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

伊凡·克里玛（Ivan Klíma），1931年出生于布拉格。克里玛的父母并没有宗教信仰，却因其祖辈的犹太血统，全家人于1941年被送入泰里茨集中营。克里玛在集中营度过三年多时光，也初次尝试写作。1945年苏军解放集中营，克里玛及其家人均幸存。1956年，克里玛毕业于布拉格大学文学语言系，进入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同时创作小说和剧本。1968年苏军进入捷克，克里玛应邀至密西根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后，他决定返回到捷克，随即失去了工作。他的作品在捷克被禁止出版长达二十年，只能以“萨米兹达特”的形式流传。他为谋生而从事救护员、清洁员等工作，同时更积极写作。他的作品在其他国家受到欢迎，被翻译成近三十种语言。克里玛与赫拉巴尔、米兰·昆德拉齐名，且因其“始终在场”，被捷克读者视为20世纪90年代捷克文学的代表。克里玛著有二十多部小说、戏剧、评论集。主要作品有《我快乐的早晨》《我的初恋》《爱情与垃圾》《被审判的法官》《我的前途光明的职业》《等待黑暗，等待光明》，以及《布拉格精神》等。

过去的两年里我广泛游历。我访问了许多城市，看到了许多大教堂、博物馆、美术馆、公园和宫殿。它们给我留下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混合的印象，一种关于我所看到的东西模糊的感觉。模糊并不是记忆力差的结果，而是因为我很少有时间进入和这些城市的联系。

一座城市和一个人一样：如果我们不去和它建立真正的联系，它仅仅剩下一个名字，一种迅即从我们头脑中消退的外在形式。要创造联系，我们必须能够观察这座城市，去理解它独特的风貌，它的“自我”，它的个性，它在时间和空间的演变中形成的生活场景。

关于布拉格，人们写下了很多研究文章，出版了《有魔力的布拉格》或《布拉格—神秘的城市》这样的书。有趣的是这样的书是由外国人写成的。我所读过的最好的和最富指导性的关于布拉格的书是由一个意大利人写的，他叫A.M. 里佩利诺（A.M. Ripellino），其他的是由布拉格的德国人或犹太人所写，他们中的大多数为逃避纳粹，不得不从捷克斯洛伐克迁出。他们关于布拉格的描写，似乎历来触发访问我的城市的许多人的想象。

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说德语的布拉格人约翰内斯•乌兹迪尔（Johannes Urzidil）道。对他来说，布拉格的环境有一种童话故事般的美丽，在这儿你可以生活得“超越民族性”，因为民族互相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无形的、难以表述的神秘世界，一个被认为既不是捷克人，也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犹太人的世界。

乌兹迪尔像他的许多同代人一样，描绘了他的布拉格，其街道充满着闲逛的居民，他当然也描绘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布拉格，有着空寂的小巷、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有歌舞表演的餐馆、小店铺、小咖啡馆，更主要的还有啤酒馆和小旅店、学生社团和文学沙龙，自然还有妓院以及地下社会五光十色的都市奇人。

当然，主宰这幅画像的是他那代人的经验，也是世纪之交生活在这里的一大群杰出人物的经验。只要想到这些人物便是：作曲家德沃夏克和斯美塔那，作家哈谢克、卡夫卡、里尔克、魏菲尔（Werfel）、勃洛德（Brod）和政治家马萨里克。一代伟大的演员和歌唱家给捷克和德国的剧院带来欢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在德意志大学任教；而布拉格查理大学在一个长时间沉闷的时期之后，足以因为遍布世界各地的各种领域的伟大学者而自豪。

这样一种才华横溢的创造精神的凝聚当然不可能被解释为外部环境，因为这种环境仅仅提供一个地方，于其中卓越的才华能够释放出来，仿佛是那正在临近的灾难的预感，奥地利帝国在它濒临死亡的那些年头，为自由的创造提供了充分的空间，这种东西渗透了这个城市的生活。

但是对我来说，对布拉格的精神和面貌最具影响力的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是生活的奴役，是许多耻辱的失败和野蛮的军事占领。世纪之交的布拉格已不再存在，那些记得这个时期的人也不再存在。犹太人被杀害，德国人被流放，许多伟大人物被驱逐后散居在世界各地，小店铺和咖啡馆关闭：这就是布拉格带给新世纪的遗产。

当然，这种盛行于上世纪末及本世纪初的精神在世界各地都已不复存在。只是在别的地方，这种转变不那么激烈和明显。那么，今天这个城市占主导地位的精神是什么呢？

布拉格被普热米斯尔王朝选为首都。从那时起它所控制的地域就不算大，但其在中欧的地理位置注定了要使它成为许多外国利益冲突的场所。在有记载的历史开始不久，就有其他人加入到捷克人中来：开始是犹太人，13世纪又有德国人。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统治者之下，生活在“波希米亚”这个地方。

和受19到20世纪民族主义影响的后来的解释不同，最初的资料告诉我们，大多数捷克人和德国移民相处得很好，不管是在边远地区还是在首都布拉格。犹太人的生活较不稳定，间或有煽动仇恨少数民族者发泄他们的愤怒，有时候是说捷克语的，有时候是说德语的。除此以外，当鼠疫和战乱来临时，所有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都有难同当。

很少有欧洲的战争不影响到捷克这个国家。布拉格经常被包围和占领，然而—也许是因为如此—这个城市更宁愿谈判，甚至投降，而不是反抗。这种政策（经常受到批评）使它得以幸存，尽管不是没有付出代价。

1620年，捷克贵族在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一次失败的起义中丧失了他们的独立性，因此这个国家失去了到那时为止所享有的有限自由。布拉格陷入了不仅是占领军同时也是统治它的那些人手中。在鲁道夫二世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有意义的艺术收藏品可供收集，虽然在17世纪初他们有着当时世界上最有价值和最广博的收藏。鲁道夫去世以后，绘画作品被运往维也纳，但很快又由瑞典人（若干征服过布拉格的民族之一）作为战利品带回。而接下来又由后来的哈布斯堡统治者再度运往维也纳。

物质上的损失仅仅是降临到这个城市的不幸的一部分。新教牧师流亡外地，大多数中上阶层贵族也离去。政府、教育，乃至人们灵魂的托管都落到了外国人手中。曾经是首都与人文学问中心的布拉格，变成了维也纳伯爵的一个度假胜地。这个曾领导反抗罗马天主教会的第一个欧洲城市在不得已的暴力下，尽快地天主教化了。

在那些形容布拉格最流行的称呼中有一个是：“有着一百个塔尖的城市”。很少有人意识到许多尖塔和巴洛克大教堂是在天主教化时期建立的，那是一个对许多人来说是和暴力、被迫流亡、失去家园和失去出生宗教相联系的时期。

然而另一方面，也不能说这个城市仅仅经历着摧毁。新的传教士进来建立新的教堂，新的统治者让人们为他们建造新的宫殿，所有这些都帮助布拉格的中产阶级和民众创造一种生活背景。正是在那个期间，大多数享有盛名的宫殿和花园都由欧洲最优秀的巴洛克建筑家设计和建造。

然而同时还有一些事情被破坏了。这种失败持久地影响了这个城市的精神，除了几个短暂的时期外，失败、丧失自由、被外国统治者征服便没有消失过。经常是在急促的成功之后，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失败和新的沦丧。但是这正是这个城市的神秘性，它甚至能够从如此不祥的命运中引出某种积极的东西。

布拉格最显着的特色之一是它不夸张。弗兰茨•卡夫卡（像许多其他知识分子那样）经常抱怨在布拉格每一件东西都是小而狭窄的。他当然说的是生活环境，但也是这个城市自身的真实情况，它的实际范围。布拉格是为数不多的大城市之一，但你不会在市中心发现一幢高层建筑或凯旋门。那儿有许多宫殿，尽管里面富丽堂皇，却有着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外表，表面上看上去几乎像军队的营房，比它实际所具的规模要小得多。

上个世纪末，布拉格人仿造了一座埃菲尔铁塔，但比它的原件缩小五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建了许多中学、大学预科学校和医院，却没有造一座宏大的议会厅，像在伦敦、布达佩斯或维也纳有的那样。1955年，共产主义者树立了一座巨大的斯大林纪念碑，七年以后，他们自己又把它推翻了。

本世纪初人们感到的那种狭小或地方气息，在今天我们看来毋宁说是一种人性的尺度，一种不可思议的保存方式。

均衡感也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捷克生活并不追求夸张卖弄、胡诌乱吹、烟花爆竹，让人眼花缭乱的社会性狂欢、娱乐场或大型军事游行。它更倾向于市场、季节性节日和简朴的舞蹈。最为显耀的盛典是雄鹰社体操比赛，它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体育馆举行（因建在布拉格郊区其巨大并不导致不和谐）。这次大型活动集合了好几万体操运动员同时在二十万人面前表演固定项目。但即使这样，它也只是一种克制的和有限制的激情而不是要引起世界的惊奇。

和平进程的历史似乎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然而充满起义、颠覆、占领、解放、出卖和新的占领的历史，便作为一种负担、一种不稳定生活的不断告诫而进入人们的生活。布拉格没有很多公共的纪念馆、纪念碑，但是有着许多建筑，于其中无辜的人们遭到关押，折磨和被判处死刑，而通常他们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

这也是布拉格有节制的方面，它并不展示这些伤口，仿佛希望尽可能地忘掉它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把象征着最近时期的纪念碑推倒的原因（皇帝纪念碑和第一代、第二代、现在是第四代总统纪念碑，以及那些向征服者表示忠诚的纪念碑）。

街道也频繁地被更名。仅仅是本世纪内有些街道的名字就被更换了五次。初来乍到者走在这些街上可能未察觉，原本熟悉某个地区的游客反而被此弄糊涂并以为自己迷了路。采用新名字来标识街道说明了想洗刷那些不能洗刷的某些东西的企图—它自己的过去，它自己的历史，一种似乎成为巨大负担的历史。

对一个承受他自身命运的人和承受自身历史的民族来说，忍耐和不屈不挠是必须的。一个城市，也必须有这样的素质。在捷克语中，像在许多其他语言中一样，“忍耐”（trpt）这个词和动词“遭受”（trplivost）有着同样的词根。从表面上看这个城市省却了战争的蹂躏，然而比起那些直接受交战行动影响的城市不得不忍受得更多。

但与外国观光者不一样，他们只是走旅游图中所给出的路线，而我可以进入到古老的建筑中去，进到一些先前的宫殿里，看到那些自我任命的、粗鲁的后继者们怎样允许将天花板拆除，或者在富丽壮观的大厅里横砌上新的围墙，将它们变成公司的食堂或办公室。

我看见在欧洲数得上是最漂亮的阶梯花园被潮湿吞噬掉，无人照看的花坛奄奄一息；教堂变成新的货栈，而最终变成不能贮藏任何东西的地方。如果布拉格还仍然存在，还没有失去它的魅力或美，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像它的人民一样，一直坚持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

我经常犹豫布拉格的什么地方可以被视为是具有象征性的中心。城堡？老城广场？瓦茨拉夫广场？城堡，尽管在明信片上它是最常见的景象，也是艺术家们最经常描绘的，但它对于我来说象征着不同的东西。瓦茨拉夫广场，直到19世纪，它还是个市场叫卖的地方，与这个城市的命运缺少内在的历史联系。

那么老城广场？无疑地，它具体地展现了捷克历史的重负。将近四个世纪，它一直被看作1621年那场不名誉的公开处死二十一个贵族、公民、精神领袖的标志。它变成了羞辱、人性的奸诈、布拉格人随机应变的一个象征。无数次，向眼下统治者敬献忠诚的庆典在这里举行，而不管是受爱戴还是相反（后者更常见），许多人来到这里表达他们的效忠，不管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还是被恐惧所驱赶。

对我来说，这个城市物质和精神的象征中心是差不多有七百年历史、贯穿东西的石头大桥。查理大桥是这个城市在欧洲的位置的缩影，至少从这座桥的地基铺好开始，欧洲的这一半和那一半就一直在互相寻找。东方和西方。同一种文化的两个分支，却代表着不同的传统，欧洲人不同的宗族。

它也代表了这个城市罕见的坚强，它有能够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多少年来，它一直抵挡着涌到布拉格的高高的水流，只有一次它受到损害，在两个世纪之前，有两个桥拱坍塌，它们随同那上面的行人被洪水吞没。但这座桥很快便被修复，今天的布拉格人已不再知道任何关于当代编年史家将其视作自古以来这个城市所遭受的最大灾难之一。

布拉格说的语言也是没有虚饰的。它充满了本地方言，不像俄语那样含有那样多华丽激情的东西。当代捷克作家不会愿意将他的城市写成“有魔力的”或“神秘的”，他甚至不愿这么去想。

瓦茨拉夫•哈维尔在他的剧本《谒见》中，试图给不得不在啤酒厂工作的一个遭禁止的作家的处境一个称呼，他反复用这样的句子：“它们是那个悖谬，嗯？”“悖谬”这个词适用于这个城市的精神，布拉格充满了悖谬。它布满了教堂，而实际上基督徒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它为自己拥有中欧最古老的大学及拥有相当数量有文化的人而自豪，但世界上很少有地方像这里轻视学问的。

另一个悖谬是统治这座城市的建筑物：那个城堡。它是中欧最大的堡垒之一（它的大体方案完成于一系列主要的失败之前），最后一次整修却是在统治者几乎不住在里面的时候。后来它是总统所在地。他们的命运也反映了被他们统治的这个城市的命运。

九位前任总统，有四位坐了三年以上的牢；第五位在牢里度过了不长时间，而另外一位（也许更容易遗忘，因为大部分他在任期间和纳粹占领期相重合）死在狱中；后来三位之所以免遭牢狱和行刑之苦，仅仅是因为他们逃到国外。在监狱和王室城堡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奇特和悖谬！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城市充满了如此多的悖谬，在相隔几个星期之内，诞生了两位有着巨大差异但同样杰出的作家。一位是犹太人但却用德语写作，是个素食主义者，绝对戒酒和自我专注的苦行僧，如此纠结于自己的责任、使命和自身缺陷，活着的时候他不敢出版自己的大多数作品。而另外一位则是一个醉鬼，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是个美食家，是嘲笑自己的职业和责任的外向性格的人，他在小酒馆里写作并为了一点啤酒在那种地方把自己的作品卖掉。

弗兰茨•卡夫卡和雅罗斯拉夫•哈谢克，《好兵帅克》的作者。两人在相隔不到几条街的地方度过了他们短暂的一生，他们去世的时间也相距不到一年。他们从同一个时期汲取营养创造天才作品，但他们的作品似乎不仅在年代上拉开距离，地点也不一样。从那以后，布拉格人用“卡夫卡式的”这个词来形容生活的荒谬，而把自己能够藐视这种荒谬，以幽默来面对暴力及完全的消极抵抗称之为“哈谢克式的”。

过去时代的布拉格已经结束。没有人能够使那些被杀害的人重返生活，大多数被驱逐的人也很少有可能返回这个城市。然而布拉格仍然存活重又体验自由。它的精神也完好无损。在打开通往自由道路上的变革中，这个城市生机勃勃地展现了它自己。

革命通常标志着震天响的标语和旗枳，血流成河，或至少是玻璃碎裂和石头乱飞。而“十一月革命”不同于其他革命不仅在于其和平方式，也在于斗争中主要使用的武器。布拉格几乎所有那些用得上的地方—建筑物的墙、地铁车站、公共汽车和电车的窗玻璃、商店橱窗、路灯杆，甚至雕塑和纪念碑上，在一段期间均被难以置信的巨大数量的标语标志所覆盖。

尽管它们有一个目标，但它们的口气却是轻快的、讽刺的。布拉格居民给他们所鄙视的人最后一击不是一刀，而是一个笑话。但是在这个别致的、不动声色的斗争的核心，仍然居住着激越的感情。这是时至今日这个卓越的城市生活中可以说是最杰出的悖谬。

本文选编自《布拉格精神》（作家出版社，1998年），有少量文字调整。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介绍相关研究和著作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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