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岁时”民俗的形态、仪式与内涵—— 以福建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白金杰

白金杰 副教授

作者简介：

白金杰，辽宁昌图人，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小说与戏曲、科举民俗学。

摘要：

科举作为地方旧志风俗卷的重要考察对象，出现在风俗概述与岁时条目中，反映出官方对地方科举风气的重视及科举对民俗社会的影响。以福建为例，其旧志存录有上元“延师礼”、二月初三“文昌诞”、暮春“光斋”（浴沂会）、七夕魁星诞、中秋博饼等科举岁时民俗类项，形成了独特的仪式，具有丰富的内涵，呈现了崇儒重教的地域文化、乐群好礼的伦理关系。方志对科举民俗的书写，除实录外，还有去浇漓之习，敦仁让之风的用意。

 “岁时”作为各地方志“风俗”中重要的类项，是民俗社会与地域文化最具仪式感的存在，科举元素与地方岁时风俗的融合，印证了科举制度对民俗社会的深入影响。厦门中秋博饼作为“古代科举文化现代遗存的典型事例”，已于2008年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起了学界对其游艺属性、文化内涵与传承特色的深入探讨。^[1]与中秋博饼得到的关注相比，同样被纳入福建地方志“风俗·岁时”的上元延师、仲春光斋、七夕祀魁星等民俗，则因随科举时代偕亡而未能引起相应的重视。本文通过对福建方志中岁时民俗的清理，阐释这些民俗所呈现的地域特色与文化内涵，籍此补充科举民俗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一、无远弗届：方志风俗中的科举书写

地方志载录风俗，目的是考察民风、教化民俗。“风俗”单独成卷是方志的常规体例，内容以风俗概述为主、大多附有岁时，科举风气是概述范畴，科举民俗则体现在“岁时”部分。科举风气之所以成为方志“风俗”概述部分重要的考察对象，在于科举不仅仅是一种选拔人才、官吏的考试，也关系到儒家经典的传承、国家政策的实施与乡土社会的治理，其重要性不可言喻。将科举风习纳入地方志，是官方“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的需要。^[2]正如《晋江县志》“风俗”卷所阐释的，“古者观风问俗，命太史采之輶轩，奢俭贞淫，国之盛衰系焉” ^[3]，士人向学、科甲得人既能体现地方的文教兴盛，也能展现国家通过科举对民间的教化成效。

福建科举自始自中唐，到宋代发展鼎盛，跃居全国第一，明清势头虽减，但仍排在各省前列，攻读举业在福建各地蔚然成风，各地方志也把科举风习视作地方风俗的重要事项，一为实写当下，二为垂范后世。福建较早的方志——宋代《仙溪志》“风俗”卷就注意到科举对莆田风俗的影响，“始也，士未知有科举之利，民未知有纷华之悦，承平日久，始多儒雅，多世家宦族，而习俗渐趋于文。”^[4]明代莆田进士人数居于全国之首，其府治所在兴化府也被视作文物之邦，《八闽通志》称兴化 “家贫子读书，秀民特多，比屋业儒，为八闽之甲。产薄而用俭。科目得人之盛，天下鲜俪。”^[5]莆田乃至兴化读书应考的风气并非个例，《八闽通志》提到各地风俗都已受到科举的影响，如福州府“家庠序而入诗书”^[6]；彰化府“为朱文公过化之地，读书者多”^[7]，建宁府“其民之秀者狎于文”，“弦诵相闻”，“擢科第、登馆阁者，彬彬辈出，居恬畎亩，处闾里者，弦诵之声相闻”^[8]。

除通志外，各府县方志也将科举风习作为风俗考察的对象，如泉州府“家诗书而户业学，即卑微贫贱之极，亦以子弟知读书为荣” ^[9]；福宁府虽然僻处闽北，同样重视科举，“自唐薛令之、林嵩擢高科，为一邑倡，厥后文人才士彬彬辈出”，“自晋宋文雅以来，教化丕变，家庠序而人诗书”^[10]。厦门田少海多，也有海滨邹鲁之风，“俗重簪缨，有掇科第赴爵秩者，无论同乡井，即素未谋面，一刺下谒，殷勤礼赠。” ^[11]再以汀州府为例，《汀州府志》风俗述及下属长汀县“士习诗书，登显仕者，赫有闻人”；宁化县“士多好古，尤喜文词”，清流县“士励诗书，而科甲有人”，连城县“士知读书尚礼，俗重登科取名”，上杭县“文物类于大邦，科名甲于诸邑”，武平县“士知务学而敦诗书”，永定县“取仕登科者不乏，读书传业者恒多”等。^[12]汀州府并非福建科举的中心城市，其科名远逊福州、泉州、兴化、建州（宁）等府，但好学备考的风气却大体相埒。科举进入史志成为被标榜的地域风气，并融入岁时节俗参与到日常的民俗生活，体现了科举无远弗届的影响力。

二、念念在兹：方志岁时的科举类项

融入“岁时”中的科举是上被之为风，下感之成俗的结果，这与科举分省取士的政策直接相关。分省取士调动了全国各省的科举向心力，对各地风俗也产生了普遍的影响，明清时期一些科举民俗如游艺类状元筹、岁时类文昌诞等几乎覆盖全国。然而，风俗的差异性才是常态，福建的科举岁时风俗除了国内通有的类型之外，还有值得关注的特有民俗，别具地域特色与文化内涵。

（一）上元 入学延师

上元节素来以观灯为主，称为祈年。为了表现尊师重教，福建各地大多在上元前后就开始准备延师之礼。《八闽通志》“岁时”“入学”详细介绍了请师礼的大致流程：

宋之盛时，凡乡里各有社学。岁前一、二月，父兄相与议，求有学识行艺可以师表后进者一人，推一、二有力者为纠首，以诸生姓名具于关，敬谒以请；既许可，乃于岁节后十日，备礼延致于学，子弟迎谒再拜，执经授业，课试讲改，率有规约，其资质之俊秀者，恒以岁通一经为期。郡守程师孟诗云“城里人家半读书”，又云“学校未尝虚里巷”。故当是时，周希孟、陈烈诸先生相继以德行经术鸣于时。人才之盛，盖彬彬焉。^[13]

建宁府、泉州府，延平府、邵武府、漳州府等州坊都有社学，在述及“岁时”节俗时都会提到入学延师之礼，大多要“筮吉”、“卜日”、“备礼”来表现对师道的尊重。兴化府将洪武、永乐年间“师道严重”视作“一时风俗之厚，亦由于此”的原因，认为“近二三十年以来”师道沉沦导致“哗讦之风日起，奢僣俗日滋”，因此倡导本乡官绅要匡风正俗。^[14]除了乡塾社学外，家塾请师也很隆重，“凡里社有子弟愿就学者，父兄诹吉日，先期延其师至家，馆之西塾，再拜稽首，示隆重之意” ^[15]。明清时期的塾师大多功名不高，收入菲薄，但延师礼的隆重能够表现当地尊师重道的风气。

（二）二月初三 文昌诞

明清时期文昌信仰在全国普遍传开，二月初三作为文昌帝君神诞，成为士庶集会的重要节日庆典。福建民间文社大多会备牲牢酒醴演戏，《永泰县志》载：仲春“三日，绅士祀文昌神，以卜功名” ^[16]。《闽中岁时杂咏》注“二月三日为文昌诞，文士结社嵩祝，以冀功名显达。”^[17]文昌诞作为民间节日，曾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清嘉庆六年，文昌纳入官方祭祀，在春秋二仲月择吉日致祭。民间庆典虽形式略有差异，大体不离设醮坛、行傩礼、举行文昌会、献戏酬神等。相关研究甚多，此处不多赘述。

（三）暮春择吉日 光斋（浴沂会）

光斋是福建“旧时私塾一年一度的教师节”^[18]，也称“扛斋”，“光学”、浴沂会等。所谓光斋，大多于四月择一日，私塾弟子着新衣夏裳，醵资宴师。餐前，先生带领学生恭拜孔子像并上香，表现对“至圣先师”的礼敬。聚餐后，先生会回赠包、巾、扇等寓意吉祥的礼物，有的师母会准备茉莉花，寓意锦上添花 ^[19]，学生还可带些吃食去与家人分享，类似丁祭分享胙肉。

有关“光斋之礼”的记载较早见于宋代《癸辛杂识》，但仅限于太学内部，且未见诸其他省份，而在福建则是一种普遍流行的习俗，并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如之所以选在暮春时节，就有取法先贤之意。《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曾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理想，得到孔子的认可，因此福建光斋的学生着新衣，取意“春服既成”；师生同乐，迎合“风乎舞雩，咏而归”。个别地区光斋定在二月二、三月三或孔子诞辰，也是对儒家理想的传承。

 “光斋”举办的摇魁星、摸彩等游艺活动，与中秋博饼颇为相似。“摇魁星”的玩法是购买特制全套土偶，旧时南台河口嘴泥人肆即有出售，土偶有魁星立像，文昌帝君、朱熹坐像，状元、榜眼、探花骑马像，春祈、秋报、杂官等立像。杂官必须多购数尊，以当日参与之人数为准。具体玩法是将全套土偶陈列几案上，大家摇骰，以红点多者按次第各得一尊：一魁星，二文昌，三朱子，四状元，五榜眼，以次类推。^[20]至于摸彩，则是在鸭蛋上写上状元、榜眼等功名，以摸得功名高的鸭蛋为彩，还能得到优厚的奖赏。^[21]

光斋不仅成为私塾惯例，作为尊师重教的表现也成为一些家族的族规，如福州郎官巷刘氏南屿垆峰房族谱就提到族中有光斋的仪式，教师回赠礼物一块包、一粒鸭蛋、一把折扇，意指“包你太太平平直上青云”，之所以送鸭蛋，在于福州方言鸭蛋读“压乱”，意即太平，折扇又称直扇，音读“直上”。^[22]将光斋写进家谱族规，可见对其仪式的重视。光斋的习俗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初，直到传统的私塾教育被新式学堂取代才逐渐消失。福州学者林家钟（1914-2005）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还曾参加光斋之礼，“时逢农历四月，书斋举行‘光学’（俗名“扛斋”）典礼，办有酒席，松年由城内请来十多个客人，上午作诗谜，下午作折枝吟，至夜才尽欢而散。” ^[23]光斋的亲历者福建民俗专家方炳桂（1930-2016）也曾回忆参加“光斋”的情景，风俗与上述大体一致。^[24]随着学堂教育代替私塾，“光斋”也逐渐退出民俗生活，师生和乐的场景、摸彩摇魁的仪式也不得而见了。

（四）七夕  士子祀魁星

七夕，本是女子乞巧的节日，在福建厦门、连城、龙岩、汀州、归化、泰宁等地有士子乞巧、祀魁星的风俗。这一日，私塾向例放假，童生焚字纸以乞巧，《汀州府志》、《连城县志》、《道光厦门志》都提到这一点。焚化字纸体现了敬惜文字、尊古圣贤的传统观念，加上文昌信仰将敬惜字纸与阴骘果报相关联，所以童生士子在魁星诞日焚化字纸，结合七夕有乞巧旧俗，就有了“以祈聪慧”的涵义。为了表示郑重，学生还要设香灯、办瓜果，置办酒肴，汀州学生会画彩葫芦，清晨往郊外焚掉课纸。台湾的科举习俗与福建一脉相承，七夕也有祀魁的风俗 ^[25]，有的还要杀狗放蛙祀魁，如淡水“七夕士子屠狗，取头以祭魁星，又煮豆和糖及芋头、龙眼等物相赠遗，谓之结缘”^[26]，有的“祭以羊首，上加红鲟，谓之解元”，因羊有角为“解“，鲟形若“元”字。^[27]从七夕祀魁，能够见出闽台科举民俗的关联。

（五）中秋 博饼

明清科举乡试正值中秋，中秋博饼作为游艺民俗，兼顾了学子文人卜运求巧的雅趣与庶民家庭团圆助兴的俗趣，因此在闽台等地倍受欢迎，成为少数遗存至今的科举岁时民俗。^[27]

状元筹（象牙质）

强调博饼“岁时”民俗的属性，是为了强调博饼与状元筹、状元签等其他游艺民俗存在很大差异，尽管它们的玩法大体相同，但状元筹、状元签等并无特定岁时的要求，而博饼则限定在中秋；状元筹、状元签在国内多地流行，而博饼则限于厦门、台湾等“闽台博饼文化圈”；状元筹、状元签因为失去了科举文化的土壤近乎销声匿迹，而博饼因为依附于中秋而延续至今。

博状元饼中的“四进”，即掷出四个相同的骰子后获得的“进士”饼。

中秋博饼是科举文化与岁时民俗结合的产物，早在唐代，考中的进士就可以得到御赐红绫饼，太平天国在武昌开科，也仿照成例，胪唱后状元游街并赐状元饼，“老师坐赐红绫饼宴，每人赐状元饼一份，饼极美，上覆红色绫缎。” ^[28]厦门的中秋博饼，沿袭了唐代旧例，融合了中秋食饼习俗，吸纳了状元筹、状元签等游艺规则，具有多重的内涵与意义，才有了“士子递为䜩饮，制月饼，朱书元字，掷四红夺之，以取秋闱夺元之兆”的盛况。^[29]

（六）尾衙放假 除夕镜听

     上元开学，尾衙放假是多数私塾的惯例。尾衙本是祀社公的日子，表示收尾，厦门等地会在这一天敬祭各神，商店盘点会账，去留伙计。《台湾通史》提到“乡墅亦以上元开课，尾衙放假”^[30]，体现了闽台风俗一体。

除夕是岁时新旧的分界点，士子多于除夕、新年或发榜前卜问功名。卜问的方式除了签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方式——镜听。尽管镜听并非福建特有的风俗，但作为科举岁时民俗的一类，此处赘及一二。所谓镜听，指抱镜出门，密听人言，所得第一句即为所卜之兆，如“无所怀而直以耳听之者，谓之响卜”^[31]。唐《太平广记》、宋《曲洧旧闻》、《夷坚志》提到毕諴、曾懋、何湛听响卜之事。明清则多于除夕夜，如刘廷玑《在园杂志》、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蒲松龄《聊斋志异》等都有关于除夕镜听卜问功名的记载^[32]，可以见出士子对科举功名的念念在兹。

三、崇儒重祀：科举岁时民俗的文化内涵

福建偏居南隅，但科举勃兴，因此被誉为“海滨邹鲁”，其民俗因地域相对隔绝而保存了秦汉闽越与晋唐中原的遗风，也因宋明科举发达而表现出崇儒尚礼的特征。清代《福州府志》卷二十四“风俗”论称：

当秦、汉之际，闽越从破秦、楚，围东瓯，击南粤，民乐于战斗，有《秦风·小戎》之俗。迨刘宋虞愿立学，唐常衮兴贤，而俗初奋于学。然王氏窃据，延至数传，西湖歌舞，士女喧阗，其民习于浮侈。至宋朱子绍濂洛嫡传，福郡尤多高第，弟子阐明圣道，弦诵互闻。盖向之习染，悉湔洗无留遗矣。自兹厥后，风气进而益上，彬彬郁郁，衣冠文物之选，遂为东南一大都会。古所称海滨邹鲁，至今日而矣验矣。^[33]

从闽越时期的蛮荒之地，变为嗣后的孔孟礼仪之邦和文教昌盛之地，除了西晋到南宋的四次人口大迁徙以外，科举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因素。

进入岁时民俗的科举元素，增加了崇儒尚礼的内涵。如上元的入学礼与暮春的光斋（浴沂会），都用郑重其礼的方式表达了对师道的尊重，入学、光斋都要先拜孔子，光斋师生同乐是对儒家先贤理想的领会与追怀。二月初三文昌诞与七月初七魁星诞不仅为了敬神求功名，也是文社聚会雅集的节日，焚烧字纸还体现了对文字、文化的崇拜。福建人用存录方志和族谱的方式，保存并引导良俗，希望能够去浇漓之习，敦仁让之风，他们对风俗的异动十分关注，如《八闽通志》风俗志提到向学之风与隆师之礼不如往日时格外焦虑，“其后士以趋试上庠，率游学四方，而乡之先生，乃各开门以往来者，事师之礼浸衰，教人之法甚略，陵夷以至于今，日以益甚，此有识之士所为慨叹也。”^[34]正是为了传承自宋以来的文教之风，方志才会将科举纳入风俗的考察范畴。

科举岁时民俗同时还发挥了乐群敦伦的作用，具有较强的娱乐性。福建靠海多山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和保守，原有闽越崇巫好鬼的风气与移民带来的中原宗族文化相融合，加上科举的发达推动了科举世家与文化中心的形成，使得福建民俗别具仪式感与娱乐性。如在文昌诞不仅文人集会，民间也会请戏酬神，光斋日除了师生聚餐，还有摇魁星、摸彩的游艺，塾生还要带回食物与家人同享，七夕魁星诞的结缘酬友、八月中秋的博饼游戏，都体现了雅俗共赏、寓教于乐的特点。科举岁时民俗并不是士子的专属，而是普通民众也能够参与并乐在其中的节日，真正深入地参与到民俗生活中。

近代科举废止后，科举民俗也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大多数科举民俗都随科举而消亡，仅有中秋博饼等少数民俗作为非遗项目尚存一二，当下在考察岁时民俗时也往往忽略科举这一类项。所谓“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物、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35]，作为一方地志曾重点关注、八闽民间真实普遍的历史存在，是民众敬神信仰、伦理关系、审美情趣的集中展现，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有必要专文整理、归纳并加以关照，籍以还原科举时代的民俗生活，丰富科举学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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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福建科举民俗的文献整理与资料库建设”（FJ2018B050）阶段性成果。原刊于《教育与考试》2021年第6期，38-42页）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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