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如何助力浙江“文化遗产强省”建设｜之江策
导 读
2021年11月，文化和旅游部、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的《关于高质量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行动方案（2021—2025年）》提出，到2025年，支持浙江省基本建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江南特色的文化强省。浙江领跑“文化强省”建设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既在于所拥有文化遗产的至高性、代表性和丰富性，也在于文化遗产所体现出的“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的独特资源优势、“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鲜明地域特质。积极引入数字技术，促进文化遗产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遗产强省”建设，将是浙江推进“文化强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现路径之一。
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文化遗产内涵认知的科学研究、信息获取与保存、文化基因解码与再挖掘，将会使我省文化遗产的内涵得以延伸，价值进一步延展；通过构建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动态信息管理平台，可以显著提升我省文化遗产智慧管理的水平；基于数字化技术，以文企联动、文旅融合促进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可以使文化遗产数字化成为文化产业迭代更新、快速发展的助推器；文化遗产与数字化技术的紧密结合，还将会产生“耦合增益效应”，带动相关产业业态的重塑创新，并通过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杠杆放大作用，激发自身活力，融入百姓生活，推动城乡有机更新，助力共同富裕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繁荣。
一、浙江文化遗产的
至高性、代表性和丰富性
有着“东南形胜”的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经济优势，浙江既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江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可圈可点的文明印记，也孕育了无数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西湖、大运河、良渚先后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充分证明了浙江文化遗产的至高性；类型多元、内涵深厚、形式多样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展现出了浙江文化遗产的代表性和丰富性。
从时间维度来看，湖州长兴七里亭遗址距今约100万年，是东南沿海地区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也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为数不多的超百万年遗址；浦江“万年上山”考古发现，是迄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收割、加工和食用等稻作农业遗存；而由春秋以降，直至吴越南宋，中国古代先民的智慧结晶，在浙江各地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南湖红船、陈望道故居等红色革命遗址，更是开启中华民族焕然一新的发展方向和进程的见证；G20峰会、亚运遗产，也彰显出浙江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当代贡献。
从空间维度来看，自唐宋以后，以长三角地区为代表的江南，就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的支柱区域，通过贯通南北的漕运系统为北方地区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供给，也在浙江境内留下了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等重要的遗产；与此同时，浙江既是连接欧亚“陆上丝绸之路”重要贸易品的原产地，也是远抵非洲“海上丝绸与陶瓷之路”的重要起航地，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商贸人文交流的重要窗口，富庶的社会经济形成了古镇的小桥流水，多样的人文环境塑造了多彩的民风民俗。
从类型维度来看，浙江既有以实证中国5000年文明史、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良渚遗址为代表的考古新发现，也有串联了沿岸千余座名城名镇名村、文物保护单位和千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覆盖浙江大部分地域的浙东、大运河、钱塘江、瓯江四条诗路文化带等文化遗产线路；还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我国第一个“全球重要世界农业文化遗产”——“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这些类型丰富的文化遗产，贯通古今、交相辉映。
从内涵维度来看，唐代上林湖越窑青瓷解开了陕西法门寺“秘色瓷”的产地之谜，宋代明州市舶司遗址展现出古代海外贸易千帆云集的荣景，千年古海塘见证了先民尊重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通益公纱厂、江墅铁路等近代工业遗产，承载了国人“实业救国、实业兴国”的殷切期望，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更是充分展现了浙江人民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二、文化遗产是“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的重要基础
在2022年6月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的报告中，“诗画江南、活力浙江”被正式官宣。这一省域品牌主题词以灵动的笔触，凝练出浙江的秀美山水和人文底蕴，展现了浙江充满生机的发展进程与未来方向。
近年来，浙江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更具“创新性”，探索更有“魄力”，实践更为“精细化”，从西湖的免费开放，到良渚遗址管委会的成功运作，再到当下“千座乡村博物馆”的积极建设，浙江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上的“思路”和“闯劲”，不仅在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也是彰显“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特色的重要基础。
（一）文化遗产是“诗画江南”的人文底色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情”，不同地域的人文生态环境孕育了特色鲜明的文化遗产，也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标识。浙江“诗画江南”的核心特质，就在于经由岁月沉积而成的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深厚历史底蕴，呈现出的丰富人文底色。良渚古城印证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衣锦城揭开了吴越国的昔日繁荣，临安城沉淀着风雅南宋的京华烟云，为我们留下了“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历史印记。浙江尊师重教氛围浓厚，古代书院位居全国前列，明清藏书之风兴盛，保存了大量珍贵典籍，悠远古朴的书院，白墙黛瓦傍水而建，青石板路曲径通幽，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文脉传承。这些文化遗产不仅仅是珍贵的人类文化财富，也是独具文化竞争力的“金名片”，为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
（二）文化遗产是“活力浙江”的创新源泉
文化遗产的“活力”，在于使考古遗址、历史村镇、工业遗产，以及博物馆里的藏品如何“活起来”的创造力。这种“活力”不仅可以让文化遗产走近公众，也可以使它们在当代社会发挥出旺盛的文化推动力。文化遗产的“活力”，还在于通过“文化遗产+社会发展”“文化遗产+城市更新”等多种耦合方式的相互影响与作用，为“活力浙江”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成长动能。在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的双向互动过程中，类型丰富的文化遗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可以为浙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社会发展繁荣的反哺，也将使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拥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使文化遗产发挥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杠杆放大作用，与浙江的高质量发展共生共融。
（三）文化遗产是“经世致用”的地域特质
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与阐释，是学术研究“经世致用”的具体体现。“唐诗之路”由学界概念破题、发散，通过以“诗”串文，深度挖掘“具有关联性文化价值的遗产”，打造“浙东唐诗之路”“大运河诗路”“钱塘江诗路”和“瓯江山水诗路”这“四条诗路”文化带，赋予了文化遗产当代的生命力。文化遗产的合理有效利用，为浙江的旅游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撑，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源。2020年度，浙江旅游业克服新冠疫情影响，以8275.1亿元旅游总收入位居全国第一；2021年度，浙江山区26县有22个县旅游增加值占GDP比重超8%，全省农民收入中旅游贡献达11%，文化遗产正在成为浙江提高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质量效益，助力共同富裕创新发展的新动能。
（四）文化遗产是“敢为人先”的历史渊源
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浙江自古以来就有浓厚的重商传统，特别是浙东学派“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经世致用、事功之学”的思维观念，在以“重农抑商”为主要基调的古代社会中，留下了正视商人商业、开拓创新务实的基因。与此同时，浙江丰富的海洋文化遗产，也为浙江人民注入了包容开放、勇于探索的基因。正是在一系列文脉传承的潜移默化影响下，浙江涌现出了“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龙游商帮、“不拘古法、不唯习惯”的宁波商帮、“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南浔丝帮、“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的萧绍商帮，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走出浙江、走向世界”的温州商人、“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乌商人和一批又一批的新时代优秀浙商。
三、数字技术如何助力浙江
“文化遗产强省”建设
2021年11月，文化和旅游部、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的《关于高质量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行动方案（2021—2025年）》提出，到2025年，支持浙江省基本建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江南特色的文化强省。浙江领跑“文化强省”建设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既在于所拥有文化遗产的至高性、代表性和丰富性，也在于文化遗产所体现出的“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的独特资源优势、“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鲜明地域特质。积极引入数字技术，促进文化遗产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遗产强省”建设，将是浙江推进“文化强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现路径之一。
近年来，浙江省文旅、文物部门加快推进数字化改革。《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行动计划（2021-2025年）》提出，以“制度创新、数字赋能”双轮驱动，创造性、系统性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在助力“文化遗产强省”建设过程中，数字技术正在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 开启文化遗产价值认知的窗口
文化遗产内涵的认知与挖掘，是阐发文化遗产价值的首要环节，也是浙江由文化遗产资源赋存大省向“文化遗产强省”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文化遗产内涵与价值认知的科学研究、数字化信息采集与保存、文化基因解码等，将会使我省文化遗产的内涵得以延伸，价值进一步延展。
例如，在科学研究方面，GIS（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于新石器时代史前遗址空间分布的聚合度分析，有助于考古学家在准确把握史前遗址选址与分布规律的基础上，寻找到更多不为人知的新遗址，考古学家还可以按照不同等级考古遗址的多维度数字化信息，进行古代社会组织结构、生业模式、资源采集方式、文化交流路径等更具广度与深度的研究，推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走向深入。对于我省丰富的古代书画资源，则可以通过数字化信息采集与元素标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识别等方式进行艺术风格解码，对书画作品的布局特征、运笔技巧、用色习惯等进行规律性认识，建立起古代书画风格对比研究数据库，既可以将其应用于古代书画的作品辨伪、作者风格分析，以及艺术史等领域的专业研究，也可以对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元素进行提取凝练，进行艺术再创作。
在数字化信息采集与保存方面，文化遗产之所以具有特定的价值，是因为所承载的信息揭示了文化发展脉络，或与人类相关的自然生态演变。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遗产本体与其所蕴含的显性或隐性信息是同等重要的。而且，我们还应当认识到，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的考古遗址、博物馆藏品、古建筑，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戏曲、手工技艺或节庆风俗，尽管我们可以延缓它们的留存时间，但是文化遗产本体的消失是绝对的。如果一旦文化遗产本体不复存在，通过各种数字化手段所保存下来的信息就尤显珍贵。基于此，通过各种数字化技术所获取与留存的文化遗产信息，不仅为后世保留下来珍贵的文化财富，也为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挖掘阐释方面，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既可以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也可以为我们揭示出用传统方式所不能获取的信息。将文化遗产的时间、空间、历史、文化等不同维度的数字化信息融为一体，通过模式识别、神经网络等人工智能领域的分析方法与手段，可以对文化遗产数字化信息进行知识再挖掘，以获取潜在的遗产信息，了解其隐含的内涵价值。例如，通过建立基于空间信息的南宋临安城历史、社会、文化演进模型，既可以让我们对南宋临安城的发展有一个更为形象的认知，也可以使现代杭州城市的有机更新规划更科学，更具人文关怀。
（二） 提升文化遗产智慧管理的水平
构建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动态信息管理平台，是应用数字技术提升我省文化遗产智慧管理水平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我省已经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如构建“1+4+N”的数字化改革总框架，实现文化和旅游领域整体智治；深化“一件事”综合集成改革，推进数字赋能、流程再造；构建浙江省智慧文旅大脑，打造基于大数据的“数据采集+监测评价+决策实施+市场反馈”的闭环体系，提供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撑；形成互联网+执法业务闭环，实现所有执法事项网上办、掌上办，全程留痕可追溯等等，这些数字化改革措施显著提高了文化和旅游领域的整体智治水平，也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例如，良渚古城“遗产大脑”就是一个集地理数据、监测数据、业务数据于一体的遗产数据库，借助于物联网、地理信息、移动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手段，综合运用天空地一体化方式，可以实时动态采集、记录、分析、评估良渚古城遗址的监测、保护、管理数据，实施预警处置，指导遗产的预防性保护、科学决策和有效管理。这一系统已在良渚古城得到了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再比如，在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存续状况调查评估时，可以建立数字化“非遗基因库”，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将起到重要作用。浙江博物馆藏品数字资源管理平台已完成全省文博行业内一普数据的导入，共计182家单位，藏品71万余件，图片238万多张，省内已有11家单位加入数据共享联盟，17万件以上藏品信息实现共享，海量数据有助于摸清全省博物馆底数，实现大数据驱动下的精准决策和科学管理。
除此之外，区块链等新兴的数字技术，可以有效应用于文化遗产的安全监管，数字遗产的传播、交易、管理和保护等多个不同场景。区块链所具有的“去中心化、集体维护、全程留痕、不可篡改、公开透明”等特性，可用于构建文物安全监管平台，破解文物安全监管困局，并用数字技术手段倒逼基层强化文物安全工作。再如，还可以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民间收藏文物、书画、民间工艺品和数字衍生品的交易需求，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等，通过建立基于区块链的线上交易监管平台，使社会文物、民间工艺品的产权保护、鉴定、展示和交易等更加安全。
（三） 拓宽文旅融合活化利用的模式
以文企联动、文旅融合促进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是数字技术大有可为的重要领域。目前，我省正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浙里好玩”“智慧文化云”、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体系等数字化平台，以及“互联网+旅游”“互联网+信用监管”模式，计划于2025年培育创建20个省级文化和旅游数字化改革示范区（县），创建30家公共文化场馆数字化示范单位、200家文化和旅游数字化示范企事业单位，全省所有景区建成智慧景区，持续推出不少于10个省级优秀应用场景，这些举措使浙江的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水平有了质的提升，也带动了一批规模以上的文化企业，使文化遗产数字化成为文化产业迭代更新、快速发展的助推器。
在未来，数字化展示技术可以在我省一些考古大遗址和世界文化遗产的展示中得到更深度的应用。对于一些直观可视性欠佳的大型考古土遗址（如上山、良渚等），可以采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混合现实（MR）等数字化技术，赋予生硬的遗址以“鲜活的生命”。通过及时跟进“全息远程呈现”“数字孪生”等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动态，适时引入到考古遗址的数字沉浸式互动展示，以提升远程观众的文化体验；还可以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在辅助导览、文创设计、用户内容创造、动态建模等领域的应用场景，以及诸如浙江省博物馆“丽人行——中国古代女性图像”等“云展览”与“云策展”等多种文化传播形式，使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价值更好呈现。
此外，应用数字化技术还可以使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资源得以保值增值。譬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限量数字文化藏品的推广，既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可以让传承人得到应有的利益回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后续发展；再比如，“元宇宙”类应用场景可以提升文化遗产行业的公众吸引力，将其应用于诸如“青田稻鱼共生”农业文化遗产的公众参与和保护传承之中，可以将虚拟世界的“共创”与现实世界的“共享”桥接起来，拓展消费链条，带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建设。
（四） 丰富遗产业态重塑创新的路径
文化遗产与数字化技术的紧密结合，将会产生“耦合增益效应”，通过两者间的良性互动产生增力，形成以数字化技术为依托的“文化遗产+创意产业”、“文化遗产+旅游康养”“文化遗产+研学教育”“文化遗产+休闲娱乐”等融合业态的共创共生，实现“1+1＞2”的协同叠加效果，带动相关产业的业态重塑创新，并通过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杠杆放大作用，激发自身活力，融入百姓生活，推动城乡有机更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繁荣。
在文化产业融合方面，我省已经制定出一些具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例如，文旅部和我省联合印发的《关于高质量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行动方案（2021-2025年）》提出，“指导打造数字文化产业示范区，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壮大数字音乐、网络文化、数字文化装备、线上演播、数字艺术展示等产业，推动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文化产业集群。”可以借助这一政策红利，充分发挥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之江文化产业带等龙头引领示范作用，打造一批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创新示范基地，形成汇集文化博览、创意产业、特色展售、主题娱乐等多种业态于一体的文化遗产新业态。
与此同时，按照“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要求，以文化遗产数字化作为切入点，还可以通过产业业态重塑，构建由幼及老、普惠民生的文化共富平台。例如，可以借助数字化技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德育、美育等元素转化为面向中小学生、寓教于乐的参与式益智应用场景，为“双减”背景下的中小学校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供给；再比如，针对我省正在积极推进的“千座乡村博物馆”，可以搭建乡村博物馆网上联动平台，设置线上非遗传承课堂，并将其拓展为“乡土特产与民俗创意产品”的推广窗口，以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城乡共同富裕。
作 者：张颖岚 朱子墨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课题名称：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培育课题“基于区块链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管理体系研究——以浙江省为例”（项目编号21YJRC02ZD）。
学术贡献：本文首先阐明我省文化遗产具有至高性、代表性和丰富性，是“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的独特资源优势、“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鲜明地域特质。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化遗产与数字化技术的紧密结合，将会产生“耦合增益效应”，促进文化遗产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1+1＞2”的协同叠加效果，助力“文化遗产强省”建设，推动“文化强省”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本文进一步提出数字技术助力“文化遗产强省”建设的实现路径：文化遗产数字化将使文化遗产的内涵延伸、价值延展，可以显著提升我省文化遗产智慧管理的水平，拓宽文旅融合活化利用的模式，带动文化产业重塑创新，并通过杠杆放大作用，激发自身活力，融入百姓生活，推动城乡有机更新，助力共同富裕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繁荣。
作者简介：
张颖岚，男，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制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化遗产管理、博物馆学等领域研究。
朱子墨，男，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文科+X”数字文科方向博士研究生。
投稿邮箱：zhijiangc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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