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玲：“举国大考”的合理性——对高考的社会基础、功能与影响之分析

Original 郑若玲科举学与考试研究 2023-12-16

“举国大考”的合理性

——对高考的社会基础、功能与影响之分析

郑若玲

作者简介：郑若玲（1970-），女，江西修水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从事高等教育学与考试制度研究。

摘要：使人人享有参与高等教育和社会资源竞争的公平机会，是高考制度存在的根基。在高等教育供需矛盾仍较突出的情况下，高考制度的根基并未被动摇，其存在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高考具有多项社会功能，并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高考所具有的公平意蕴、复杂功能与重大影响，无不夯实和力证了其存在的社会“立基”与合理性。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动辄以激越的情绪批判高考，而是以全面、冷静、客观的态度，理性地评价、认识与改革之。

关键词：高考；合理性；公平

中国是考试的故乡，也历来是一个考试大国。科举制度这一古代中国社会的“抡才大典”，在历史上曾长存1300年，直到1905年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被迫废止。但制度的废止并没有令后人就此遗忘它，百年来的科举反思从未断绝过，乃至“为科举制平反”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思潮与趋势^[1]，科举百年祭的2005年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的“科举年”^[2]。作为现代中国的“举国大考”，高考在今年即将迎来建制55年、恢复30年。年初伊始，一些地方的高等院校、新闻媒体等便陆续举办“新三级学人”聚会、征文、座谈会等纪念活动。笔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2007年也可谓中国的“高考年”。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针对高考的弊端，废除高考的观点时有出现，尽管呼声不高，也非主流民意，但对普通民众的高考观却有不小的牵制与影响，加之高考的确事关重大，常导致他们误读高考。因此，学界很有必要深入分析高考制度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为民众正确认识和理解高考提供清晰的理论背景与有力的思想支撑。

一、维护公平：高考制度存在的“立基”

随着高等教育步入后大众化时代，高考竞争压力从数量上说已大为缓解，但实际上学生、老师和家长们脑中的“高考弦”却依然紧绷。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除了高等教育学历文凭对个人的前途命运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以及高考竞争由以往的“上大学”上移到“上名牌大学、读热门专业”等原因外，还有一个因素是人们对公平的关注与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现在一谈到高考改革，老百姓首先想到的便是改革公平与否。

（一）历史渊源

事实上，公平既是包括高考在内的考试制度产生的基石，也是考试变革的主线。从公元前165年西汉文帝首次举行书面策试算起，考试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考试经历了许多变革。回顾这些变革，不难发现贯穿始终的主旋律——追求公平。

无论是公元前165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笔试，还是汉顺帝时期左雄改制所实行的“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无论是曹操的“唯才是举”思想，还是曹丕时期实行的“九品官人法”之初衷，无论是科举制度的建立，还是1300年间有关科举利弊存废的数次高层争议或改制，无论是举子们对科第仕进的痴迷执著，还是那大大小小惨烈的科场案，无论是那独具匠心、崇高威严的有形的贡院建构，还是那滴水不漏、圆润周详的无形的科场规制，无不围绕“公平”二字做文章。帝制中国之所以从门第社会走向科举社会，其背后即有极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摆脱人情请托困扰，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在选拔人才过程中饱受人情困扰的先人们，于是发明了考试这把客观公正的“量才尺”。

（二）现代延续

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公平意愿的强化，考试改革的公平动机朝更自觉的趋势发展，不再像古代科举改革那样自上而下，而通常由民间的改革呼声自下而上推动着官方的改革，比如通过“两会”提案。我们不难看到，高考改革但凡涉及到公平，无不引起社会上下的深切关注，有些改革亦因不公而难以善终。

例如，20世纪80年代实行的招收委培生和自费生的招生体制改革，到后来出现“分不够钱来凑”现象，破坏了高校招考中的公平规则，终遭唾弃。在考试内容方面，近年来加试外语口语改革，以及考试命题中出现的城市倾向性，对教育资源占弱势的农村考生群体而言，其公平性也为民众所质疑。2007年江苏和福建的高考都将降低外语分值，便主要出于公平的考虑。保送生选拔中的“重重黑幕”，尤其是“送官不送民”，也曾引起民众义愤，操作程序的不公正一时间成为人尽皆知的秘密，并因此被指责为中国教育领域最大的腐败，认为保送制度打破了公平竞争的秩序，应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观点^[3]，在民众中有相当的代表性。

在录取制度方面，20世纪80年代为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而增加投档比例的改革，造成录取季节“条子票子满天飞”的“奇观”，20世纪末推行的网上录取，出发点之一便是杜绝各种非成绩因素对录取造成的困扰，以维护高考的公平公正。近年来讨论热烈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失衡，也是一个直接关系到不同地区考生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公平问题，2006年中国政法大关于招生指标分配的所谓“破冰之举”的改革，拥护总体上多于反对，便反映了民众对教育机会公平的渴望。2001年开始试行的“自主招生录取”改革，实行6年来，引发了教育界不少争论，以赞成或正面肯定者居多，但赞成者也心存顾虑，认为此举可能是对公平选才的一次严重冲击。^[4]

可见，高考之所以备受瞩目，维护公平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因着公平，人们的高考改革心态也非常矛盾，可以说对它是爱恨交加，既爱之深，又恨之切。一方面，许多高考的过来人，尤其是1977、1978级考生，对邓小平果断恢复中断已达11年之久的高考，鲜有不由衷感激和拥戴者，但也有人对“黑色七月”笼罩下的高考制度怀有切肤之痛，恨不能即刻“除之而后快”。

假如真废止了高考，又会如何呢？恐怕不少人会发觉自己对高考其实是有着深深眷恋的。考试制度确有其弊病，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有人说，高考剥夺了孩子们的童年，却给了每一个孩子同样做梦的权利和实现梦想的机会。^[5]这种说法便为人们面对高考所产生的矛盾心态作了一个最恰当的注脚。

（三）公平立基

历史告诉我们，在各种选拔人才的途径中，考试作为一种崇高的、具有可信性的正义程序的执行过程，最为公平和有效；而大规模统一考试的公平与效率恰恰又居各种考试形式之首。使人人享有参与高等教育和社会资源竞争的公平机会，是高考制度存在的根基。

在中国这样一个尤重人情关系、社会资源相对紧张的发展中大国，民众的公平忧患意识与渴望较许多国家的民众更为强烈。“不患寡而患不公”是社会大众的普遍心理，亦是对高考改革的现实心态。为什么针对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而颁发的“减负令”，却一次次难过“家长关”？为什么30年前恢复高考的消息让老百姓奔走相告、欢声雷动，迄今回首仍温情依旧乃至心潮澎湃？为什么高考饱受非议却一直被采行？别无他因，唯因考试在制度上遵循“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竞争规则，正如晋代葛洪在《抱朴子·审举》中所指出的，考试可以杜绝“人事因缘”和“属托之冀”^[6]。学校为摆脱人情请托，避免或少惹麻烦，家长为求得子女公平竞争的机会，自然都更愿意选择考试。因为，在“公平”与“减负”的天平上，秤杆永远都指向前者。

再比如，在艺术院校的招生中，考前给考官送黑钱成为公开的秘密与招生的“潜规则”，以至于有人发出“穷人的孩子不要学音乐”之慨叹。2002年中国音乐学院发生音乐教授因质疑招生公正而被解聘的丑闻，一些主要媒体竟冠之以“4·17高考事件”。^[7]为什么一所艺术院校的专业复试，却引发媒体和社会如此关注？公平是也！在高等教育供需矛盾仍较突出的情况下，确保教育机会公平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公平乃第一要义。可见，高考制度的根基并未被动摇。即使在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的今天，乃至迈入普及化的明天，也仍存在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公平仍是且将一直是高考改革的要素。^[8]

虽然我们无法准确预测高考命运的走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考试作为检测人才的手段，具有恒久的价值。悠久的考试历史制造了中国社会至今浓郁不化的“考试情结”，以致于高考期间几乎成为“高考节”，民众对其他各种考试也越来越“趋之若鹜”，追究个中缘由，维护公平是一个原始且最重要的动机。尽管现行的高考制度因弊端甚多而遭致越来越激烈的社会批判，甚至有人将其形容为“一头让人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的怪物”和“一个荒谬的制度”^[9]，但正是这种刚性的制度，让社会底层精英在社会竞争中有了“公平的立基”，而公平竞争正是推动社会有序发展和进步的原动力。这说明，高考的存在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身兼数职”与“高烧不退”：高考制度的重大影响

考试是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而进行的有组织、有目的的测度或甄别活动，它必然要和其社会母体发生密切关系——既受制又反作用于社会各要素，具有相应的社会功能。高考也不例外。作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一项教育考试制度，高考在担负为高校选拔合格新生的原始任务的同时，还“身兼数职”，具有教育、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多项社会功能。

（一）教育功能

从教育上看，高考已成为一根强势“指挥棒”，牵制着教育目的，引导着教育过程，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皆以高考为中心，围绕高考来运作，中学教与学的注意力完全放在所设考试科目上，“考什么便教什么学什么”，“不考什么便不教什么不学什么”。不仅如此，高考还几乎成为评价教育结果的唯一尺度，追求好的考试成绩因此成为教育施行过程中的直接目标，我们现在常说的“片面追求升学率”即是这一目标的极端化。“片追”是伴随着高考激烈竞争而产生的一种不正常现象，它与高考如影随行，成为笼罩在高考头上一块久久不散的乌云，使学生学无宁日、教师教无宁日，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富含社会色彩的高考评价功能如此之强大，乃至对基础教育的任何改革都能产生重要影响。^[10]

（二）文化功能

从文化上看，不仅高考制度的建立与恢复本身，体现了对公平理念文化的追求与选择，具体而言，是对舍出身、血统、关系等不公而取能力、学识、自身等公平因素的一种文化选择，而且高考对文化的提升也作用巨大，全社会的读书学习热情在高考的促进下得以持续高涨。另一方面，考试难度也不断加大，现在的高考试题难度和恢复高考之初相比已有天壤之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考生的文化水平已大大提升，1977年的高考语文答卷中，将孙悟空说成《红楼梦》作者之笑谈，想必会驾鹤西归，一去不复返了。

（三）政治功能

从政治上看，高考制度促使社会结构重新“洗牌”，考试成绩这一“后致因素”取代了户口、家庭出身、参加工作时间、级别、工作单位所有制等，成为新的“社会屏蔽”基本指标，影响着社会阶层的变迁，并促进了社会流动，尽管来自农民等社会底层学生的辈出率^[11]尚低于1，但低阶层子女通过层层竞争性考试（包括高考）得以有机会成为国家栋梁从而实现社会阶层的上向流动，却是不争的事实，并因此疏散了社会底层对资源分配机制所郁积的不满。^[12]再者，“文革”时期的“考试废，道德堕”，以及恢复高考所发挥的使社会实现“由乱而治”之功，说明高考还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功能。此外，高考所带来的“考试经济”，以及通过对教育、政治、文化的明显作用来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也体现了高考具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功能。^[13]

正是这种“身兼数职”，使得高考作为教育系统的一种升学考试，却成了广受注目与重视的社会活动，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单从规模的扩张上看，高考的牵涉面便令人惊叹，1952年全国仅5.9万考生，而到2006年，报名人数已达950万之多！更令人瞠目的是，高考期间甚至出现所谓“交通管制、警车专送、公交挪站、飞机改线”等特殊现象，高考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举国大考”。^[14]不仅政治领域对高考屡示“青睐”，学界关于高考的争论也多“剑拔弩张”，媒体的高考报道则可谓“狂轰滥炸”，普通民众对高考的街谈巷议也不辍于耳。

高考大概是中国社会唯一一项自建制伊始便被紧紧捆绑在政治“战车”上的教育制度。1952年7月21`日，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实现一九五二年培养国家建设干部计划的指示》，强调指出，各地高等学校严格实行统一招生，是实现这一干部培养计划的关键。这使得高考在承担为高校选拔合格新生职责的同时，也肩负选拔国家后备干部的重任。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则选取了招生考试制度作为文化教育领域“革命”的“突破口”，导致统一高考被废。1977年，高考的命运又紧随政治遽变而发生戏剧性变化，再次被选为社会实现由乱而治的“突破口”。因此有人说，恢复高考，无异于一场“抢才大典”，抢出了人才，更抢出了社会发展的时间。1977年的冬天，既成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也成为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拐点。^[15]近年来，在中国最重要的全国性政治会议“两会”上，高考的话题也几乎年年被提及。

除“文革”这段特殊时期外，高考自建制特别是1977年恢复以来，以全国统一的文化考试为根本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数十年不动摇，因为统一高考是人们择善而从、备加珍惜的一项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当然，高考也并非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相反，学界关于高考的论争一直以来都非常激烈，“炮轰”高考者有之，将高考与科举相提并论，认为废除统考制，就是要避免鸦片战争的历史悲剧重演者有之，认为无视高考的历史作用，而为当年的“推荐制”寻找某种“合理性”之举乃是荒诞不经、“吃错了药”者亦有之。对高考的评价也非常对立。例如，有人认为，高考制度对于促进我国人才成长和推动全民族文化发展可谓是“功德无量”。1997年11月《人民日报》在纪念恢复高考20周年征文的综述中也说，“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16]。相反，也有人认为，废除统一高考对于我们的后代是“功德无量”的。^[17]同样的高考，在正、反两方皆被说成是“功德无量”，可见观点对立之尖锐。

（四）社会关注

从社会大众的关注看，每年自年初的高考工作会议召开，考生和家长们便开始留意高考改革的种种动向；高考前夕，但凡举行有关高考信息或高校招生的发布会或咨询会，家长和考生们亦惟恐错漏；高考三天，各大报章、电视媒体等，更是将视角聚焦于考场内外的方方面面，构成一道独特的社会风景；高考之后，分数线和取录办法则成为万众瞩目、翘首以待的焦点，甚至落榜考生的命运，也会成为千百个家庭茶余饭后的谈资。到秋季入学前夕，贫困新生的入学和助学问题，虽属高等教育政策范畴，但依然能引发普通百姓对高考和社会公平等问题的又一轮反思。可见，社会大众对高考的关注有着经年不息的热情，而这在教育领域是绝无仅有的。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多样化的发展，“上大学”如今已基本上不是问题，作为高校招生主要途径的高考，本当越来越淡出民众的视野。但上述种种，无不显示出社会对高考的热度“高烧不退”。这说明，高考绝不仅是一项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也不仅是一根引导中小学教育教学的“魔力指挥棒”，而且是一项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团结与统一、维护社会秩序、提高整体国民素质的社会制度。换言之，高考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这项教育考试制度表象的背后，蕴含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并使得高考承载着远远超出自身所必须承载的社会责任。高考就是高中毕业生面临的第一次强制性社会（脑体）大分工，高考的竞争也就是人们一生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等社会竞争在教育领域的“浓缩”，而三大差别（尤其是脑体差别）正是导致高考竞争的根源。“只要存在强制性的社会分工特别是脑体分工，竞争就会存在。高考取消不了，高考的竞争也取消不了”^[18]。相应地，高考重大的社会影响也绝不会在短期内弱化。

高考是历史的选择，更是现实的需要。正如教育部长周济在2007年“两会”期间接受新华网采访时所说，高考是一项在中国行得通的非常公平的制度。教育公平是最重要的社会公平。^[19]而社会公平正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高考所具有的公平意蕴、复杂功能与重大影响，无不夯实和力证了其存在的社会“立基”与合理性。刘海峰在对科举进行深入研究后指出，“有必要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中国应该进入一个理性评价科举、重新认识科举的时代。”^[20]笔者以为，这一说法同样可以借用到高考评价上。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动辄以激越的情绪批判高考，而是以全面、冷静、客观的态度，理性地评价、认识与改革之。因为，“站在批判考试弊端的立场上，全盘否定现有考试制度的长处，这无异于英国产业革命初期毁坏机器的运动。文明所带来的弊害不是通过消灭文明来消除，而应是更好地利用文明。”^[21]显然，在没有找到更佳的选材方法前，我们不应贸然抛弃而应坚守现有的相对最科学、合理与公平的高考制度。

参考文献：

[1] 刘海峰. 为科举制平反[J]. 书屋，2005，（1）.

[2] 刘海峰. 2005：中国的“科举年”（前言）[A]. 科举百年祭[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5.

[3] 陈杰人. 保送生制度还要存在多久[N]. 中国青年报，2000-8-30.

[4] 庞守兴. 质疑高校自主招生改革方案[J]. 教育发展研究，2003，（10）.

[5] 顾卫临. 高考：还有更好的路可走吗[J]. 瞭望，1997，（20）.

[6] （晋）葛洪. 抱朴子（外十五篇“审举”）[M]. 台北：台湾中华书局（据平津馆本校刊），5.

[7] 王尧. 一位音乐教授被解聘的背后[N]. 中国青年报，2002-5-28.

[8] 郑若玲. 高考改革必须凸显公平[J]. 教育研究，2005，（3）.

[9] 许纪霖.高考制度：迫不得已的荒谬？[J].中国新闻周刊，2005，（237）.

[10] 郑若玲. 论高考的教育功能[J]. 教育导刊，2005，（1）.

[11] 辈出率是指某一社会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同一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比。如果辈出率为1，说明该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同一社会全体阶层的平均水平相同。如果辈出率超过1，则意味着该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于全体阶层的平均水平，反之，则低于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