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民 陈会玲：清初“辟王尊朱”经学思潮的形成及其对科举考试的影响
清初“辟王尊朱”经学思潮的形成
及其对科举考试的影响
冯建民，陈会玲
作者简介：冯建民，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科举史与科举文化、高考政策改革研究。
经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为中国传统学术之最大一宗，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为始，繁衍迭变，流派纷呈，既相互攻讦又融通创新。宋明理学内部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流派，至明代中后期，陆王心学大为兴盛，占为上峰，学者靡然从之。明末清初，以顾炎武、王夫之、阎若璩等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注重考经治史，对“心学”的空谈心性进行严厉批判与矫治，从而形成了清初“辟王尊朱”的经学思潮。这一学术思潮的兴起，不仅有助于清初尊崇理学文教政策的推行，也在很大程度上对科举考试这一重要人才选拔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经学演变与学派冲突的历史脉络
经学，是指诠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自西汉确立之后，因政治变迁与学理逻辑，繁衍迭变，除了“经”的数目不断变化之外，在治经的方法上也大不相同。根据治经方式和价值立场，可将经学划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宋明理学三大派别。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阐发微言大义，属于西汉的今文经学。今文经学由于根据政治统治的需要阐发义理，所以在西汉十分盛行，被立于学官。但到西汉末年，于鲁王孔宅的夹壁中发现了数十篇用古籀文字书写的经籍，为了与通行的今文经经籍相区别，而称之为“古文经”。古文经学诞生之后，便逐渐与今文经学产生分歧和冲突，且愈演愈烈。东汉末年的古文经学大家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在与今文经学的斗争中取得了绝对的优势。随之经学学派的争斗便转入古文经学内部派别的斗争，即以郑玄为代表的郑学与以王肃为代表的王学。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经学以郑玄的学说为主，兼采老庄玄学，而北朝经学则以王学为主，重师法家法。故《隋书·儒林传序》说：“南人约简，得其美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1]
到唐朝时，唐太宗命孔颖达等纂定《五经正义》，结束了着南北经学因对峙而带来的释经方式不统一的问题。“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订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2]但到唐中期，啖助(724～770)与其弟子赵匡（生卒年不详）、陆淳（生卒年不详）等人说经不依传注，提倡直抒胸臆，开“疑经辨经”之风气。“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3]到北宋中期，学统四起，标新立异，破除传统，己意说经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主流和风尚。“义理之学勃兴,经学从此走上开新之路。”[4]
宋学的发展与演变大致经历了宋仁宗统治期间（庆历前后）的形成阶段、宋仁宗晚年（嘉佑）到宋神宗初的大发展阶段、南宋时期的演变阶段。[5]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等。其中，继承二程之学的为陆九渊的心学和朱熹的理学。自南宋至明朝中期，程朱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和官方哲学。至明正德、嘉靖年间，阳明心学兴盛并公开反对程朱理学。“三代以下论正学莫如朱熹，近有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倡异学之说，而士之好高务名者糜然宗之”。[6]阳明心学在门徒四处讲学，大肆传播和徐阶、李春芳等朝廷重臣的支持下，成为名噪一时的“显学”。但阳明心学尤其是心学后人，奢谈明心见心也导致了社会空谈心性的空疏风气，逐渐遭到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的批判，由此形成了清初“辟王尊朱”经学思潮。
二、清初“辟王尊朱”经学思潮的形成
被梁启超称为“清儒中辟王学的第一人”[7]的清初学者张履祥(1611—1674)曾在三十岁时师从明晚期阳明后学刘宗周（1578—1645），并对心学深信不疑，但后来由于读了朱熹的《近思录》，大受启发，参悟到王学之非，便倾向于程朱理学。“夜不就枕者十余年，既而悟师说之非，乃辟王氏，一心程朱”[8]1532。他提及自己弃心学崇理学的思想转变过程：
弟（张履祥）自二十以后，因读龙溪集，憬然有动于心，始知举业之外，有所为圣贤之学，进而求之阳明致良知之说，已而得白沙、敬轩之书，亦读之不厌，斯时志高气盛，以为圣贤可以指日而至，然反之于心，廓然荡然若无所依据之处，既数年乃得《近思录》而读之，因而渐有事于濂、洛、关、闽诸书，意中窃喜，以为若涉大水之有津涯．与历山谷之有途梁也[8]147。
张履祥尊崇程朱理学之后，便加入到了批判王学的阵营当中，对王学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他对王学批判道：“姚江以异端害正道”，其弊“至于荡灭礼教。今日之祸，盖其烈也”[8]85。在对王学批判的同时，他力图恢复理学的权威地位。他说：“天地只有一个道理，更无新故”，“天者，理而已矣”[8]1056。也正是由于他对理学的推崇，后来的理学家都极其推崇他。
与其同龄的陆世仪（1611-1672）也有着类似的思想经历，他们师出同门，早年接受王学，其后又转向了理学。他一生极力弘扬并力行程朱理学，提倡“穷理”和“切用于世”的经世之学，反对王学的虚浮谈玄。《清儒学案》评价他：“桴亭专宗程朱，体道之纯，卫道之正，等于三鱼、杨园，而持论较平，学期于经世，与亭林相近。博综虽不及，体认深思或过之。于明儒得失，穷源究委，平心剖析以息门户之争，卓为清代大儒”[9]。《四库提要》评陆世仪的学说：“主于敦守礼法，不虚谈诚敬之旨，主于施行实政，不空为心性之功。于近代讲学诸家最为笃实”[10]。
吕留良（1629-1683）也是一位典型的“辟王尊朱”的思想家，他是张履祥的同乡，并深受其影响。吕留良在顺治十二年至康熙五年之间，主要从事时文评选工作，其评选结集的时文本子，多达20多种，“风行海内，远而且久”[11]。他对王学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他说：“今日辟邪，当先正姚江之非。”，并且唾骂“陈献章、王守仁，皆朱子之罪人，孔子之贼也”[12]78。面对理学在清初的衰微，他慨叹：“吾道日衰，正人代谢”，“世教日敝，学统几绝”[12]99为昌明理学，他认为必须通经博古，“学宫士必通经博古，明理学为尚”[12]157。但是，由于受曾静反清案的牵连，在雍正十年被“戮尸枭示”，其人也被斥为“名教中的罪魁”。
陆陇其（1630-1693）与吕留良结识之后，深受其“尊朱辟王”思想的影响，成为朱学笃信者，并致力于“尊朱辟王”运动。他反思明亡的教训，认为祸根在于王学的空疏。他指出：
及考有明一代盛衰之故，其盛也，学术一而风俗淳，则尊程朱之明效也。其衰也，学术歧而风俗坏，则诋程朱志效也。每论启、祯丧乱之事而追原祸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姚江。故断然以为今之学非尊程朱而黜阳明不可，而闻此说者或以为怪[13]125-126。
在他看来，解决当时的社会思想矛盾，应当复兴程朱理学来补救王学之流弊。“今之学者必尊朱子而黜阳明，然后是非明而学术一，人心可正，风俗可淳”[13]62。
相较于张履祥、陆世义、吕留良三人，陆陇其在尊朱上更为坚决。他认为，朱子之学便是孔子之学，尊朱子学便是正学，而应当将不宗朱子学的学说摒弃。他说：“自尧舜而后群圣辈出，集群圣之大成者孔子也。自秦汉而后诸儒辈出，集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朱子之学即孔子之学。……愚以尝谓今之学者无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者为正学，不宗朱子者皆即为非正学。汉儒不云乎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之学者亦当绝其道，勿使并进”[13]240。这一种思想主张与清初名臣熊锡履“讲明正学，非《六经》《语》《孟》之书，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14]309的观点是基本相同的。由于陆陇其坚定的尊朱辟王立场，颇受清朝统治者的推崇，被誉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在他死后，入祀孔庙。《清学案小识》亦把其列为传道学案之首[15]。
经过清初诸儒，尤其是张履祥、吕留良、陆陇其等人对于晚明陆王心学的批判和对程朱理学的守卫，在清初思想界形成了一股“尊朱辟王”的思潮，从而使得王学的影响力大大消退，程朱理学则迎来了复兴。“清初的‘尊朱辟王’思潮，张履祥发其端，吕留良将其拓展，而到了陆陇其等学者则达到了高潮，最终王学式微而朱学重新成为学术正统”[16]。清初，民间理学的复兴，尤其是“尊朱辟王”思潮的推动，理学由民间走向官方，获得了官方的尊重。至康熙朝中期，理学便呈现出一派复兴的景象。
清朝入关之后，便沿袭明朝旧制，采用程朱理学来取士。但程朱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因受到阳明心学的驳斥，民间“叛道驳注”的现象较为普遍。为了维护程朱理学在科举考试中的权威地位，树立“正学”，朝廷针对士习文风进行了整顿。
顺治九年(1652)壬辰会试，主考官胡统虞（1604—1652）遭到大学士范文程的参奏，说会试中式第一名举人程可则首题悖戾朱熹的《四书集注》，文理荒谬，士子不服，通国骇异。结果，程可则被除名，考官胡统虞、成克巩等都被降级处分。顺治十二年（1655）乙未会试，主考官金之俊等遵行“一以尊经旨，宗传注为主，不敢偏狃臆见，以人从我，不敢胶执体裁，以此概彼其文醇亟收之，醇而不能无小疵，亦收之。若离经叛道习为奇险颇僻之词，纵橫于绳墨之外者则虽隹，弗录”[17]。的原则衡文取士。顺治十六年（1659），礼科右给事中杨雍建（1631-1704）疏请将民间滥刻的《四书诸家辩》、《大全辩》等叛道驳注的书籍，一律焚毁，并饬直省学臣，校士务遵经传，不得崇尚异说。
康熙朝，尊崇理学的倾向更加明显。这一方面表现在皇帝对朱熹学说的高度赞扬，升朱子配享大成殿十一哲，还命儒臣编纂《朱子全书》《日讲四书解义》《性理经义》等理学经籍，颁布天下，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和考查内容；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汤斌、陈廷敬、李光地等“理学名臣”对于士习学风的积极规训上。康熈二十三年，汤斌（1627-1687）在《重修苏州府儒学记》中说：“宋濓、洛、关、闽诸大儒出，阐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义礼智，而虛无寂灭非性也。道不外乎人伦日用，而功利词章非道也。所谓得六经之精微而继孔孟之绝学，又岂汉以后诸儒所可及欤？……故离经书而言道，此异端之所谓道也。外身心而言经，此俗儒之所谓经也。宗洙泗而祢洛闽，人心之所以正也。今圣朝尊礼先圣表章正学，士子宜知所趋向矣”[18]497-498。很显然，这是汤斌在劝导苏州的士子应该习正学，黜异学。他还上疏朝廷，要求将“正学”之外地邪说异道之书籍一律禁止刻板售卖。他说：
为政莫先于正人心，正人心莫先于正学术，朝廷崇儒重道，文治修明，表章经术，罢斥邪说，斯道如日中天……严禁仰书坊人等知悉，除《十三经》、《二十一史》及《性理通鉴纲目》等书外，如宋元明以来大儒注解经学之书及理学经济文集语录未经刊板，或板籍毁失者照依原式另行翻刻，不得听信狂妄后生，轻易增删，致失古人著述意旨[18]606-607。
深受康熙敬重的陈廷敬（1639—1712）同样是一位尊崇理学的名臣。他在给吴震方（生卒年不详）编订的《朱子论定文钞》作序中说：“由孟子辨之而天下后世始因以知之，今去孟子之时千有余岁，群言之纷纶莫可纪极。朱子从而别白是正焉，而天下之言理者始归于一”[19]。李光地（1642-1718）也是一位康熙朝积极倡导理学的朝廷重臣。他不仅奉旨编纂了《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理学典籍，作为士子治学、备考的范本，而且还利用出任乡、会考官的机会，积极的规劝士子尊崇理学。为了规训文风，崇正学，李光地选辑了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之前的制举文，他在序言中说，“今择其至者，则不过熟读章句或问《大全》之书，专精于先儒之说而已以。故其取材甚雅驯，非洙泗濓洛之精华不收也。其持论甚敬谨，非孔孟程朱之謦欬不貌也。其传神甚微细，非圣贤之语脉文意，则不敢抟合、控勒而纵横以骛驱也”[20]686。
四、“辟王尊朱”思潮在科考内容的体现
顺治五年，魏裔介充山西乡试主考官，在他的《山西程策第二问对》中对王学痛批道：
明兴，修《五经大全》、《性理》等书，得理学之正传，故嘉、隆以前，一道同风，人材蔚然兴起。自王龙溪、李卓吾之徒，乱之叛之，以道学为诟厉，而士习大坏，牛鬼蛇神，讫至于亡。则明之时，其初有经，而其后无经[21]。
在这里，魏氏明显地将程朱理学视为正学，而将明中晚期阳明心学的两大代表人物王龙溪（王畿，1498-1583）、李卓吾（李贽，1527～1602）视为“牛鬼蛇神”，是叛经乱道的罪魁祸首。这实际上是借策问的范文来规训士子尊崇理学，摒弃王学。
顺治六年（1649）己丑科殿试，状元刘子状（1609-1652）针对“欲使之格心向化，盗息民安，以定永定，又何道而可？”的问题答道：“夫二帝三王为古神圣功化之极，然其治本于道，道本于心，故讲学为明心之要，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请简宰辅侍从，先将《大学》正其句读，说明意义，然后《四书》、《五经》渐而进焉。至于《大学衍义》，尤为切要下手之书”[22]。《大学衍义》乃南宋著名理学家真德秀所作，是对朱熹学说的继承与发挥，也是天下士人的必读之书。状元刘子状通过殿试对策建议皇上尊崇程朱理学。顺治九年（1652）壬辰科殿试，状元邹忠倚（1623-1654）在殿试策对中也提到了《大学衍义》对于明道术、辨人才、审治体、察民情的重大意义。顺治十一年（1654）甲午科河南乡试主考官孙宗彝在第一道策问题中设问,意在考查士子对于程朱正统“居敬持静”奥旨的掌握与信奉:
唐虞三代撰道者，君及其衰也。赖有孔子肇为百世师，其间道合汗隆天人，上下之故，可得闻乎？濂洛诸儒身继绝学，析其指趋，曰仁、曰敬、曰诚，帝王传心道不过是，汉唐以下窥其阃奥者何君？[23]
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会试，李光地在第一道策问题中围绕朱熹的“主敬、穷理、践行”论学之旨发问，而第三道策问则围绕宋儒的《五经》传注发问，让士子辨析先儒之得失[20]843-844。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戊辰科殿试策问中，康熙帝用宋儒的“理数之学”发问：
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弘之者人。物必有理，而理以数显，数以理神。天人相与之际，穷理极数，厥有奥旨可得而详之与？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极先天之数，而尽天地万物之变化，该帝王圣贤之事业，殊途一致，其旨安在？[24]
五十一年（1712）壬辰科殿试，康熙在策问中说：“士不学则无以居官，学不正则无以致用。夫《六经》、《四书》，濂洛关闽，学之正者也。历稽往代，莫不崇尚经术，兴数百年太平之基”[14]472-473。充分表明统治者已经将程朱理学作为国家之正学而加以推崇。
雍正元年（1723）癸卯恩科会试的第一道策问题，对于程朱理学著述中所涉及的旨意进行了考查：
自孟子而后濂溪周子启钥抽关得吾道之正传，著《太极图说》以明道体，朱震谓此图传自陈搏种放，穆修五峰胡氏因之。朱子据《志文》谓周子自作盖非为此图者，不能为此说，义理浑然出于一人之手，则所谓不由师传默契道体者得之欤？《太极之说》始于系辞，传其曰生两仪、生四象、生八卦，即图说阴阳变合，化生万物生生无穷之谓也。以周子此图与邵子《先天横图》参观互证，不有可相发明者欤？……《通书》推一理二气五行之分，合朱子谓与《太极图说》相表里，又谓诚动静理性命等章发明图说，为尤著二书同条共贯，其精㣲可得言欤？《正蒙》言太和，又言太虚矣。夫太极之于阴阳不离也，亦不杂也，太和太虛之旨何以异此？……朱子与吕成公编《近思录》，列《太极图说》于卷首，尝云原此理所自来无形象可指，论其工夫则只中正、仁义，便是理会此事，处然则此书切于日用，固近思者所宜尽心欤[25]。
在雍正七年（1729）的湖南乡试策问中，有一道题考查应试者对于帝王“心法”的理解。此题说：“圣人之学所以法天，圣人之政所以代天。是故有心法以绍精一之传，即有治法以底协和之绩。治法者，心法之推也。心法者，治法之本也。……存诸已者惟一，诚物来顺应万事，自具万理皆一以贯之，恭绎之下始知朱子无待于推之说，确有实际功夫。盖诚无不格上，以诚感下必以诚应。程子曰：‘未至于诚，由敬可以入诚。’周子言：‘学圣以一为要。’曰：‘一者无欲也，无欲则公。’夫公私之间，天理人欲之判也，去其私心而无一毫之杂，则人欲日消而无偏党之蔽，纯其公心而无一息之间，则天理日明而不失其本心之正”[26]。此题更是彰显了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主张。
李绂在担任庚子科浙江乡试主考官时，所拟定的第一道策问题便就陆王学说进行了考查：
浙江为理学名邦，自吕成公与朱文公、陆文安公并倡道东南，呂学虽不传，然朱学自勉斋而下，何、王、金、许四先生并在金华，陆学则杨、袁、舒、沈四大弟子皆在甬上，今金华四先生与杨文元诸公成书具在，其学业醇疵，规模大小，有能言其故者与？有明薛文清公（薛瑄）私淑朱学而传者甚少，王文成公（王阳明）私淑陆学，而宗之者遍天下，其故何欤？先儒谓释氏有见于心无见于性，或因疑良知之说近禅，然心统性情亦先儒说也。若无见于性，又可谓有见于心乎？[27]
再如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1631—1694）是一位博采众家之说的学者和官员，他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戊辰会试充任主考官，在第四道策问题中，他让考生回答汉代经学儒者的“传经之功”，宋儒理学的“太极”学说，又让考生来辨析朱熹学说和陆王心学的同异：
孔孟既远，道在遗经。汉初以来，诸家专门墨守师说，而未皆合于道。千余年间，仅称董、杨、王、韩，然亦尚多訾议，要其传经之功，果可尽泯与？至有宋濂溪特起，二程承之，横渠太高，《正蒙》太虚不如周子《太极》，龟山则并疑《西铭》，其说何与？共城之学贯彻天人或又以为数而岐之，何也？宋史道学传备，载程朱高弟，其行义可详举与？朱子同时敬夫伯恭其羽翼也，至于金溪陆氏论太极无极之旨，则抵牾特甚，其同矣之故可得而悉数与？元时金华诸子得朱子之传，明初理学未坠，河津渑池特为正宗，而余干继之读书、存疑、居业三录，造诣何如与？其后新会姚江独崇象山之学，泰和高陵无锡起而辟之，皆名儒巨擘，其源流可详论与？[28]
从试题的内容可以看出，徐乾学并未向汤斌、李光地等人为了推尊理学，将陆王心学一再贬斥，而是称王学派诸儒为“名儒巨擘”。这从侧面体现了徐乾学本人在当时“辟王尊朱”的学术思潮下摒弃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说的思想倾向。
结语
明清学术思想转型一直是中国哲学史、教育史等领域的研究热点，学界从政权更替和学术嬗变等内外因素和视角均进行了深入解读和阐释。清初出现的“辟王尊朱”经学思潮是在明清政权更迭、理学内部学派此消彼长的学术演进的综合因素作用下出现的。这一经学思潮的出现，一方面促使清初帝王对“力行实践”、“明体达用”真学问，真经术的格外重视，确保了“崇儒重道”文教政策推行与巩固，进而使程朱理学重归官方意识形态的“霸主宝座”，进入一个备受恩宠，繁荣发展的时期。另一方面，也对作为“抡才大典”的科举考试产生了深刻影响，烙上了显明的学术思潮转型印记。因此，从科举考试这一微观视角管窥学术转型思潮，对于哲学史、教育史研究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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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徐乾学.儋园文集(卷36)戊辰会试策问五道[C]//续修四库全书（第14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790.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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