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体背景下农村环境治理何以持续？——基于“两山”理念的视角｜之江策

导 读

本文以仙居县白塔镇上横街村的环境治理为样本，基于“两山”理念视角，探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村庄路径。该村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嵌入、村委会带动、村民参与，构建了“四位一体”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文章从村干部如何吸引村民参与村庄环境治理从而完成从“双重边缘人”向权威的转变、市场嵌入如何有效激发村庄内生要素、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如何破解“熟人社会”党建难题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农村环境治理可持续的原因。

正 文

约5200字

一、“两山”理念与

“四位一体”农村环境治理

（一）绿色经济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目标体现。

2005年8月15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考察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的标志性观点和代表性论断，“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要创新成果，是引领我国绿色发展的理论精髓。”如果说绿色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建设一个绿色社会，那么它的基础一定是绿色经济。如果没有一个经济基础的话，“绿水青山”便无法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目前来看，绿色发展的包含以下几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即绿色生态、绿色经济、绿色治理和绿色社会。

具体而言，一个村要想实现绿色发展，绿色经济的作用极为突出，如果一个村不能够走绿色经济的道路，绿色发展也无法实现。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就是保护农村环境的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的过程，保护环境就是农村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的过程。

（二）绿色治理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体现。

“两山”理念视野下，农村环境治理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环境问题，其背后是农村社会治理的缩影。农村的生活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生活，是在设定金山银山目标后渐趋达到的美丽乡村新生活。自上而下的治理路径很难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取得突破，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参与和互动，挖掘农村内生性的动力和资源。“绿水青山”要转化为“金山银山”，就必须解决这种嵌入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深层问题，实现农村环境善治。首先，需要加强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强化村社共同体建设；其次，需要构建政府引导、市场嵌入等外部因素；同时，需要催生村委会力推、村民参与的内部因素。农村环境治理是一个以农村环境为中心，联动社会方方面面的开放性系统工程。这是一个包容性的“政府—市场—村委会—村民”共同参与的农村环境“四位一体”治理模式。这一模式既强调了政府发挥倡导作用，又不能忽视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更强调了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村委会及农村精英中在环境治理中的带头作用，最主要的是从制度和机制上助推村民成为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四位一体”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对有效解决政府失灵、市场失灵有积极推动作用，有助于发挥政府、市场、村委会和村民等多元力量，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环境治理的难题。

二、“四位一体”农村环境

治理的动力与路径选择

仙居县白塔镇上横街村通过引入市场激发村庄活力，实现了从“脏乱差”到美丽乡村样板村的转变。上横街村共223户800余人，分6个村民小组。该村离神仙居、景星岩、高迁古民居三大景区都较近，距诸永、台金两大高速出口均不到2公里，交通便捷，风光如画，自然和区位条件优越，却因为环境问题而迟迟得不到发展。

（一）动力

长期以来，上横街村村民形成了垃圾乱倒、污水乱排、家畜散养、房子乱建的习惯。上横街村将近50%的农户家中养有畜禽，产生的污水和排泄物未经处理就直排，成为远近闻名的“养猪村”。因此，上横街村的环境污染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的传统落后生活方式。整个村庄触目可及的脏乱无序环境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村民对此具有切身体验和治理诉求。

上横街村环境治理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环境的脏乱差阻碍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严重破坏了白塔旅游小镇的形象。镇政府班子对于治理环境的愿望非常强烈，这与村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2015年8月17日，浙江省政府确立仙居县为浙江唯一的县域绿色化发展改革试点县。以此为契机，仙居县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绿色化发展路径和模式上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探索。白塔镇则借县域绿色化发展改革的东风，把村庄环境整治作为县域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专项环境整治行动。

（二）路径

2013年12月31日，上横街村被列入白塔镇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试点村。全村先后投入500多万元，以“五水共治”、“三改一拆”为抓手，铺设自来水管网，生活污水处理管道系统，并修建供人休憩的小公园3个，实现了村庄面貌的焕然一新。

一是立面营造。上横街村是“黄皮屋”重灾区，村两委扎实开展了以“洗脸、洗脚、穿衣、戴帽”为主要内容的“黄皮屋”整治，以全覆盖的形式对“黄皮屋”进行粉刷美化，完成8万多平方米的“黄皮屋”粉刷，完成率达到了100%。接着，村委会与县城一家艺术公司合作，在白墙上描绘艺术画，营造了水墨丹青的山水田园画卷。村民们将旧时的农家磨盘、缸瓦、斗笠等传统用具进行创意摆设，土木、石木结构的老屋、文化长廊上挂着“乡里乡亲”、“又见炊烟”等木牌，营造了勤俭、和睦的氛围，质朴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

二是人畜分离。对于养猪，村民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希望养，年猪可以在过年时供全家享用，多余的土猪肉还可以卖，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也有村民坚决反对在自家附近养猪，因为臭气熏天，污水横流，污染环境。在了解分歧之后，村两委进行了养殖业革命：拆除猪栏牛栏，将散养的猪、牛、羊等牲畜进行统一圈养，既照顾了养猪户的需求，也考虑了部分村民对于环境污染的担忧心理。猪舍被命名为“仙猪公寓”，该建筑以徽派风格进行装饰，青瓦白墙，墙上绘有乡村风景画。村里将牲畜粪便发酵成沼气，而废水则纳入污水处理系统。

三是垃圾分类。该村将生活垃圾分为“可腐烂”和“不可腐烂”，易于村民日常的理解和操作。同时，发放两种不同颜色的垃圾篓和垃圾袋，引导村民实施垃圾源头分类。全村按十户一个垃圾桶的比例，设立了集中投放点22个，22名垃圾分类指导员负责指导包干区十户村民开展垃圾分类。两名卫生保洁员在每天早上八点前准时上门收取垃圾，清倒集中投放点的垃圾，并通过集中处理中心将可腐烂垃圾进行发酵，转化为可供农业再利用的有机肥。而对于不可腐烂垃圾，则按照“村收集、镇中转、县处置”的办法集中处理。

四是空间置换。白塔镇党委邀请中国美院设计团队参与村庄设计，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注重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原来杂草丛生的闲置地，现在变为了能够遮阳挡雨的五方亭，供村民们茶余饭后休憩之用；原来充满臭气的三间旧猪舍，在设计中有效改造成文化展厅，定期展出传统工艺项目；原本一个破旧不堪的闲置仓库，现在成为村民们读书、喝茶的公共空间——三棵树。上横街村在保留石柱、古墙等原有建筑乡村风貌、不搞大拆大建的原则下进行了乡土建筑的有机更新，在利用传统乡村空间自身价值的前提下兼顾农村生活实用功能。

三、上横街村“四位一体”

环境治理可持续的原因探析

从2013年底开始的环境治理至今已经过去8年多了，上横街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参观团、旅行团络绎不绝，并获国家生态示范村等国家级荣誉，时任村支书也获得了“浙江省千名好支书”的称号。近9年来，环境治理的过程一直得以延续。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政府倡导的环境整治得到了村民的衷心拥护，它又是如何走向长效的呢？

（一）村干部角色：从“双重边缘人”到权威的树立。

在整治之初，村民们略带讥讽地说时任村支书不务正业，是“扫地书记”；而在“美丽乡村”提升阶段，村里搞垃圾分类，有村民不以为然，又称他是“拣垃圾书记”。这两个称谓表面上反映了村民对于新支书的不理解，实际上表明他们对于村庄环境整治的不支持。他们认为，村支书没有为村庄发展的大计考虑，而去做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切实履行应有职责。而村庄治理环境的复杂性又让村干部处于国家与村民的夹缝之中，他们需要负担起解释复杂政策的繁重任务，又要负责让村民配合，稍有处理不当，便会陷入两难困境。吴毅注意到村干部处于自上而下的科层制命令——服从关系与村民的自治夹缝之中，他将这种两面应付的地位称之为“双重边缘化”，并认为这种“双重边缘化”后果严重：“已经完成了的乡村社会的政权建设任务可能会经历曲折”。

好在，村两委认为村庄环境整治大方向正确，只需假以时日，身体力行，村民终会支持。果然，环境综合整治吸引了无数人来参观、学习和旅游，让村民看到了环境改善对于他们的实际意义，这才真正调动了积极性。而当村支书在仙居杨梅节期间到神仙居游客中心发放“相约上横街”的传单时，村民对他的称谓变成了“拉客”书记。从称谓的变化也看出村民对于这位村支书的逐渐认可。

正如唐晓腾所指出的，“乡村社会失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对农民的吸纳力不足”。而在乡村利益格局日益复杂、农民思想来源日益多样的今天，要实现乡村振兴，必定要实现乡村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有效衔接，由此村干部方能实现由“双重边缘人”到权威的树立。

（二）发展主义伦理观：市场嵌入有效激发了村庄发展的活力。

石晓平等人认为，“当市场交换活动发生在村庄时，它会促使农户产生很强的市场联系愿望”。村庄环境整治带来的变化，重塑了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信心，使得农村沉睡的资源转化为资本成为可能。

上横街村通过引入台州市红太阳旅行社，建成了神仙居九品莲庄精品主题民宿酒店，打造“荷塘主题民宿”，成为该村的地标性建筑，也成为许多来神仙居游客的首选。酒店用工基本就地解决，增加了村民收入。酒店作为龙头，带领村民抱团发展农家乐，形成了“3+X”乡村旅游发展模式：“3”分别指旅行社、酒店和村集体，“X”指若干农户。目前全村18户村民已经完成房屋改造，由旅行社、酒店、村集体共同经营管理。该村打造了百亩精品荷花种养基地。种植户通过流转土地220多亩，采用立体生态种养模式，引入香水荷花、王莲、并蒂莲等20余个品种，套养鸭子、鱼、甲鱼、泥鳅等，形成了“水上有莲，水面有鸭”的循环种养殖模式，成为乡村田园综合体的范例。该村还举办了“上横街村荷花节”，开展赏莲、品莲、画莲等系列活动，打造精品荷花景观带。

正如郭正林所指出的，“村干部能否完成由‘政治挂帅’到‘经济挂帅’的转变是他否能成为核心人物的关键。”这种发展主义的伦理观对于村庄权力阶层的更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横街的环境整治出现的由政治过程向经济过程的转化，也体现了这种发展主义的伦理观。而客流的不断涌入让村民的态度由一开始的观望、怀疑转化到后来的支持、拥护。

（三）社会资本的再生产：率先垂范破解“熟人社会”的党建难题。

在“熟人社会”搞党建，是各级党委面临的普遍性难题。如张永谊认为：“‘熟人社会’的游戏规则弱化了‘法治’的教化功能，它使得公平正义的天平在礼尚往来的斡旋中倾斜。”上横街村创新党建机制，充分利用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探索“熟人社会”党建的长效管理机制。

上横街原有露天粪坑192口，遍布房前屋后。整治前，村民挑粪时，臭气满天。村支书带头先拆自家，村两委干部和党员、村民代表先跟着拆了自家的粪坑，再动员自己的亲戚拆。最后剩下个别不愿拆的村民，他就与村干部一起上门做工作，直到对方过意不去。这种对自己家先下手为强的做法，让村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和毅力。现如今，家家户户都装上了洁净的马桶，上厕所更为方便。

率先垂范对于破解熟人社会搞党建的难题具有强力效果。时任村主任及其兄弟姊妹对于百岁母亲王春香的照顾也成为吸纳村民参与的引力之一。村主任等儿女轮流照顾老人，以半个月为一个周期，包办了叠被、擦桌、扫地、倒垃圾等家务。平时，每晚都会有人陪护老人，遇到老人身体不好时，还会有人守夜。村主任一家的和睦家风对于村民具有很强的感召力，起到了助推慈孝村风的效用。而上横街的《王氏家训》首条就是孝悌，重视孝悌传统的村民们认为，家庭和睦了，做其他工作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该村也因此被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确立为“传统文化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场教学基地。

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为结构内部的个人提供便利条件。”吴重庆也认为，“在有力的道德约束和舆论压力的正面激励下，面子和关系会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社会资本也会随之积累和再生”。正是因为这种正向激励的道德约束，环境整治得以长期开展。

四、小结

由于农民群体的内部分化较大、自组织性不强，他们无法在起步阶段成为治理的主体，因此，在农村环境整治初期，政府主导仍是常态。然而，自上而下的治理路径很难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取得实质性突破和长效性开展，这既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也需要村民自下而上的参与和互动，以便挖掘农村内生性的动力和资源。“绿水青山”要转化为“金山银山”，就必须解决这种嵌入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深层问题，在环境治理到达一定阶段引入市场机制，激发村庄的潜在要素，激励村民参与。“四位一体”农村环境强调治理的自主性来解决公共事务管理中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困境。因此，农村环境的善治要打破单中心治理的传统模式，有效解决农村环境的“公地悲剧”，让农民和身边的污染说再见，同时也有利于克服环境治理中的搭便车困境，实现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以及村民都拥有社会治理的话语权。各个主体通过竞争、合作、对话等方式参与环境治理，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共同分享治理成果，从而走向农村环境的长效共治。

参考文献

[1]查尔斯·M·蒂布特著，吴望欣译，《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3年第6期。

[2]洪大用，《我国城乡二元控制体系与环境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3]沈满洪.《“两山” 重要思想在浙江的实践研究》.观察与思考,2016年，第12期。

[4]吴毅，《双重边缘化: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类型学分析》，《管理世界》，2002年第11期。

[5]唐晓腾，《村干部的“角色冲突”——乡村社会的需求倾向与利益矛盾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4期。

[6]石晓平、曲福田，《农村市场发育与村庄经济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1期。

[7]郭正林，《农村权力结构的民主转型:动力与阻力》,《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8]张永谊，《熟人社会如何走向法治社会》，《杭州》，2013年第9期。

[9]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54页。

[10]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读书》，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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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王凯元、徐巧玲

作者单位：中共仙居县委党校、中共仙居县委组织部

课题名称：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理论宣传专项课题《两山理论视角下农村环境治理“四位一体”模式研究》（20LLXC10YB）。

学术贡献：一是建构了农村环境治理的“四位一体”模式。从微观上为农村环境治理提供了实践样本，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动力、路径选择进行了梳理，建构了一个包容性较强的分析框架：即政府、市场、村委会、村民四方力量的关联性互动，为公众参与农村环境治理丰富了理论和实践注脚。二是从机制上发挥农民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从内生性角度激发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动力，有助于解决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问题，探讨村庄环境治理可持续的原因。三是有利于建立“金山银山”的达成机制。提出推动城乡间要素的流动，鼓励城乡各类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协作，重构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空间，实现要素在区域内的优化配置，为乡村振兴积累资本。

王凯元，男，1982年9月生，浙江仙居人，中共仙居县委党校讲师，科研室主要负责人。长期从事环境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反邪教和文化生态学研究。主持包括省部级课题在内的各类课题10余项，发表包括核心期刊在内的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完成的成果数次获得地厅级一等奖，研究成果曾获得省领导批示。

徐巧玲，女，1979年8月生，浙江仙居人，现任中共仙居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曾担任仙居县委办调研科科长、县委党校副校长、县生态文明旅游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县委改革办副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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