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江：那些出人意料的建筑“创新” | 空间认知回顾VOL.07

Original GBA Lab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设计实验室 2023-01-07

收录于合集

#空间认知 15 个

#GBA Lab Events 17 个

VOL. 07

创新，是主动的发明；

不创新，是一种抵抗。

可能是保守，也可能是先锋。

—— 冯江

深圳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设计实验室发起的“再南方”系列跨学科国际研讨会，2021秋季学期创新短课主题为空间认知 Perception of Space，基于“不确定性”和“改变”，围绕五个主题：“人·尺度” “家·日常” “设计（不）创新” “气候变化”和“新新空间”，从研究和实践两个维度展开。

研讨会由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大湾区实验室主任刘珩策划并主持，邀请国际国内的建筑师和学者，与艺术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展开跨学科对话，探讨建筑学未来面临的问题。

本文整理自「空间认识」创新短课第三讲“设计（不）创新”中冯江的发言，图片来自讲者分享的PPT，发布前经过讲者审阅。

刘珩 | Doreen Heng LIU

深圳大学特聘教授

南沙原创建筑设计工作室创建人、主持建筑师

第三讲的第一位讲者是冯江先生。冯江先后就读于华中理工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在香港中文大学、都灵理工大学访学，担任《建筑史学刊》《新建筑》《建筑遗产》等刊编委。作为一名“教书匠”，他长期讲授建筑历史与理论、建筑设计课程，曾获世界建筑史教学与研究柯布西耶奖、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作为一名研究者，他以历史人类学方法下的地域建筑史研究和现当代建筑研究为两极，著有《祖先之翼：明清广州府的开垦、聚族而居与宗族祠堂的衍变》等；作为一名设计师，他以重塑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当代公共空间和文化景观为宗旨，完成了四川美术学院虎溪校园规划和造型艺术系馆设计、广州市府合署修缮设计等。他还会偶尔策展，“在阳光下：岭南建筑师夏昌世回顾展”获2009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组委会奖。欢迎冯江！

冯江 | FENG Jiang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感谢刘珩教授的邀请。今天分享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设计创新的根源和方式、自以为创新实际上不创新、不创新是创新的基础等听起来有点奇怪的漫谈。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如果是面向新同学，我觉得它可能要叫“设计创新”，因为“设计不创新”是像我们这样的老人家才会去关心的事情。我们可能已经不会那么简单地去讨论创新，或者觉得自己还有余力能够作出创新，所以会将更多的思考放在创新与不创新之间。

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那么急着去创新？刘珩老师说我们很容易喜新厌旧，可是我们总有一天会变“旧”。我说：“我讲什么题目？” 她说：“你可以随便聊聊。”因此很抱歉今天的真的是没有题目，不是说我这个题目叫《无题》，这次就是没题目。

# 新，取木也

NEW, THAT IS, TO CUT WOOD

我们从“新”字开始。“新”字实际上由三个部分构成，左上方是“辛苦”的“辛”，它提供了“新”的发音；左下方是“木头”的“木”；而右边是“金”，代指斧头。我们做建筑这一行，在鲁班门下，免不了要去班门弄斧。“取木也”，这是《说文解字》中对“新”的释义。

木头刚刚被砍下来当然是新的，加上草字头，变成“薪火”的“薪”，也就是可以烧的柴，这个“薪”就是木材“新”的本字。“新”这个字和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跟以前不一样的、没用过的意思有一些关联，但是它的本意是指用斧头去砍木头。

这是甲骨文里面的字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人拿着斧头去砍一棵树。

# 知识 / 权力 / 创新

KNOWLEDGE / POWER

/ INNOVATION

我们为什么想要去创新？年轻的时候不需要想这个问题，年轻的时候每天都是新的。日子过久了，你会发现新的其实也是老的。我们所说的以“old”为核心的古典，或所谓的正统和传统，甚至包括“创新”，都是被发明出来的观念和词汇，是一种不可见的习俗。而当我们说“不创新”的时候，可能是一种抵抗。

我们知道建筑学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去抵抗：抵抗社会的生物化进程，抵抗社会放任自流，抵抗社会的急剧爬升或快速滑落。如果说严重点，也经常要去抵抗一些“堕落”，这种抵抗有可能会被理解成保守，也有可能被理解成先锋。创新和不创新本身并没有天然的合法性，没有谁比谁更好，它只是两种不一样的现象。

我们相信知识会带来创新，所以我们才会学习知识，可是创新又与权力休戚相关，因为很多时候创新的出发点和各种各样的合法性相关，我们通过创新去维持一种合法性，使创新和权力关联在一起。

我们为什么要创新？如果日子过得好，你会去改变吗？通常是生活过得不太好，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不太好，甚至是你想要更好，你才会去创新。岁月静好总是一个梦想，很难实现，所以我们才要去寻求改变，这种改变就被称为创新。

创新第一种目的是for good：希望它变对、变好；第二种是for right：变正确；第三种是for itself。创新本身并没有意义，它必须被放置for good或者for right的语境下。我们什么时候会搬弄这个话语？什么时候会说这件事情这么做才是对的？为什么要做对的事？可不可以做得不对？如果说这样做比较好，那为什么要做那么好？大家现在提到的“躺平”“佛系”好像也是一种抵抗。我没有去倡导这种抵抗，而是在试图理解这种抵抗，这种抵抗其实是对于我们总是追逐进步、追逐创新的反向能量。

今天话题让我想起戴维·莱瑟巴罗（David Leatherbarrow）的《建筑发明之根（The Roots of Architectural Invention）》。他并没有把创新的根源归结到一般会理解的某种技术的进步，某种理念、观念的刷新或者好像我们突然产生了一种狂飙突进的愿望，而是试图回归建筑学的本源，他自己找到了三个问题：Site, Enclosure and Materials。Site，指基地或建筑盖的场地，跟地形有关系，他写了另一本书《Uncommon Ground》，讲地形学的故事。Enclosure，关于围合或者维护，即空间如何产生；Materials，指建筑的材料，后来他也和别人合写了一本书《On Weathering》，讲述建筑材料如何在风雨的侵蚀中发生缓慢且微妙的变化。这三件事情看起来与创新或新的发明并没有特别的关系，但是他认为对这些东西的考虑都应该优先于建筑风格。

大家不断地觉察到，无论是现代建筑还是那些看起来概念非常新的建筑，很多都是基于某种“过去”。例如看起来充满革命性的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他的创作源泉可能也是来自于过去。上图是柯林·罗（Colin Rowe）对加歇别墅的分析，可以看出加歇别墅与安德烈亚·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有很强的对应性。柯布西耶的灵感可能来自湖居，可能来自于去东方、去南美的旅行，也可能来自于他所居住的小镇上一个不起眼的景象留下的印象。

建筑的革命性或创新并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建筑师的个人经历、知识的来源和思考，以及不断去尝试把过往的知识或获得的印象以一种新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些共同造就了创新的结果。

# 那些曾经的创新

THE PAST INNOVATIONS

接下来想分享一些很有意思的创新例子，它们都以某种方式触动了我。原来觉得不怎么样或者一般的建筑，在真正去了解之后才发觉它们原来有那么多思考和创造力迸发出来。

比如阿尔伯蒂（L.B. Leon Battista Alberti ）的佛罗伦萨新圣母玛利亚教堂立面。新圣母玛利亚教堂的主体在中世纪就已存在，右边的部分是瓦萨里（Giorgio Vasari）设计的。当时的建筑师每人只能工作一个局部，有时候甚至只能做一个很小的空间，但阿尔伯蒂的工作却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早期很重要的贡献，那他创新的到底是什么？是这个建筑做的特别好看吗？不是，他的重要贡献来自于把过去不同的知识来源和谐地放置在一起，建立起新的秩序，他用对过去的回溯创造出一种当时的新结果。

如上图所示，日本重要的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先生看到日本法隆寺与希腊神庙间具有一些相似的比例，从而引发了一些思考：东方建筑里是不是可能存在与希腊建筑的关联？希腊的建筑是不是有可能通过印度传播到中国，然后又再传到日本？当然这个比例分析本身是一个特例，并不适用于所有日本或中国的建筑。伊东忠太先生在思考的问题是：怎样去认识我们自己的建筑和历史？显然这与当时他本身知识体系中对比例、对秩序的关注是有关系的。

上图四个建筑都在中山大学南校区，分别建于1905年到1933年之间。最左侧的马丁堂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栋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形由美国建筑师设计，带有某种工艺美术运动的样式，设计师没有刻意寻求中国式的风格；建于1916年的格兰堂，可以明显看到西方古典的语汇，但它利用了中国式的亭子和中国的琉璃瓦；第三个是中国建筑师黄玉瑜的设计，是一栋女生宿舍，有个很好听名字叫广寒宫；最右边是墨菲（Henry Murphy）设计的哲生堂，名字取自孙中山先生之子孙科的字，于1931年竣工。

在这四个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联系的建筑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当时的建筑师是如何把西方式的建筑，甚至是西方的时代设计逐渐与中国式的体系融合在一起？早年我们可能会觉得他们主要是采用了中国的元素，比如大屋顶、琉璃瓦、或者一些中式的装饰等。但我觉得这是不充分的，实际上他们掌握了中国建筑设计里面的基本原理，通过原理的叠合，把西方古典建筑和中国传统建筑放在一起，并获得新的设计结果。

我从研究生张异响的论文里面借用了几张图。建筑师林克明先生曾就读于法国里昂巴黎美术学院，师从混凝土建筑的先驱者托尼·戛涅尔（Tony Garnier）。林克明先生在国立中山大学（现为华南理工大学）设计了图中左边的建筑，在广东省立勷勤大学设计了图中右边的建筑，这两个建筑一个很现代，另一个看起来非常中国样式，但是我们发现两者由相同的知识体系支撑。它们的平面非常接近；如果我们把屋顶拿掉，会看到立面遵循的原理也是一致的。

我们再看另一件有趣的事情：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的主楼很明显地借鉴了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当时太和殿的测绘图已经可以在建筑师之间流传了。紫禁城太和殿和这座法学院教学楼看起来非常相似，但的确不一样，法学院教学楼下部建筑有两层高。那么建筑师是如何把新古典主义的传统和中国式的传统叠加在一起的？

如果只看法学院教学楼的上半部分，是不是会觉得这是一座很中国的建筑？而把教学楼的上面的屋檐部分遮住，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法国式古典主义建筑？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柱子的比例，柱子变为两层高后会更加接近希腊神庙的比例；而太和殿当心间的高不能大于开间，整体上会表现出一种水平的特性。经过比较分析，建筑师找到了一种简单的操作——中国式的比例乘以二，变成一种西方式的比例。我相信当时的建筑师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很细微的变化，他们用很简单的方法找到这种关系，这也是他们工作的逻辑。

把左边太和殿立面的轮廓和右边法学院立面的轮廓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果：它们主要的轮廓，包括内轮廓线几乎是一致的，只有一些局部的檐口因为斗拱层高度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如果把法学院教学楼变为一层，在垂直方向上就会变成太和殿的比例，反之增加一层的时候，就会变成西式的比例。

后来我们挑选了北京和上海的其他三个例子，用这样的方式去进行分析。我们直观感受它们是一种所谓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当把这些建筑的一楼拿掉的时候，会觉得它们完全是传统中国宫殿式的建筑；而当把上方屋顶盖住的时候，会觉得他们是法国式布扎教育的产物。

而如果我们只看中间的一段，就会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中间这一部分是永远存在的，当它和上面在一起时是中国式的宫殿，和下面在一起是法国式的古典建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创新。郭伟杰（Jeffrey Cody）老师把这种结果称作“适应性设计（Adaptive Architecture）”。

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建筑要么是在大学里，要么是城市的图书馆，或者是政府建筑，这是整个中国固有样式的正统性问题，是官方意识形态在建筑上的传达。这些背后的目的驱使建筑师去思考如何用新的材料或新的体量，使传统的建筑法则与其产生一种良好的融合。初看是不创新的，因为两种法则都来自于过去；但当两个法则产生了衔接，就成为了真正的创新。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看吕彦直设计的中山纪念堂，这座纪念堂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层次上去做分析，这里我们选取了中山纪念堂前面的门楼，赖德霖老师说这个建筑的构图实际上是帕拉迪奥式构图。

把下面一层遮掉，它就是一座中国的官式建筑；如果把上面部分遮掉，就能看到西式的柱廊。建筑师找到了一条路、一个法则，而不仅仅是表面的样子，这种创新也很大程度上在对空间和结构的设想或操作上表现出来。

为了支撑起这个中国式的大屋顶，建筑师做了一个很大的没有用的空间，一个纯粹位于屋顶上方的结构层。处于下方的穹顶式的空间使我们很容易想到西方的穹顶建筑。这个穹顶式的空间既是类似万神庙的单一空间（single space），也是总体空间（total space），可以让很多人同时在场聆听孙中山先生的遗训。

最近我们在研究的顺德人民礼堂，1958年基本完成了设计和建造，1959年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真正竣工。它位于一座山上，有很高的基座，正立面看起来是社会主义古典主义的样式，带有很强的苏式建筑色彩。

这座建筑的独特之处在于有一个可以容纳5000人的大厅。如图所示，这也是万神庙式的大厅，穹顶的跨度达到60米，号称是当时世界第二大的穹顶。

当年顺德本地的工程师古寿珠先生完成了建筑四周部分的设计，建造过程中发现没有办法盖起来中间这么大跨度的穹顶，就找到了当时华南工学院的院长罗明燏先生。罗明燏先生曾在MIT攻读结构，是一名优秀的结构工程师和建筑师，他当时已经没有办法借助周围的部分去考虑结构设计，必须在中间这个60米的大跨度里做出穹顶。

这是穹顶建成之后的一张老照片，曾发表在1960年的《建筑学报》上。顺德人民礼堂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县级礼堂，在人民大会堂建起来之前，它也是中国跨度最大的单一空间建筑物。很难想象这是县里的人民用土办法盖起来的。1958年我们的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好，技术也没有今天这么先进，大家用很多土办法来建造出了如此巨大的穹顶。

这是我和博士生朱发文关于顺德人民礼堂的研究档案，这个穹顶最厚的地方有24公分，最薄的地方只有8公分，使用了非常多的钢筋，钢筋在当时还是一种很难得到的物资。

我们做完整体研究之后，才开始理解这个建筑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模型上用白色表示的部分。很难说它是一个严格的桁架，它用了八边形空间结构来承受上方穹顶的重量，下方是大约60公分厚的承重墙，承重墙和原来的建筑之间有一个空隙，里面还放置了落水管。

我们开始意识到，这是为什么而产生的创新？——因为想要一个能容纳5000人的大空间。为什么想要这样的空间？——因为想要表达建国十周年的纪念性，同时也因为要成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在当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组织开代表大会，需要把人都集中在这里。所以这个建筑的创新来自使用上的诉求，而建筑师的工作就是去实现它。用墙承重去实现超级大跨度穹顶的办法在当时是一种技术创新，也是对政治诉求或功能诉求的实现。

如果我们今天再来体会这种创新，会发现这个建筑已经不能使用了。1960年罗明燏先生请了多位结构专家来预测这个建筑的使用寿命，当时的结论是可以使用60年，所以到2020年后大家已经不敢再使用了。

刚才谈论的是中国固有样式设计法的推想，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创新。1938年由于日本入侵，广州的建设活动停滞，杨锡宗先生设计的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就只盖到了一楼，解放之后，这里变成华南工学院。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于是图书馆的建造被重新提上日程，但最初宫殿式建筑的想法已无法实现。

从宫殿式的建筑变为一座现代建筑的过程是非常有趣的，在寻求实现的同时还必须寻求一种转换，从像宫殿的知识的场所变成知识的殿堂。这使它从宫殿的形象种解脱出来，变成了更加契合当时建造条件的、更具有现代色彩的新设计。

夏昌世先生为了应对南方夏季高温多雨的气候，设计了非常复杂的遮阳系统，也在建筑顶部使用砖砌的拱顶作为通风和隔热的措施。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设计方式，当然遮阳的诉求是一直存在的，因为当时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实在是太热了。后来我们在关于他的文献里找到了答案。

以前广州的夏天，人们会用竹竿或木板把楼顶和窗户盖起来，等到天气凉快了再把木板拿开。同时街道是可以通行的，但是无法深入到各个街区里面，所以过去的“城管”是在屋顶上走来走去的，甚至当时有很多望楼和屋顶上搭着这样的桥和扶手，方便他们从一边的屋顶穿过街道，走到另一边。

夏先生从这个景象中衍生出这样的设计变化，这里面存在着发展的过程，这是需要知识和实践来逐步去改善的。今天的我们已经习惯了人工调节的环境，可能已经不了解过去的街道和建筑会采用这种遮阳方式，同时我们也可能开始忘记在没有空调和电风扇的年代，人们是怎样去用建筑上的措施来实现遮阳、通风和隔热的。

人类最开始盖房子其实也是需要创新的，因为一开始并没有房子，无论怎么盖都需要极大的创新，后来当我们积累了足够多的建造经验，或有了可以习得的建筑知识，创新就可能成为了一种知识演绎的结果。

最后再讲一个出人意料的创新例子，我自己对它的理解也经历了变化。坦率地说，我一开始觉得做得不好，但当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做以后，突然发现这是非常高明的创新，这种创新来自于建筑师对“依稀”和“仿佛”的理解——或者说对“模糊”的理解。

1925年，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为德绍包豪斯的教师们设计了一系列住宅，这些房子被称为 "大师住宅"（Meisterhuser），是当时激进的现代主义建筑代表之作，现在也成为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上图左边的房子曾是格罗皮乌斯自己的住所，但这栋住宅在二战的空袭中被炸毁。2014年，Bruno Fioretti Marquez建筑事务所对其进行了重建，重建后的房子如上图右边所示。我当时在现场看到它的时候非常惊讶：这座被“复原”的房子，材料、窗户、玻璃和墙都不一样，压顶也不见了，大家觉得做得好吗？

换一个角度来看，也会发现这栋建筑和原来很不一样，虽然大概的样子和尺寸相同，但感受明显有区别。如果我们来重建的话，常规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可能会寻找各种历史档案和资料，拿到所有的图纸、数据和说明。这个片区有很多类似的房屋可以参考，我们还可以从它的邻居费宁格和康定斯基的住宅中寻找一样的做法。

我刚开始很疑惑，德国人怎么做出了不准确的东西？当德国人做出不准确东西的时候，一定是他主动想要做得不准确，那原因是什么？有位在德国工作的学生宋梁向我转述了建筑师的话：“我们对这一栋建筑的印象已然不可能非常准确，它在我们的心目中其实就是一个模糊的影子，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呈现这种模糊，而不是精确地去复原。”听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这是一种更高明的创新。

今天的漫谈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讨论 DISCUSSION

《设计（不）创新》线上讨论现场

刘珩：

冯江老师以史论的方式去阐述“新”，非常具有启发性。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关于知识的积累和转换，这个转换的过程会有高下之分：简单的转换可能只是劣质的复述；而高明的转换则会成为创新。今天这一讲《设计（不）创新》中，冯江、洪人杰和鲁安东三位讲者，把基于建筑本体的逻辑——历史、理论、研究、创作、日常、以及形而上的知识的积累——都讲得非常全面和体系化，我觉得可以归纳为“喜新不厌旧”：这是一个喜新厌旧的时代，而我们是一群喜新不厌旧的人。在旧的东西和历史中能够重塑发现和重塑新的自己，这也是我们建筑学应该有的一种精神：如何告别过去、增强现在、迎接未来。

肖靖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副系主任，副教授：

冯江老师从历史和礼制建筑中去寻找“不创新的基因”，我们也得以从自身出发来回顾传统建筑学知识以及历史理论中的一些要素。民国时期引入的西方建筑方式和中国传统礼制建筑相互结合和创新的过程中，其实有一些固有类型方面的变迁和借用，这不仅仅是形象上的借用，也是采用符合当时社会语境及实际工程方法的制约条件来得到的相对最有效的结果。

今天特别有感触，冯老师用两张广府的老照片带领我们感知历史上出现过的街道式样，引发了对岭南早期现代主义所采用的手段的感同身受；我们通过冯老师对礼制建筑的立面研究，也能够开始理解当年那些优秀中国建筑师的想法。

夏珩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助理教授：

冯老师一直深耕岭南地域，今天特别高兴能看到冯老师和团队把顺德人民礼堂的建造历史挖掘出来。冯老师的研究是想解决一个问题：那一代的设计师到底是怎么设计出这批特别棒的建筑？是通过嫁接还是拼接，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是一种创新了。西扎说过建筑师可能没有完全的创新，可能只是把个人经历的碎片进行重组而已，我觉得这个回答还挺应景的。

冯江：

非常荣幸跟洪老师和鲁老师一块儿做了这个很碰巧的讨论，之前并没有商量过，但今天我们从过去一直讲到了未来，我觉得这是刘珩老师作为“先知”的安排，同时也感谢肖靖老师和夏珩老师的讨论，我也很期待在未来跟几位老师做一些更深入的交流。

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把建筑作为可感知的一种媒介，无论是一个物体，还是一种知识、一种情绪，或者是一个我们安身其中的空间或容器。某种意义上这些讨论最终还是要回到盖房子，这是不可替代的。

深圳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设计实验室

「空间认知」创新短课第三讲

设计（不）创新

时间：2021年11月18日

学术主持：刘珩

主讲人：冯江、洪人杰、鲁安东

点击海报了解「空间认知」创新短课

「空间认知」创新短课深度回顾正在于大湾区实验室公众号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本期值班编辑：李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