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老吕的蹭会时间！世界科幻研究协会年会是每年规模最大的科幻研究会议了，今年的年会他们搞了46个专题，我只能参加其中的一部分。但即便如此，收获依然很大！在这里把记录分享给大家。会议也有部分内容与中国科幻有关，我在下面的目录里用下划线标出了（括号里是参会的大佬）。会议还有不少圆桌讨论，但由于内容比较零散，我就没有记录。
- 1A: Warfare and the Body in the Hunger Games Trilogy
- 2C: Emotion and Android Class Consciousness
- 3B: Poverty and Capital（有Timothy Murphy）
- 4A: SF Economics（有Huge C. O'Connell）
- 5A: Social Justice and Urban Futures
- 6 C: Video Games（有Pawel Frelik）
- 7A: Labour（有Veronica Hollinger）
- 9A: Discourse, Politics, and Regimes（有John Reider）
- 10A: Archetypes and Intertexts
- 11A: South Korean Science Fiction and Posthumanism
- 12A: Intersections and Inequalities
- 13B: Unequal Fictions（一个全是大咖的专题）
- 15B: Worlds, World Building, and Planetary Problems
- 17B: Race and SF（有一位华南理工大学的外籍老师）
- 18A: Dissolving the Virtual/Material Divide: Posthuman Economies of Mattering
- 20A: Bodies and Resistance
会议其实有三个主旨演讲，但我只赶上其中一个……不好意思……更为具体的会议安排可以请大家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若下面相关术语、人名和书名的翻译和大家熟悉的有出入，请以括号内的英文为准。谢谢大家！
世界科幻研究协会（Science Fic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SFRA）是世界上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科幻研究共同体（没有之一），因此SFRA每年组织的年会也备受世界各地科幻学者的瞩目。今年的SFRA年会承办单位是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圣力嘉学院（Seneca College），主题为“未来叙事与社会公倚”(The Future of/as Inequality）。由于疫情限制，所有的讨论都在线上进行，但正因为此，本次会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在6月18到21日为期4天的会议中，超过150位学者在46个专题研讨中分享了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同时，年会还组织了不少工作坊和圆桌讨论，其中在题为“中国科幻能否超越二元思维？”的圆桌上，马辰、Yen Ooi、Angela Chan、Frederike Schneider-Vielsäcker以及王侃瑜等人讨论了中国女性科幻作家所取得成就。而在另一个题为“中西合璧”的圆桌上，马辰、老吕以及Francis Gene-Rowe则谈到了中西方科幻作品之间的不同和联系。我把我旁听的专题整理了一下，分享给大家：
1A: Warfare and the Body in the Hunger Games Trilogy本次会议的第一个专题聚焦著名科幻作品《饥饿游戏》三部曲（2008—2010）。来自哈佛大学的Adam McLain从宗教角度出发，讨论了三部曲中的“贡品”与“正义”的联系。他介绍了作品中刻画的乌托邦城市——施惠国都城（The Capitol of Panem），城市中的下等人，也就是穷人，需要被迫在“竞技场”（Arena）参加“饥饿游戏”（Hunger Games）。这些人被称为“贡品”（Sacrifice），而McLain以此为焦点，将《饥饿游戏》中的“贡品”与罗马时期的角斗士相联系，并且分析了“决斗”这一形式在新自由主义语境下的新的意义和内涵。
葡萄牙波尔图大学的Tânia Cerqueira则着重探讨了《饥饿游戏》中作为商品的身体。她详细展示了作品中刻画的经济体系，距离城市中心越近的地区越发达，而位于边缘的12区被限制只能发展低技术水平的农业或基础工业，生活水平低下。由富人组织的“饥饿游戏”虽然残忍无比，但对于12区的居民来说，却是一种“社会跃迁”的机会，胜者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提高社会阶层。Cerqueira认为，这样一来，参与饥饿游戏的选手便会把自己的身体视为某种筹码，将其置于商品交换的体系中，供观看游戏的有钱人进行消费。她引用了英国学者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的身体理论，并且指出，在《饥饿游戏》里，游戏选手可被看做经济价值的载体，在市场的凝视下，成为人们攫取利润的来源。
早在20年前，希林教授便已经对“身体”在社会和科技话语中的意义做了论述，他随后又出版了一系列作品来补充、扩展他的观点巴黎索邦大学的Daniel Koechlin对比了《饥饿游戏》以及电影《雪国列车》（Snowpiercer，2013）和《极乐空间》（Elysium，2013）。他指出，这三部作品有着相似的时代背景，并强调了它们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联系。在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基础上，Koechilin认为，这三部作品是新形式的乌托邦文本，既反映了新自由主义时代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也反映了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社会心理的冲击。他进一步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于乌托邦与废托邦的理解与1990年代和2000年代早期相比，有了显著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重点关注小部分（1%）“剥削者”与大部分（99%）“被剥削者”之间的战争和矛盾，并将其视为自由和解放的必要过程。
2C: Emotion and Android Class Consciousness在本专题中，南佛罗里达大学的Jenna Campbell讨论了著名英国作家约翰·哈里森（M. John Harrison）的作品《异光》（Light，2002）。她首先回顾了其他学者对哈里森作品中性别描写的论述，并介绍了《异光》中诸多女性形象的心理创伤与性别意识。她着重强调了故事中的Seria，她在经过童年心理创伤之后，选择放弃自己的身体，在一系列手术之后，成为某种外星飞船（K-ship）的驾驶员。但即便如此，她在身体上的创伤仍然影响着作为“后人类”的Seria。在此基础上，Campbell进一步探讨了“欲望”在性别与科幻研究中的重要性，指出Seria的欲望以及“身体”主体性能够显示出她对“男性凝视”（male gaze）的挑战。
虽然在国内知名度不高，但哈里森对于英国当代科幻文学来说算得上是教父级别的人物
随后，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的Zita Hüsing则探讨了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的代表作《仿生人会梦到电子羊吗？》（1968）中的社会分化与情感异化。她指出，《仿生人》中刻画的社会是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再现，而主人公对于“仿生人”产生的共情，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权力关系。主人公里德·德卡德（Rick Deckard）在一系列追捕仿生人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种罪恶感，而这种罪恶感，恰恰是他对“人类中心主义”（Anthro-centralism）的反思，是对人类—动物、人类—自然关系的重构。
菲利普·迪克的作品永远是常读常新的，图为《仿生人会遇到电子羊吗？》的初版封面
都柏林城市大学的Iuliia Ibragimova则介绍了玛塔·威尔斯（Martha Wells）的《杀手机器人日记》系列（Murderbot Diaries，2017—2021）。她首先强调了当下社交与算法媒体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这些技术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社交方式，还为资本带来了新的市场。在对作品中劳动、种族、阶级等元素的介绍之后，Ibragimova从“妖魔化”（Demonisation）和“幼儿化”（Infantisation）两个概念出发，分析了消费主义时代创造的“技术他者”（Technological Other）。她认为，在算法的加持下，人们逐渐转向“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的时代，人类与技术的融合也会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杀手机器人日记》系列至今已出版四部小说，作者威尔斯非常勤奋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Timothy S. Murphy首先介绍了“怪谭”小说中的阶级叙事。虽然在近二十年来，以范德米尔（Jeff Vandermeer）和米耶维（China Miéville）为代表的“新怪谭”（New Weird）获奖无数，但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怪谭”小说却并没有在科幻界取得广泛影响。Murphy强调了爱伦·坡对这一体裁的影响，并回顾了第一代英国“怪谭”作家亚瑟·梅琴（Arthur Machen）、威廉·霍奇森（Willian Hope Hodgson）以及M.P.希尔（M.P. Shiel）等人的创作经历。随后，“怪谭”小说的创作中心转向美国，并涌现出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克拉克·A.史密斯（Clark Ashton Smith）、罗伯特·E.霍华德（Robert E. Howard）等第二代作家。Murphy对比了“怪谭”小说与传统奇幻和科幻小说的区别，并且强调了这一体裁背后的英国与美国历史背景。
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苏鲁”系列可以说是“怪谭”小说的集大成者（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他长得像扎克伯格吗？）英国赫尔大学的Jade Hinchliffe讨论了陈楸帆《荒潮》（2013）中的“后人类资本”（Post-human capital）。她首先介绍了小说中“硅屿”与现实中“贵屿”的联系，以及电子垃圾污染对于“垃圾人”的直接威胁。在她看来，故事里的外来工人、本地氏族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硅屿中本地人与外来工人在地理上的隔离，同样也造就了身份认同上的对立。Hinchliffe强调，《荒潮》不仅仅是一个生态叙事的文本，同时还描绘了深刻的社会问题，显示出农民工在大城市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荒潮》已经成为英美科幻研究领域的重要案例，让我们祝贺陈楸帆老师！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Universidade Federal de Minas Gerais）的Amanda Pavani则分析了安·莱基（Ann Leckie）《雷切帝国2：巨剑号的陨落》（Ancillary Sword，2014）中的后人类与他者。在简要回顾故事情节之后，Pavani强调了“赛博格”与“身体”等概念对小说叙事的影响。同时，她也着重介绍了小说中Athoek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结构，而城市中不同的阶层、种族对于这一经济体系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在最后，Pavani将《巨剑号的陨落》与巴西的社会现实相联系，以“埃尔多拉多·卡拉哈斯大屠杀”（Massacre of Eldorado dos Carajas，1996）为例，指出劳动“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的必要性。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莱基"Ancillary"系列的学术价值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Boston）的Hugh C. O’Connell介绍了他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即科幻小说中的未来主义经济与金融体系，以及作为科幻小说在金融化（Financialisation）与经济化（Economisation）语境中的意义。他首先回顾了Bould和Shaviro等学者对于科幻—资本关系的探讨，分析了迷你剧《开发者》（Devs，2020）和电影《黑客帝国》（Matrix，1999）对“信息”的商品化。以哈特和奈格里（Hardt and Negri）的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概念出发，O’Connell强调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对于个体主体性的入侵。以竞争、量化为基础的市场规则，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于价值、道德的理解。
《开发者》是2020年3月上线的科幻剧集，IMDb 7.7.分，中规中矩，不过里面有不少元素还是很有意思的美国因佛山学院（Inver Hills College）的David M. Higgins同样分析了莱基的《雷切帝国2：巨剑号的陨落》，并认为我们对于这部小说的理解，需要建立在美国全球扩张的政治背景之上。他首先引用了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J.A. Hobson，1858—1940）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指出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建立在持续不断地对外扩张之上。由此出发，他引用了列宁对资本主义的论述，强调了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原动力并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这体现在银行卡特尔对于市场走向的影响甚至控制。在Higgins看来，美国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的金融体系，有赖于一种殖民战争经济，而在莱基的故事中，作者对于殖民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于新时代经济体系的反思，需要我们每个人加以重视。
Hobson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其著作《帝国主义》（1902）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等人产生了重大影响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R Baker则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讨论了陈楸帆的《荒潮》以及罗绍拉·桑切斯（Rosaura Sanchez）与比阿特丽斯·皮塔（Beatrice Pita）合著的《月球劳工2125—2148》（Lunar Braceros 2125 — 2148，2009）。Baker首先介绍了美国学者霍利·巴克（Holly Jean Buck）的新书《气候悲剧与修复》（After Geoengineering: Climate Tragedy, Repair, and Restoration，2019）中，在书中，作者从“债务”的角度讨论了环境恶化对于人类的影响，许多工作在污染前线的社会底层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不过Baker认为，在这两部科幻作品中，巴克书中描绘的“狗屁工作”（shit works）却成为了拯救环境甚至拯救世界的工具。在很多环境学者看来，由环境恶化带来的风险并不是平均的，相对于有钱的社会上层以及第一世界公民，少数族裔、第三世界以及社会底层所面对的情况更加危险。所以，这种“风险”的分配不均，在《荒潮》和《月球劳工》中，都成为了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月球劳工》这本书本身还是不错的，就是这个封面设计有点超前于我的审美……5A: Social Justice and Urban Futures美国摩根州立大学（Morgan State University）的Darryl Peterkin讨论了推想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中对于城市景观的再现。他强调，在推想小说中的城市刻画中，种族、阶级、宗教等元素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Perterkin以杜波依斯（W.E.B. Du Bois）的小说《彗星》（The Comet，1920）奥克塔维娅·巴特勒（Octavia E. Butler）的《播种者寓言》（Parable of the Sower，1993），以及影视作品《纽约大逃亡》（Escape from New York，1981）《巴比伦5》（Babylon 1993）《星际迷航：深空九号》（Star Trek: Deep Space Nine，1993）为例，讨论了不同时期科幻作品对于“城市”概念的理解。
没有想到，著名的后殖民理论家杜波依斯竟然也写过科幻小说！美国科幻博物馆（Museum of Science Fiction）的Aisha Matthews则关注奥克塔维娅·巴特勒《播种者寓言》里城市叙事中的“死因政治”（Necropolitics）。她首先指出，城市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已经演变成福柯式“生命政治”（Biopolitics）运作的空间。她随后引用了阿基里·姆贝姆比（Achille Mbembe）的著名概念“死因政治”。在这样的语境中，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不再是政府公益的一部分，成为需要个人承担的商品。于是，在某种程度上，城市成为了个体的竞技场，“死因经济”下的竞争失败者不再能够贡献足够的价值，成为生命政治的牺牲品。
Necropolitics这个概念绝对是科幻研究领域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之一了，国内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我甚至不知道我翻译成“死因政治”有没有问题），各位大佬如果有时间，或许可以琢磨一下？在专题最后，佐治亚理工学院的Lisa Yaszek从科幻史的角度出发，介绍了在过去125年中科幻小说对于巨型城市（Mega-city）的刻画。她追溯了人们对于巨型城市的定义，并且以H.G.威尔斯（H.G. Wells）、J.G.巴拉德（J.G. Ballard）、菲利普·迪克等人的小说为例，从“垂直现代性”（vertical modernity）的角度，介绍了摩天大楼所蕴含的废托邦叙事。同时，她也指出，科幻对于城市的想象并不总是灰暗的，保利娜·霍普金斯（Pauline E. Hopkins）《血缘》（Of One Blood，1903）以及萝琪雅·萨卡瓦特·侯赛因（Rokeya Sahkawat Hossain）的《苏丹娜之梦》（Sultana’s Dream，1905）便是种族与女性乌托邦的典型案例。在新浪潮时期，科幻作者开始诉诸异托邦（heterotopia）这一概念，着重探讨主流话语之下的边缘社群。在这一时期，“城市”转向一种异质空间，在这看来，这与后结构主义哲学的兴起不无关系。
弗吉尼亚大学的Andrew Ferguson将“死因政治”理论运用在游戏研究之中，分析了科乐美的经典作品《魂斗罗》（啊！童年）。他首先介绍了《魂斗罗》在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市场影响，并将游戏叙事的背景与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地缘政治相结合。Ferguson随后介绍了一种和平主义的通关方法，即在“尽可能杀死更少敌人”的情况下完成游戏（超难……）。他将这样的游戏方式定义为“死因游戏”（Necro-game），即玩家可以决定某个军事或社会群体的生存与死亡，他认为，这样的游戏哲学能够折射到现实世界的文化和政治语境，为人们理解当下的政治议题提供不一样的思路。
马德里自治大学（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Madrid）的Amanda Bittencourt则讨论了2018年索尼发行的新游戏《底特律：变人》（Detroit: Become Human）。她首先介绍了这部作品革命性的人机交互系统。不同于传统游戏，《底特律：变人》中融入了大量的电影和镜头叙事，在与游戏互动的过程中，玩家可以感受到游戏中仿生人身份认同的转变，从而得以重新思考“人类”本身的定义。她以后人类主义的相关理论为出发点，指出玩家在选择游戏方式与游戏角色的时候，同时也将自己代入游戏当中，成为了游戏在现实中的延伸。
虽然《底特律：变人》的市场表现说不上成功，但游戏本身所带来的革命性需要我们认可华沙大学的Pawel Frelik则从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出发，讨论了“推想类电子游戏”（Speculative Video Games）中所涉及的“时间性”（temporality）。他对比了电影/媒体研究与游戏研究中“时间性”概念的不同，并且指出，游戏中的叙事方式更加复杂，能够蕴含更加丰富的信息和意义。他引用了Jose Zagal和Michael Mateas在一篇2008年的文章中所概括的四种时间框架——现实世界时间（real world time）, 游戏世界时间（gameworld time），调和时间（coordination），虚拟时间（fictive time）。他随后详细分析了《地平线：零之曙光》（Horizon Zero Dawn，2017）《灰烬》（From Dust，2011）以及《地球2160》（Earth 2160，2005）中时间性的体现。
加拿大特伦特大学（Trent University）的Veronica Hollinger讨论了人工智能语境下人们对于“劳动”的解构与重构。她回顾了历史上科幻小说对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刻画，并且对比了阿西莫夫笔下的智能机器人以及包括罗伯特·索耶（Rob Swayer）在内的当代科幻作者对人工智能的理解。Hollinger进一步将数据、算法、编程等概念融入到生命政治与社会文化的语境中，强调了后人类元素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对人类的影响。同时她也指出，虽然人工智能可以作为马克思眼中“劳动后备军”（Reserve Army of Labour）的一部分，但同时它们自身也可以成为商品，从另一个层面融入到市场交换的过程。这种劳动者与商品的双重身份，不仅为科幻中的人工智能所特有，更在现实生活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市场规则。
Hollinger教授获得SFRA 2021年“终身成就奖”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Conrad Scott讨论了保罗·巴奇加卢皮（Paolo Bacigalupi）的《沙子与矿渣之民》（The People of Sand and Slag，2004）以及拉里萨·莱（Larissa Lai）的《虎疫》（The Tiger Flu，2018）。他首先介绍了莫伊兰（Tom Moylan）的“批判性乌托邦”（critical utopia）以及罗兰德·修斯（Rowland Hughes）“生态废托邦”（Eco-dystopia）等概念，并回顾了这两个术语与科幻研究之间的关系。由此出发，Scott强调了生态批评视角下科幻叙事对“景观”的刻画，并认为这些景观可以影响我们对于近未来经济、劳动、市场体系的想象。
拉里萨·莱的《虎疫》也是会议上重复提到很多次的作品，于2018年出版
克罗地亚斯普利特大学（University of Split）的Brian Daniel Willems讨论了尼狄·奥考拉夫（Nnedi Okorafor）的《宾蒂》三部曲（Binti Trilogy，2015—2017）。他介绍了故事主人公“宾蒂”所经历的身体改造，并从“身体研究”的视角出发，分析了“身体”在资本主义市场交换中的剥削和异化。这里的剥削和异化与宾蒂所属的种族相互联系，使主人公陷入某种“双重剥削”的困境。同时，Willems着重探讨了故事中的符号阐释（Semiosis），并从符号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主人公宾蒂所指涉的意义。
奥考拉夫的《宾蒂》系列是当下“非洲未来主义”的代表性作品9A: Discourse, Politics, and Regimes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University of Hawaiʻi at Mānoa）的John Rieder介绍了自己的新书《推测性认识论》（Speculative Epistemologies: An Eccentric Account of SF from the 1960s to the Present，由利物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认识论的角度着手，研究了1960至2010年代科幻叙事的历史演进，并在每个十年中选取一部作品进行文本细读。通过这部专著，Rieder重新解读了“科幻”的定义和边界，以反霸权、反主体、反中心的方式，讨论了诸多后现代主体在不同时期科幻作品中的呈现方式，并强调了“科幻”所内在的政治性、颠覆性力量。
Reider教授的新书将于2021年10月份出版，就是这个价格……利物浦大学出版社卖的书越来越贵了……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的Virginia Conn则以1960到1970年代中国连环画（小人书）为案例，分析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中对于“劳动”的刻画。她首先强调了连环画这一体裁在教育和政治宣传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从蔼孙那檀（Nathanial Isaacson）的文学概念“日常乌托邦”（quotidian utopia）出发，指出了连环画乌托邦叙事中所蕴含的“现代化”隐喻。同时，Conn详细探讨了连环画中的人物形象，在她看来，这些形象能够体现对未来的乐观精神，以及对“社会主义乌托邦”（socialist utopia）的期待。而这样的乌托邦，只有通过人民的不懈劳动才能够实现。因此，Conn认为，该时期的中国连环画具备了“生产性”（productivity），是“生产性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
说起来，咱们的小人书还画过《星球大战》呢！（当然是经过改编的）哈佛大学的Matthew Schantz讨论了前苏联作家米·伊林（M. Ilin）在1935年出版的作品《人与山》（Men and Mountain），他首先介绍了“科幻”在俄语中的不同含义，并且强调了“科学奇幻”（Science Fantasy）对早期苏联科幻（或乌托邦）故事的影响。他随后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重新界定了“科幻”、“奇幻”与“童话”的定义，并且详细分析了《人与山》中人与自然、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在Schantz看来，米·伊林的作品能够体现奇幻与童话元素与科学、现代性的有机结合，是我们审视1930年代苏联社会与文化语境的重要渠道。
前苏联作家米·伊林全名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马尔沙克，是俄文版《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10A: Archetypes and Intertexts美国奥斯汀学院（Austin College）的Alex Garganigo着重讨论了17世纪著名英国诗人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的代表作《致羞怯的情人》（To His Coy Mistress，1681），从“互文”的角度，强调了其对奇幻与推向类文学的影响。Garganigo认为，在1950—2020年之间，至少有35部科幻作品借鉴或致敬了这首诗中的文学元素。他指出，大多数人都把《致羞怯的情人》这首诗当作浪漫主义的雏形，用崇高的时间和空间尺度来衬托亲人的冒险、分离和团聚。简而言之，人们认为腼腆的女主人会屈服。作为一个群体，这些文本标志着一个新的领域，将这首诗视为一种思想实验，并且与科幻小说形成互文，成为后者所指涉的“原型”之一。
除去诗人身份之外，马维尔还积极参与英国政治，曾多次进入英国下议院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Andrea Blatz讨论了1940年之前法语科幻小说中的“时空体”概念（chronotope）。在巴赫金眼中，“时空体”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Blatz详细介绍了包括J.H. 罗斯尼（J.H. Rosny the Elder）的《地球之死》（La Mort de la Terre，1910）在内的诸多法语作品，并且分析了其中涉及的三种时空体概念，即“动态静止时空体”（homeostatic chronotope）、“冒险时空体”（adventure chronotope）以及“民俗时空体”（folkloric chronotope）。
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法语冒险类小说是“科幻”这一体裁非常重要的灵感来源
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Alexandra Balasa讨论了《V字仇杀队》（V for Vendetta，2005）中的矛盾性叙事，并指出该电影中浓厚的象征主义（symbolism）元素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悬置并挑战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叙事风格。通过对电影中三个主要角色的解读（V、Evey、Gordon Deitrich），Balasa认为，电影中对神话母题的互文性指涉能够消解结构性的二元对立，比如生与死、创造与毁灭之间的对立关系。
这个面具，我曾经非常想搞一个，但后来觉得比较中二，就算了（从符号学和象征主义的角度来看，“面具”实际上是很重要的意义载体）11A: South Korean Science Fiction and Posthumanism在会议第二天的最后一个专题中，韩国高丽大学的Haerin Shin介绍了“科幻”在韩国大众媒体中显示出的新潮流。她回顾了历史上韩国科幻不同的呈现方式，包括电影、漫画、游戏以及文学等等，并介绍了不同时期科幻作品所体现的历史内涵。她着重探讨了韩国电子游戏中对科幻元素的运用，尤其是科幻视角下“历史”的再现，并且与《刺客信条》（Assassin’s Creed）做了对比。随后，她分析了电影《胜利号》（2021）中的后殖民叙事，以及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并且指出，《胜利号》中的机器人形象，是韩国电影史上第一个跨性别、非人类的电影角色，为该部电影在韩国科幻史与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奠定基础。
《胜利号》虽然是2021年上映的新作，但已经得到了很多学者的重视
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UC Riverside）的Sang-keun Yoo从后人类主义的角度出发，讨论了韩国电影和影视剧中的僵尸形象。在简要介绍“僵尸”在诸多文学作品中的呈现之后，Yoo指出，在当代韩国的社会背景中，僵尸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形象，与消费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社会分层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详细分析了《釜山行》（2016）《尸战朝鲜》（2019）《甜蜜家园》（2020）三部影视作品，并且强调了“僵尸叙事”中所蕴含的末世隐喻。他以《僵尸世界大战》（World War Z，2013）《传染病》（Contagion，2011）等英美僵尸电影作为对比，指出了韩国僵尸电影中浓厚的历史内涵。
韩国圆光大学（Wonkwang University）的Sunghwan Jo同样以后人类主义为焦点，介绍了他提出的术语“Nimology”。在韩语中，Nim（님）是敬语中的后缀，以示尊敬，而在语言文化的演变过程中，Nim在十九世纪被赋予了哲学含义，人们诉诸Hanul-nim，即神圣的存在（divine beings），这一概念与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概念或有相似。以此概念为基础，Jo强调了Hanul-nim对于“人”的重新定义，这与西方语境中的“后人类主义”有着共通之处。
Sunghwan Jo教从词源的角度介绍了Nim的概念亚洲科幻协会（Asia SF Association）的创始人、科幻作家尹汝静（Yeo-Kyeong Yoon）为我们分享了她的作品《第五》（The Five）。
It’s Capitalism: What Else? Uneven Futures of Automation and Exploitation在会议第三天的主旨演讲中，德国弗伦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Flensburg）美国研究系副教授Lars Schmeink介绍了他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未来世界”（Future World），该项目由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资助。Schmeink首先从自身经历出发，讲述了他在成长和研究过程中感受到的阶级分化，并强调了晚期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内在的系统性不公。他引用了英国学者马可·费什（Mark Fisher）在《科幻与经济》（Economic Science Fiction）前言中所探讨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Capitalist Realism），并且认为，在当代全球文化语境中，对“后资本主义”或然可能性的想象是科幻文学与艺术需要肩负的任务。
《科幻与经济》是第一部聚焦科幻小说中经济体系的论文集，在2018年出版
在随后的演讲中，Schmeink详细分析了电影《千钧一发》（Gattaca，1998）以及小说巴奇加卢皮的《发条女孩》（The Windup Girl，2009）《战争工具》（Tool of War，2017），斯蒂芬妮·索尔特（Stephanie Saulter）的《宝石综合征》（Gemsigns，2013）和拉里萨·莱的《虎疫》，并以此探讨了“生物朋克”这一概念（Biopunk），以及资本主义在近些年表现出的新形式——包括灾难资本主义（Disaster Capitalism）、生物或基因资本主义（Bio-capitalism/Genetic Capitalism）、死因资本主义（Necro-capitalism）、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算法资本主义（Algorithmic Capitalism）以及种族资本主义（Racial Capitalism）等等。
说起来，有人把《千钧一发》当作耽美电影来看的嘛？（狗头）
在此基础上，他简要介绍了当代社会前往后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种方式，即“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强调了赛博朋克作品在对技术、科学进行艺术再现时表现出的活力。对此，Schmeink着重讨论了科幻剧集《无政府主义》（Incorporated，2016）、小说玛德琳·阿什比的（Madeline Ashby）《公司小镇》（Company Town，2016）以及哈耶特·维利尔（A. Hyatt Verrill）《圣光之桥》（The Light Bridge，1950）等作品，指出了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自然属性。最后，他介绍了一种比较极端的后资本主义想象——即澳大利亚学者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提出的“向量主义”（Vectoralism），并且提醒我们，数据与算法成为新时代的“主体”。
阿什比的《公司小镇》也是整个大会中多次提到的关键作品12A: Intersections and Inequalities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的Himali Thankur探讨了存在主义视角下的“超个体”（Superorgainsim）。“超个体”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指的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集群，建立在利他主义的合作、复杂的沟通和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它代表了生物组织的一个基本阶段，介于普通组织和整个物种之间。Thankur认为，对超个体的研究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各种进化水平之间是如何转换的，以及生命整体是如何从简单到复杂进化的。她将这一生物学概念与“控制论”、“后人类”等理论相联系，着重探讨了勒古恩的著名作品《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1974），指出“超个体”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社会中各种不公平因素的成因，并可以与科幻文学相结合，想象并构建未来主义的可能性。
印第安纳宾夕法尼亚大学（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Brian Sateriale and Zeeshan Siddique讨论了韩国电影《釜山行》中对于“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批判。两位作者首先介绍了科幻中的“僵尸母题”，并将其形容为人类对于“未知”和“他者”的恐惧。他们认为，资本与技术在人类世形成某种共谋，在认识论层面深刻地影响了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他们讨论了《釜山行》中的情节和人物对白，强调了人类世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以及资本主义语境中的等级划分最后，他们指出，“火车”隐喻下的资本主义并不能够成为人类最后的希望。
我在想，如果把《釜山行》和《雪国列车》（以及韩松老师的《地铁》？）中的“火车”隐喻做下对比，会不会很有意思？堪萨斯大学的Paul Scott同样探讨了韩国影视作品中的僵尸形象。他介绍了韩国KBS2于2020年9月起播出的《丧尸侦探》（Zombie Detective）。他首先介绍了“智慧僵尸”（Cognitive Zombie）这一分类，这类僵尸与大家熟识的无意识僵尸不同，它们具有一定程度的智慧，并能够做出决策。在Scott看来，僵尸主人公Moo-young一直在试图融入人类社会，甚至已经找到了工作，但它在此过程中却发现资本主义社会“非人化”（dehumanisation）和“异化”（alienation）的倾向。于是，Moo-young最后放弃了人类社会，归隐山林。
总体来说，《丧尸侦探》的叙事还是蛮轻松的，没有太多其它丧尸片中的恐怖元素
13B: Unequal Fictions（一个全是大咖的专题）西英格兰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 UWE Bristol）人文学院准教授（Reader），2016年SFRA终身成就奖得主Mark Bould从科幻作品的创作、传播与消费的角度，讨论了资本主义市场中，作为文化产品的科幻所内在的系统性不公。他指出，从历史角度来看，科幻并没有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公平的平台，来自英美的男性作者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并由此赢得了更多的市场认可。虽然“科幻”一直标榜自己是“世界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它世界上却预设了以白人男性为中心的权力结构。Bould随后讨论了文学/艺术创作的商品化倾向，认为市场能够反过来对“科幻”的生产施加影响。在他看来，“科幻”应当变得更加包容，更加多元，我们不应总是依照市场的喜好来评判、宣传某个作品，而更应重视作品本身的价值。
2009年，Bould博士与米耶维合作编辑了论文集《红色星球》，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幻研究的基石性著作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媒体与文化研究系教授，2020年SFRA终身成就奖得主Sherryl Vint同样讨论了作为文化产品的“科幻”中的不公平元素。与Mark Bould不同的是，Vint看到了资本在内容生产中的指向性作用，通过各种奖项和资助的评选，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甚至决定科幻作品中讨论的主题以及叙事风格。即便读者接受是评判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通过资本的运作，读者的偏好完全可以发生改变。Vint随后讨论了美国作家本·莱纳（Ben Lener）的小说《10:04》，虽然这并不是科幻小说，但Vint对其中涉及的“负面集合”（Bad Collectivity）这一概念很感兴趣。她认为，在科幻的内容生产中，对资本的过于依赖会导致该领域的“负面集合”，这会对科幻体裁的长远发展带来危害。
Vint教授借鉴了《10:04》中的部分内容，以阐释她对于科幻产业的见解。另外，她曾于2020年受邀在北京、深圳进行演讲，演讲实录可以点击这里查看
在专题最后，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世界科幻研究”专辑系列（Studies in Global Science Fiction）主编Anindita Banerjee回应了Mark Bould和Sherryl Vint对科幻产业的认识，并且讨论了“科幻”这一体裁如何影响人们对于现代性和当代性的理解。她从2009年的科幻电影《睡眠经销商》（Sleep Dealer）出发，介绍了“野蛮生态”（Savage Ecology）这一概念，以及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物质临近”（Material proximity）重要性的下降。在她看来，自十九世纪晚期开始，“附近”所蕴含的空间概念是现代性的重要部分，空间甚至可以与时间概念相结合，成为巴赫金眼中的“时空体”。她进一步提到了“后附近”时代的艺术“崇高”（sublimity），并讨论了数字资本与数字空间如何能够影响人们对于环境和景观的想象。
Banerjee教授主持的“世界科幻研究”系列最新出版的是Will Peyton关于《三体》系列的研究加拿大约克大学的Monica Sousa讨论了阿特伍德（Margret Atwood）“疯癫亚当”三部曲（MaddAddam Trilogy），该系列包括《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2004）《洪水之年》（The Year of Flood，2009）以及《疯癫亚当》（2013）。同时，她也将阿特伍德与韩国导演奉俊昊的电影《玉子》进行对比，强调了“动物”形象在这些作品中的重要叙事作用，尤其是经过基因改造的“猪”。Sousa认为，在阿特伍德和奉俊昊作品中，动物都被动地融入了人类的市场交换逻辑当中，它们本身的主体性被同化、消解为可量化的价值。在她看来，当代动物研究呼吁打破人类中心的既定框架，重新构建人类—动物的权力关系。
阿特伍德最令人熟悉的作品可能是《使女的故事》，不过“疯癫亚当”三部曲在文学研究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的Summer Sutton从生命政治的角度出发，讨论了2018年的科幻电影《太空生活》（High Life，2018）。她首先介绍了动物研究与其它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关系，包括后殖民主义、后人类主义等等。她认为动物研究是我们当下评价“人类世”的重要途径之一。随后，Sutton在动物研究与“种族”概念相联系，指出了二者相似之处。她通过对《太空生活》的详细解读，她强调在这部作品中人类与动物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边界被重新定义。因此，她认为，动物研究的相关理论，在科幻的语境中，同样也可以用以讨论“人”困境。
《太空生活》的宣发做得很不错，但故事本身有点拖沓，市场表现不佳，IMDb的评分只有5.8分
利物浦大学的Luch Nield则着重探讨了人与狗之间的主奴辩证关系，她回顾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指出主人和奴隶的权力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辩证的、双向的关系。她随后追溯了狗与“陪伴”等概念在历史上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并且引用了哈拉维（Donna Hardaway）对于狗的“历史性”的论述。Nield详细分析了柴可夫斯基（Adrian Tchaikovsky）的《战争猛犬》（Dogs of War，2017）以及巴奇加卢皮的《破船者》（Ship Breaker，2010），分析了故事当中涉及的“人—狗”关系。她认为，我们目前对于“狗”的喜好、训练和理解，都有着浓厚的人类中心色彩。所以，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忠狗”所预设的主奴关系。
阿德里安·柴可夫斯基是最近十年英国科幻最值得关注的作者之一15B: Worlds, World Building, and Planetary Problems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Ben Blackman研究了玛丽·雪莱的父亲，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作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1756—1836），他也是功利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最早的的现代倡导者之一。他以戈德温的代表性作品《凯莱布·威廉斯传奇》（The Adventures of Caleb Williams，1794）为中心，指出戈德温在此作品中表现出的叙事手法对后来的文学作品有着深远影响。在故事中，戈德温显示出了“世界建构”的雏形，并且致力于打破各种既定的边界。Blackman认为，这样的“无边界性”（Boundlessness）是当代科幻小说的重要属性之一。
也有学者认为，《凯莱布·威廉斯传奇》中蕴含了戈德温的政治思想来自芝加哥大学的Katherine Buse同样从“世界建构”的角度出发，介绍了她正在撰写的专制《推想行星学》（Speculative Planetology）。她首先追溯了几个概念，即“行星”、“认知陌生化”（cognitive estrangement）和“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s，SSPs），以及它们在诸多科幻作品中的呈现。其中，SSPs是气候研究领域对未来的推想，包括五种附属路径——可持续性、中间道路、区域竞争、不公平性以及化石燃料发展。她引用了Nielsen-Gammon的相关理论，并且以塞缪尔·德莱尼（Samuel R. Delany）的《口袋里的星星像沙粒》（Stars in My Pocket Like Grains of Sand，1984）为例，指出气候科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乌托邦视角，而科幻小说能够为这样的乌托邦想象提供理想的叙事空间。
德莱尼称，《口袋》这本书本来是一个两部曲的上半部分，但该系列的下半部分一直没能完成
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的Rachel Webb Jekanowski首先通过奥克塔维娅·巴特勒在小说中建构的宗教“地球之种”（Earthseed），讨论了科幻小说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并以此出发，强调了气候变化这一主题的紧迫性。她引用了Shelley Streeby在《想象气候变化的未来》（Imagining the Future of Climate Change: World-Making through Science Fiction and Activism，2017）一书中，指出“气候正义”（Climate Justice）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随后，Jekanowski详细分析了金·伯克宾德（Kim Boekbinder）和吉姆·巴特（Jim Batt）的短视频艺术作品《亚历桑德拉·奥卡西奥—科尔特兹的未来消息》（A Message from the Future with Alexandria Ocasio-Cortez，2019），并探讨了其中的政治与气候叙事。
“地球之种”是巴特勒在其“寓言”系列中虚构的宗教，在科幻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弗吉尼亚理工学院（Virginia Tech）的Kristen Koopman从叙事学的角度，研究了科幻小说作者如何对他们在故事中的世界建构进行展开。她回顾了2008到2012年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的终选名单，并从26部作品中选取了21部进行研究。Koopman提到了8种叙事技巧：打破时间性（Breaks in temporality）、焦点深化（Increased focus）、话术转变（Changes in register）、直白说教（Didactic tone）、角色偏见（Knowledge filtered through character’s POV）、对话（Dialogue）、角色所见（Seeing in Use）、旁白信息（Extradiegetic Text），并针对每种技巧，选取了适当的小说选段用以佐证。
列表中黑色的便是Koopman选取的文本，感觉有点定量的意思哈佛大学的Michael O’Krent探讨了中国科幻新浪潮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他首先简要介绍了中国科幻的历史，并且指出，中国科幻目前在世界上争取的日益广泛的影响力，但对于不说中文、不了解中国语境的读者和学者来说，即便他们可以通过翻译读到中国科幻的文本，他们也无法真正与“中国科幻”本身建立联系，毕竟他们无法接触的文本中所蕴含的“历史性”。他借鉴了达克·苏文（Darko Suvin）和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相关理论，强调了“科幻”对于想象或然性和未来可能性所提供的叙事空间。
Michael O'Krent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博士研究生，今年4月也参加了王德威和宋明炜老师组织的论坛
芝加哥大学的Ana Klimchynskaya从达克·苏文的“认知陌生化”（Cognitive Estrangement）概念出发，讨论了科幻小说中对于“现实”的加工。她将“陌生化”的传统追溯到十九世纪，并以爱伦·坡、凡尔纳等人为例，强调了科幻小说如何参与到人们对于现实、科学等概念的理解。她介绍了一篇于1835年发表在《爱丁堡科学杂志拓展》（Supplement to Edinburgh Journal of Science）的科学文章，该文章描述了在月球上发现的巨人。虽然这篇文章为作者杜撰，但很多人还是信以为真，作者随后不得不对此加以解释，而读者的兴趣也因此发生变化，转向讨论“科学虚构”中的合理性与趣味性。Ana认为，这样的文本早已具备了“认知陌生化”定义下科幻小说所能够起到的叙事作用。
科罗拉多大学的Benjamin Robertson则从媒体研究的角度，讨论了历史上科幻系列剧集传播方式的变化。他以《星球大战》《星际迷航》《洛基》《旺达幻视》等知名作品为例，介绍了科幻剧集拍摄、制造以及推广的过程。他指出，虽然这些大型系列IP有很多解读方式，可以放在资本主义与市场竞争的框架下加以理解，但它们同时也是一种叙事“形式”，能够取得单部电影无法达到的叙事效果。
历史更久的IP系列确实意味着更大的叙事空间，这本《星际迷航文化史》（2018）推荐给大家美国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的Stephen Hong Sohn讨论了亚裔美国科幻作者在近年来取得的认可和成就。他将科幻研究与亚裔美国文学、未来主义文学研究相联系，并且讨论了“鬼魂”形象在亚裔美国“推想类”小说以及奇幻小说中的体现。他主要介绍了刘宇昆、特德·姜、匡玲秀（R.F. Kuang）等人的作品，并且简要提到了这些作品中涉及到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同时，Sohn也注意到了美国青少年文学市场中亚裔作者的作品，并认为在这一市场中，奇幻、推理、僵尸等受青少年喜爱的特定体裁也为人们定义“亚裔”身份和文化提供空间。
匡玲秀的《罂粟战争》系列目前很受欢迎，我很喜欢这个系列的封面设计迈阿密大学的Helane Androne讨论了奥克塔维娅·巴特勒作品中体现的黑人未来主义“原型”（Archetype）。她从自身的阅读经验出发，强调了巴特勒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元素。故事中诸多跨性别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二元对立的性别权力关系，这在《播种者寓言》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在此基础上，Androne进一步讨论了“身体”在叙事中的重要性，并将“身体”概念与后殖民主义相联系。她认为，黑人身份认同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与“身体”紧密相关，而巴特勒的科幻作品能够将关键概念和“原型”抽取出来，并加以适度的夸张和强调。
在《播种者寓言》的历年封面设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人们对于“身体”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华南理工大学的Christopher Leslie介绍了他正在撰写的新书《从超空间到超文本》（From Hyperspace to Hypertext），并且讨论了美国“黄金时代”科幻小说以及STEM学科中的男性气概（Masculinity）。他回溯了雨果·根斯巴克、阿西莫夫、约翰·坎贝尔等人在1930到1940年代为“科幻”定下的基调，但他同时也强调了这一时期女性科幻作家所取得的成就。Leslie介绍了莱亚·布莱克特（Leigh Brackett）的《七色彩虹》（All the colors of Rainbow，1957）以及茱蒂丝·梅洛（Judith Merril）的《炉边暗影》（Shadow on the Hearth，1950），认为对于这两位女性作家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从更高的层面理解“黄金时代”科幻的性别和种族特征。
茱蒂丝·梅洛曾于著名科幻作家弗雷德里克·波尔（Frederik Pohl ）有过短暂的婚姻18A: Dissolving the Virtual/Material Divide: Posthuman Economies of Mattering在会议最后一天，悉尼大学的Ben Eldridge以大卫·柯南伯格的《录像带谋杀案》（Videodrome，1983）为案例，介绍了身体、器官与机器在新自由主义语境中的结合。他首先介绍了电影的剧情，并强调了在资本与市场逻辑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社会主体的“追捕”（Predatory）。他解析了电影中的各种视觉隐喻，以及电影在叙事上的“时间断裂”（temporal rupture）。同时，Eldridge也探讨了电影中涉及的“元叙事”概念，指出电影中出现的屏幕和录像带可以看作一种“补偿”（Remediation）的过程，这一过程模糊了电影主角与现实观众之间的界限，将电影角色投射到现实生活中。
加拿大约克大学的Clare Wall从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了L.X.贝克特（L.X. Beckett）的《变局者》（Gamechanger，2019），以及故事中涉及的后资本主义话语。她通过文本细读，介绍了小说对于现实中资本主义全球政治体系的再现，以及在此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收到的系统性压迫和环境污染。她引用了詹明信的著名批判性论述：“即便世界末日，我们也想象不到资本主义的末日”（It’s easier to imagine the end of the world than the end of capitalism），这一论述被Mark Fisher总结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capitalist realism）。Wall认为，《变局者》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提出了一种较为不同的经济体系，但它还是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而这种想象的缺失是当代科幻作品亟需解决的问题。
贝克特也是近期值得关注的作者之一，《破局者》的续作《毁约者》（Dealbreaker）于2021年1月出版利物浦大学的Beata Gubacsi则介绍了洛夫克拉夫特所创造的“克苏鲁”（Cthulhu）文化在电子游戏中的体现。她讨论了克苏鲁叙事中的常见概念，包括创伤、时间纠缠、晦涩诡异（uncanny）等等，并强调了这些概念在《克苏鲁的呼唤》（The Call for Cthulhu，2018）《沉没之都》（Sinking City，2019）中所产生的互文效应。她随后详细探讨了From Software公司最新开发的游戏《血源诅咒》（Bloodborne，2015），并从人机互动、游戏制图学（Game cartography）、种族刻画、有机体的新陈代谢、生物群落（mesocosm）、生态厌恶（Eco-sickness）等概念，讨论了游戏中涉及的“洛夫克拉夫特式恐惧”（Lovecraftian Horror）以及“洛夫克拉夫特式生物多样性”（Lovecraftian Diversity）。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Ada Cheong从“熵”的概念出发，介绍了《雪国列车》中的各种食物隐喻，以及由此显现出的阶层关系。她首先强调了“全球饮食结构”（Planetary Diet），认为对于食物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封闭生态环境的运行机制，而后者在许多科幻作品中都有体现，包括岛屿、乌托邦、以及世代飞船等等。她随后讨论了《雪国列车》中机器与政治的合谋，从“死因政治”的角度解读了火车上预定的周期性革命，同时她还将其与“食物政治”相联系，指出了火车本身的政治叙事功能。
葡萄牙波尔图大学的Manuel J. Sousa Oliveira讨论了勒古恩《倾诉》（The Telling， 2002）以及阿特伍德《疯癫亚当》中的生态叙事以及由此构建的环境乌托邦。他首先介绍了诸多生态叙事的关键概念，包括哈拉维的“共造网络”（sympoiesis）和“共同生成”（becoming-with），阿恩·内斯（Arne Næss）的“深层生态”（Deep Ecology），以及茱蒂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承认生命”（Recognition of Life）。在此基础上，Oliveira分析了两部科幻作品中的动物形象，并认为这些形象打破了人与动物、人与环境之间的既定边界，为人类指出了一种另类的后人类（或后人类世）可能性。
《倾诉》与《黑暗的左手》《一无所有》同属“伊库盟”系列杜伦大学的Sarah Lohmann同样也讨论了勒古恩的作品，以及作品中的乌托邦式“花园”叙事。她追溯了“乌托邦”这一概念的发展史，介绍了“乌托邦”在莫尔的《乌托邦》、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溯过去》（Looking Backwards 2000—1887，1888）、拉斯（Joanna Russ）的《女性男人》（The Female Man，1975）以及玛吉·皮尔西（Marge Piercy）《时间边缘的女人》（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1976）中的不同表现方式。她随后重点讨论了勒古恩的著名作品《一无所有》，指出了Anarres和Urras两个世界之间形成的张力，以及由此构建的环境乌托邦与资本废托邦两种概念空间。Lohmann借鉴了英国学者丽萨·加福特（Lisa Garforth）的《绿色乌托邦》（Green Utopias: Environmental Hope Before and After Nature，2017）以及美国学者阿特金森（Jennifer Wren Atkinson）《花园之地》（Gardenland: Nature, Fantasy, and Everyday Practice，2018）中的相关概念，进一步探讨了勒古恩的另一部作品《总会归来》（Always Coming Home，1985），同时强调了勒古恩对生态批评这一领域的贡献。
《总会归来》在叙事上很有特点，有的部分甚至是教科书风格的
（应该没有人会看这里，偷偷吐槽一下，这期整得好累啊……）20A: Bodies and Resistance美国圣地亚哥峡谷学院（Santiago Canyon College）的Robert Wood讨论了茱迪丝‧梅洛的中篇小说《地球的女儿》（Daughters of Earth，1968），以及故事中涉及的女性主义叙事元素。他首先介绍了小说的实验性和先锋性，其叙事焦点是家庭中的日常生活（Domesticity），以及女性在家庭中所做的隐性贡献。小说情节跨越了几代人，并从家庭的范围转移到了太阳系的外部，甚至更远，而这在Wood看来，是对美国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文学再现。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梅洛的作品对于在她之后的作者，即勒古恩、德莱尼、拉斯等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致力于认可隐性家庭劳动的社会和经济价值，是女性主义的重要议程德国弗伦斯堡大学的Andrew Erickson介绍了《圣经·启示录》（Book of Revelation）中的“末日”概念（Apocalypse）对于当代科幻小说的影响。他简要回顾了历史上文学作品中对“末日”、“救赎”等母题的借鉴，指出了《启示录》所内在的等级性。同时，Erickson还将这一概念与种族概念相结合，强调了基督教对于“他者”的排斥。他重点讨论了美国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相关作品，并认为鲍德温的小说是“非洲未来主义”的理论源泉之一。
德国马尔堡大学（University of Marburg）的Sababa Monjur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拉里萨·莱《盐，鱼和姑娘》（Salt Fish Girl，2002）中的种种二元对立——包括性别对立、种族对立以及人类与后人类之间的对立。她强调了故事中技术与身体之间的融合，以及资本市场对于“人机体”（techno-body）的压迫和剥削。但同时她也指出，主人公逃离资本凝视的方式，正是通过资本主义本身的“边缘化”（marginalisation）机制，呼唤后资本主义的颠覆性力量，实际上恰恰隐藏在资本本身。
拉里萨·莱在其早期其作品中便融入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思
在本次SFRA年会的最后一个专题中，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的Jesse O’Dell讨论了21世纪俄罗斯科幻电影中的地外生命。他首先介绍了斯特鲁加茨基兄弟（Arkady and Boris Strugatsky），以及他们在20世纪70-80年代对苏联“外星人”电影的制作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他也提到了《神秘雨》（The Ugly Swans，2006）《莫斯科陷落》（Attraction，2017）以及《寄生异形》（Sputnik，2020）等外星人主题的电影新作。他随后讨论了电影《上帝难为》（Hard to be a God）的两个版本，分别上映于1989年和2013年。O’Dell对比了两个版本在镜头语言、内容表达等方面的异同，指出“外星人”作为一个电影母题，在21世纪有了新的意义。
斯特鲁加茨基兄弟为1970-80年代苏联科幻电影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Katrina Fox从地域研究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科幻小说如何体现美国土著居民的“本地性”（Locality），也就是“土著推想类小说”（Indigenous Speculative Fiction）。她首先回顾了传统科幻作品中对“异域”的描绘，批判了“黄金时代”人类/西方中心视角下的地域描写。Fox着重讨论了2020年最新出版的小说集《爱在终点后》（Love After the End），该书的编者约书亚·怀特海德（Joshua Whitehead）是加拿大原住民，书中收录的小说也都来自美国与加拿大的本地民族。她指出，在近些年兴起的“原住民研究”（Indigenous Studies）为后殖民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也可以为科幻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近年来，科幻学者也逐渐开始关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原住民，波特兰州立大学的Grace Dillion教授为代表性学者
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Sofia Kaloterakis讨论了菲利普·雷夫（Philip Reeve）的著名作品《致命引擎》（Mortal Engines，2001），该书在2018年也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她介绍了她提出的术语“牵引主义”（Tractionism），用来指代以城市为主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她看来，《致命引擎》将城市转变为不停狩猎的整体，每个城市各自为战，通过掠夺谋求生存，而在城市内部，“微主体”（micro-subject），也就是城市中的每个个体，同样也生活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框架之下。因此她认为，小说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城市”的概念。它的意义不仅是地理的，同时它也可以看做一种“生命政治”视域中的主体或有机体。
好多人都觉得《致命引擎》拍得不好，但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会议回顾汇总：
11. 格拉斯哥大学：格拉斯哥国际奇幻论坛 GIFCon 2021
10. 奥克塔维娅·巴特勒（Octavia E. Butler）研究会2021年度会议
9. 伦敦科幻研究协会：超越边界：帝国、身体与科幻文学
8. 伦敦科幻研究协会 : 进行中的项目 (Work in Progress)
7. 利兹大学：当代中国类型文学及海外接受
6. 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生产性未来：科幻小说中的政治经济
5. 兰卡斯特大学：幻想与身体 (Embodying Fantastika)
4.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非洲与亚洲的未来意象
3. 牛津大学：科幻中的种族、性别与科技（最终章）
2. 牛津大学：科幻中的种族、性别与科技（二）
1. 牛津大学：科幻中的种族、性别与科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