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研究||谢治菊 陆珍旭：社会学与口述史互构的逻辑、旨趣与取向

社会学与口述史互构的逻辑、旨趣与取向

文章来源：谢治菊，陆珍旭.社会学与口述史互构的逻辑、旨趣与取向[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41-51

[摘要] 口述史是基于特定的研究目的，利用记录、录音、录像等手段收集、整理和保存受访者口头叙述历史记忆的研究方法。近年来被广泛用于社会学、传媒学、心理学、医学、档案学等学科领域。其中，社会学与口述史的关系最为密切，两者通过社会性、功能性与历史性的逻辑互构，从而在个体既视感的群体幻象、个体生命历程的社会轨迹和个体记忆的集体表征中有着共同的研究旨趣，但也存在着规律的域限性、记忆的主观性及时间的纵向性藩篱。随着跨学科的发展趋势，社会学视域下的口述史研究应在研究场域、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分别注重情景性、大众化和田野性的研究取向。

[关键词] 社会学;口述史;个体既视感;个体生命历程;集体记忆;

口述史是基于特定的研究目的，利用记录、录音、录像等手段收集、整理和保存受访者口头叙述历史记忆的研究方法。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口述历史研究室，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随后，口述史研究的论著日益增多，发展趋势方兴未艾。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兴学科，口述史学是对人类记忆进行叙事与重塑的方法，其研究范式、观点和方法从属于历史学。近年来，口述史在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等领域都有应用，其中，口述史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密。社会学与口述史相得益彰、相互成就，其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社会学所建构的理论体系、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对口述史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另一方面，口述史的原始材料亦可以服务于社会学研究，并使社会学研究更具人文关怀。鉴于此，本文拟系统探讨社会学与口述史互构的逻辑，分析社会学视域下口述史研究的困境、路径及发展趋势，以期为社会学与口述史的交融性发展提供理论工具和知识基础。

社会学与口述史互构的逻辑

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口述史已经得到了社会学家的高度重视，这得益于社会学家逐渐重视“历史意识”,即社会学家从时间维度审视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迁，从而对“过去”有更多的检视。因此，口述史的兴起无疑为社会学家检视过去及培养“历史意识”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方法。口述史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再现个体独特的生命历程，即“自下而上”的人民大众的生命叙事。人是社会中的个体，个体作为“生物人”,自出生之日起，就受到家庭、社区、学校以及社会的影响，如学习文化知识，内化社会规则，进而逐渐成为社会行动的个体，因此口述史再现的个体生命体验不是单纯个体经验的累加，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社会学的研究目的包括了社会化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是如何通过制度化的个体走向主观性的个体，即解释性地理解个体的社会行动，以便获得对社会行动过程和结果的因果性说明。由此可见，社会学与口述史在一定的逻辑基础之上，具有非常高的可结合性。

(一)社会性逻辑

个体与社会之间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一方面，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基本要素，没有个体的存在，也就没有社会的存在，因此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秩序的稳定需要众多个体的参与才能够实现。另一方面，当社会被构建出以后，社会具有自身运行的逻辑和机制，且深深影响着个体的社会行动。正如美国早期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所言：“个人是与人类整体不可分割的，是其中活生生的一份子。……他不能脱离人类整体……而另一方面，社会整体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每一个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给整体生活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可见，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这种社会性意指个体从出生之日起就会受到社会基本单位(如家庭、学校、社区等)的影响，其慢慢地受到社会文化的熏陶、社会规则的制约以及社会结构的塑造。因此，个体身上具有“社会”的印记，即个体向社会系统中的其他人学习，通过社会化将社会价值内化为个人的价值，从而不断地理解社会对他的角色期待，最终成为社会活动的参与者。

 口述史中的被访谈对象(口述者)对自身经历的理解是由过去时代背景下一系列社会事件的串联所塑成的。在访谈时，口述者首先对自身所经历的事件进行实在性陈述，即原原本本地向研究者陈述已发生的相关事件。而这些事件会涉及到一些社会性行动的影响因素，比如制度、政策、运动等。其次，个体会对其经历的事件进行主观性理解，其中涉及到所经历事件的时代背景，即口述者的叙事有着明显的社会建构色彩，叙事会带有浓厚的时代意蕴。总而言之，虽说口述者的经历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活动轨迹，但实质上是社会行动的表征和确证，是社会所塑造和型构的。因此，个体的社会存在不是由自然属性规定的，而是宏大的社会环境的产物。而从口述历史访谈本身来讲，它是一项社会活动。一方面，双方对话的场景就是建立相互合作、尊重与信任的过程，期间必须遵循一定的习俗、规则和礼仪，研究者必须了解口述者的性别、年龄、阶层、角色、身份、社会关系等社会性标识，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与其对话。另一方面，一项口述访谈项目的开展涉及到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调配，单个个体是很难独立完成的。

(二)功能性逻辑

社会学家帕克曾说：“一个社会学家只不过是一个更准确的、更负责的和更科学的记者。”而口述史比社会学家更接近“记者”的定位，它通过采访口述者并了解口述者过去的遭遇，展现其社会生活，因此社会学所积累的理论知识、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技巧对口述史有极大的作用，其具体表现在：首先，口述史需要汲取社会学的理论知识。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无数的社会学家提出了浩如烟海的社会学理论，形成了丰富多样且互相补充的理论流派，其基本的论域包括人性与社会秩序等各种假设,比如社会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符号互动论、功能理论等。这些理论知识为理解人与社会关系提供了多样化的基本框架，整理和探究口述材料的时候就可以借鉴这些理论。其次，口述史可以运用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形成社会学的想象力，即“人们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才能真正地理解他们”。诸如行动与结构的关系、自我的先验性或经验性、角色与自我的关系、人是如何“编织”社会关系等社会学思维方式能够拓展口述史研究的论域和视野。最后，学习社会学的访谈方法和技巧，尤其是深度访谈法对口述史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社会学所发展的深度访谈法是一个连续性系统，遵循着特定的系统规则，在样本选择、访谈方式、访谈训练、访谈准备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特别是在对话阶段，对研究者的行为举止都有非常多的技巧要求，这对于口述史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口述史之于社会学也有一定的功能，具体表现在：一是能够丰富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口述史是以“史事”为取向的，因此能够弥补社会学研究横面取向理论建构的缺陷，更能系统地从个体的叙事中把握过去、理解现在和预测未来。口述史赋予了社会学的历史—时间维度，它是基于现在对过去的重构和理解，从而更完整地拓展了社会学研究的视角。口述史具有浓厚的后现代色彩，它弥补了宏观社会学所忽视的微观层面，即个体化社会。口述史以普通大众为研究对象，它针对的是具体的个人，它要收集的是个人对自己人生经历的记忆和信息，从而注重社会生活中个人间的主观意图感悟和理解。二是能够推进社会学的中国化。从一定程度来说，口述史属于定性研究方式，它有利于发掘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口述史基于个体对以往社会生活、社会经历、生命体验进行回忆，能够更好地把握社会变迁对个体的影响。例如，国内关于“知青口述研究” “三线建设口述研究”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研究”等都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历时性，从而能够针对具体的文化特征建构本土的理论。“社会学中国化”就是基于这种理论联系实际、实际建构理论的实践理路和逻辑推进的。三是能够更好地凸显人文关怀。口述者通过向研究人员叙说自我来表达欲望和情感，进而将“人”重新带回到历史和社会学研究中，把众多个体的、有限的生命经验积累起来，变成一种社会共有的精神、思想和知识[8]。这是口述史赋予社会学的财富，也是将一个个生动的个体思想、生活、态度与行为嵌入国家宏大叙事中的有效途径。由此可见，社会学与口述史之间的功能嵌入赋予了双方结合的更多可能性。

(三)历史性逻辑

社会学与口述史互构的第三个逻辑是历史性逻辑，这可以从实践历史和历史社会学学科的视角来把握。在实践历史方面，口述史既是研究社会变迁痕迹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是理解个体生命体验的重要途径，基于此，一些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采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开展田野调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例如，恩格斯采用口述史研究方法深入英国工厂对工人进行访谈，并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著作留存于世。这一著作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矛盾。布迪厄与22位合作者在1993年对农民、中学生、社会工作者等普通民众进行口述访谈，出版了《世界的苦难》,鲜活再现了社会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苦难，并从社会结构、经历体验、政治行为以及劳动关系等结构性差异，揭示个体遭遇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研究从多角度的视野来理解和展现普通民众的生活境况、个体生命体验，践行了社会学家所倡导的历史使命、人文关怀和道德意涵。而在学科视角方面，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历史社会学研究日益重视，并且其研究内容日益丰富以及范围不断扩大。历史社会学是社会学结构/机制叙事和历史学时间序列叙事的结合,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其秉承着历史学的视角，遵循着历史学的理论和范式。首先，口述史通过再现过去记忆的方式，赋予了社会学家“历史”意识，促进了社会学家对时间维度的重视。其次，历史社会学对记忆的关涉。无论是个体记忆抑或集体记忆，其核心都是个体对历史变迁过程的理解和阐释。人生活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个体的记忆涉及到个体对意义的理解以及围绕意义的产生、表达和再生产过程，因此历史社会学对记忆的研究为社会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研究取向和广泛的理论视域。最后，历史社会学对社会史的重视。社会史强调微观视角，它以“自下而上”的视角深入到人们的生活细节中，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展现和解剖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关注普通民众和下层阶级的情感、身份、性别和话语，这种指涉与口述史的研究旨趣有异曲同工之妙。

社会学与口述史互构的旨趣

口述史的素材来自于口述者对其过往生活经历的理解性叙事，其中包含着口述者对社会事件的理解及其自身的生命体验。这些理解和体验能够折射出集体的群像和社会发展的轨迹，并遵循着“个体-群体/集体-社会”的建构逻辑，形成了个体与社会互构的理论旨趣。

(一)个体既视感的群体幻象

“既视感”是个体大脑知觉系统和记忆系统相互作用的产物，也称幻觉记忆，意指“似曾相识”,是“基于不确定的过去来体验当下而产生的主观上的不恰当印象”。口述者在叙述他们经历的时候，往往出现这种幻觉记忆，它并非个体主观上臆造，而是在历史统一性条件下的情景性记忆，其受到当时的社会背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环境或心理认知的影响。口述者的叙事属于一种无意识的记忆，类似于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潜意识”。这种无意识的记忆是过去历史背景中的文化塑造而成的，从而当问到某一历史时段的经历时，口述者会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殊不知这是经过长时期的社会文化塑造而成的。人们有时根本不需要确切的记忆，大脑内部就有可能产生一种熟悉的感觉。从这个角度来说，个体既视感最初受到心理学学科的重视。但是，人是情景中的人，其受到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社会伦理规范所塑造。个体进行社会行动时，行动的效果具有先验性的预设，即意义指导下的行动。这种意义的预设首先是一个社会建构的符号表达，最终会形成相似的“集体人格”或者“集体精神”。因此，个体记忆的相似性是由相似历史背景所导致的，他们所进行的意义表达总是烙上历史的印记。个体“记忆错觉”的共性，也称为“群体虚幻性”,是集体的心理共振。在共同的“集体精神”指导下，口述者的叙事是一种集体遭遇，它能够超越个体的限制而成为具有共同体特征的集体记忆。因此，作为集体性的精神表征，个体既视感不仅能够知悉反映一位亲历者的个人生涯，也能够通过集体记忆建构整个社会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意义和集体群像，即以某种命运共同体的存在为前提。基于这个角度，社会学视域下的口述史研究，要深度剖析和挖掘个体既视感形成的社会逻辑、机制和成因。

(二)个体生命历程的社会轨迹

个体生命历程是近年来兴盛于西方的一种社会化理论，主要在社会急剧变迁环境下研究个体的生命体验、角色转换、生活轨迹等。[15]社会的发展导致社会变迁和个体生命历程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使人们认识到时间跨度研究的重要性。正如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所指出的：“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命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这是对个体如何理解自身与社会、历史之间联系的解释，但作为研究者来说，个体生命历程的研究范式拓展了理论视野，从而更加关注个体在社会变迁环境下如何理解自身经历。个体生命历程理论研究的萌芽当举托马斯的《在欧美的波兰移民》,托马斯运用纵贯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移民的生活轨迹、生活历史、生活经验、经历记录和情景定义。后来的学者批判和继承了生命周期理论，继而实现了个体生命历程理论的系统化和成熟化。个体生命历程主要包含四个内容：角色、轨迹、转折点和延续，其中角色是指在某一个时间段社会对个体的期待。个人从出生之日起就开始扮演特定的角色，并且在某一时间段扮演多个角色(如子女、父母、学生、同事、职员等),每一个角色都需学习相应的社会文化，内化相应的社会规则。轨迹是指个体在时间跨度上所具有的稳定的、持续的心理或行为状态。社会变迁在个体的生命中会留下“印记”,这种“印记”不是瞬间的、短暂的，而是个体与社会之间互构形成的稳定状态，并对未来的生命体验有持续性影响，比如知识、规范、权利、义务、职业等。转折点是指在外在社会事件和内在动力机制的双重影响下，个体生命历程在某一时间点或时间段里的转向或断裂，这种转向或断裂对个体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生活中留下的印记有重要影响。延续是指相邻状态转变之间的时间跨度。在个体的口述材料中，能够理解历史变迁在个体生命历程中所留下的印记，当某一转折点发生时，个体会在口述过程中反复强调。例如，在1964年开启的三线建设中，毛主席曾说“攀枝花钢铁公司一天建不好，我一天睡不着觉”这句话在三线建设口述材料中反复被提及。可见，这句话给口述者留下深刻的印记，也成为口述者投身三线建设的重要转折点。尽管后来周晓虹在文中用“个人既视感”现象解释了为何亲历者在集体记忆中会将毛主席“睡不好觉”的原因错认为是“三线建设”而非“攀枝花钢铁厂建设”。这就表明，具有转折点性质的事件、地点、人物和时间，都会成为口述者经常提及的对象。同时也说明，亲历者在回溯个体生命历程和国家宏大叙事之间的张力时，能够更好地理解个体行动是如何形成社会性聚力以及对社会变迁形成影响。

(三)个体记忆的集体表征

个体对过往的叙事体现的是日常生活历史及其变迁。处在相同情景中的个体在叙述个体记忆时必将涉及其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其他人在回忆时也会涉及前者。由此可见，情景中所有个体的记忆汇集就是集体记忆，因此个体的记忆是同情景中的集体表征。“集体记忆”一词首先出现在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著作《论集体记忆》中。所谓集体记忆，是指各种各样的集体所保存的记忆，它是关于一个集体过去全部认识(实物的、实践的、知识的、情感的等)的总和[17]。结构功能主义视角认为，集体记忆外在于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一经产生就不依赖于个体记忆，并且制约着个体记忆的建构，而集体记忆对于社会的发展、族群的认同以及自我的认同有重要作用。就像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所言：“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其实，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来看，记忆是社会结构变迁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一种映射，即个体对社会变迁的理解和诠释。

 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一经形成便超越了个体的限制。一方面，集体记忆一经产生就具有社会事实的属性，它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累加，并且制约个体对过往时代及其社会变迁下的生活叙事、体验和反省，即任何个体的记忆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和历史的印记。另一方面，个体记忆成为集体记忆是两人或两人以上的社会行动的结果，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是相互建构的，存在一种共谋的关系。口述史的本质是通过个体记忆来表征集体记忆，它具有传承性和建构性。记忆是对过去的再现和重构，口述者在自身的叙事中通过自我与他人的区分来理解自我、形塑自我和反思自我。因此，个体记忆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一时期具有时代特征、时代文化、时代价值和时代精神的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源自个体的记忆和经历，它不是个人经历或记忆的累加，它一经形成就有自己的特点和功能。正是由于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是这样的关系，社会学视域下的口述史研究才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社会学与口述史互构的藩篱

作为社会记忆精神表征的口述史，源于历史学内部的一次重大变革，驱动着精英史向大众叙事转向。当口述史的视角和研究方法进入社会学领域时，它通过“个体—集体”的社会建构路径，推动着宏观社会学向微观社会学的转向以及宏观社会学与微观社会学之间的日益融合。然而，社会学理论大多是通过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来寻找规律而著称的，且比较关注宏大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行动等，因此，社会学视域下的口述史无论从研究目的、主体性建构还是时间取向上都面临着一定的藩篱。

(一)规律的域限性

自1839年孔德创立社会学以来，社会学的旨趣在于寻求普遍性的社会运行规律，至今仍为大多数社会学家奉为圭臬。孔德深受当时自然科学发展(如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的影响，自然科学通过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来追求客观的规律和真理。孔德认为社会应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它是按照一定的自然法则进化发展的，因此，社会学研究的目的是探究社会发展、变迁、稳定的规律。孔德将社会学划分为研究社会秩序的社会静力学和研究社会变迁的社会动力学，他旨在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创立以实证主义为原则的社会学。尔后，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更是以生物学的进化论为指引，认为社会如同生物是一个实际的存在物，它由六大器官(制度)和三大系统组成，是一个由众多“分子”构成的“超有机体”。斯宾塞反复论证社会和生物有机体的相似性，其根本目的在于运用支配着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自有其运行与发展的规律这一观点通过涂尔干的身体力行而得到了最有力的确证。涂尔干认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事实，社会事实是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的集体现象，而一种社会事实只能由另外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涂尔干通过对自杀、社会分工等问题进行分析，为社会学成为独立的学科找到最明了的确证。

口述史研究者通过口述者叙述以往的社会生活、社会经历获得的回忆素材，虽能够挖掘一定时代背景下个体的生命体验，但是也有其内在的缺陷。首先，口述史所选取的个体或者众多个体难以具有完全的代表性，故而也难以深究一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运行规律。其次，口述史往往涉及的是一段较短的社会时期或有限的社会空间，并不能反映整体社会发展和变迁的机制与规律。最后，口述内容的真实性容易被质疑。虽说口述者的叙事性“记忆的努力”发生断裂或者错误对于社会学来说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是对于发掘确定性的社会规律来说会存在偏颇。因此，口述史的研究内容与社会学理论导向之间存在一定的域限。

(二)记忆的主观性

口述史通过呈现个体记忆与生活经历，不仅能够提供许多具体鲜活的历史信息，而且能够丰富整个社会的集体记忆。但是口述史亦受到学界的质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部分学者对口述史获得的素材的真实性存疑；另一方面，口述者在叙事中并不能完完全全地还原历史，而可能掺杂着个人的情感及有意的“选择性记忆”。杨祥银认为口述记忆不可靠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受访者由于记忆能力有限，从而对过去的回忆会有一定的模糊性；二是由于怀旧主义和个人情感色彩各异而扭曲记忆；三是受访者的回忆受到现实生活经历的影响而有意回避一些事实。人们由于受到自身记忆能力和理解能力的限制，只能记住历史的若干表面化痕迹而不能洞察历史的真相，需要大量的神话想象和有意虚构,而且口述历史所获得的素材是研究者和口述者共同建构的产物，在对话的过程中，容易受到双方举止行为、感情色彩等影响。与此同时，参与口述史研究的双方对访谈研究的目的、计划、程序等理解存在差异，因此难以真实地再现过去的记忆。正如约翰·托什所言：“假定口述证据都是代表过去经历的精华内容，那是天真的。因为在访问中，每一方都会受到另一方的影响。”可见，口述证据的主观性是非常强的。自孔德开始，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而当代计算社会学的兴起，更加依赖客观的、肯定的、明确的理论建构材料。涂尔干是实证主义的集大成者，他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来证明自杀的社会原因，从而得出不同的社会整合程度导致不同的自杀类型。虽说韦伯反对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但是他提出的价值中立原则，旨在通过纯科学的研究和调查活动，来增进社会学知识。因此，这些社会学研究的准则与口述史料的强主观性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契合，从而成为双方互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藩篱。

(三)时间的纵向性

口述史涉及的历史时间是纵向性的，即口述史叙事的社会历程是一个连续性的时间序列，如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个体经验变迁和生命体验的时间序列等。从个体参与到事件之中到人与情景的融合，再到脱域阶段，最终到接受访谈，这是一个连续性的时间序列。口述史的这一特征取决于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历史学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通过现存的实物资料、文献素材进行筛选和组合从而形成知识，而口述史所要记录和重构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历史及其变迁。然而，社会学多限于社会的现时、现场和现状，是专注于“现在”的学科。社会学的产生是对西方政治革命、产业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所催生的现代性问题的一种知识反应，因此现代性问题就是社会学的基本主题,从工业社会到后现代社会，社会学被喻为“诊断”社会的学科，以及被认为是面向现实性社会事实的学科。因此，口述史关注的历时性与社会学的现时性之间存在时间维度上的隔阂。

社会学与口述史互构的取向

社会学与口述史因社会性和功能性的逻辑带来两者之间互构的可能性，赋予了两者新的研究取向。这种应然性取向结合了两者的理论构建优势，一方面，社会学的理论承诺、理论原则、理论取向为口述史提供新的视野、方法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口述史关注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体验，这对旨在追求普适性的社会运行规律的社会学，重新赋予了常人的研究价值。口述史是对社会学的一种“补白”,同时赋予社会学“历史意识”的取向，更是促进研究方法多元化和跨学科研究的一种导向。因此，未来社会学与口述史的相互交融发展必将丰富多彩，并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工具。

(一)研究场域的预设：情景性

口述史研究的个体是具有社会性的，这种社会性体现在个体内嵌于文化、制度、习俗等情景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的：“社会不止是由个人组成的，它还体现着个人在其中反观自己的各种联系和关系的总结。”这道出了社会学研究者众所周知的金句，即“人的社会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关系形成的空间即布迪厄所提出的“场域”。场域是一个不断被社会结构所建构的网络，这个网络是一种非静态的客观的关系结构，各种利益主体处在其中并在“惯习”和“资本”的指导下进行各种权力斗争。这说明：一方面，个体行动者的社会行为、生活模式、生活方式、行为策略和精神意涵等被社会制度、文化、关系所塑造。另一方面，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所需的物质文化基础相当程度上来自于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性建构。以至于布迪厄指出：“社会科学的真正研究对象并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无数个个体所构筑的一种‘场域’,以及无数场域构筑的一种更大的场域综合性结构。”国内的“新中国工人阶级口述史研究”“抗战老兵口述史研究”“三线建设口述史研究”等，都是通过对许多个体的口述达到二重性之目的，这样做的用意在于：一是解释国家宏大叙事下个体实践空间、实践观念和实践工具能动性；二是说明个体的生命体验是国家战略在微观上的缩影，从个体的生命叙事中深刻理解国家战略在社会发展和变迁中的作用和影响。因此，“人在情景中”这一理论预设是社会学视域下口述史研究的基础。所谓“人在情景中”,是指个体不是完全独立的，他(她)必须在一定的社会情景中才能够被理解。个体的生命历程是由社会建构的，个体所呈现的事件和角色模式也受到当时情景的影响。反过来，这些根植于特定群体情景中的个体，也是利用这个情景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26]。这说明，社会情景中的社会文化建构了口述者对过去历史记忆的感知和叙事。这种建构是基于现在对过去的能动性建构，表明口述者的生命叙事是个体内在心理和外在社会情景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研究对象的选择：大众化

口述史是一门面向大众的科学。汤普森在《过去的声音》中指出，口述史的首要价值在于它可以再造撰写历史材料的原有立场，这种立场意味着“历史重心的下移”。既有的历史体系是按照国家、精英、主权而划分和建构的，即历史是统治阶级的历史。著名社会学家帕累托也表达了类似的立场，他认为贵族相当程度上是人类历史的开创者，历史是由少数特权者形成、奋斗、掌权、用权、衰落、被其他少数人取而代之的历史，这印证了帕累托的一句名言，即“历史是贵族的墓地[28]”。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马克思则持相反的意见，他认为人民大众才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中的中坚力量，更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口述史所持的立场和理论视角与马克思所倡导的人民大众史观站在了同一阵线，口述史研究的真正对象是被历史洪流湮没了的人民大众，它对既有的历史体系带来了方法和理论视角的变革——从“自上而下”的精英史研究转为“自下而上”的平民史研究，它赋予了被历史体系所忽视的平民大众以自在叙事的话语权[29]。例如，斯科特通过对东南亚农民访谈和观察，批判了以往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历史记录和档案中没有提及农民，国家只把农民作为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匿名“贡献者”。斯科特指出农民以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诽谤等行动来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重新赋予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塑造和革命的地位，名曰“弱者的武器”。口述史是人民大众所感知的信息、材料和证据，亦能使人民大众从自身的历史叙事中感知社会结构赋予个体的意义。事实上，人民大众是现实中存在的无数个体，即社会学中的“唯名论”所坚持的——社会是由个体构成的，社会所具有的共相是不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社会的共相始于个体的真实性存在。个体进行社会行动时，所依据是其所经历过的事实或外在赋予的价值导向，而立足现在去回忆过去、重塑过去，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个体生命体验所遭遇的“时间节点”“空间节点”和“事件转折点”。难怪周晓虹教授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宏大的国家叙事的画卷上，如果缺少了形色各异的个体补白，所有的历史都将是灰色的。”因此，口述史的重要价值在于赋予了人民大众的自在叙事话语权，从而有助于还原历史的本原和社会的本质，使社会学的理论建构更加关注底层的话语实践，倾听人民大众的声音、感知他们的意义塑造和理解他们的自主性诉求。

(三)研究方法的融会：田野性

口述史是访谈者记录被访谈者过去经历的一种社会调查方法。社会学田野调查中的访谈方法，就包含了丰富的口述历史因子；而口述历史中的每个个体的生平讲述，也包含十分丰富的个人社会化信息。口述史与田野调查中的访谈法有些许共性，亦有各自独立的特征，但两者之间可以进行融合，互相借鉴，并实现跨学科、多元化的发展。田野调查中的访谈法和口述史都是研究者基于特定之研究目的，计划性的安排访谈方法、访谈提纲、访谈环境、访谈时间等，深入田野收集、记录、整理、撰写被访谈者所叙述的口头材料。由于访谈材料是访谈者与被访谈者双方共同建构的结果，且访谈材料的真实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者之间信任的程度。因此，在开展访谈之前，访谈者需要与被访谈者建立信任基础。访谈期间，访谈者与被访谈者之间的互动方式极其重要，对于访谈者来说，在开展访谈之前，需要接受一些访谈技巧的培训。访谈法与口述史之间的差异在于：口述史以史事为取向，是现在对过去的追忆和建构，这就需要通过倾听和记录口述者的叙述来获取材料，以期达到个体生命体验与社会结构之契合，因此口述史所追溯的时间较长。而田野调查中的访谈法更多地倾向于研究对象当下的生命体验，虽也会提及访谈者的过去，但是更多地通过“过去”理解“现在”,因此，历时性较短。

虽然口述史收集资料的真实性存在争议，但这种争议对于未来口述史研究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驱动价值。口述史与田野访谈互构时，需要遵循价值中立原则。价值中立原则将客观性奉为圭臬，以消除主观偏见为基本原则，力主运用中性语言，不带价值判断地揭示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的规律。因此，在访谈中，访谈者不应用自己的价值观、情绪、态度、同理心等引导、更改、影响和批判被访谈者所叙事的历史事实。

结论与探讨

口述史是基于现在对过去经历的一种主观性建构，这种主观性建构是口述者对历史的直叙，但是其中包含着口述者主观的感受和情感诉求，它可以改变历史立场的重点，使普通人的叙事得到历史话语权的承认，进而开辟新的探究领域。但在研究的过程中，社会学与口述史要实现真正的互构，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要重视个体生命历程及其体验对口述史的价值。

生命历程理论旨在以年龄为主线，探讨个体行动的意义、行动模式的代际传递以及宏观的社会结构对个体生命史的影响。个体与社会的结合点、个体的生命意义与社会意义之间的联系是个体生命历程理论所关注的焦点，不同生命历程会塑造不同的个体体验。在进行口述史研究史料收集、整理和分析的过程中，个体的生命历程和体验对口述史的研究有重要的指导价值。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口述者将个体的叙述置于一定的时空中，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并使个体生活经历呈现时空差异，使生命历程和体验呈现差异。口述者的生命历程是在社会历史中逐步形成的，每一阶段的转变都会影响它的人生走向和个体体验。其次，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职业关系、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都会塑造着个体不同的经历。再次，注重口述者生活的时间性，即随着时间的流逝，个体经历、感受、领悟等都会发生一定的改变。最后，口述者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口述者依据一定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有计划地、有选择地推进自己的人生进程。

第二，要注意处理口述史中个体与国家的关系。

个体通过历史来理解其亲身经历，个体的这些经历又镶嵌于国家的宏大历史中。口述者的利益诉求、情感诉求和欲望表达，能够形成共同的价值理念、文化精神、传统习俗和社会规则，进而推动民族或国家的体制建构、制度建设、意识形态塑造等。与此同时，国家作为一种工具，其所具有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涵养和塑造着个体的性格和气质，由此形成国民性。因此，个体与国家是相互依存的，个体只有依存于国家，其存在才会有意义；而国家离开个体，则会步入空心化。

第三，要深刻理解口述史对社会学的影响。

社会学自产生之日起，由于各流派的理论假设和观点不同，导致社会学理论范式多元化。周晓虹根据“理想类型”的分类方法，从“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和“宏观—微观”两个维度把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划分为四种：社会事实范式、社会释义范式、社会批判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面对社会学理论范式多元化的局面，后现代主义反对寻求普遍性真理，关注日常生活的话语分析和社会科学追求客观性规律的研究范式，但它也存在诸多偏颇，因此，整合多元化的理论范式，在不同范式甚至同一范式之间开展融合交流就成为了题中之义[32]。可以明确的是，口述史对社会学范式的重构不同于社会学内部自身的批判和整合，不仅其研究方法能够弥补社会学访谈法缺乏历时性的短板，而且还能促使社会学研究重视历史和时间维度，促使社会学研究从关注宏观社会结构向微观个体探究的转变，从而使社会学研究更加注重个体日常生活的话语分析。

来源：质化研究，2022年1月5日

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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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燕洪

排版|劳丽璇

编审|郭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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