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木洲 刘子瑞：新时代我国教育考试文化的创新与使命

原文刊载于《中国考试》2022年第2期第1—8页。

作者

李木洲，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刘子瑞，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在读硕士生。

摘要

　　教育考试文化是影响教育考试事业发展的深层内因。长期以来，受我国传统考试文化的功利导向影响，造成了教育应试化、发展单一化、评价唯分化等多种弊病，严重制约我国学校人才选拔培养机制深化改革。新时代，我国教育考试文化的创新在于树立质量导向的价值理念，以促进教育素质化、发展全面化及评价综合化的深入推进。引领教育与考试改革是我国新时代教育考试文化的历史使命，具体包括落实立德树人体制机制、破除唯分取人历史窠臼和促进高质量育人评价体系建设。

关键词

考试文化；立德树人；教育评价改革；素质教育；综合评价

正文

　　我国是考试的发祥地，在传统民族文化观念和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下，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考试文化。教育考试文化包括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它在多个层面深刻影响着我国教育事业与考试事业的发展。长期以来，我国教育考试文化内在的追求至公的理念和外在的“考而优则全优”的片面评价取向，在激发人们注重教育和热衷考试的同时，也导致了“唯分数”“唯升学”等功利性、片面性教育与考试问题。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1]，其中“唯分数”“唯升学”既是“五唯”最为根本的“两唯”，又是与教育考试文化最为密切的“两唯”；因此，由文化的深层影响力所决定，创新教育考试文化是新时代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的关键所在。本文在梳理传统教育考试文化弊病的基础上，重点探讨新时代我国教育考试文化的创新发展与历史使命。

 1　功利导向：传统教育考试文化的多种弊病

　　长期以来，受我国传统考试文化的功利导向影响，造成教育应试化、发展单一化及评价唯分化等多种弊病，严重制约我国学校人才选拔培养机制深化改革。

1.1　教育应试化
　　所谓教育应试化，是指教育活动的开展以应试为目的，不考的不教，考得少的也教得少，以致教育与考试的关系出现倒置，即应试成为教育的目的，而教育则成为应试的手段，全然抛弃了教育的本真。如杨东平教授指出：“应试教育是一种为考试而进行的教育，考什么教什么，不考的不教，评价上唯分数、唯升学率，因此人格养成、个性发展、社会关怀乃至音体美等无法考试的内容被架空虚置，从而背离了教育树人、育人的内涵。”^[2]事实上，我国教育应试化古已有之，源远流长，其伴随隋唐科举考试的兴盛而成形，后随着封建历代科举考试的绵延推行而得到不断强化，并逐渐形成独特而浓厚的应试文化。究其缘由，在于科举考试具有改变命运或实现阶层跃升的利益性功能。如同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所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有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因此，在个人利益追求和国家意志鼓励的背景下，读书、考试、入仕便成为古代士子的理想追求，教育、助考、入仕则成为古代学校的终极目的。以至于到清朝晚期，求学者“只期得科第而已，所学不切于当世之务”^[3]，最终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催化下，考试与教育之间的矛盾集中爆发，势同水火，兴学堂则必废科举，教育应试化的严重程度可见一斑。
　　然而，科举考试虽已作古，但千年科举考试所形成的传统教育应试化的弊病却并未随之消失，而是以一种隐性的文化形态存在于世人头脑和学校教育之中，并且一直影响至今。特别是1977年高考恢复以后，在文化饥渴与命运驱动的双重作用之下，教育应试化的现象不仅得以历史性地延续，而且愈演愈烈。刘海峰教授曾指出，“考试就意味着应试的存在，考试就意味着分数或考试成绩”^[4]。它使得“一切难以落实为高考分数的，哪怕十分有益的教育和学习都成为不必要的”^[5]。在这种应试教育生态之下，学生为了提高考试分数，通过反复刷题，掌握各种没有实际意义的解题技巧，最终促成的是一种无效的学习^[6]。尽管2014年启动的新高考改革旨在扭转应试教育倾向，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但现实中功利化选科、套餐化教学等应试主义新形态的出现以及学生追求高分、看重排名的逐利心态都说明，新高考改革短期内“难以完全改变高中多年过度应试的习惯”^[7]。甚至有学者认为，旨在消除应试教育的“新高考”又进一步加剧了应试教育的强度，这是我国高考改革的一大“怪圈”^[8]。这些现象表明我国教育应试化弊病根深蒂固，也表明构建新时代教育考试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2　发展单一化
　　所谓发展单一化，不仅指学生过于偏重智育发展而忽视德体美劳等的发展，同时也指学生在知识结构上“偏文”或“偏理”的片面发展。长久以来，在我国传统教育考试文化的功利导向下，学校教育成为考试的附庸，造成学校应试教育、重智教育的盛行。在科举时代，由独尊儒术的国家意识所决定，学校教育内容主要以人伦纲常及治术为主。譬如，《论语》中虽有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农业、手工业等的内容，但全部都是“借助自然、科学知识说明政治、道德方面的主张，而不以自然本身的研究为目的”^[9]。因此，科举时代培养的实际上是强调所谓“形而上”的重道轻术的文科精英，而抑制了所谓“形而下”的与自然科学、职业劳动技术等相关的人才培养。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近代以来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落后，与科举考试内容的偏狭和科举考试价值观的偏向具有莫大的关系，此可谓是我国古代考试文化影响下人才发展单一化的负面折射之一。
　　有考试就有应试，这似乎是一条亘古不变的铁律。1952年，新中国统一高考制度建立不久，便出现了关于“片面追求升学率”（以下简称“片追”）的讨论。1958年7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高考“不是以政治质量为首要条件，结合政治条件和学业成绩择优录取新生，而是单纯按照学科考试成绩高低依次录取”。尽管当时高考受到批评有政治因素的影响，但它却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仅以考试成绩为标准录取新生存在不科学之处。1963年1月24日，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当前中学教学工作的几点意见》明确指出，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直接原因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思想，而升学率高低只是反映学校教育质量的一个方面，不应以此作为衡量学校工作的唯一标准^[10]。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科学研究和理性解决“片追”的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提上日程，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承担的“六五”期间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国家重点课题于1988年发布调查报告《抓住关键、综合治理——论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指出“片面追求升学率违背了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并提出通过实行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制度来加以解决。实际上，上海于1985年就率先试点实行了会考基础上的高考科目设置改革，这也是我国最早的通过改革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办法来解决“片追”问题的尝试。归根到底，“片追”本质上是关涉学生能力发展的问题，它导致学校教育过分注重学生智育，而忽视学生德育、体育、美育及劳动教育等，以致学生出现“长于智、疏于德、弱于体、少于美、缺于劳”^[11]的单一化发展问题。

1.3　评价唯分化
　　教育评价是教育系统的重要调控手段，被视作学校教育的指挥棒，教育评价的质量直接影响学校教育的质量。所谓评价唯分化，是指以考试分数的高低作为判断教育质量或学生素质优劣的评价取向。受传统教育考试文化的功利导向影响，“唯分数”一直是我国教育评价的沉疴痼疾。早在科举发展到北宋时期，为追求“至公”，即开始普遍实行糊名、誊录制，在录取时完全不参考举子平时的声望、作品和水平，一切“以程文定去留”，只凭考场上体现出来的水平和成绩录取，是科举时代的“唯分数”^[4]。当今，由于考试成本、考试诚信、考试公平以及测评手段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除少数试点“强基计划”等特殊计划招生的高校外，绝大多数高校的招生录取依然仅依据高考分数而不考虑其他因素^[12]。正如教育部原部长陈宝生所说，“唯分数”是当前教育评价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11]。究其缘由，不仅有历史文化的原因，还有多种现实条件的制约。
　　今之高考犹如古之科举，是典型的高风险、高利害的大规模选拔性考试，涉及学生、家长、学校、社会以及政府等多主体的切身利益。其中，学生和家长的利益在于通过考试获得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学校的利益在于通过考试获得更优质的生源和更高的升学率，而国家除了要选拔出优秀的人才外，还要维护社会稳定。因此，由“理性人”选择所决定，在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过程中，维护公平与社会稳定往往成为首要考虑的利益因素^[13]。而这种利益博弈的存在，客观需要一种公平且便于比较的“通货”来衡量学生自身的价值和所能分配到的教育资源的价值，因此，“分数”因其简单、可比等特性成为各方利益博弈的不二选择。此外，还有一些制度设计的推波助澜，譬如，高考招生实施平行志愿投档规则后，分数优先的原则更是被强化到极致，进一步加强了“唯分数”评价^[14]。当然，也包括“分数”泛用的惯性问题，如用分数给学生“贴标签”、用学生考分排名评价教师、用升学率评价学校等，导致教育评价难以避免地“唯分化”。
　　当然，需要看到的是，教育应试化、发展单一化、评价唯分化三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甚至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而其主要症结在于传统教育考试文化的功利导向；因此，必须创新教育考试文化，特别是改变传统教育考试文化的功利导向，才能推动新时代教育与考试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2　质量导向：新时代教育考试文化的创新发展

　　考试文化不是完全被动地反映之前的文化传统，在特定的条件下，创新考试文化将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倡导和塑造科学、先进的考试文化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职责^[15]。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出台，其中提出“十四五”期间教育事业的主要发展目标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16]。这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教育考试文化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即应确立以质量导向为核心的新教育考试文化，以适应新时代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需要。具体而言，质量导向的新教育考试文化应注重3个方面的创新发展，即推动教育素质化、发展全面化和评价综合化，以实现对传统教育考试文化多种弊病的全面矫治。

2.1　教育素质化
　　教育素质化是与教育应试化相对的一种教育取向，旨在扭转教育应试化所导致的“唯智化”和“唯分化”的片面教育生态，以推动德智体美劳教育的全面实施，促进学生个性而全面、自由而充分地发展。实际上，我国素质教育的提出，离不开人们对教育理论尤其是人才培养规律认识的深化，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主要还是针对“应试主义”的弊端而提出来的一种教育改革策略^[17]。在实践中，素质教育鼓励学生个性发展，关心学生身心健康，主张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力图将学生从繁重的作业与考试中解放出来，最终实现学生知识与能力的综合发展。它与应试教育在教育动机、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育方法乃至教育目的等方面都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或者可以说，素质教育在本质上是对应试教育的反拨与反转，意在将异化的教育导向本真的教育。
　　综观我国素质教育的发展历程，其自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便迅速在学界成为讨论的热点，到20世纪90年代初即正式进入中央及地方教育改革文件，且至今仍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40多年来，虽然我国素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但毋庸讳言，功利主义取向的“应试教育”顽疾仍在影响着素质教育的贯彻实施^[18]，甚至出现“素质教育喊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抓得扎扎实实”^[19]的现象。究其缘由，既有我国当前教育资源在城乡、区域和群体之间存在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客观原因，也有来自传统教育考试文化注重考试成绩、考试结果，尤其是通过考试改变命运、巩固阶层地位等的主观原因。当前，在我国大力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创新教育考试文化是深度推进素质教育的根本需要。具体而言，新时代的教育考试文化应以培养和考查学生能力为中心，在淡化应试思维的基础上，探索考试为素质教育发展服务的新途径^[20]，特别是应树立正确的“分数观”，引导师生合理利用考试结果促进教与学，减少分数带来的焦虑和课业负担，从而不断促进教育素质化。

2.2　发展全面化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党和国家教育的根本问题。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1]，对“培养什么人”作出明确回答。然而，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各级各类教育事业整体上已达到世界中等国家平均水平，但受应试教育文化的影响，我国教育事业特别是基础教育长期陷入“考试窠臼”，致使“五育”难以并举，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也难以得到全面落实。因此，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使学生发展由单一化转向全面化，须以新时代教育考试文化为牵引，一方面在教育实践上推动“五育并举”，另一方面在教育考试上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为构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考试文化，应把握以下3个方面：首先，在德育方面，应坚持以立德树人统率全面发展^[22]，将立德树人融入并贯穿到教育考试当中，把握好个人品德发展与全面发展的辩证关系，突出德育质量在育人质量评价中的首要地位；其次，在智育方面，应以学科素养为中心，注重考查学生的学科能力、科学思维与创新素养，尤其是综合运用学科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在身体素质、审美能力和劳动能力等方面，应注重教育评价理论与测量技术的创新发展，探求适合体能、审美、劳动素养等能力评价的科学方法，并将这些能力素养全面纳入教育考试体系之中，引导学校和学生注重能力素养的全面发展。

2.3　评价综合化
　　实施综合评价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根本目标^[23]。《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按照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则，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24]。这是综合评价首次在国家层面被确定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2014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亦强调，要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25]。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再次指出，要进一步健全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高校招生机制，逐步改变单纯以考试成绩评价录取学生的倾向，引导高中学校转变育人方式、发展素质教育^[26]。这表明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国家顶层设计中已明确了实施综合评价的基本方向。
　　为深入推动综合评价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先后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等系列文件，目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将体育成绩以不同分值纳入中考，美育中考也已在9省开始试点，许多省份陆续出台新的综合评价改革实施方案，一些富有创新性的实招硬招将继续涌现^[27]。总之，教育评价是教育教学工作的指挥棒，是现代教育治理的重要环节^[28]。只有在制度层面将德智体美劳全面纳入综合评价体系，才能发挥教育评价的正向指挥棒功能，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当然，评价综合化并不意味着简单的评价叠加或考试叠加，而应根据德智体美劳等不同能力素养的评价特征与测评规律，科学施测与评价，注重引导，以避免素质教育的应试化。

3　引领改革：新时代教育考试文化的历史使命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使命。文化总是以其独特而内隐的方式深刻地影响着时代的发展。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对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提出明确目标：“经过5至10年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科学履行职责水平明显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更加完善，引导教师潜心育人的评价制度更加健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办法更加多元，社会选人用人方式更加科学。到2035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1]为实现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长远目标，不仅需要创造现实条件，也需要加强文化建设，尤其是需要通过新的教育考试文化引领教育评价改革，包括促进落实立德树人体制机制、助力破除唯分取人的历史窠臼及推动构建高质量育人评价体系。

3.1　促进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
　　立德树人是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新时代教育考试文化首先应有利于促进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具体而言，新时代教育考试文化要发挥促进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的作用，需要做到“一破”“一立”。所谓“一破”，就是着力破除影响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的思想障碍，通过教育考试文化内核或价值导向的根本转变，特别是考试观、人才观、选才观的系列转变，扭转传统功利导向教育考试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唯考试”“唯分数”“唯升学”等思想痼疾，引导社会逐步形成多样的考试观、多元的选才观以及重德的人才观等，以达到从思想或意识上消除传统的单一的考试观、唯分的选才观以及唯智的人才观等。所谓“一立”，就是引导建立以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主要目标的考试内容与测评体系，将立德树人作为评价教育与考试成效的首要因素，并在实践层面把立德树人融入考试内容与测评体系，通过深化学生学业评价机制改革，淡化考试成绩与排名等功利色彩，逐步推动考试由“指挥棒”向“服务器”转变，使考试成为学生成长和教师教学的检测仪和催化剂，从而实现考试教育功能的自然回归。

3.2　助力破除唯分取人的历史窠臼
　　“唯分数”作为“五唯”的基础之“唯”，是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重点与难点，也是全面破除“五唯”的关键所在。应该承认，“唯分数”包含一定的公平因素，对我国考试招生产生过积极影响，但“唯分数”本质上不是教育内在的需要，教育不希望也不需要“唯分数”，它是外在的需要，是满足公众对客观性、公平性想象的需要^[29]。随着我国社会与教育的进步发展，尤其是新时代人们对高质量教育的迫切需要，“唯分数”的种种弊病包括忽视学生个性差异、学生评价方式单一、学生片面发展等问题更加突出，已经到了势在必破的历史关口；因此，助力破除“唯分数”的历史窠臼是新时代教育考试文化的又一重要历史使命。一方面，新时代教育考试文化应重塑“分数观”和“分数公平观”，通过对考试分数本质及其在非智力因素表达方面的局限，以及分数背后隐藏的实质不公平等问题的充分阐释，引导社会形成正确的“分数观”和“分数公平观”，以从观念上破除“唯分数”；另一方面，新时代教育考试文化应着力推动考试诚信、考试文明和考试法治体系建设，为考试招生全面实施综合评价和多元录取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与制度环境。

3.3　推动构建高质量育人评价体系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发展目标，同时指出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建立健全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发展素质教育，更加注重学生爱国情怀、创新精神和健康人格培养”^[16]。由于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1]；因此，推动构建高质量育人评价体系，不仅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前提，也是新时代教育考试文化的又一重大历史使命。具体而言：在理念层面，新时代教育考试文化应着力构建高质量育人评价观，尤其是高质量教育考试评价观，从理论上廓清高质量教育考试评价的内涵、标准、特征与规律等基本问题，为构建高质量教育考试评价体系奠定理论与思想基础；在实践层面，新时代教育考试文化应着力推动高质量教育考试评价体系制度文化建设，为高质量教育考试评价内容与形式、方式与方法的推行创造良好的制度文化氛围，特别是为德智体美劳素质教育的实施与评价营造适宜的文化土壤。

4　结束语

　　先进的文化会引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滞后的文化则会制约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正如有学者指出：考试的文化不改，教育就会停滞不前^[30]。新时代需要新的教育与新的考试，新的教育与考试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教育考试文化的创新驱动。当然，教育考试文化的创新过程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一方面，它需要新理念、新价值、新观念的创新与引领，另一方面，它又需要现实的社会条件、教育基础以及考试评价技术的发展与变革。此外，教育考试文化的创新发展与使命达成，还需要教育考试文化在物态、制度、行为及观念等方面协调发展，发挥多样态教育考试文化合力，共同推进新时代教育与考试事业发展，最终为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奠定文化基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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