPhone智能手机，短期出差我不再带笔记本电脑，也不带相机了。有了智能手机，我与父亲不仅可以通话，还可以用微信视频。父亲现在住在榆林城里，春节时能与村里的乡亲们手机拜年，他很开心。
我祖父于1943年去世，当时只有30岁，父亲刚刚12岁。祖父出生的时候（1913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绝大部分新技术和新产品都已发明出来并投入商业化使用，他去世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声，但他连第一次工业革命也没有经历。他短暂的一生中吃的、穿的、用的与他的祖父时代没有什么区别。
父亲比祖父幸运，他和我一起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他下半辈子吃的、穿的、用的与祖父在世时大不相同，也与他自己的前半辈子有很大不同。他坐过火车、飞机、汽车，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也许正在看着电视、用着手机。
我比父亲更幸运，因为每次工业革命我都比他早几年经历。我坐火车比他早，坐飞机比他早，坐汽车比他早，看电视比他早，用手机比他早。我还会上网购物，他不会。
我的幸运是托中国市场化改革开放的福。正是改革开放，使得像我这样的普通中国人有机会享受到人类过去三百年的发明和创造，即便我自己并没有对这些发明和创造做出任何贡献。这或许就是经济学家讲的创新的“外溢效应”吧！生活在世界经济共同体，真是一件好事。
据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在美国的引领下开始了。如果中国晚四十年改革开放，我就得从后半生开始，和我儿子一起同时经历四次工业革命。如果那样，我敢肯定，未来4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比过去40年的实际增长率还要高，更让世界瞩目。但我还是庆幸，历史没有这样进行。
作为经济学家，在享受三次工业革命成果的同时，我还是期待着我们的国家，能在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做出原创性的技术贡献，而不再只是一个搭便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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