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国情决定高考模式：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还需要统一高考吗？

文化国情决定高考模式：

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还需要统一高考吗？

刘海峰

曲阜孔庙大成殿（刘海峰摄于2007年9月）

编者按：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19年已超过50%,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还需要统一高考吗？刘海峰教授在《中国教育报》2013年3月22日发表的这篇文章，已经对此疑惑预先作了回答：参照具有高度重视教育的传统的日本、韩国和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即使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入普及化阶段，名牌大学的入学考试竞争仍然相当激烈，统一高考仍将长期成为入学的主要渠道。

1952年创立的高考制度是在建国初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60多年来，尤其是恢复高考30多年来 ，中国社会各方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高中普及程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还是经济体制、家庭结构、人均收入、城镇化状况，都与60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高考制度也面临着变革的空前压力，不少学者提出对高考进行重大改革，或提出各种各样的高校招生考试模式。然而，我认为，文化国情决定高考模式，高考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国家教育考试制度，高考制度必须坚持，高考改革势在必行。

高考改革受文化国情的制约

高考制度的发展和改革，必然要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制约，十分典型地体现出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高考是传统文化遗传和现实社会环境的产物，其改革受文化国情的制约特别明显。

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往互为隔绝，但台湾地区也于1954年开始实行联考制度。两岸政治制度迥异，经济发展程度也不一样，却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世界上率先走上大学统一招考之路，建立基本相同的统一招考制度，这除了当时各自的政治原因和大学招考发展的内在动力驱使以外，主要还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

后来台湾地区也出现考试领导教学、智育一枝独秀的情况，与大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情况十分类似。为改变克服应试造成的弊端，台湾地区从2002年开始实行大学多元入学新方案，试行申请入学、考试分发入学、推荐甄选入学三种途径。用意很好，却因移植美国的制度未考虑文化背景差异而导致弊端丛出。2003年台湾的大学招生，虽也实行多元入学新方案，但无论是推荐甄选、申请入学，还是考试分发入学，三种途径的招考都已朝统一简化方向回归许多，之后就将申请入学归并到推荐甄选中去。

有的台湾学者认为，美国全部大学都实行申请入学制，能够大体堪行，放在台湾却搞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差别除了美国“人情”淡薄外，恐怕就在他们的家长自然放得开，台湾家长“放不下”。在高度重视子女教育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改变统一考试方式并不能减轻学生的负担和压力。学生学习和升学的压力主要来源于家长，而不仅仅是统一考试制度。没有统一考试制度，学生的压力并不见得会减轻。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招生考试制度；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招生考试方式；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招生考试模式。如果美国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差不多，如果美国社会都是由类似于“虎妈”蔡美儿那样高度重视子女教育的华人组成，那么很可能美国的高校招生考试也会演变成跟中国的高考类似的制度。

高度重视教育的价值观

影响中国高校招考改革的文化因素，既有追求或崇拜考试公平的文化传统，也有依托人情、好走关系的传统习惯，但最主要的还是教育价值观。

受历史上重视教育、读书至上传统的影响，现今多数中国人都有高度重视甚至过度重视教育的观念，除非万不得已，多数父母一般都不愿让孩子失去升学机会。家长对孩子读书成长的期望很高，希望他们成龙成凤。1992年，台湾作家黄春明曾形容台湾的年轻妈妈都是“教育狂热分子”。大陆的年轻母亲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子女教育方面，许多家长在督促子女学习方面往往不切实际。现在中小学生的学习和升学压力不只来自学校，更多地是来自于家长。当初中改为划片就近入学之后，小学师生的课堂教学压力已明显减轻，但许多家长却要求学校对孩子多加管教，或在晚上及休息日另找家教补习。看看我们周围的家长如何牵挂子女的学习成绩，怎么为子女进重点学校奔走努力，如何以比子女更焦虑的心情陪同前往高考考场，如何放下一切事务到校参加学校召开的家长会，……大家便明白中国人积极向学的传统是多么顽强。即使是移居欧美国家的华人，在鼓励子女学习方面，也明显地比西方人更热切一些。

最近有一则新闻，说中国购房者成美国房产主力，特别是学区房遭疯抢。在美国，华人是对名牌大学最为尊崇的群体之一，多想将来让他们的孩子进入常春藤盟校，被称为“爬藤”。如果最后孩子能爬上去就算是大功告成，父亲便荣升“藤父”、母亲便成为“藤母”。

中国社会大众普遍希望增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最希望名牌大学能够扩招。然而，高考的竞争、受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社会地位的竞争。社会永远是分层的，社会职业也永远是分层的，当多数或所有适龄青年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社会便可能从重学历变为重“学校历”了。这是水涨船高的结果，也是学历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规律。比如建国初期高小毕业生在一些地方可能当干部，现在连大专毕业生都不易就业。当大家都能进重点大学读书时，也就无所谓重点大学了。即使不断扩招到所有人都能够上大学的时候，甚至假设将来13亿中国人都成为博士，也还是有人要做管理工作，有人要从事蓝领工作。

本来人们认为，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以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情况将会有所好转。然而，现在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一些直辖市已达到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但升学竞争却还是非常激烈。参照具有高度重视教育的传统的日本、韩国和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即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入普及化阶段，名牌大学的入学考试竞争仍然相当激烈。这其中存在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有一定必然性。

分类考试  与时俱进

《教育规划纲要》对推进本科高等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分类入学考试已作出设想：“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高等学校普通本科入学考试由全国统一组织；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近年来，部分省市的部分高职院校已经独立举办“知识加技能”的招考评价方式了。随着高等教育适龄青年的下降，现在高职院校招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少高职高专招不到足够的学生。实际上沿海一些高职高专尤其是部分民办高校在招生宣传中，已经宣称采用注册入学或申请入学了。生源不足的情况接下去还会越来越突出，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采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加部分高考科目成绩，甚至只需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便可申请入学。

至于普通本科院校，由于竞争激烈，我认为统一高考仍将长期成为入学的主要渠道。我们不可能脱离中国的国情来实行某种招考制度。如果中国人高度甚至过度重视教育的价值观不改变，名牌大学的升学竞争激烈程度就不可能降低，即使是高考录取率达到百分之百的时候也是如此。因此，中国的高考制度将长期存在，只是需要与时俱进，高考改革应积极稳妥，分类进行。

（本文原载《中国教育报》2013年3月22日，原题《文化国情决定高考模式》）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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