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振元：高考改革的亲身经历与思考

高考改革的亲身经历与思考

瞿振元

（时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摘 要：回顾了高考网上录取、高考时间提前一个月、取消高考年龄限制等改革的决策过程，强调促进公平和科学选材是考试招生制度的核心问题。当下，要重点研究考试招生工作如何更好体现立德树人的价值导向、如何与高等教育现代化普及化进程相适应、如何更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等问题，建立并完善中国特色现代考试招生制度。

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积极支持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恢复高考40周年暨高考改革学术研讨会”。我结合自己在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的工作经历，来谈谈对高考改革的体会和思考。

一、我所经历的高考改革与体会

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专门研究科举和考试，包括新中国的高考制度。他在高考改革30年时专门写过一篇论文《高考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在这篇论文中对改革开放以后的所有高考改革举措进行了梳理，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三十年来，高考在很多方面都实行了改革，高考科目、内容、次数、招生录取体制、命题方式以及技术环节等都经历了多次变革。但是这些探索有的经受住了考验，有的则无疾而终。总体来看，与考试技术有关的改革总体上比较容易取得成功，而制度性的改革历经反复比较曲折。” [1]他具体讲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考所经历的23次变革，这中间能够留下来至今还特别有意义的事情，积淀下来可操作现在还在用的有9项。这9项分别是：第一项是80年代艺术类等特殊专业统考加单考；第二项是1985年高考标准化考试改革；第三项是1994-1997年招生收费的并轨并开始实施缴费上学制度；第四项是1999年开始的网上录取，第五项是1999年的扩招；第六项是1999年开始探索3＋X科目设置改革；第七项是1999年开始英语考试＋听力考试；第八项是2000年开始取消年龄和婚姻限制；第九项是2003年高考时间由7月提前到6月。这9件改革大家都还会有印象。

我是在1998年开始任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的。现在所列的9项改革中有6项是在我的任期里做的。我想，能够在我的任期內做成6项高考改革探索且长期延续下来，还是蛮不错的。当然，能在当时做成这些事情，一是由于长期探索的基础，不是一时冲动，而是许多同志长期的思考和实践；二是由于当时以陈至立部长领导的教育部党组以及分管领导周远清副部长（他是在我们高等教育界深有影响的老部长）的正确领导。我只是作为一名“操作者”做具体工作。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期间的一些小故事，也说说我的体会。

先说网上录取。用当今流行的语言来说，网上录取可以叫“互联网＋招生”。在1998年开始了试点，1999年正式立项。经过3年时间做到了全国铺开。这在当时的网络技术条件下确实非常艰难，但是做成功了。这件事情被大家称为 “无争议改革”。现在，人们对这项改革的技术价值的肯定，讲得比较充分；对它的经济价值的肯定，也讲得比较充分；但却低估了这项改革的社会价值。回忆一下网上录取之前，我们的招生是怎么做的。各个学校都要派出招生工作组，3个人或5个人到一个省去进行录取工作，招生人员走的时候可能就带着一堆“条子”，说某某考生考多少分、是谁的什么亲戚，报考什么学校什么专业，请关照，等等。有的招生人员一下飞机、火车，很可能就被有钱有势有关系的人接走了。招生录取现场（至少我去过几个地方）门口是有警卫把着，不让外人进的。通过警卫送“条子”进去，也许这个“条子”里头是夹着钱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这说明，在网上录取之前我们的招生过程中，“不正之风”是相当严重的。当时我们党内也只说“不正之风”，没用“腐败”这个词，但其实这里确实存在招生腐败的问题。我们的网上招生录取制度挡住了那个腐败、挡住了那个歪风，使得招生工作领域被老百姓称为“公平公正”“一方净土”。这就是网上录取所蕴含的重大的社会价值！如果那个时候听任“不正之风”蔓延，我们的招生发生的问题就会更多，受到社会的诟病会更加严重，人民群众就会丧失对招生考试制度的基本信任。所以我说，对网上录取的社会价值要有充分的估量。

再讲高考时间提前一个月的改革。高考时间提前一个月，具体实施是在2003年。但是启动于2001年。此前，老百姓多有呼吁。大家知道7月天气炎热，被称为“黑色七月”。我到过一些考场，看到考场的过道中间放着冰块来降温。北京等地率先在考场里安装空调。但城区安装空调，郊区没安空调，郊区考生和家长意见很大，说考试环境不公平。安了空调的，教室是凉快了，但不能把考生安排在空调的出风口下坐，说吹感冒了谁负责？所以在这些复杂的情况下，还是考虑加快高考提前的改革进程。当时，我们收集了许多资料，特别是历年各地的气象资料，平均气温、最高最低温度、降雨情况等等，听取教育行政部门和一些高校、高中的意见，认真论证以后报国务院。李岚清同志看了之后给了朱镕基总理。朱镕基总理在上面批示，是否充分征求了各地的意见。“充分”这两个字还是写在旁边画个圈拉进来，特别醒目。然后国务院办公厅转给我们。我们立刻向国务院报告说：“很充分，我们征求过各省市的意见，也征求过部分高校和中学的意见。”报国办后，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高强说：“老瞿，你这个充分不就只充分征求了教育部门的意见吗？你没有征求公安、交通、卫生和通信部门的意见。当然，你去跨部门征求意见也不方便，我来做吧！”于是，在2002年初，他召集各省市的政府副秘书长、教育部门和公安、交通、通讯、卫生等多个部门在一起开会，听取意见。这个过程说明，高考确实复杂、涉及面广。我做学生司司长也仅是从教育内部来考虑，没有想那么复杂、不够周全。座谈会上，各省市和相关部门都表示同意，但有两个中学校长提出意见——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复习计划，一旦提前，复习计划需要调整，因此能不能今年不动啊？当时我想，大家都一样提前，很公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提前一个月不是针对某一个学校提前的，全国是一样的，很公平，可以做。但是领导们说还是要谨慎一点，听一下家长意见。于是，我们到北京四中进行调研，在校门口随机问考生家长，高考提前一个月，凉快了，好不好？家长说：“好是好，但是你们拿别人的孩子试，别拿我的孩子试，行嘛？”群众的意见就是这样表达的。和国务院办公厅领导汇报之后决定，晚一年就晚一年吧，我们先预告出去，2003年再开始实施。于是决定2003年开始提前高考。我说这件事情的决策过程，外界看起来很简单，实际在操作过程中不是那么简单，而是很有领导艺术的。

高考取消年龄限制是在2001年开始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做的？是在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转向大众化的阶段实施的。在精英教育阶段，我们确实有年龄限制，规定考生年龄在25岁以下。当然，潘懋元先生刚刚说了77、78年，年龄是放开的，那是因为在特殊时期，后来规定25岁以下才可以报名。处于精英化教育阶段，又是以计划经济的思维考虑问题，认为国家投入要讲效率，不能随便放开年龄。比如，招收一个20岁的青年上大学，24岁毕业，60岁退休，可以工作36年；但招收一个40岁的人上大学，44岁毕业，60岁退休，就只能工作16年了。所以，从教育投入与产出的角度看，规定了年龄限制。当然也有学校管理方面的考虑，但主要的还是从教育的经济价值的角度考虑的，对教育的其他多方面的价值很少考虑。开始扩招后，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也开始有了放开年龄限制的基础条件了，于是决定取消年龄和婚姻限制。当时，也有担心一旦放开年龄限制，参加的人数一下子暴涨。我们也作了分析，认为也不会一下子增长很多，即使报名的考生多，真正上录取线的人不会太多。所以，我们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比较乐观的。这件事情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理念问题，这就是受教育权的问题。过去我们很少讲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是平等的人权，是基本的人权，而且是比基本人权中的劳动权等等是更重要、更基础的人权。接受了教育，就可以更好地实现劳动权。但是以前很少讲“人权”。取消年龄和婚姻限制的新闻一发布，受到社会的认可与欢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说：这个规定好，体现了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

讲这些故事，我的体会是：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要始终抓住促进公平和科学选材这两个基本点。如果将考试招生工作比作椭圆运动的话，那么，椭圆运动的两个焦点就是“促进公平”和“科学选材”，离开了这两个焦点做的改革往往是不能成功的。科学选材当然有很多问题要探索，我也呼吁过应当建立教育测量学，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又很需要。但是我今天特别强调促进公平，在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社会矛盾很多很复杂。在复杂体系中，小小的事情通过蝴蝶效应可能放大百倍，衍生出很大的事端。所以，我们做招生考试工作要把促进社会公平这件事情作为重要社会责任，在现阶段尤其要加以注意。

关于公平问题，不仅要注意解决那些显性的不公平问题，如名目繁多的加分政策，还要注意解决隐性的不公平问题。比如在考试内容方面，有时候会从城里人的语境下命题，而没有考虑面向所有考生的问题。高考的作文题就有这种情况。有的题目看起来是很公平的，但实际上存在隐性的不公平。我记得：2009年，有一个地方出的作文题目叫做“隐形的翅膀”，会唱流行歌曲的考生一听《隐形的翅膀》，会记得它的歌词，是很励志的！当年北大校长许智宏在学生新年联欢时唱了这首歌成为新闻，但是让乡下考生都知道“隐形的翅膀”，他就想不出来。这是一种城里人的语境。类似的情况还有，高考题目带有隐性不公平。现在，一些学校自主招生的题目，也明显的存在这个问题，脱离了考生的生活环境和这个年龄段的认知水平。例如，有一个学校的题目是：请您设计一下我国养老制度，这就超出了高中生的认知水平，其实是不公平的，也是隐性不公平。

在刚才说的故事中间，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改革也要注意工作方法，做好事也要讲技巧，好事要会做才能做成好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群众意愿。比如，高考提前一个月那件事的决策过程，我特别体会到，工作不能凭领导的主观愿望做，而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

二、关于高考改革的思考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决策，不仅该改变了一些人命运，而且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命运，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今天纪念恢复高考40年，缅怀伟人的历史功绩，更重要的是做好当前的工作，迈好面向未来的步伐。当前考试招生工作，最重要的是把中央《关于深化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意见》认真地、全面地实施好，目标是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考试招生制度。在当前工作中，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深入思考、深入研究：

第一，考试招生制度如何更好体现立德树人的基本导向。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是立德树人，考试招生制度是教育中一个重要环节，这个环节如何体现立德树人的基本导向，把“为什么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问题在考试招生环节中得到体现，发挥考试招生工作对育人的导向作用。我记得有一天《参考消息》的一篇文章说，美国教育考试如托福等，要体现美国的价值观，要把美国的宪法、美国精神、美国价值观在托福考试中得到更多体现，并且说以此加大对中国青年的影响，这是典型的通过考试进行意识形态的输出。那么，我们的考试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如何在考试命题、考试方法等方面体现出我们为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支撑终身发展、适应时代进步的关键能力的新一代服务的正确导向？所以，不能说考试招生制度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没有关系，而是有紧密关系的，而且要把这种导向贯穿在考试招生制度的始终。

第二，考试招生制度如何与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相适应。中国教育现代化尤其是高等教育现代化，正在稳步推进。高等教育将迅速走向普及化。高等教育普及化和大众化之所以能够划分两个阶段，是在教育的形态上，在考试招生上会有不一样的特殊表现。现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但这是局部普及化，而且是初步普及化。根据预测，2018、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将实现普及化，这种普及化是国家整体性的普及化，今后还会走向全面普及化。进入普及化阶段，大学生数量会进一步增加，学生的学习方式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信息化带来的许多变化，必然会深刻影响着学校的教学形态，学校一定会更分层次、分类型，学校的职能也会调整变化。考试招生制度如何与这种快速变化的高等教育相适应？上高水平大学的竞争在近期内还是激烈的，长远看，我们如何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我们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这个难题。但是，上一般性的大学的竞争应当能够很快缓和下来，相应地，包括注册入学制度以及其他灵活的入学和学习制度应当加快建立、在更大范围实行。

第三，如何更好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智能化技术来做好招生考试工作。不只是网上录取、网上阅卷等等已经成熟的技术的更好应用，而且要把智能化的许多技术应用到考试招生工作中。这方面的潜力很大，在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尤其要加以注意。

第四，如何抓紧关键技术研究，使高考这个很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一些。我们经常说复杂事情简单化，也是很高的领导艺术。比如，多次考试的等值问题、不同科目难度把握问题，等等，都需要研究；对学生的个性分析以及与专业匹配问题也需要探索，让学生接受“适合的教育”。抓住若干关键技术使复杂问题简单化，这种简单化也是科学化，让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清、走得通，使制度设计更好服务于民众，使考试招生工作做得更好。

总之，总结过去，做好当下，面向未来，高校考试招生改革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继续研究。这次“恢复高考40周年暨高考改革学术研讨会”有很多议题涉及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把国务院的文件贯彻好，把今后的高考改革工作做得更好，为建设中国特色的考试招生制度作出我们的贡献。

（原刊《教育与考试》2017年第4期，7-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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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刘海峰：《高考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教育研究》2007年第11期。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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