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不再挽留我：和双相搏斗的日子 || 渡过

文 / juju    图 / 刘竹

人总是渴望合群，可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自己和大家不同。

懵懂而不知不觉地，我戴着假面生活，孤独是我“一切正常”的表象下最深邃的秘密。七年前，我在北京安定医院得到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我的异常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称谓。

确诊后，我似乎找到双相患者身份的认同，开始试图从其他患者的故事中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再加上多年反复发作的过程中，我失去了绝大多数旧友，也收获了更多阅读时间，就寄希望于从文学作品中寻找人生被抑郁侵袭的蛛丝马迹。

一  

我拜览过三岛由纪夫、茨威格、梵高等传说中因双相而自戕的名人作品，了解了他们的跌宕起伏的生平。他们的作品的确让我不时觉得熟悉，仿佛勾起某种乡愁，和他们激烈到近乎偏执的情绪达到共振，甚至自认为比没患此病的看客对他们人生和作品的理解更为准确到位。

晚年罹患癌症的佐野洋子在《死气满满》里说：“比癌症厉害的病多的是，……我得忧郁症跟自律神经失调的时候更苦多了。忧郁症会让你从一早就想死，可是又不能死，死了会给身边人带来麻烦。”

山本文绪《现在开始与自己和平相处吧》详细收录了她四年间几次住院、在家疗养，不断和抑郁抗争的日记。书的最后她描述了她的康复：“眼前的迷雾感觉一下子放晴了。啊，我已经不要紧了”，我欣慰地就像自己的抑郁也烟消云散了一样，每次读到都会落泪。

在我抑郁反复发作的黑洞深处，这些抑郁亲历者的叙述让我知道，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有人曾和我承受相似的精神折磨，即使在我难以为继的当下此刻，在或远或近的某处也一定有人和我相似。所以，我或许并不那么孤独。

但是，这种抽象的熟悉感又有些空洞，和我细碎的生活离得很远，而后人也总倾向于对先人的事迹延伸出绚丽多彩百倍而无需负责的想象。毕竟，我在生活中（也就是医院中）接触到的最多的双相患者并非诗人画家，也没有非凡的人生经历。相反，我们只是一个个在生活中需要更多帮助的、被痛苦占据的人。

据说，现代精神科疾病用药物治疗的历史不过几十年，人对大脑的了解甚至比宇宙还少。我成长过程中的创伤（包括儿时被医院误诊和青春期时被医生猥亵的经历）让我和很难相信医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真正信任医生的治疗方案，无法相信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彩色药片的组合能轻易带走我的忧伤和担心。与其说是对疾病本身的困惑使我不安，不如说是对人整体的不信任将恐惧深植在我内心。

为了自救，我学习了大量关于精神疾病的著作和纪录片。关于症状的冰冷抽象的科学描述经常引起我的不适。我把自己的症状和“人格解体”、“惊恐发作”等抽象名词一一对号入座，在找到发病机理的同时，也仿佛被禁锢住了灵魂。

许是由于一直没能彻底接受治疗，抑或是这个病本身顽固，我的抑郁和轻躁狂多年来反复交替发作，我感到治疗的复杂程度远远大于感冒肺炎这些“看病—吃药—康复”的直线逻辑，也不能用对付癌症的“手术”方法来一次性切除或植入某个大脑成分来恢复其功能，这曾让我时常自怨自艾，陷入幽暗的绝望。

去年上半年，我经历了人生中十余次抑郁发作中最重的一次。我完全无法相信任何人，包括自己在内。无处不在的惊恐和绝望一次次打垮所剩无几的理智，让我几近束手就擒，我的生命正在仿佛以分秒为单位，开始倒计时。

然而，转折点也在这一刻不期而至。

二  

经过长久痛苦的折磨，以及对精神健康知识的一些了解，我终于决定，再相信一次。在向医生坦陈所有曾自认为不值一提的症状后，三十六岁的我第一次以“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失眠、焦虑状态”的原因提交了假条，在单位实现了自己精神病人身份的出柜，这是我最初出现抑郁症状后的十几年。

更幸运的是，医生开出的处方能够有效缓解我的症状，我也终于在药物的帮助下得到了真正的放松和休息。

我的安全感从零开始，一点一滴地积聚，以前不敢涉猎的《南京大屠杀》会诱发消极情绪的纪实文学，我也肆无忌惮的打开了。我惊讶地发现，《南京大屠杀》的作者张纯如自杀几个月前被诊断双相情感障碍。

母亲张盈盈在《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中摘录了她的遗书，我看到了张纯如的眼泪和我的汇聚成河。她仿佛是在十七年前地球的另一端，一个豪华版的三十六岁的我：“当你相信你拥有未来时，你想到的是一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而当你不相信时，日子不是以天——而是以分钟来计算的。……我想过逃离，但我永远都无法挣脱我自己和我脑中的那些念头。……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更加困难……就好像正在溺毙于汪洋大海之中。”

《南京大屠杀》的尾声中，她的丈夫道格拉斯推测了她的自杀原因：对被（日本右翼极端分子）迫害的长期忧虑与恐惧、频繁的通宵工作及紧张的图书签售、双相药物的副作用与换药的不适应、以及她的骄傲。她的遭遇引起我深刻的共情。

在我看来，令她恐惧不断升级、精神走向崩溃的根本原因和去年的我几乎完全相同——对人的彻底的不信任和自我安全感的彻底瓦解。她最终死于自己射出的子弹，而扣动扳机的是不断侵扰她的、对世界的各种可怕想象。她通过自戕实现了对自己终极的、绝对的控制，亲手结束了每天因惊惧而夜不能寐食不知味的强烈折磨。

道格拉斯对张纯如自杀分析的最后一个原因我觉得非常重要——她的骄傲。从小聪慧的人在很多事情上觉察的多、想的透彻，她从小到大的成功经验让她十分相信自己的判断。而她在来势汹汹的疾病面前或许还没来得及意识到，在被疾病扭曲的意识控制下，她的判断是失真的。人的意识会因精神疾病的迁延不愈而扭曲，我们会被大脑欺骗，被意识捉弄。根据我去年病情加重到今年好转的经验，因病扭曲的偏激极端的思维也会在及时有效的治疗和宽容的环境下渐渐消散而去。

值得一提的是，母亲张盈盈否定医生对她的诊断，认为不应用药，因为家里“没有病史”，女儿“又是那么坚强无畏，不会以自杀逃避”，是药物副作用直接导致了她的死。从她母亲的态度中，我看到了人们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刻板印象和家人对疾病本能的否认。

根据我的观察，一些病友不敢把每个月的药费拿去二次报销，还有的甚至不敢用自己的医保卡看病，怕受到单位的歧视。我在门诊排队时也曾多次被别的患者评价“你看上去这么正常，不像有病的”，就连患者本人也无法抹去对精神病人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会让病耻感发酵，割裂患者和亲友之间的关系，从而阻碍寻医问药之路。

更关键的是，在我们深陷黑暗，孤立无援的时候，如果最亲近的人都不能发自内心接纳真实的我们，因疾病折磨而变得脆弱的神经，往往更容易逼我们走上绝路。

三  

目前，我仍在接受抗抑郁、抗精神病和抗焦虑的组合药物治疗，也在进行心理咨询。

药物治疗帮我从生理上消除内耗，缓解各种奇怪且难以忍受的症状，帮我保证充足的进食和睡眠，让我有精力安抚自己，创造自我修复的心理空间。几年中我因副作用等原因经历了数次换药，最终找到比较有效的药物组合，对医生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信任和默契。

每周一次的心理咨询，则给我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允许我自由表达。和咨询师的互动某种程度补充了现实生活中贫乏的人际交往，帮我逐渐恢复和增强社会功能。伴侣咨询改善了我和丈夫的沟通，我学会敢于向他求助，也更有能力感受和回报他的爱。

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对于我而言，就像近视的人戴上眼镜，虽不方便，至少可以看的更清楚了。我越来越相信，求助和接受帮助并不可耻，生病也不是犯罪。

我曾认为自己注定只能拥抱黑夜，而现在的我，终于决定逐渐卸除三十多年的伪装，将真实暴露给世界，把透明的胸膛呈现在太阳下。这个过程无疑是非常艰难的，有时我甚至能感受到剥下面具时血肉模糊的疼痛。我承认，为大多数人的便利而设计的世界对于怪人来说有诸多不便。但我相信，怪模怪样的我也能找到与世界长久相处的方式。

我终将摆脱黑暗，一定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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