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正道：“科举学”对传统文化复兴的意义与启发——以《科举学导论》为讨论基点
蔡正道：“科举学”对传统文化复兴的意义与启发
――以《科举学导论》为讨论基点
蔡正道
摘要：本文以《科举学导论》一书为中心，讨论科举制度与科举学对当前传统文化复兴的意义与启发。科举制度横亘中国一千三百年，作为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与价值判断。虽然科举制度已经革废一百一十余年，但其中仍有许多智慧，无论是在自身文化的认识上，或在文化复兴或文化自信上，甚至在政治意识形态与话语上，科举学的研究都有其时代意义与价值。本文希望藉由科举制度与科举学的视角，对这些问题有不同面向的理解，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功用。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与政治的影响力与地位日渐提升，许多人将之视为中国崛起与中华民族复兴的现象，进而提出了诸如“文化复兴”或“文化自信”等口号，期许中国能成为一“文化大国”。但正如有学者指出，当务之急只能是“文化复健”，[1]还远谈不上“文化复兴”。事实上，不管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于个人生命安顿上，当前都需要一套能与自身传统连贯，并与当前时代结合的意识形态话语。或许在这一点上，科举制度作为传统中华文明的整合“支柱”，有着可供吾人思考此一问题的意义与养分，而这也是“科举学”在今日的时代意义之一。职是之故，笔者回顾十年前刘海峰先生的大作《科举学导论》，以期从中思考这一问题。由于本文只是笔者思考此问题的起点，许多观点尚不深入，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所以选择《科举学导论》一书，是由于本书将涉及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中外关系史学等十几个学科领域的“科举制度”，做了分门别类、提纲挈领且深入的分析介绍，至今仍是认识与理解科举制度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同样一门学问，当放置在不同时代脉络，不同知识系谱与不同问题意识时，便能呈现出不同的解读与诠释，予人有不同的启发意义，但无论如何诠释，总不能离开对这们学问最基本的认识，而笔者以为，对科举制度与科举学最基础且全面的认识，莫过于《科举学导论》一书，因此本文以此书作为讨论基点。
二、“科举学”对传统文化学科与课程的意义
在本书的第一章与第二章中，各有一个重要概念的讨论，即学科与专学的问题，和大科举观的提出，而这两个问题又是息息相关。我们知道，传统学问是不分家的，然而若按照近代以来的西方分科传统，一个学科所以能成立，必须在认识论、方法论与研究法上有所立足，这其实也是传统学问在西风东渐后遭遇的难题之一。从近代教育史来看，当以西方学科分类为主的建制在高等学校实行后，传统学问便在其中找不到位置，格格不入，这也是清华国学院办了四届就办不下去的原因之一。所谓的“国学”，与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是重迭的，而其范围又难以明确划定界线。
那么，“科举学”的提出对此有什么意义呢？正如书中所言，“科举学是要将科举的各方面整合起来，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来加以研究。科举是一个整体，科举学是从总任务上研究科举的一门学问，是对科举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或专门领域。它的任务是把各个不同学科所获致的对科举不同侧面和各个层面的认识有机地组合起来，从宏观上把握其结构和机制，达到对科举的总体认识。”[2]
而科举制又是“贯穿帝制中国后期的一根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可以说，透过研究科举，可以将传统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文学等方方面面结合起来。换句话说，现代西方学科专长在“分”，而中国传统学问优势在“合”，利用对科举制的研究，将各西方文化所擅长的学科分析结合进科举制度的研究中，形成我们对自身文化与文明更进一步的认识，这可以说是大科举观的重要意义，也是古人留给我们重要的宝藏。
其实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来临，过去的学科分类亦面临着挑战，未来对人才的需求愈来愈强调“跨界整合”、“科际整合”的能力，这也是近年来西方高校改革的方向，譬如西方国家的“学程”（Concentration、Course、Major，各校名称不同）， “学程及科系之间，呈现复杂的网状协力关系，也就是一种多对多的关系─每个科系都参与多个学程的课程经营，每个学程的课程授课老师都来自好几个科系。例如，剑桥大学自然科学学程，就是由物质科学院（如化学系）、生物科学院（如药学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如科学哲学）、临床医学院（如神经科学）等各学院、各科系的教授共同经营、分头授课。”[3]而笔者以为，科举学作为一门专学与整合型学科，从此作为理解自身文化传统的起点，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三、科举制度的历史
（一）科举制度的起点
那么，什么是科举制度呢？“所谓科举，就是中国帝制时代设科考试、举士任官的制度。”[4]作为国家选官系统，一般所理解的科举肯定不是突然有之，而是经历一个长期的实验与设计后逐步形成，因此对于探讨科举前的选官系统及其“开始”的时点，相当重要。
中国古代的“选举”可以从三个概念作探讨，分别是察举、贡举、科举。始于西汉的“察举”所以是广义科举，是因为已有了“分科考试”这个科举考试的特征，而其与“狭义”科举的本质区别则在“是否能让天下士人共同参与、公平竞争。”如果按照这两个概念，可以说，狭义科举的萌芽始于两晋南北朝。
狭义科举制以前的选官制度，称为“贡举”。贡举是指地方向中央推荐的常科，约略等同于察举或广义的科举。而三者的意涵不同处在于，察举不一定有考试，贡举通常有考试，科举则主要依靠考试。根据下比例尺，可以看出在贡举时代与科举时代重迭了六百余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明清以后人们将科举的概念回溯到了隋代。需进一步追问的是，何以后人要追溯到隋呢？毕竟当时人已用了“贡举”这个概念来指称已有的选官制度，最主要原因就是后来发展壮大、取代合并了所有其他科目的进士科，始于隋炀帝。
厘清上述科举制的发展，还不能解决其“起点”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是否以进士科设立作为科举时代的起点”，以及“在同意以进士科作为科举时代起点的前提下，追问进士科的设立时间：隋文帝抑或隋炀帝？”
虽然明清以降，皆认为科举时代的开始时间为隋炀帝创设进士，然对近代学者而言，这个定义未必能完全相应其对于“科举”概念的各种讨论，必须在一个严格定义下的“科举”起点，才能展开与这个制度相交融的各种“中国”样态，不管是政治的、社会的、教育的、文化的等等。也因此有学者欲将“科举制”严格定义为：是朝廷开科取士、且士人自由报考，与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选官制度。
然而这样“三位一体”的复合式概念，对我们拿到历史中使用时，便会发现它失去了对历史现实的观照，毕竟科举制是历史产物，任何对其的讨论也都要放到历史中对话，然而历史现象的复杂与渐进，是很难用哲学概念一刀切的，譬如我们就很难找到一个时间点是这三组综合概念的开头，而以前的科举制度都无法同时满足此三项要件，毕竟历史有时也可能折返（譬如宋徽宗崇宁三年），未必完全能符合严格的要件。更为重要的是，在面对这一问题时，不能只考虑到哲学上对概念的周延、互斥要求，还必须考虑到历史的承传性与正当性，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真能在历史上找到那一个科举制的“起点”，那也与明清以来的认知不符，在史料处理上是否会造成混乱？是否真有必要推翻明清以降的所认知的起点，另辟蹊径？或许将科举制的定义、特性和起始分开看待，是比较务实的做法。
至于是否隋文帝时已设进士科，主要原因在于有史料载“房玄龄是进士出身”，但当我们知道宋人将唐人所称之秀才改称进士（因为秀才一词在唐宋有着截然不同之意），就不至于以为“发现新大陆”，是隋文帝创设进士科了。更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的史料都称“炀帝始建进士”，而没有关于文帝和进士科相关记载，这些“消极性史料”都在在说明了是进士科创建者是隋炀帝。
（二）科举制度的发展
在厘清了科举制度的起点后，我们还是要回到“科举是怎么练成的”这个核心问题上。科举制的“壮大”并非“一帆风顺”，从隋唐到明清，一共经历了六次存废的大规模辩论，前两次在唐朝，主要针对考试内容而争，即诗赋为主抑或经义为主。要知道，六经在汉代以前，即取得了“圣典”的地位，也只有六经才能入太学[5]。但“唐高宗时进士加试诗赋以后，许多应考学子皆诵当代的诗赋，很少去读六经、三史之类的典籍”，[6]而“南北朝多文华，所以不治”，诚然，南北朝之不治是否仅因“文华”问题，抑或有诸如“门第”等其他问题，暂且不论，然在经术科出身的官员来看，重诗赋而轻经义已经是“走偏了”，尤其他们多攻击进士科出身者“多浮薄”，两者结合的形象便成了其所以欲停罢进士科的原因。
其实在争论考试内容与方法的问题底下，可以看到几种价值之争，也可以观察到价值之间的亲和性，如传统（经义）与现代（诗赋）之争、古文与骈文之争、治国人才选择之争：厚重沉稳抑或聪明浮薄，甚至是所谓的“儒法”之争。这当然不是说选择了公平客观的考试方式便是所谓的“法家”，而是相较于科举，“人对人”的察举制“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7]也因此可以看到，不管是唐代宗抑或宋徽宗朝，都有想要加入甚至回到察举制的努力，在一个小国寡民的时代，这或许不失为一个好办法，然而欲在统一帝国内用此法，恐不能行，也因此最终都以失败收场，而且可以观察到，制度愈来愈向“冷冰冰”甚至“死板”的“公平公正”靠拢（如考诗赋或八股文的考试内容，锁院、回避、糊名与誊录这种去掉人的因素的考试方法），这是因为科举制的实质就是“开放报名、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考试制度，离“公平”标准愈远的价值观，都将被淘汰。这对“考试”而言是好事，但一旦放大到国家社会，乃至于更多元化的发展时，就未必了，只不过这已经不是“科举制”本身能解决的问题。
第三次的争论在“特别喜爱改革”的宋朝。除了有前述的内容之争外，还争论了南北地域与学校科举。不管是试错抑或成功的改革，都使科举制度在北宋更加完备，“经过北宋的发展，科举制已成为中国社会上举足轻重的选士制度。”王安石改革罢去明经诸科，并使进士科只试经义、策问，加上几位古文健将的努力，在历经几次的斗争反复后，终于使得“古文取代骈文而占领了中国文坛”、“以古文为贵，策问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另一项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北宋的地位已上升至“经”的位置，“元佑二年更科场法…《论语》和《孟子》义各一道”，又“科举考试特重《大学》、《中庸》，十一世纪初年已然”，一般以朱子取此四本合为“四书”，但可以看到，“四书取士早已先在科举中实现了，宋代是考试重点从“五经”移向“四书”的过渡时代。”[8]这不能不说是科举对中华文化的重大影响。而这样的发展脉络到了南宋，科举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读书应举成为风尚。
第四次存废之争在元朝，主要表现为是否要恢复已经中断的科举制度。第五次则是明太祖在面对元末明初人才极其缺乏，加上科举取者多年少，只会读书不会做事，因此“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不过经反复比较后，明太祖还是恢复科举并使之成为“永制”。第六次发生在乾隆年间，其争论点也是以往有关科举存废利弊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重复。
这一阶段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科举对学校教育的影响。过去学校培养人才，有着“将拔才与育才结合起来的优点”，[9]而且纵观历史几次大规模的“教改”兴学，也不是没看到当局希望缩小科举在取人方面的影响，但结果是，“以学校取代科举造成办学经费支出浩大、利贵不利贱、利老不利少等问题，也出现徇私舞弊的现象。”[10]因此到后来，“明清两代为了协调学校与科举的关系，将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整合为一条龙”，具体做法便是“科举必由学校”，这个办法曾在北宋中叶实行过，但南宋便不再规定。明代则正式设府、州、县学，相当于一种地方学校，不同级别的学校有不同的乡试配额。入学者称为“廪膳生员”（后来因人数激增，又增添“增广生员”、“附学生员”），生员在校内必须经过岁考与科考，前二等方取得应试举人的入场券。至于想经学校“贡举”成为“监生”而入仕，则更困难。总而言之，如果把“童试”比做“入学考”，那校内的各种考试就是“选拔考”或“资格考”了。官学很少进行教学活动，基本上成为月书季考的场所，这是明清“学校科举化”过程。有意思的是，六百多年后的台湾废除了所谓“一试定终身”的联考，改采多元入学，多次考试，“不仅增加了考生考试的次数，无法达到缓解学生压力的目的，反而更强调了考试的重要性。”[11]这与中华民族血液里淌着考试基因这件事，似乎有些甚么关联值得我们探究。
四、科举制度的存续与崩溃
从系统理论的观点来看，一个系统如果不能对外在环境变化做出相应的改变，此系统将会崩溃。中国王朝虽然历经覆灭更迭，然其文明依然传承下去，并且在宋以后没有长时间的分裂，这就表示传统社会运作的一套系统有其生命力与临界值，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自我修复与更新，这是今天评价科举制度时不能不认识到的。然而，科举制终究是被废止了，而且是“立即废止”，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未能建立起一套足以完善运行此系统的制度，此时回头再评价科举，除了会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系统的崩溃”外，相信对科举制度亦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敬意。
科举制度的长期存在至少有四个正当性，首先是要有意识形态的支持，“将读书与做官通过考试这一中介环节巧妙地联系起来，使学而优则仕的儒家理论制度化”。其次是此制度能免除直观的弊端，即其公正客观，能抑制“人情社会”中“植党营私、任人唯亲”的问题，即使落第也只能怪自己没有“科名种子”。第三是被统治者需要，虽说从汉武帝时就深知，“只有广开入仕的途径才能将“游士”尽量引进大一统帝国的体制之内，变离心力为向心力。”[12]但经过魏晋九品中正制的“实验”后，统治者知道唯有将入仕的门完全打开而非缩小，方有利于政权稳固，这也是日后在“考试公平”和“区域公平”的裁量上，会向后者倾斜的原因。最后是“没有能与之竞争的办法”，毕竟在既有的社会条件与经济基础下，科举取士只能是维持帝国与文明“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可以看到古人许多欲取代科举取士的办法，但都无法行之长远，是故“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科举制的流弊也只能由其他方面来弥补了。
事实上到了清末，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科举之累”，即使没有遭遇西方文明，帝国内部也可能需要再次自我更新（譬如透过内战或革命）。然而当内忧加上外患，传统的系统显然无法透过原有动员制度对外作出响应，这时面对的处境确如严复所言，“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即废科举”的“休克疗法”导致严重的社会脱序和社会整合危机，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全面性的，但回到当时情境，实在也很难想得出什么其他方法，因为清末的改革多是被外力“逼”出来的，认识到是思想和制度等深层次的原因时，也几乎是自强运动后 40年的事情，而且百日维新后又复试八股文。当真正认识到必须以学堂教育培育新型人才时，才发现“不废科举，学堂无以为兴”，但废止科举后却对近代中国带来政治、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冲击，也难怪源胜郎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的锁国政策，…清末中国衰败是‘其命数穷’”。[13]
那么，帝国晚期的“科举之累”主要原因在于什么地方呢？何怀宏认为主要是“人太多了”。诚然，无论从国家或是社会角度看，参加科考的人愈多愈好，但就结果而论，国家所需的官员又非常之少，清代人口从入关时的一亿不到，至道光时的四点三亿，而当印刷术与文化教育的扩张，使得穷乡僻壤子弟也有了报考的可能。[14]而许多有学问的人开始向普通百姓开办比以往范围更广大的书院，如王阳明及其后学，与十八世纪中的陈弘谋，这也使得更多普通百姓有机会通过参加布道讲学而参与到科举考试之中。[15] “人数之累”使得帝国即使在一个无外力干预的系统的情况下，也已陷入某种危机。虽说让多数读的上书的人都有参加科考的机会，确实是稳定统治的良方，然其弊就在于，如何层层筛选有能者入朝为官而不让无真实学问者有侥幸可能？又如何安抚那么多落第举子的心理？在“因时而补救之”上，可以看到清朝延续明朝“科举必由学校”以及“八股考试”的办法，前者增加功名层次、考试次数，后者则是让考试公平公正。有清另一创举便是于乡试会试发榜后十日之内发还落卷，考官还必须在试卷上批注不中的理由，如考官恣意抹煞好文章，考生可赴礼部控诉。
量变亦会导致质变，既有补救时弊的办法也可能产生新问题。譬如许多人将八股科举视为入仕敲门砖，甚至只读备考资料而不读本经；一些除八股外不再知其他的学究也能得中，若干年后，这些人又可能再充考官，文风、士风就渐渐产生变异而日趋于下。另一个问题是清末允许捐官及其他吏道盛行，不少举人和进士都无法入仕，这反而加速了官场的腐败。而拉长考试次数这种“加长走廊”的办法，则积累了一大部分“保身家”却无学问的生员。[16]这都可以表示到清朝中后期，科举制度之于帝国系统的循环功能渐渐出现疲态，甚至由正面走向负面。
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内，“士阶层的扩大虽然导致从事物质生产的人口相对减少，但增加‘业儒者’，也就是从事知识生产和学习的人的增加，不一定都是坏事。因为相对减少了物质文明领域中的活动者，却扩大精神文明领域中的活动者，而这也是中国自唐宋以后文化较为发达，成为一个文化大国的重要原因。”[17]然一旦超过了临界值，甚至遭遇到工业革命与社会分工后劳动力解放的西方文明，科举制乃至于中华文明发展中，原本深刻而难解的矛盾就更是无所遁形。许多人因此批评正因为这样的制度存在，中国文明才没有发展出民主与科学这两位“先生”。
五、科举制度与两位“先生”
对于因为有科举制而无法发展出科学这一说法，当然是不能成立的，这毋宁和中国人的思考方式相关，而非归咎于此制度。正如有思想家都指出，后期墨家在很多方面同希腊十分相近，墨家在中国的失传，正是证明中国思想走上了另一条路。中国选择了“相合”（congruence）的道路，这是一种同时间、地点契合的和谐，在孔子、庄子思想中都特别明显。[18]而这种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也可以透过“古代中国绘画从来没有透视概念”来说明。事实上，“西方的‘理论’从未停止模塑化(modeliser )的过程，甚至政治思想勾画出理想城市的蓝图，一如艺术家勾画裸体的典范，两者的背景都是世界数学化的可能，计算是形态塑造的基础”。[19]而这是西方科学得以大胜的主因。
至于“科举制”和“民主”的关系确实比较尴尬，就如同科举制往往被认为和“儒家”一样，是封建专制的帮凶。虽说今天西方文官考试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影响，但此制度服膺对象的正当性来源不同（前者源自于选举，后者来自于革命），“这就使得现代以考试选拔公职人员与传统帝王以科举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有了本质的区别”。[20]也因此，帝制时代科举制的各种于政治有关的优点，如维护统治与稳定、澄清吏治、拉近落后地区的文化水平以使其对中央保有向心力，在现代民主人士看来就成了阻碍民主产生的封建残余了，更不用说其所强化的“官本位”和一切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倾向，至今仍有消极影响。这种批评虽然说不无启发，然“古代国家和社会形态及古人的政治目标、文明要求和价值欲望与现代人其实相当不同，如果古代制度颇能胜任古人的追求，就应当给予尊重。”[21]更何况，传统社会确实创造了一“国家－社会平衡体”，成功地与个人的道德自我修养的教育理念交互影响，并且运作得很好，社会已经有效地创造出它应该如何处理自己问题的方式。[22]
因此，当我们拿掉“民主”或“现代”这副眼镜时，会发现科举对中国官僚政治产生的影响无疑利大于弊。“科举制度撇开了血缘、门第、出身、家世等先赋性因素，而将无法世袭的学问作为官员录用与升迁的基本标准。这种机制改变了官员社会地位的来源，极大地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更新了官员的成分结构，有利于澄清吏治，而且唯才是取的原则，保证了官员队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古代文化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延续数千年不断的文化，古代中国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在两千年间大体维护统一的广大疆域国家，科举制度功不可没。”[23]
六、科举考试的取人之法
此外，科举制也选拔了大量的杰出人才，而这才是科举制度下的主流，包括许多经学家、文学家、史学家、艺术家、农学家、考古学家、思想家等等，我们不禁要问，科举制度是考些什么内容，能让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
许多人对科举考试内容，除经义外的第一印象，就是八股文，不用说一般人对八股文的认知，即使是许多研究传统文化或中国教育史的学者，亦对八股文有着很坏的印象。但若将科举制度定义为“选拔少数菁英性质的活动”，不得不说八股文是一项高明的创建。正如前文提到的诗赋与经义之争，八股文“内容虽是经义，形式却是文学”，可说是经义与诗赋的融合。诗赋考试相较于策论，既有利于客观评卷，又不容易被猜题命中，更重要的是“诗赋在当时不失为一项最好的智力测验与心理测验的标准。”而八股文“在讲究语言技巧方面又比试帖诗更为复杂，它考的主要是智力而不仅是学力，因此做八股文可以训练思维能力。”有学者就发现，“无论北方或南方，不少进士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形成一种血缘型的进士链，这在一定程度说明，科举考试有可能将智商较高者测试选拔出来，因而具有智力测验性质。”也因此，八股文在明清科举考试中作为“举业”（首场），确实能起到选拔智力较高者、公平判卷、防作弊等门槛效果，“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并把汉语的诸多特长发挥到了极致。”[24]
除了八股文，策论是后期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其范围甚广，甚至还会涉及农田水利方面等与科学有关的问题。更多的策问则是涉及到传统史学，或是经学与史学的关系。事实上我们对传统学问培养、考验人才的方式确实应该多有敬意与留心，远的不说，就以清代“中兴名臣”为例，他们是如何克服当时“内有太平天国，外有英法联军”的困境，让清朝免于灭亡？这些人不是从哈佛耶鲁毕业，其能力从哪来？怎么分析事情？怎么思考并解决问题？怎么带下面的人跟他们一起做？根据什么？除了四书五经和宋明理学的根基，还有从传统史学看到古人处理事情的方法，而且他们都是通过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上来的，如果我们今天对这些人仍予肯定，甚至想向其学习，而培养他们的却是腐朽不堪，空洞无物的八股文教育，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七、科举考试与文化生命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通过“百年中国”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此前的“千年中国”，也不必一切以“现代化”为批评标准。[25]我们要关照的是其整体的世界观，古人的“活法”与我们不同，他们是如何调适的？而这对我们今日有何启发或借鉴之处？譬如传统民间有许多关于阴骘、行善积德等说法，甚至因此发展出不同的宗教传统，让人们的心灵在科举与官场人生中有所寄托，而这对社会风气和风俗又有良善的影响（如丁心斋的“科名种子说”）。易中天就认为，“科举保证了国家的稳定，禅宗保证了心态的平衡。从此，中国文化思想的目光，便不再停留在外部世界，而更多地投向了内在心灵。因为‘安身’的问题已大体上被科举解决，‘立命’则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中唐以后，中国的哲学艺文更多内省倾向，道理就在这里。”[26]
八、余论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古人透过科举将一切都整合进来的智慧与努力，这无疑是在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条件、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条件底下，可能所能发展出的强大制度，被称作第五大发明绝对是当之无愧。正如前文提到的，除了外在条件外，笔者也认为这是中国人独特思维下的产物，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二元”与“对立”，“一”在中国哲学中向来有极高的地位，表现在文化与思惟上就是“和”、“合”。 这样一种一体性的话语和意识形态，若没有科举作为制度保障，中华文明如何存续千年是难以想象的。反观今日，当传统价值体系与话语体系无法为制度设计与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指导性原则，而直接照搬西方模式又未必适合本国国情时，如何统合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主流价值与个人安身立命，就这一点上，科举制度这样一种结合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的伟大制度，其中智慧不应该随着制度废除而“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应从中剥茧出特别适合我国国情、解决我国独特问题的智慧。
注释：
①譬如杨照在评论台湾教育与德国教育时提到，在德国，职业专科转高中大学“是一个系统跳到另一个系统，不是让学生可以从‘职校”系统‘跳回’‘升学系统’。用我们的教育语汇，甚至无法描述、形容德国的教育体制，因为我们的语汇内在就是不平等的，就是抬高中学、大学，贬低职校的。从语言中我们就认定，‘中学──大学’才是‘正途’，没有能力走这条路，考不上中学、大学的才去念职校。我们完全无法理解德国这种真正的‘二元’教育设计。”[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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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教育与考试》2016年第5期，57-64页）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