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1971年出生，2008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哲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元培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与社会理论、伦理学与政治哲学、古希腊哲学、早期现代哲学。
孤独者的恐惧
鲁滨逊·克鲁索，在荒岛上居住的第十五年，一天中午在沙滩上极度惊讶地发现了一个脚印：
我呆站在那里，像被雷劈了，又像是活见了鬼；我竖起耳朵听，我四处看，可是什么也听不见，也看不见；我跑上一个高地，向远处张望，又在岸边来回跑了几趟，但仍然一无所获，除了那个脚印，见不到别的脚印，我又走到那脚印边上，看看有没有别的脚印，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我的幻觉；但没有怀疑的余地，因为这不折不扣是一只脚的脚印，脚趾、脚跟，脚的各个部分都在。它怎么跑到这儿？那我就不知道了，也完全无从想象。我心慌意乱，神不守舍，心里七上八下地胡乱想了一阵之后，连忙赶回我的堡垒，也不清楚自己走的什么路，真是害怕到了极点，走不到两三步就回头瞧瞧，树丛，甚至远处的树桩，我都误当成一个人；一路上，我受惊了的想象使我看到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我的幻觉里出现了许多不着边际的怪念头，而我头脑里的怪念头有多离奇，简直说也说不清。（I.170）[1]
这不是鲁滨逊在荒岛上第一次感到恐惧。刚刚逃难登岛，没有衣服、食物、淡水和武器，鲁滨逊像疯子一样焦虑；入夜，他害怕被野兽吞吃，不敢躺在地上过夜；在暴雨中，他突然担忧起雷电引爆火药的危险；从未经历过的地震更是让他惊恐万分。事实上，从鲁滨逊离家出海的那一天起，《鲁滨逊历险记》就是一本危险之书、恐惧之书。随便哪一页，我们都可能撞见鲁滨逊惊恐的脸。恐惧难道天生不就是历险的一部分吗？
在鲁滨逊的“惊奇历险”（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中，最常见的是自然的恐惧。自然的恐惧是瞬间的惊吓，在那一刻，人几乎丧失了思考和行动的能力。鲁滨逊第一次出海就遇上了船只失事，听到船进了水，他感到——“我的心脏好像死在了我里面”。第一次在岛上经历地震，鲁滨逊就像“死了一样，呆住了”。最强的恐惧是在危险的瞬间经历的死亡，人的生活的突然中断。但即使地震，这种“就其自然而言最可怕的事情”，也只是开始让人大吃一惊，最初的惊吓过去之后，它造成的印象也就随之消失了（I.66, 116, 123）。人重新活了过来。在自然恐惧中，人面对的是人完全“没有手段和力量来对抗的敌人”（I.89），这是惊吓的原因。然而在自然力量瞬间带来的惊吓过后，人可以运用理性来完善自己的“手段和力量”。随着自身力量的增强，自然这个敌人的危险性就逐渐降低了。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经历，就是用理性的“手段和力量”来驯服自然的危险，逐渐减少自然恐惧，将这个“可怕的地方”转变为自己可以舒适生活的地方。自然恐惧的克服，不仅意味着人的生活恢复了正常，而且意味着生活的改善。但沙滩上人的脚印带来的恐惧，却不是风浪、野兽和地震带来的自然恐惧。这种恐惧，更持久，更难以摆脱——“离我受惊的时刻越远，我的疑惧越大，这不同于一般担惊受怕的自然情况，同一切处于恐惧中的动物通常的表现更是大不相同”（I.171）。所有动物遭遇自然危险的那一刻，都会感到惊吓，但只有人才会产生这种“心灵的惊恐”。在“心灵的惊恐”中，敌人并没有出现，危险却滞留在头脑中，经久不散。这种对潜在敌人的恐惧，在想象与幻觉的滋养下，变得漫无边际。敌人带来的，不像自然的意外带来的是瞬间的惊恐，而是无休止的威胁。危险和恐惧成为一种状态，而不是一次事件。正是面对头脑中看不见的敌人，鲁滨逊才更加害怕：“同显现在我们眼前的危险本身相比，对危险的恐惧更使人惊恐万倍；我们也发现，我们常焦虑会遭遇坏事，而这种焦虑给我们带来的重负，要比坏事本身大得多；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以前常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但在这次麻烦中，却不能凭这种态度获得我所希望的解脱。”（I.174）后来，当鲁滨逊再次出海到亚洲时，曾一度因担心自己被误当作海盗而惴惴不安。根据他所有的生活经历，鲁滨逊发现，“人们最悲惨的处境莫过于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惧之中”，这样的生活“虽生犹死”（life of Death）。在这种持久的恐惧中，“心智完全被恐惧所压制，没有片刻的解脱”，通常在人遭受苦难时支撑人们的那些自然的勇气，特别是在面对最紧急的情形时爆发出来的自然勇气，此时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幻觉放大了危险，想象编造出“千百种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的可怕事情”。正是这种浸泡在幻想中的恐惧，才被鲁滨逊斥为“盲目的无用激情”（II.165）。心灵的惊恐造就的可怕世界，远远超出了自然的危险和恐惧。然而，在想象中煎熬的恐惧，并非全然无用。面对看不见的敌人，一旦漫无边际的幻想退去，这种经久不散的恐惧往往成了思考的动力：“思前想后、担惊受怕、反复琢磨”（Cogitations, Apprehensions, and Reflections）。在恐惧的推动下，人思考自己的处境，判断敌人的危险。从鲁滨逊在沙滩上看到脚印起的八年时间（第十五年至第二十三年）里，他的全部工作就在为防范这些从未见过面的敌人做准备。恐惧，面对看不见的危险，逼迫人动用人的明智能够想出的所有措施来保存自身。恐惧是明智之母。人是一种能在想象中担忧看不见的危险，并为此做准备的动物（I.173, 176, 186）。沙滩上的脚印不仅带来了恐惧，也激发了人的智慧。只不过与自然恐惧带来的生活改善不同，这种对想象中的敌人的恐惧，逼迫人保卫的是活着本身。人在从瞬间的惊恐中活过来时，并没有找到什么手段或技术化减危险，而是在危险中活下来。想象筑起了一道道保卫生活的堡垒，但同时，想象也在每一个角落发现威胁这些堡垒的敌人。在这种持久的恐惧中，想象使安全与危险成为人活着的共生处境。危险和恐惧不再是生活的中断，而是一种生活。可是，在荒岛上待了十几年，鲁滨逊从来就没看见一个人影，以至于他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无人踏足的孤岛。而一旦发现一只脚印后，八年的时间里，他几乎都在不安中度过（I.175-7, 186-7, cf.I.193）。对于一个孤独者来说，为什么人的脚印会成为危险的迹象呢？鲁滨逊刚到岛上的时候，每每想到要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孤苦凄凉地度过一生，就常常泪流满面，这种想法像风暴一样扰乱他本来平静的心情，使他万分痛苦，无法工作。当鲁滨逊试着在生活的成本收益表上计算自己处境的幸（Good）与不幸（Evil）时，除了没有衣物蔽体，缺乏防卫的手段，他面对的几项最重要的不幸都与他的孤独处境有关：“老天单单把我挑了出来，让我与整个世界隔绝，接受苦难”；“远离人类，孤独地被放逐在人类社会之外”；“没有人能说话，或者来解救我”。孤独，使这座荒岛对鲁滨逊来说，就是一座“绝望之岛”（Island of despair）。[2]而且在鲁滨逊看来，他陷入的孤独，似乎注定无人能够解救，这座他可以随意行动的岛屿反而成了囚禁他的监狱，而且是“世界上最糟的监狱”（I.103, 140-1, 106, 109, 128）。鲁滨逊在这座“监狱”中的“历险”，使他逐渐摆脱了最初生活的世界，独立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他靠自己的劳动，制造工具，添置了许多缺的东西，让自己可以在独自一人的荒岛上，像在人的世界中一样，“正常”地生活。不过，物质生活的改善，并不是孤岛变成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的主要原因。鲁滨逊的最大“不幸”仍然是无法解救的孤独。鲁滨逊最缺的是“伙伴”，墨水、猫和狗可以陪伴鲁滨逊，但却无法和他交流（I.105）。一个能说话的伙伴，这是无论多么勤劳的双手都无法制造的“东西”。一个人双手不能制造的，就必须从灵魂和思想中摒除，这就是孤岛的生活。而代替伙伴和孤独的鲁滨逊说话的，是“神意的呼声”（the voice of Providence）。疟疾发作时鲁滨逊在死亡边缘的思考，让他第一次听到这一声音，重新思考“解救”的意义。从这一刻起，鲁滨逊告诉自己，“孤独的生活，其实算不上什么”（I.124-9）。在鲁滨逊“纪念”流落荒岛两年的时候，虽然得救的希望同两年前没什么差别，但他现在却认为，“即使我能享受社会的自由，或者世界的所有快乐，恐怕也比不上我在这孤独处境中的幸福。”荒岛上的孤独状态，虽然仍有种种不足，需要上帝持久的在场来弥补，但如果要在世人的遗弃和上帝的遗弃之间做出选择，鲁滨逊宁愿选择前者。鲁滨逊甚至因此得出结论，“在这种被遗弃的孤独状态中，比起在这个世界中的任何其他状态里”，他有可能更加幸福（I.140-1）。到了第四年，当鲁滨逊日益接受神意的安排，他感觉自己的生活也变得更加“舒适”。在他看来，这样的生活比起社会交往的生活（sociable）更好：“我这种同自己的思想的相互交谈——我简直想说，这是我以自己的呼告在同上帝交流——同享有世上人类社会最好的交往相比，不是更好吗？”（I.157）在此时的鲁滨逊眼中，“世界，已经是一个遥远的东西，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对它既没有任何期望，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欲求；一句话，我同它毫无关联，看来以后也永远不会有了；所以，我觉得它在我心目中的位置，也许同我们去世后对它的看法相似，也就是说，把它当作一个我一度生活过的地方，但已经脱离了它；我也满可以像希伯来的始祖亚伯拉罕向财主那样说一句，‘你我之间，有一道鸿沟’。”（I.152）虽然始终没有放弃逃离孤岛的幻想，也从未摆脱对同伴的渴望，但这座孤独的监狱不再是无法生活的绝望。[3]如果无法从孤独中解救出来，那么就必须学会在孤独中生活。而世界，对于学会了孤独的鲁滨逊来说，不仅仅隔着浩渺的海洋，还隔着精神的深渊（《路加福音》16: 26）。从前的社会生活，在鲁滨逊的反思中，仿佛富人奢华享乐的生活，是“可憎可恨的邪恶生活”，而现在荒岛上的孤独生活，倒是在亚伯拉罕怀里得到了安慰的拉撒路的生活（I.140, 155）。和孤独自己或上帝的交流，或许好过“和世人的社会交往得到的最大享受”（I.157）。对于人生的舒适和幸福而言，社会交往本身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意义（I.155, 163）。去世界化的“历险”最终对鲁滨逊的教诲是：“生活，总的来说，就是，或者应该就是，一种普遍的孤独行为”（one Universal act of Solitude）；“世界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不仅在荒岛上，即使在喧嚣的人群之中，人严格来说也是孤身一人。尽管偶尔同情也可以触及他人的苦与乐，但“所有靠得住的反思都针对我们自己。我们的沉思是完全孤独的；我们的激情都是在脱离他人时发挥作用的；我的爱、恨、渴望和享受，全都是私下孤独时的。所有那些我们与他人进行的交流，不过是为了协助追求我们的欲望；目的是在自己这里；享受和沉思，全都是脱离人群的孤独；是我们自己，我们才享受快乐，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才承受痛苦”（III.57-8）。离开荒岛后，鲁滨逊颇长一段时间里惋惜自己丧失了在荒岛上享有的孤独时光。然而，在孤岛上学会了孤独的鲁滨逊慢慢发现，真正的孤独，恰恰不需要大海中的荒岛，或者高山之巅的隐修密室，而只需要让自己的灵魂和心智超拔在世界之上，严格地引导自身，与整个人类社会分隔开，即使在伦敦的街头，也能让自己达致真正的孤独（“我此刻在伦敦，世界上最密集的人群中，比起前二十八年囚禁在荒岛上，享有多得多的孤独”）。不同生活状态的优越与否，取决于摆脱罪过的可能。不被外物牵累，不受无常的激情左右的孤独生活，使人可以远离罪过，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最好的生活（III.57-66）。鲁滨逊在孤岛上度过二十多年，慢慢学会的正是这样一种孤独的人生（I.189）。孤独不再是人在世界上迫不得已的处境，而是一种需要特定能力、技艺甚至德性的生活方式。无论在荒岛上，还是在世界中，只有学会孤独的人，才能面对世界中各种看不见的危险，在恐惧中生存下去。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鲁滨逊认识到，仅仅脱离人类社会的孤独，不过是自欺而已。人需要的是理解孤独的真正涵义，能够与自己在一起，才能独自面对上帝。在鲁滨逊看来，一个人如果不能在世界中享有完全的孤独，就不仅需要脱离世界，甚至要离开人世，才能得到真正的孤独。因此，荒岛的处境让鲁滨逊接受了孤独的人类处境和孤独的生活方式，但这种孤独，却并不仅限于荒岛。人并不需要到荒岛上才能摆脱世界的拖累。“在人生的种种境况中，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缺乏孤独的机会，而是没有成为孤独的能力”（Capacity of being solitary）。在“反思”中，鲁滨逊甚至提到一个靠体力劳动为生的穷苦人，几乎淹死在自己工作的湖塘里，但他却能完全享有孤独，因为他没有家庭可以牵累情感，生活地位低下，不受他人注意，他周围没有一个健全的人，更不用说好人了，而他自己却可以让心思远离世上的邪恶，全身心都在自己的劳动中（III.63-5）。这就是孤独者的生活。如果孤独并不只是荒岛的自然处境，而是人的生活方式，那么当孤独者回到了同伴中，找到了可以说话的人，孤独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什么呢？在鲁滨逊远离世界的孤独历险中，孤独的学习从来没有完全泯灭他对社会的渴望。独自在荒岛上生活的鲁滨逊，在接受孤独的平静下面，始终暗藏着一股潜流，热切地渴望有一个同伴，一个同类的伙伴可以交流。这种对与同类交往的强烈愿望，在第二十四年鲁滨逊看到一艘失事的船时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哦，哪怕只有一个！哦，哪怕只有一个人。”这句话，鲁滨逊几乎重复了上千遍，两只手不由自主地紧紧捏在了一起，可是船上没有一个人获救，没有人听到鲁滨逊内心深处的呼唤，鲁滨逊抓不住哪怕任何一个人的影子（I.195）。即使在鲁滨逊倾听到神意的呼声，感谢上帝的恩典，面对了自己的孤独，但他仍然祈祷上帝能解救他，他仍然想尽各种办法逃离这座孤岛：“哪怕再努力地要自己满足这种处境，你也宁愿衷心祈祷上帝救你出去。”（I.141, 149）去世界化，脱离社会的孤独，与这种渴求同伴，努力逃离荒岛、回归社会的欲望，并不是笛福的敌意批评者在鲁滨逊的历险中找到的矛盾，而恰恰是鲁滨逊最终希望找到的孤独者的生活方式。孤独者并不生活在万里之外的孤岛上，孤独者生活在我们的中间。孤独者渴望他的社会，渴望在社会中享有他的孤独。[4]这个孤独者的社会，这个即使在荒岛中也无法摆脱的，甚至孤独者内心热切渴望的社会，才是孤独者恐惧最深的根源。孤独者的恐惧正来自于孤独者想象的社会。孤独者的敌人出没在他想象的社会中，来自那些他想象中无限渴望，但又无限恐惧的同类，一个个像他一样的人。孤独者的敌人是他自己的影子。只有理解了鲁滨逊的孤独，以及这种孤独背后的社会，我们才能体会一个孤独者奇怪的恐惧：“以前我觉得，我最大的痛苦就是被排除在人类社会之外，孤身一人，被无边的大海包围着，与人类隔绝，上天罚我过一种哑口无言的生活，仿佛我不配与活人为伍，不配出现在他的造物身边；我以为，能见到一个我的同类，对我来说，就是起死回生，是上天给我的莫大福分，仅次于让我获得拯救的最大恩典。可是现在，光是疑心看到一个人，我就会全身发抖，看到有个人上岛模模糊糊的影子，或无声的痕迹，就恨不得钻到地底下。”（I.172）在沙滩上发现人的脚印的那一天，将鲁滨逊二十八年的孤岛生活分成了两个部分：在前十五年，鲁滨逊试图通过自己双手的劳动来重建文明；而在后十三年，火枪和战争取代工具和劳动，成为鲁滨逊生活的主题。鲁滨逊在荒岛上的劳动生活，是笛福这部小说最受关注的部分。但鲁滨逊究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造人”（homo faber）或“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代表（马克思），还是现代社会无可挽回地丧失的原始自然生活的象征（卢梭）呢？仔细考察，鲁滨逊在孤岛上的劳动并不像卢梭所说的——“没有任何工具和技艺的帮助”，完全摆脱了所谓“工业技艺”，仅凭一个孤独者的“自然技艺”（arts naturels），就能维持自己的生计，实现自我保存，甚至过得很好。[5]鲁滨逊落难孤岛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失事船只上所有有用的东西，全都运到了岸上。鲁滨逊第一批制作的东西中，主要是用来对这些“文明的遗产”进行储存和分类的方盒和木架。当后来鲁滨逊感谢神意对自己的眷顾时，还特别提到，要是没有这些从船上找到的东西，他就“没有干活的工具，防卫的武器，以及获取食物的枪支弹药”：我常常一连几小时，也许是整天想着，脑海中出现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要是我从船上得不到任何东西，我会怎么办。要是我没弄到那些食物，那么能给我果腹的只有鱼和海龟了，可是这些都是我很久以后才发现的，那时我早就饿死了。就算没有饿死，让我活了下来，我也只不过像个野人罢了（a meer Savage）。哪怕我千方百计，打死一只野羊或飞禽，我也没法把他们开膛剖肚，剥掉毛皮或毛羽，掏空内脏，切剁成块，只能像野兽似的用牙齿撕咬，用我的爪子硬扯。（I.153，cf. I.104）鲁滨逊并没有（也不想）成为卢梭所说的“野蛮人”或自然人[6]，而这与其说是上帝的恩典，不如说是文明的“遗赠”（I.115）。[7]不过，卢梭打算让爱弥儿从鲁滨逊那里学习的，恐怕更多是鲁滨逊孤独的生活方式——摆脱了对社会关系的依赖，完全从自然的必然性出发，理解什么才是对自己有用的，什么毫无用处。孤独的人，可以一个人获得快乐的生活。他不再贪求多余的东西，满足于享受那些他能够真正使用的东西。他种的庄稼只要够自己吃的就行了，再多了也没有用处：“只有那些我能使用的东西，才对我有价值。我吃的也够了，用的也有了，其他的一切对我还有什么用？”排除了贪求，鲁滨逊不再有那么多的欲望，他的身心可以更加平易地面对流落孤岛的生活处境。相比而言，他从失事船只带回的一包金币和银币，只是“一堆糟糕、肮脏、毫无用处的废物”。金币的价值还不如一把普普通通的刀子（I.152-3, 99, cf.II.9, II.57）。[8]这无疑是卢梭希望爱弥儿牢记的教诲。然而，当鲁滨逊开始制造各种必需品和工具时，他首先制造的是桌子和椅子。因为没有桌椅，他觉得他就不能享有他在世上仅剩下的一点“舒适”了，写字、吃饭，以及做其他一些事情，没有桌子，都没有快乐可言。鲁滨逊在荒岛上的制造，并不是从自然必需品开始的，而是从生活舒适和快乐开始。[9]这固然因为他从失事船只抢运下来的食物还足以维持他的生存，也同样因为，对于鲁滨逊这样一个来自文明社会的人来说，首先的“必需品”其实是使自己尽可能像在文明社会中生活，这才是舒适和快乐的来源（I.107）。他从船上弄回来的纸笔和墨水，对他也很有用，使他能够让自己的思想有所发泄，保持自己的理性（I.105-6）。[10]鲁滨逊的劳动，不仅借助了文明的工具，更依靠了文化的种种装备。鲁滨逊的“使用”远远不只是“野蛮人”的自然使用，他的需要也同样大大超出了自然需要。支持孤身面对自然的鲁滨逊的，不仅仅是他从遇难船只上抢回的工具、武器、种子和各种各样的“有用的东西”，更重要的，还有在鲁滨逊记忆中保存的那些来自文明社会各项技艺的知识。这些技艺的知识深刻地影响了他制作的工具。鲁滨逊最初制作的工具，一把木头铲子，“就连那个柄也同我们英国人用的一模一样”（I.111）。而对于筐的制作，“我小时候的一段经历对我大有用处”（I.136）。最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的是面包的制作——“得靠一大堆奇迹才能实现”（I.155）。在麦子还没有获得足够的收获之前，鲁滨逊已经开始准备制作各种有关面包的工具了——陶罐、石臼、筛子、烘焙的炉子等等。面包正是鲁滨逊如何凭借文明的记忆——而不仅仅是孤独者的劳动——驯化荒岛的象征，而不是文明返回自然的标志。鲁滨逊自己说，只要足够理性，任何人都能掌握各种手艺（I.107）。不过，鲁滨逊并不是“自然造就的手艺人”（II.87），他并没有一个人探索“自然的技艺”，而是在劳动中“回忆”文明。[11]在失事船只遗留的干粮吃完后，鲁滨逊种下了庄稼，在火药耗尽前，他驯化了山羊。在鲁滨逊看来，这一切首先不是自然必然性的力量，而是“理性”的周到考虑：“从一开始，我就考虑到万一发生意外事故怎么办，考虑弹药用完之后怎么办，甚至也考虑到有朝一日我的健康和体力都衰退了后怎么办。”（I.104）鲁滨逊担忧遥远未来的恐惧，是他在荒岛上幸存下来的重要动力，也是他通过劳动改善生活的心理前提。这种恐惧，其根源正是在荒岛万里之外的社会。这恐怕是卢梭在教育这个年龄的爱弥儿时——尚未从自然存在转变为社会存在，因而只关心眼前的事物——有意忽视的。[12]不过，卢梭希望通过鲁滨逊的故事探究的，正是文明最终的自然根基。鲁滨逊毕竟是用自己双手的劳动和发明，在荒岛上，完全不需要他人，就为自己恢复了一个文明的世界。鲁滨逊在荒岛上最值得重视的，与其说是所谓“自然技艺”，不如说是孤独一个人“持之以恒的艰苦劳动”（I.136）。然而，恢复文明世界的这一劳动，恰恰是这一文明最重要的成果。鲁滨逊与高贵然而“懒散”的野蛮人最大的差别或许就在这里。[13]他既没有靠天吃饭的懒散，也没有流落荒岛的沮丧。鲁滨逊的劳动方式，不是自发性的自然劳动，而是极度理性化的劳动。他耐心、勤劳，从一开始就非常有规律地将一天的时间做了细致的安排，并且努力摸索气候的规律，根据天气的变化与工作的紧迫程度来调整自己的计划（I.110, 141-4）。在这方面，马克思对《鲁滨逊历险记》的评论极为敏锐[14]——鲁滨逊几乎从来没有懒散（I was very seldom idle），而是竭尽全力去做那些让他生活得更加舒适所必需的事情（I.143, I.169）。鲁滨逊劳动与生活的理性化的另一个突出标志是节俭。在船上运回的干粮即将耗尽时，鲁滨逊就有计划地减少了每天食物的定量。而在第一年种下麦子后，直到第四年他才允许自己吃点谷物，而且吃得很节制。即使在暴雨和地震带来的巨大恐慌中喝酒压惊时，他仍然不忘了，“同平时一样，喝得很节省”，因为他始终记得，“这些酒喝完以后就没有了”（I.115-8）。器物和工具的整理和归类，劳动时间的精心分配，劳动次序的安排，劳动成果的节俭使用和长远规划，这些和鲁滨逊的日记一样，构成了这部所谓“历险”小说令人惊异的理性化的另一面。而在荒岛上的鲁滨逊，没有监工，也没有惩罚，要成为一个守纪律的理性劳动者，他从哪里获得这种理性化的力量呢？鲁滨逊的理性化劳动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流落孤岛后的绝望和沮丧。孤独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最大的困难其实不是生活缺乏工具和帮手，而是生活本身没有希望和前景，最终陷入空虚与绝望。孤独之所以没有压垮荒岛上的鲁滨逊，他求助的不仅是自然的技艺或劳动，还有超自然的救助。在重病和死亡的威胁中，当疟疾的高烧耗尽了自然的力量，鲁滨逊“沉睡已久的良心开始苏醒了”。鲁滨逊本来承认，流落荒岛是因为当初没有听从父亲明智的劝告，但现在这一“背叛”被赋予了精神的涵义，他拒斥的是“神意的呼声”。[15]得救不再仅仅意味着逃离艰苦的荒岛，而且是脱离自身的“罪孽”。比摆脱生活的困难更迫切的是解脱“沉重的负罪感”，否则生活就不可能真正“舒适”（I.123-9）。和治疗疟疾的烟草一起发现的圣经，作为失事船只的精神遗产，使鲁滨逊从神意中获得了对抗孤独的力量，或者更准确地说，赋予孤独以意义甚至幸福的力量。凭靠这种“新的思想”，被抛弃的孤独监狱被改造成了可以让鲁滨逊“更幸福”的状态（I.140-1）。从失事船只上无意抢救出来的这一最重要的“工具”，成了鲁滨逊在孤岛上二十八年理性劳动的精神支柱，使他能够抛弃眼泪、哀愁和沮丧，一心过日子（I.155）。在祈祷的帮助下，鲁滨逊的生活虽然依旧不幸（no less miserable），但却安心多了（much easier, I.129）。鲁滨逊在患病期间第一次严肃意义上的祈祷，是他接受荒岛的孤独生活的决定性时刻。祈祷并不像叫唤“可怜的鲁滨逊”的那只鹦鹉一样只是“消遣”而已。[16]祈祷为理性劳动者提供了一种内心的巨大舒适（Comfort within, I.129，比较I.189）。对鲁滨逊来说，荒岛生活之所以称得上舒适，并不仅仅因为他放弃浮华的社会欲望，回到朴素的自然需要，从而将生活还原到最简单的自然基础，还因为在孤独中鲁滨逊不得不为满足自然需要的理性劳动建立一个超自然的生活方向和存在基础，他必须“顺从上帝旨意，将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给神意来处置”（I.157, 163）。但如果“倾听神意的呼声”意味着，“要在生活的每种境况、每次事件中，探究神意的意义；学会在发生的每一件事中理解神意的目的，神意的规划，也就是理解在每件事中神意有关我们自己有什么规划，在这个特定的场合我们应该做的义务是什么”（III.184），那么可以说，鲁滨逊即使在良心觉醒之后，仍然经常漠视神意。虽然鲁滨逊的宗教支撑着他的理性生活，但要“在生活的每种境况、每次事件”中都能准确地发现“神意的意义”，仅仅靠留意神意所谓“隐秘的暗示”（secret hint），恐怕并不够。因为，对于人应该做什么的义务来说，神意的规划并不像自然的必然性那么清楚明白。鲁滨逊说，如果一艘船即将沉没，船上的人都快要淹死了，而神意让另一艘船靠近，这时遇难的人如果不发出求救的信号，就不必抱怨神意让他毁灭了（III.184）。然而从鲁滨逊自己的经历看，人生的绝大多数境况，神意的暗示都不那么直截了当。鲁滨逊自己遇难后才发现，在船只遇上狂风巨浪时，如果他们没有马上离开大船登上救生艇，所有人都会平安地抵达岸上，但当时大家的直觉都以为失去了帆的船已经毫无指望了（I.92）。后来，对于“神意”让他在荒岛上岸的地点究竟是好，还是糟糕，鲁滨逊的想法也可以说是摇摆不定（I.131, 137-8）。当然最好的例子仍然是意外长出的麦子，这究竟是机缘（Chance），还是神意或奇迹，鲁滨逊自己也拿不准（I.115）。鲁滨逊自己的反省是，当他自己第一次出海遇险时，就应该听从父亲的告诫，回到陆地上，就可以避免他不幸人生的无数灾祸（III.194, I.124）。然而没有他的这番不幸和灾祸，他根本就不会转而倾听“神意的呼声”，将自己从罪的生活中唤醒。鲁滨逊自己不是也说，虽然他身上这种闯荡世界的冲动就是对他自己的惩罚，“但神力这样让我们被自己的欲望急流裹挟而下时，自有其秘不示人的目的，这种目的只有能倾听神意呼声的人才能听懂”（II.126）。鲁滨逊对自己生活的宗教反思，具有相当含混的意涵。对这一点，笛福的同时代人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一部诋毁这部小说的小册子，就犀利地讽刺笛福试图用所谓神意“隐秘的暗示”来模仿苏格拉底守护神的声音，其实是一种“迷信性的盲目恐惧，有常识、信宗教的人士都不屑一顾”。[17]我们这里并不关心鲁滨逊的宗教思想究竟属于正统的异见立场，包含了对天主教的同情，还是最终流于无神论的自由思想，而是宗教在鲁滨逊建立的生活方式中所扮演的角色。严格地说，鲁滨逊的宗教信念并没有对他在荒岛上的劳动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他的工作大部分是由自然需要的理性安排所决定的。[18]但如果确实，“即使一根头发落地，也有神意”（III.186），那么，倾听“神意的呼声”至少会让鲁滨逊警醒地对待自己的生活细节，每一刻都不放松，没有任何时候懒散。更重要的是，在没有人的荒岛上，鲁滨逊通过倾听神意的呼声，不断“比较”自身的生活处境：“哪怕一个人的处境已经极其不幸，上帝的神意仍然很容易使他的处境变得更惨……由此可见，对于我们处境的真实状态，除非有截然相反的环境将其衬托出来，我们永远都看不清”（I.160, 153-5, 128-9）。这种“比较”，赋予了孤独生活以真正的意义。如果说，鲁滨逊在荒岛上的自我教育，关键在于学会孤独对于人生的意义，那么倾听神意无疑帮助他完成了这一教育。劳动是这一孤独生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不过，对于鲁滨逊来说，倾听神意的呼声之所以重要，首先却是因为人的生活中充满了灾祸，遍布着看不见的危险。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日常生活每时每刻的平安，都是无意之中从这些我们根本都没有觉察到的危险中逃脱出来的幸运（II.201）。在这样的人生中，活着并不自然，而是奇迹；正是沙滩上的脚印提醒了鲁滨逊，哪怕最平凡的人生，最简单的幸存，也似乎体现了神意的佑护。在人生的危险和恐惧中，比起在平静的劳动中，“神意的呼声”才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事情也真是神奇，我们常在不知不觉中得救了。有时当我们怀疑或犹豫（人们称为“踌躇”）的时候，不知该走这条路，还是那条路，经常内心有一种隐秘的暗示，要我们走其中的一条，而我们本来想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不仅如此，有时我们的感觉、愿望，甚至也许我们要做的事情都叫我们走一条路，但心里不知从哪升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印象，偏偏让我们走另一条路，我们都不知道它的力量从何而来；而后来事实表明，如果我们当初走了那条我们应该走的路，或者我们想象中以为我们应该走的路，我们就会彻底完蛋。想到这些，再加上许多类似的反思，我后来就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凡是我心里出现这些隐秘的暗示，或心头一动，要我做这件事，不做那件事，要我走这条路，不走那条路时，我一定服从这神秘的指令；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只要我心头一动，出现这样的暗示，这就够了；我这一生，有许多这样成功的例子，特别是住在这不幸的荒岛上的后期，就更多了。（I.186）祈祷之所以能在一片自然的荒芜中帮助鲁滨逊建立劳动的纪律和生活的意义，多少有些悖谬的是，恰恰是在于它能够将鲁滨逊的眼光从眼前的孤岛提升到更高。当鲁滨逊的目光脱离了自然的当下处境，更高的恐惧和忧虑反而建立了孤独个体理性生活的方向。“神意的呼声”对鲁滨逊孤独生活的存在支撑，并不在于提供摆脱一切危险和不确定性的安全。这种不确定性本身，恰恰造就了孤独者自身生活方式的核心因素，孤独个体被迫的自由处境。鲁滨逊的“皈依”与其说是全心全意地服从上帝的感召，不如说是建立了让孤独的自己承担生活，甚至主宰生活的自我结构。[19]鲁滨逊在荒岛上的所谓“精神幸存”，既不是自然需要与抽象劳动之外无关紧要的“消遣”，但同样也不是一个超脱生活自然处境的“灵性的见证”，而是一个孤独者和自己在一起生活的方式。但孤独者的生活，面对的不仅是劳动和经济，还有战争和安全。在无人踏足的荒岛上孤独生活的鲁滨逊发现了脚印之后，政治，而非经济，就成了生活的主题。卢梭想让爱弥儿把自己当成鲁滨逊，“穿一身兽皮，戴一顶大帽子，佩一把大刀，奇奇怪怪的装备样样都带在身上，除了那把伞，他可不需要这个东西”。卢梭大概有意遗漏的是鲁滨逊从来没有忘记携带的火枪、子弹和火药——真正“高贵的野蛮人”礼拜五恐惧甚至崇拜的“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死亡和毁灭的神物”（I.215）。在卢梭影响深远的鲁滨逊形象中，笛福故事中占据关键角色的恐惧、战争和安全的问题，似乎被有意排除在外了。[20]而第十五年中鲁滨逊在沙滩上遭遇的陌生脚印，打破了这个孤独劳动者的舒适生活。脚印带来的持久恐惧彻底地改变了鲁滨逊的生活。此前，他只要努力掌握生活所必需的各项技艺，就可以生活得舒适，甚至幸福。但看见了脚印之后，鲁滨逊的生活开始充满了“焦虑、恐惧和操心”（I.201），“不安”（uneasiness）夺走了他的幸福（I.177）。现在，他的头脑中成天设想的，不再是劳动和工具，而是安全和战争。他的“发明”完全转向了另一个方向，脚印出现之后，鲁滨逊再也没有在他的文明重建工作中增加任何新的东西，他永远也没有完成酿制啤酒的设想（I.182）。鲁滨逊的历险从孤独的劳动转向了针对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敌人展开的一场自我保存的战争。准确地说，安全并不是从第十五年才开始成为鲁滨逊历险的焦点。遇难荒岛后，搬运完失事船只上有用的东西，鲁滨逊的第一个心思就是安全：“如果冒出来野人，或者这岛上有野兽，我该如何确保自我的安全。”于是，鲁滨逊不仅挖了地穴，搭建了帐篷，并在这些住处外修建了两排结实的木桩篱笆，又在两排木桩之间堆放了从船上截下来的缆索，直到木桩顶部，还在围栅里打下斜桩来支撑这些篱笆；鲁滨逊修的这两排篱笆都没有门，进出都是用短梯。只有待在这样一个严密设防的堡垒（fortress）中，“同整个世界完全隔绝开”，鲁滨逊才第一晚睡上了一个安稳觉（I.100-1）。后来还是担心“有人袭击”，他又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加固了篱笆，使其成为被草泥遮蔽的围墙，这片篱笆围墙后来长成了一片丛林：“即使有人在那儿上了岸，也决计看不出来这是个住人的地方。”（I.113-4, cf. I.116）鲁滨逊自己回顾说：“不过后来看来，我为了怕敌人造成的危险而搞的这些防范措施，其实都无必要。”（I.101）鲁滨逊在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修建的这座戒备森严的堡垒，十五年没有起什么作用。然而在沙滩上看到脚印的第一刻，鲁滨逊立即逃回了自己的堡垒，心里充满了恐惧。左思右想，担惊受怕，三天三夜没敢出门。然后，鲁滨逊决定进一步加固他的防范措施。他担心自己挖的洞穴出口太大，被人发现，就在洞外已经栽种的两排树篱中又打了木桩，使它成了第二道堡垒。有了两重树墙，鲁滨逊还嫌不够，又用木桩、缆索，各种他能想到的东西加固了外围的树墙，在上面留了七个刚够手臂穿过的小洞，架上了他从船上带来的七支火枪。这样苦干了几个月，鲁滨逊仍嫌不足，又在墙外种了两万多株树苗，两年后长成密实的树丛，过了五六年，就是无人能通过的幽深浓密的树林了。用鲁滨逊的话说，“就这样，我用尽了人类明智所能想得出的一切措施来保存我自己”（I.176）。在一个渺无人烟的荒岛上，仅仅面对想象中看不见的敌人，就进行了如此深思熟虑和精心准备的防卫（I.185），这难道就是孤独的鲁滨逊生活的世界？鲁滨逊发现海滩上吃剩下的人骨后，更是朝思暮想，酝酿各种方案，四处寻找埋伏地点，试图袭击这些“吃人肉的恶魔”（I.181）。[21]虽然他后来放弃了这一打算，但焦虑、危险和关切终止了他为了未来生活舒适所做的努力：现在动手做事，关心的是安全，而不是食物。他不敢敲钉、砍柴，甚至放枪、生火（I.186）。而枪支和火药也从猎食的工具转变为战争的装备。鲁滨逊的主要工作不再是孤独的劳动，而是等候敌人，一开始是埋伏野蛮人，后来是想抓一个俘虏，帮助自己逃离荒岛。最终，鲁滨逊如愿以偿地得到了礼拜五，并在他的帮助下，经过两场小型的“战争”，凭自己之手得到了离岛的船只。鲁滨逊在荒岛上生活的后半段，几乎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事实上，如果考虑到鲁滨逊前十五年的劳动也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安全才是鲁滨逊荒岛“历险”的焦点。后来，当遭遇哗变的落难船长参观鲁滨逊的世界时，他最为赞赏的，就是其中的安全措施，而不是劳动和发明（I.248）。对于一个刚刚因叛乱失去自己船只的人来说，他当然知道，在大海这个危险的世界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在鲁滨逊离开荒岛后，留下的人分裂成了两帮，安全与劳动的张力表现得更加突出。两个正派的英格兰人和西班牙良民以劳动为生，用劳动的生活来改善自身处境（II.35, 49），而另外三个英格兰恶棍（“禽兽”）不仅懒惰成性，不愿干活，无法自给自足，而且性好争斗，不断侵扰其他人，根本无法和平地生活，对整个社会构成了威胁（II.37, 39, 47-50）。虽然对外战争的残酷情景，使这三个不安分的英格兰人暂时老实了起来，参加到大家的工作中（II.44）；但随后他们又不顾劝阻，跑到野蛮人的大陆去掳掠，带回一大批奴隶来，更增加了这座岛屿复杂的政治局面。虽然这三个“恶棍”成家后，“文明了不少，也缺少以前的机会，已不是那样喜好争斗”，却仍然改不了他们的懒惰，他们的家园与另外两个正派人的勤勉和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II.57）。如果说之前鲁滨逊以及岛上白人与周围的野蛮人的冲突只是零星的摩擦的话，《鲁滨逊历险记》第二部中岛上居民与二百五十多个全副武装的野蛮人之间的较量可以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战争了。鲁滨逊将这一公开的战争状态与自己孤独劳动的和平状态明确做了对比：自从我发现了不多几粒大麦和稻谷，开始种粮食，驯服牲畜后，我任何时候的处境都要比他们现在的好；因为现在他们可以说是有一百条狼在这岛上，这些狼见啥吃啥，但是要打倒他们却并不容易。为了终止这一战争状态，保存自身，岛上的居民“只好”努力消灭所有“来犯者”，毁掉他们的船，不让任何野蛮人回去（II.71）。在最初的遭遇战胜利后，岛上的居民开始围猎幸存的敌人，每天杀死杀伤几个，不少人最终饿死。这场小规模战争的结束是颇具象征意义的。最后残存的三十七个野蛮人，士气低弱，接受了白人提出的条件，老老实实地住在岛屿的一角，信守承诺，从不越界侵犯或伤害别人，完全服从白人的统治。因此，这场白人殖民者与野蛮人敌人的战争，最终达成了一个政治的安排：“以后，这片殖民地就与野蛮人太平无事。”而且，这是具有文明意义的政治安排，尽管岛上的白人禁止野蛮人到他们居住的家园，但却使这些印第安野蛮人“开化了”（civilized）——“教他们种地、做面包、驯养羊群和挤羊奶；他们什么都不缺，就是缺老婆，要不然，他们不久就会形成部落了”（II.72-3）。这样，战争不仅在岛上确立白人与野蛮人之间的政治安排，而且面对共同敌人，使原来的“正派人”和“恶棍”学会了彼此友好相处，建立了利益的共同体和牢固的友谊，而这几个不安分的人向来到岛上的鲁滨逊保证，“他们彼此之间永远不会有利益上的分歧”（II.79-80）。只不过，即使兴高采烈地描述他们和解的鲁滨逊也明显察觉到他们之间仍然有着不和的种子，而不愿意把原本给他们建造的多帆单桅船以及铜炮留给他们，以防这座荒岛从“冷静而虔诚的基督徒的庄园”沦为强盗窝（II.119）。鲁滨逊在描述自己的孤岛生活时，他的口吻更像一位君主，而不是个经济人或是企业家（I.158）。当他第一次踏勘这座荒岛时，居然“暗暗喜悦”，因为他想到，“这全都是我的，我是这地方无可争辩的国王和主人，对它拥有占有的权利，而如果可以传承的话，我可以把它像英格兰的任何领地的领主一样，作为遗产传给子孙”（I.131）。当鲁滨逊在自己的孤独生活中学会摆脱世界时，他发现在没有世界的孤独中，他已经摆脱了“肉的欲求，眼的欲求和今生的骄傲”，而他的理由恰恰是他已经成了“整个领地的主人，如果我愿意，我可以称自己是我占有的整个地方的国王或者皇帝，没有竞争者，我没有一个对手。我拥有的主权或命令（Sovereignty or Command），没有谁对此持有异议”。鲁滨逊一提起他的“绝望之岛”，就强调这座孤岛荒无人烟、无人曾经踏足，而他的种种举动，大概是上帝创造世界以来这里的头一遭。在这座荒岛上拥有的无可争议的主权，在鲁滨逊看来，无疑来自一种先占先得的自然权利，来自他对整个岛屿的所有权和使用权（I.152）。但这个基于先到先得的占有权建立起来的小国家，其实只有鲁滨逊一个人。[22]在岛上住了十几年后，鲁滨逊以半带嘲弄的口吻描述了和自己的“小家庭”一起用餐的场景：“我坐在桌前，俨然是这个岛的君主陛下和主宰；我属下臣民的生死存亡，完全由我说了算。我可以把它们吊死，开膛剖肚，可以给它们自由，也可以剥夺它们的自由，而且我的所有臣民没有一个谋反的。”（I.166）在这个由鹦鹉、老狗、归顺的野猫以及驯化的山羊组成的家庭中，鲁滨逊是掌握所有成员生杀大权的绝对君主。然而，沙滩上的脚印表明，这座岛屿虽然荒凉，却绝非无人踏足。即使在这座荒岛上，鲁滨逊的孤独生活，也并不意味着他无须面对他人。鲁滨逊必须决定这些人是敌是友，他应该如何对待他们。鲁滨逊的行动不再仅仅是劳动和自我防卫。“国家”第一次对于鲁滨逊来说具有了实质的意涵。第一个真正加入鲁滨逊国家的是礼拜五。鲁滨逊和礼拜五的关系，并非偶然的意外，而是鲁滨逊长达一年半的梦想的实现。在发现野蛮人踏足他的领地后，鲁滨逊就设想，只有当他俘虏一个野蛮人，他才可能逃离这座孤岛（I.203-4）：“现在是个时机收个仆人，说不定这人还能给我做个伴儿，或当个帮手。”（I.207）那么在鲁滨逊的世界中，礼拜五究竟是“仆人”、“帮手”，还是“伴儿”呢？鲁滨逊救了礼拜五的命，礼拜五实际上是鲁滨逊的“战俘”，并因此发誓终身做他的奴隶（I.207）。[23]礼拜五不止一次用各种“古怪可笑”的姿势明确表示他对鲁滨逊的臣服（signs of subjection, servitude, and submission）。鲁滨逊也毫不客气以主人的身份直接给这个刚刚臣服的“野人”起名为礼拜五，而从来没问过他原来的名字是什么。鲁滨逊教给礼拜五的第一个英文词就是“主人”（Master），然后是回答命令用的“是”和“否”。如果礼拜五违背了他的命令，他可以杀了他。鲁滨逊在他住的“堡垒”之外为礼拜五安排的住处，也清楚地表明了他在鲁滨逊生活中的地位（I.209-11）。鲁滨逊称，世上没有一个仆人像礼拜五这样对主人忠实、爱戴和诚挚，性情温和开朗，不耍花招，对他唯命是从，全心全意。礼拜五对他的感情，犹如儿子对父亲一样——当然不是像鲁滨逊对自己父亲那样，而更像礼拜五对自己父亲那样（I.211, II.28，比较I.232-4）。[24]礼拜五纯真忠诚，毫无机心的温和形象，虽然与他最初暴烈的吃人形象（I.210）似乎多少有些不太一致，但却符合一个理想仆人的形象。鲁滨逊教会了礼拜五许多事情，是为了让他有用、顺手、帮忙（useful, handy, and helpful），能够包揽他自己之前做的所有活（I.212-4），最终，这个“可怜的野人”，是鲁滨逊逃离荒岛的“手段”（I.217）。但礼拜五是否是鲁滨逊真正的“同伴”呢？在有人向鲁滨逊索要礼拜五的时候，这一次他没有像遗弃苏里那样绝情，而是十分不舍，因为“他一向是我旅行中的伙伴；他不仅忠诚，而且对我怀有十分真挚的感情”（II.92）。鲁滨逊称礼拜五为“知恩图报的朋友”，对他的感情牢不可破。甚至称和礼拜五在一起的谈话使得他在荒岛上度过的最后三年，达到了人所能享有的“完满的幸福”，是他最快乐的时光（I.215, 223-4, 220, 226）。但两个人很难说得上是真正平等的伙伴或朋友。在两个人的交往中，鲁滨逊始终居于强势的主导地位，将说话、干活、穿衣、吃盐乃至信上帝方方面面的“文明”习俗教导给礼拜五。两个人的关系在他们之间的语言交流上表现得最突出。鲁滨逊虽然教会了礼拜五说话，和他的交流却一直主要是各种活计：“礼拜五说话说得很溜，我要是需要什么东西，要他去拿，或是派他去什么地方，那些物件和地方的名称，他几乎全都听得懂。”后来虽然鲁滨逊和礼拜五的交流从劳动扩展到各自的习俗和宗教（“我……执行了上天的旨意，拯救了一个可怜生番的性命，还正在尽己所能地拯救他的灵魂。”I.220），但直至礼拜五死的时候，他的英语仍然说得和开始一样“破绽百出”（I.212, 215, 221）。[25]鲁滨逊与礼拜五的情感与他对其他欧洲人的感情似乎有很大的不同。对在荒岛上遇上的欧洲人，鲁滨逊虽然一开始也非常警惕，但往往很快就信任他们，和他们进行相当深入的交流（I.236-7, 248）。然而，鲁滨逊却始终无法避免对礼拜五的猜忌：最初安排住处时，担心他会袭击自己，设计了不少防范措施（“一方面我不想亏待他，另一方面也要让我自己完全放心”）；后来虽然发现礼拜五的正派是单纯、不矫饰的，喜好他胜过一切，却仍想方设法试探他是否依旧眷恋故土，有可能重新成为自己的敌人。直到鲁滨逊将礼拜五从一个野蛮人转变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之后，他才教他如何开枪射击（I.211, 215, 221-4）。[26]事实上，最能反映两个人地位关系的是，当遇上危险时，鲁滨逊问礼拜五是否愿意和他一起战斗、相互保护时，礼拜五的回答是，“主人，你叫我死，我死”（I.227）。考虑到笛福将自我保存视为支配人行为的最基本的自然法，这一表达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7]不过，无论鲁滨逊和礼拜五的关系如何，两个人在一起，更像是一对主仆组成的家庭，与鲁滨逊先前和他的宠物们组成的“共同体”，在性质上没有根本的不同。当鲁滨逊和礼拜五解救了两个西班牙人和礼拜五的父亲后，岛上人口增加了，但政治结构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鲁滨逊仍把自己视为是一个掌管生杀大权的国王，提到新加入的人时直截了当地称为他的“臣民”，理由就是这座事实证明并非无人踏足的荒岛属于他的财产：“首先，整个国土都只是我的财产，所以我对其拥有无可置疑的支配权（Dominion）；其次，我的人民完全臣服于我，我是他们绝对的主人（Lord）和立法者；他们的生命都是我救的，万一有必要，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为我献出生命。”只不过这是个实行了宗教多元和良心自由的绝对主义国家罢了（I.235）。只是当鲁滨逊试图借助其他十几个西班牙人的力量一起逃离荒岛的时候，荒岛上的政治关系才发生了真正的变化。鲁滨逊的荒岛，从他对自己宠物家庭和征服奴隶的绝对统治，终于转变为基于契约和同意的政治关系。[28]鲁滨逊虽然希望得到这些天主教徒的帮助逃离荒岛，但却明确表达了自己对这些西班牙人的担忧：“我最怕的就是一旦把自己的性命交托在他们手里，他们说不定会恩将仇报，因为感恩并不是人性固有的美德，而且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按照他们受到的恩惠，更多时候倒是同他们指望得到的利益一致。”为了避免自己的好意被这些他邀请来的客人利用，把他交给天主教会的异端裁判所，鲁滨逊和他们合作的条件是“要他们庄严地起誓，保证绝对服从我的领导，把我当作他们的长官或船长，还要他们凭圣礼和福音书发誓，对我忠实”。这个西班牙人不仅担保要其他人会为此写好“契约”，而且他自己就率先发誓，服从鲁滨逊的命令，如果他的同胞背信弃义，他站在鲁滨逊这一边，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I.237-8, 240）。不久之后，当鲁滨逊遇上一艘哗变的英国船，意外地停在他的岛屿旁，他在答应帮助船长夺回他的船时提出了类似的条件：除了船长要把鲁滨逊免费带回英国外，他们还要保证，在岛上的时候，不能觊觎鲁滨逊的权威，要服从他的命令，不得损害鲁滨逊和他的东西。而这位落难的船长则想方设法做出各种保证，让鲁滨逊信任他（I.246-7）。在夺回哗变船只的战斗中，鲁滨逊新的政治身份变得更加明确了。作为岛上的长官，鲁滨逊现在成了“总督”（Governour）。无论在和他的英国同胞，还是西班牙的天主教徒打交道，鲁滨逊实际上都放弃了他在自己的孤岛小国中自封的国王身份，而是把这座远在加勒比海的荒岛看作是欧洲政治制度的延伸。他凭借遥远母国的政治权威来威慑敌人，援引英国的法律来评判同胞的行为是否合法，应该如何处罚（I.249, 255-6, 259, 262）。但在荒岛上，并没有真正的惩罚权力和政治机构来执行遥远的英国法律，熟悉内情的同胞也知道鲁滨逊并非英国真正委任的官员，他甚至连统治这座岛屿的特许状都没有。事实上，鲁滨逊和这些同样来自欧洲的陌生人之间所有可能的联盟和合作，都是借助誓言等宗教保证的契约关系（cf.II.48）。[29]那么，鲁滨逊究竟有什么理由要求所有到岛上的人，无论是西班牙人，还是英国人，都服从他的命令呢？这就是鲁滨逊对荒岛的所有权：这个岛是鲁滨逊的，所有其他人要么是鲁滨逊征服或解救的战俘，要么是他邀请的客人，他们只要在岛上，就要完全服从鲁滨逊的命令。所有来到岛上的欧洲同胞，哪怕是其中那些无法无天的恶棍，都承认鲁滨逊对岛屿的占有权。无论是作为他的宠物和礼拜五的绝对君主，还是要求天主教徒和英国船员完全服从的长官或总督，鲁滨逊的权力在根本上仍然来自他对于荒岛的财产所有权。在鲁滨逊的世界中，政治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处于孤独者的占有、征服和劳动之后，并不是偶然的。鲁滨逊权力的“财产”性质，甚至在他离开之后，仍然决定着岛上的状况。[30]鲁滨逊在离开荒岛时，将岛屿留给了五个因参与哗变而不敢返回英国的船员，并要求他们和他邀请的十六个西班牙人，共同分享这座岛屿（I.263）。但鲁滨逊离开时，实际上希望将岛及岛上的物品先交给这些西班牙人，由他们来统治五个无法无天的英国人，可惜这些西班牙人到得晚些（II.29）。正是这一所有权“信托”过程的含糊，为日后岛上的政治纷争提供了借口。三个英国恶棍，在欺压和骚扰其他人时，理由就是鲁滨逊这位总督将岛的所有权交给了他们，所有其他人没有任何权利生活在岛上。以这种所有权的转让为根据，他们甚至要求这帮西班牙人做他们的仆人（II.33-5）。鲁滨逊离开荒岛后岛上居民的纷争，当然并不仅仅是所有权造成的，但财产及劳动成果的分配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当鲁滨逊重回岛上试图建立一个稳定和平的秩序时（“我为这些人做的几件大事”），除了提供生计方面的工具、给养甚至手艺人，确立宗教秩序和家庭秩序，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在保留自己的所有权的同时，将岛上的土地分配给了大家（I.284, II.92）。虽然后来回顾自己的荒岛时，鲁滨逊仍称之为是自己的王国，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君主或伟大的征服者，但无论鲁滨逊还是他的听众，都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殖民地而已（II.9-11, 30, 39）。但鲁滨逊对这座殖民地的统治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比世上大多数君主同僚的统治更幸福（with more Felicity）呢？鲁滨逊的解释是：我非常乐意做这些人的主公（Patron），将他们安顿在岛上，像一位年老的家长制君主（an old Patriarchal Monarch），以一种高贵的君王方式为他们做一切；又像是这个大家庭和种植园的家长，为他们供应一切；但是我从来没有以任何政府或国家（Government or Nation）的名义在那儿垦拓，从来没有承认这里属于任何君主，也没有让我的人民臣属任何国家；不仅如此，我甚至从来没有为那个地方命名，而是让它像我初到时一样，不属于任何人，而那里的人也不受任何人的统治和管束，只听我的，而我尽管对他们有着父亲和恩人般的影响，却没有任意行事和指手画脚的权威或权力，除非是他们出于自愿，同意服从我的命令。（II.125-6）鲁滨逊的政治反思，揭示了他在荒岛上建立的政治秩序最终的性质。虽然就这一政治秩序的起源来看，鲁滨逊可以称作岛上所有人的“父亲和恩人”（Father and Benefactor），可以像一个家长制的君主一样，要求他们完全的服从，而鲁滨逊的这一权威又因为他几乎一手“救活”甚至“养活”了岛上所有的人，而显得更加无可置疑。然而，鲁滨逊却非常小心地使用这种基于自我保存和感恩的父爱权威，他始终在人民的自愿同意（voluntary Consent）的范围内进行“统治和管束”，而从不恣意妄为。[31]这样一个基于所有权，借助自然法，在荒岛上建立的政治乌托邦，最终并不属于任何政府和国家，而却似乎胜过任何现实中的政治秩序。如果“人的才智不可能发明一种没有政府的生活方式”[32]，即使在荒岛的海滩上，他们也势必要建立政治关系，那么鲁滨逊的“政府”无疑是最接近的例子。[33]只不过这个理想的政治统治，即使在鲁滨逊的火枪和上帝的誓言的保卫下，仍然不能完全避免纷争，甚至其暂时的和平，也要靠面对野蛮人的战争和威胁，有限地维持下去。鲁滨逊与三个英格兰恶棍的差别，不在于他摆脱了绝对权力的野心，而在于他借助所有权和感恩的自然法，明智地实现了这一统治。[34]在《鲁滨逊历险记》的开头，鲁滨逊的父亲，一位明智庄重的人，凭借他漫长的人生经验，告诫他不安分的儿子：社会的“中间状态”（the middle state），或者说，“下层生活的上层”（the upper Station of Low Life），是世界上最好的状态，既免遭下层人的艰辛困苦，又不为上等人的骄奢、野心和妒忌所累，最能使人获得幸福。这种“中间状态”的幸福，在鲁滨逊明智庄重的父亲看来，就在于避免危险与灾祸，而社会的两极，往往受制于命运的无常，身心难得安宁。[35]鲁滨逊只要安心待在家里，就能置一份不错的产业，过上安闲愉快的生活。只有那些穷得铤而走险，或者资产雄厚野心勃勃的人，才会脱离常轨，投身海外的冒险事业（I.57-8）。然而鲁滨逊“生来就是自己的毁灭者”。父亲清醒明智的想法并不能压制儿子骚动不安的性情。鲁滨逊一心只想“出海”。这种对漫游（wandering）的顽固渴望，一种“不理性、不顺从”的性情气质，似乎是鲁滨逊与生俱来的自然倾向（I.57, 66-7, 84）。出海遭遇的种种危险、灾祸和不幸，虽然会不断让鲁滨逊感到懊悔，唤起他的冷静的理性和“尚未泯灭的良知”，让他叹服父亲先知般的远见，但他仍然在这种不安分的性情的驱使下一步步走向他的“不幸”。这种性情——一种“闯荡的天性”（II.5），初看上去，似乎是一种“顽固的发财妄想”，或者说“一种不节制的鲁莽欲望，渴望情理之外的发迹”，只想以“超出事情本性所容许的速度更快地蹿升”（I.67, 85）。毕竟鲁滨逊只是家中的老三，又没有受过任何职业的训练，现在再去投身法律或商业，为时已晚（I.57, 59）。[36]他前往几内亚的第一次海外历险也让他赚了不少钱。然而推动这种发财妄想的却并不只是“经济人”的逐利欲望或者理性计算的功利倾向，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安分的性情。当鲁滨逊在几千里之外的巴西发了家，他仍然不安心，再次受到诱惑出海。鲁滨逊自己也承认，对于一个在巴西拥有大量投资、前景良好的种植园，并在远洋贸易上收入颇丰的人来说，这时出海无疑是一个非常“乖戾”（preposterous）的选择（I.86, cf.II.7）。然而种植园平静的富足生活，与鲁滨逊的性情格格不入，根本就不是他喜欢的生活。在鲁滨逊六十一岁时，经历了中产阶级的各种生活状态，过上了他父亲所谓最适于人的幸福生活，“一般去海外冒险的那种动机已经不复存在，因为我不必发财，也没什么东西可以追求：就算我再挣一万镑，也不会比现在更富有。”但这样的生活，对于鲁滨逊来说，却仍是“没有生活的乐趣，没有快乐的时刻，没有惬意的消遣”，他的全部心思依旧寄托在他经历了无数危险的海洋和荒岛上。虽然妻子的深情让他暂时收敛了漫游和冒险的妄想，但妻子一去世，就立即故态复萌（II.5-10）。这种天生的漫游精神（wandering spirit），虽然是鲁滨逊追逐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动力，但最终却超出这些利益的视野：“生意不是我的本性，但闯荡却是。”这是一种漫游世界的不安分欲望，而不是攫取世界的贪婪欲望（a restless Desire to see the world than a Covetous Desire of getting it），其实质是一种人内在的不安（II.144-5, II.125）。鲁滨逊准确地指出了他犯的这种“慢性病”的真正病因：人对上帝或自然给予他的处境总是感到不满。这不仅是鲁滨逊自己的“原罪”（Original Sin），也是现代人的原罪（I.200）。[37]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漫游者并非一个新形象，奥德修斯可以说是鲁滨逊精神上的始祖。[38]只不过，在鲁滨逊的奥德赛中，渗透着一种奥古斯丁式的不安。虽然“自然和神意”一并向他展现了追求生活幸福前景最简单明快的方式，但鲁滨逊却清楚，他渴望冒险的不安分的性情，根本就与这种生活道路寻求的清晰图景截然相对（I.84-5）。在鲁滨逊的反省中，他经常提到，是自己有意造成了自己的不幸（the wilful Agent of all my own Miseries, I.84）。这并非言不由衷的懊悔，而是敏锐地察觉到，这种不安分的倾向，在骨子里是和一切安宁的幸福不相容的，是一种让自己不幸福的自然倾向。渴望闯荡外在的世界，获取财富与权力，在鲁滨逊的这种激情背后是一种内心的不安和骚动。[39]鲁滨逊在世界中的历险，伴随着他在精神中遗弃世界、深入孤独的历险。不过，《鲁滨逊历险记》不是鲁滨逊的《忏悔录》，也不单单是鲁滨逊的精神自传。鲁滨逊并没有为孤独抛弃他的世界。正是鲁滨逊身上的这种不安分的力量，推动鲁滨逊始终不畏艰苦地耐心去做各种使自己生活舒适的事情，将这种奥古斯丁式的“不安分”转变为一种现代世界的动力机制。用鲁滨逊的话说，这或许不是获得幸福的能力和性情，却是鲁滨逊在孤独的荒岛上建立舒适生活的内在激情。“我的一生向来是积极行动的一生，我最厌恶的就是无所事事的状态……懒惰的状态是生活的糟粕”（II.10）。对于鲁滨逊这个现代漫游者来说，最大的不道德是无所事事。因此，鲁滨逊一方面喜爱闯荡，热爱冒险，渴望漫游世界，不肯安于稳定的生活秩序；但另一方面却又极端小心翼翼，想方设法保证自己的安全，对各种危险谨慎地加以防范。到了荒岛一年多才肯外出踏看全岛；驾独木舟环岛航行时遇上湾流，在凑巧搞清楚水流的情况前，再也没敢出海。无论和自然打交道，还是面对自己的同胞或野蛮人，只要一有机会，鲁滨逊总是先从自己的安全出发，满怀戒心地设想各种可能的危险，渴望建立令他安心的秩序，对生活进行尽可能有规律的安排。鲁滨逊的历险，往往始于“不安定”的漫游和闯荡，而终于理性的设计和秩序。鲁滨逊令人惊奇地将一种非常理性化的算计与一种极端冲动的历险精神结合在了一起，并赋予这种结合以一种精神救赎的意涵。[40]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化地结合理性与历险的生活方式，才使鲁滨逊的世界成为了我们的世界。[41]无论是命运，还是性格，鲁滨逊在理性和冒险之间的悖谬结合，揭示了整个现代精神气质在构成上的深刻矛盾。只有从这一悖谬关系出发，才能进一步理解，为什么这样一种精神气质，能够成为整个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为什么鲁滨逊的奇异历险可以成为现代社会的“神话”。[42]初看上去，鲁滨逊的性情，似乎与任何一种稳定的社会制度都不相容，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与家的紧张关系上。从第一次出海遇险后，他就面临着回家还是出海之间的选择。最终，他没有征得父母的同意就出海了，甚至“连个口信也没带给他们（他们能不能听到我的消息，就看运气了）”。在鲁滨逊出海的三十多年的时间（1651.9.1—1687.6.11）里，从来没有和他的父母联系（I.83）。当他回到英格兰的时候，只是轻描淡写地描述了自己的父母都已去世，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遗产（I.67, 60, 264）。相比来说，鲁滨逊对他妻子的感情要深挚得多，他称她是自己“工作中的支柱，事业上的重心”。他妻子的审慎，“胜过母亲的眼泪，父亲的教诲，友人的规劝，甚至也胜过了（鲁滨逊）自己理智的力量所能做的一切”，引导鲁滨逊渴望闯荡的激情，成功地让他安定下来，放弃那些异想天开的出海计划。然而当妻子去世后，尽管他的三个孩子还小，但鲁滨逊却像刚从荒岛上回到英国一样，觉得在世界上完全是个陌生人（II.9-11，比较I.264），立即决定再次出海（1695.1.8—1705.1.10），只不过这回不是作为儿子离开了父母，而是作为父亲抛下了自己的孩子。家并不是鲁滨逊漫游折返的目标，对家的眷恋也从来没能压制他漫游的渴望。尽管鲁滨逊面对大海，选择离开了自己的家，然而当他流落到荒岛上，却千辛万苦地为自己营造一个“家”。在岛上第二年，鲁滨逊出外踏看了全岛，在岛的另一边，他发现那里的环境比起他最初选择的那个居住地点要好得多，但鲁滨逊却一点不想搬家，“因为我既然已经住在那儿，对那里的一切也就习惯成自然了。而现在我人虽然在这儿，总觉得自己是出外游历，不是在家里（Home）。”鲁滨逊这个喜欢浪迹天涯的人，居然在荒岛上“外出”了一个月后，回到自己的“老窝”就觉得心满意足，“这次短短的漫游（wandring Journey）因为居无定所，就让我很不快乐，同那情况相比，这个被我称为住所（my own House）的地方就是我十足的定居地了。”鲁滨逊的这个家，其实不过是他戒备森严的帐篷和洞穴。但早在几个月前，他就把这个简陋的住所称为自己的“家”，因为至少在这里他可以睡个安稳觉（I.139，131）。鲁滨逊在荒岛上的家不仅仅意味着一座安全舒适的住所，而且还是一个家庭，只不过他在岛上组成的这个“新家庭”，是由猫、羊和鹦鹉组成的（I.133, 165）。鲁滨逊抛弃了生养自己的家庭出海漫游，却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组建了一个由宠物与家畜构成的家庭。因此，在鲁滨逊的世界中绝不是没有“家”的位置。[43]鲁滨逊甚至很乐意用家庭关系来描述荒岛上人与人的关系，称这是一个他的大家庭（II.92），把自己称为他们的家长或者父亲。而且，当他再次回到这座人丁兴盛的孤岛，为了给这座殖民地建立一个稳定的秩序，他非常强调稳定牢固的婚姻家庭秩序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不忘提醒我们，三个英国恶棍，在安了家以后，文明了不少。（II.87, 57）不过，当我们把十几个西班牙人、英国人甚至“文明人”从来不能真心信赖的野蛮人都称作家庭时，家人、邻人与陌生人的差别几乎完全消失了。鲁滨逊在讲完自己的第一次历险时说，“我过惯了漫游的生活，没有家庭，也没有几个亲属，虽说有钱，却也没交多少朋友”（I.283）。事实上，在鲁滨逊讲述的历险故事中，他与生身父母和亲生孩子的关系，远远没有与那些陌生人的关系更重要。当鲁滨逊从他的历险中归来，回想起他的漫游经历给他带来的富裕生活时，他发现，这一切都取决于“正派（Honesty）的原则”（III.67）。在鲁滨逊的世界中，最重要的德性就是这种陌生人的德性：诚实正派（I.68, 82）。葡萄牙的老船长，英国船长的遗孀，巴西种植园的合伙人这些生意的伙伴，都是诚实正派的人。他们在与鲁滨逊打交道时，从来没有试图欺诈，而是信守契约，忠于承诺，虽然他们有机会侵吞鲁滨逊的财富和产业，但即使当他们生活陷入困境时，也从来没有试图染指鲁滨逊的钱。正派是鲁滨逊给予一个人的最高赞赏，是他漫游世界的历险最终以幸福生活告终的伦理前提（III.67-71）。在鲁滨逊看来，“正派”这种德性指的是人心灵要诚实，在所有事情上，对所有人，无论是否有能力做到，都要采取公正、正派的做事态度。听起来，“正派”就像这个词在西塞罗笔下一样，可以指所有的德性。鲁滨逊在提到慷慨的葡萄牙老船长和那位英国老太太时，他们所做的也并不只是单纯的交易正义：“诚实正派，不仅促使我们清偿我们应欠我们邻人的每一笔债务，每一项信托，而且一个诚实正派的人，承认自己就是整个人类的债务人，只要神意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应该对所有人，无论他们的灵魂，还是身体，尽可能做好事。”欠人多少还多少，在鲁滨逊看来，只是正派的普通法，而对所有人行善事，是正派的衡平法。后者，而不是前者，才是正派的灵魂。在鲁滨逊看来，一个“贪婪、狭隘、吝啬，只关心自己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诚实正派的人（III.74ff., 68-71）。鲁滨逊对人性能否凭借自身力量达到这样的高度颇为怀疑。他相信，野心、骄傲和贪婪使富人成为恶棍，而贫困和必然性，使穷人成为恶棍。在极端的情况下，在必然性的逼迫下，靠人的自然力量，没有人能仍旧是正派的。在其历险经历中遇上过这种情况的鲁滨逊问道，假如有几个人乘船出海，给养断绝，他们难道最终能够避免人吃人的结果吗（参见II.23-25：“饥饿不认识什么亲戚朋友，不知道正义和权利，所以它是残酷无情的，容不得同情”）？一个自诩正派的人，不过是还没有遭受最严峻的人生考验罢了。正派并非来自人的自然力量，而不过是神意的结果。因此，鲁滨逊才说“所有人生来都是恶棍、流氓、小偷和杀人犯，只不过是神意的拘束力量才使我们所有人没有在所有时候都表现成这样”。如果正派要求对全人类的义务和慈善，而人性为恶的倾向却如此根深蒂固，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鲁滨逊何以在骨子里如此孤独和恐惧。而正是因为这种深刻的孤独和恐惧，才使得正派的原则如此重要。唯有正派，才能使人相互信任。因此，鲁滨逊认为，衡量正派最一般的规则，不过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Quod tibi fieri non vis, alteri ne feceris），霍布斯为所有自然法找到的通约公式。过于严苛的伦理要求会使人成为德性的暴君，这是残酷，不是正派。真正的诚实正派（true honest Honesty）并不需要多少特殊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单纯，诚实，真诚”。即使一个人做不到，他的良心也清楚地知道。在这一点上，正派是和狡诈（Cunning）针锋相对的（III.67-101）。正是这一正派，才使陌生人之间的社会成为可能。鲁滨逊在他的历险生活中遭遇的无论是慷慨，还是感恩，都是这种正派的范例。鲁滨逊认为，不要把正派仅限于商人之间，以为只有借钱还钱，才有诚实正派的问题，人在家庭中，同样有“债”，必须偿付。最终，在鲁滨逊的世界中，家庭是按照陌生人的德性原则来理解的，而不是相反。任何漫游，都离不开家。[44]漫游与其说是离开家，不如说是返回家。漫游者在离开家之后，又要重新踏上返乡的路。不能返乡的漫游，不是漫游，是没有目的地的流浪，是终身的放逐，最终是抹去一切踪迹的毁灭。然而，鲁滨逊的奇异旅程，并没有在经历了未知的危险，学会了身心的孤独之后，回到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家中。鲁滨逊的家，建立在自己的漫游世界中。鲁滨逊在自己的历险中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孤独者的家，安全，但有些荒凉。当鲁滨逊离家出海，流落到远离英格兰的巴西时，他曾慨叹，他在这里，最终过的仍旧是父亲当年劝告他的中间状态的生活，但却在五千里之外，没有亲戚朋友，置身于陌生人之中，就像是被遗弃在一个人的荒岛上（I.82-3）。而当三十年后，鲁滨逊真的从一个人的荒岛上回到了伦敦，他发现，伦敦比他的荒岛更加荒凉，他完全成了一个陌生人（I.264，II.9）。鲁滨逊的历险，最终并没有离开他父亲为他制定的中间状态，只不过他是作为陌生人，通过危险与漫游，最后回到了这样的生活中，并把他在漫游中学到的孤独的生活方式带回了家。鲁滨逊在荒岛上发现自己下降到了“纯粹的自然状态”（a meer state of nature, I.144）。不过，究竟荒岛是自然状态，还是他回到的英格兰，即将在光荣革命后奠立的现代政治和社会呢？鲁滨逊，这个在自然状态中孤独的陌生人，当他反省自己一生的生活时，想起了一句谚语，“每一个孤独的人，要么是天使，要么是魔鬼”（III.60）。这句古老的谚语，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人性的观察，而鲁滨逊的生活改写了这句话的意涵。鲁滨逊坚信，自己的故事，既是事实，也包含寓意（the Story, though Allegorical, is also Historical, III.51, II.3）。我们的研究就是想要知道，鲁滨逊的故事是如何从一个人的“历史”成为了普遍人性的寓言。
本文选编自《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加，欲求详细内容请购买原书。本文已经本号再整理、编辑，注释从略，转载请务必注明原始来源和“勿食我黍”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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