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满红，台湾“国史馆”前馆长、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获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和硕士、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文学双料博士，是国际著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有专著多部。本书是其代表作，在国际史学界享有盛誉。
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ReORIENT)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两书，激发了人们对中国的白银需求如何影响近代西方成为世界中心问题的兴趣。相对地，本书讨论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如何与19世纪前期拉美人民的独立运动以及其他世界经济变化交互影响，从而使中国从清初的鼎盛走向了近代的衰落。犹如气象理论曾说，北京的蝴蝶拍动一下翅膀就能改变大西洋上空的空气环流[1]，拉美人民的独立运动以及全球经济的变化远远大于蝴蝶产生的作用，它们从远方冲击影响了大清帝国的衰落。从这本书可看到在这一王朝危机启动的初期，崇尚多元权威的想法空前盛行。随着危机的进一步加重，国家至上的观点占了上风。即使清朝后来部分因为重新获得拉丁美洲的白银流入而得以幸存，但相对于日本，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已经动摇。国家至上的观点，固然在往后的中国有所起落，但直到今天它依然活跃。大清王朝几近崩溃，中国相对于日本在东亚中的地位日渐衰落，国家与市场以及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如何安排较为妥当的观念前后有变。这整体巨变，本书统称之为“中国的整体秩序变动”(China Upside Down)。货币与中国
中国整体秩序变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世界经济的变迁导致19世纪前期中国白银价格节节攀升。1808至1856年间，白银相对于铜钱的价格约增长了2.5倍。这种发展全书称之为“银贵钱贱危机”。1837年中国的一份文献描述此现象为“太阿倒持”[2]，1845年也有人强调白银的使用使得“天下制利权者在商贾市井”[3]。1846年一位观察家归纳这场危机是“利权倒置”[4]。大多数现代国家是由政府发行通货。但在中华帝国晚期，用来支付赋税或者完成跨省大规模交易的银锭或银元却由私人供应。政府铸造的制钱，大部分用于地方的小额零售交易。19世纪前期，市场供应的白银价格相对于政府铸造的制钱增加了2.5倍，这是那个时代的人直接感受到的“整体秩序变动”。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以银锭和银元两种形式在市面流通，1个银元的价值约为1两银锭的70%。[5]根据可利用的资料，作者绘制出清代银钱比价的变化趋势图(见图I.1)。1645年清政府开始铸钱时，规定1两银为700文制钱，很快在1647年官定比价提高至1,000文。[6]清朝初期(1647—1764)市场价格通常比官价低100—200文。乾隆末期和嘉庆初期(1765—1797)，市场价格逐渐接近官定比价。1798—1807年间，市场价格又下降到1647—1764年间的水平。但从1808年开始，市场价格开始超出官定比价。1808至1838年间，银价从1,040文增至1,637文，其增加约600文，用了30年的时间。1839至1849年间又继续增至2,355文，其增约600文则仅用了10年。可见其加速增长。1850年下降至2,230文，1855年又下降至2,100文。其后银钱比价开始下降，从1856年的1,800文下降至清末的1,200—1,500文。[7]同样重量的制钱与白银，制钱价值相对白银为低。按1两白银为1,000文制钱的价格换算，制钱的重量大约是相同价值白银的120倍。[8]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及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相比，19世纪前期的中国更多用制钱来进行小规模交易。[9]整个18世纪，中国的人口和耕种面积都增为两倍，但是大多数的农业与手工业仍以小的耕作和交易规模来进行。[10]用于零售交易的制钱由政府铸造，通过公共支出以及军队支出而流通于市场。政府所收以白银为形式的税入80%—90%用于官员薪俸、军费以及以治理黄河为主的水利工程上。[11]制钱则用于其他公共支出。清政府在北京有两处铸局，分别为户部管理的宝泉局和工部管理的宝源局;其他在各省的铸局由负责财政的布政使管理(图E4)。从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时期，省级铸局在2到23处间变动。[12]嘉庆和道光时期，中国18个行省几乎都有铸局，具体是陕西、山西、湖北、江西、浙江、福建、云南、江苏、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江宁府和直隶等省共有18处铸局，此外，新疆的伊犁和阿克苏、云南的大理也有铸局。[13]从1644年开始，宝泉局铸造的所有制钱及少量白银用于军队开支。宝源局管理下的北京铸局铸造的制钱用于北京周围的公共工程。[14]各省铸造的制钱用于支付士兵和低阶官员的薪俸、公共工程、运输费用以及官员津贴等。[15]尽管有政府提供的作为通货的制钱，但从1661年开始，在长距离的大规模商业交易中，清朝规定以白银代替笨重的制钱流通。[16]少数白银来自云南的私人或官方银矿以及周边国家，大部分白银则是由商人出口茶叶、生丝以及其他物产换来的。商人除以白银付税之外，也在钱庄换成制钱，以在国内收购出口的商品。[17]因此，钱庄是重要的白银汇聚场所。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近古欧洲用白银作为通货，白银在亚洲则只是被贵族用为饰品或者用于窖藏。[18]这种分析对印度较为合适，在中国白银固然也被窖藏，但也作为通货。学者通常引用将人丁税、实物税整合而以银缴纳的一条鞭法说明从16世纪下半叶起中华帝国开始广泛使用白银。[19]事实上，在这项税政实行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制钱仍是省内大规模商业交易的重要媒介。到了18世纪末期，白银才在各省的大规模贸易中广泛使用。学者使用“命令经济”、“市场经济”、“习俗经济”等术语概括18世纪中国的经济形态。[20]在习俗经济(该经济不使用货币，就像家庭主妇的工作常常没有任何报酬一样)之外，就另外两者而言，“市场经济”一词而不是“命令经济”一词，更加合适用来形容19世纪前期中国的货币体系。白银成为19世纪前期中国货币体系基轴的事实，从1837年包世臣关于财政支付以及大规模商业交易情况的描述可以看出。包世臣曾做过举人、省级官员的幕僚和知县，他说：所有的田赋、杂税、薪俸和捐输都用白银支付。民间契约80%—90%用白银计价。即便付的是制钱，也要由白银所计价格折算(“国家地丁课程俸饷捐赎无不以银起数，民间买卖书券，十八九亦以银起数，钱则视银为高下”)。[21]事实上，18世纪早中期的中国还不是如此，当时制钱仍被用于大规模的地方交易。[22]就1820至1839年间的美国而言，当时的硬币在整个货币体系中的比重仅占13.25%[23]，白银和制钱在中国货币体系中所占比重，1936年是从1910年的65%降到16%。[24]尽管19世纪前期的中国已大量使用白银，但供应学派的经济学者也许会说货币仅是经济的面纱，生产才是经济的决定因素。这种想法来自现代社会的管理货币体系。管理货币体系是指计算可能生产的物品与劳务，再发行足够与这些物品与劳务交易的货币。例如，1930年代中国已建立起管理货币体系，当美国的购银法案实施后中国白银流入量跌落甚而外流时，现代银行便发行大量货币来减轻其冲击。[25]但是19世纪前期的中国并没有这种货币体制。在19世纪前期的中国，私人钱庄发行可兑现的银票和钱票。1851年清朝的一位内阁官员指出，银票和钱票一般可在异地与开票钱庄有往来的钱庄兑现。[26]1930年代，中国的商业银行为刺激经济发展所发行的无抵押贷款，与19世纪前期的银票和钱票在性质上是不同的。19世纪前期的中国银票或钱票有银或铜钱充当准备，因为不是所有的银票都会在同一时间要求兑现，这些通货的发行多少弥补了货币体系中现银和现钱的不足。当1838年四川总督提出禁止钱票的主张时，湖北、湖南和山西的总督加以反对，因为在他们的辖区，钱票补充了货币供应，如果没有这些通货，银钱不足的问题就会更加严峻。[27]这个观察也显示了在19世纪前期的中国，私人钱庄发行的银票或钱票还是不能充分弥补银钱的不足。由于19世纪前期的中国是由商人而非政府供应银票或钱票，尤其白银主要来自国外，这种情形与现代政府相当控制国内货币供应的情况大为不同。白银与制钱的关系就像现在美国货币体系中的100元与25分硬币间的关系。如果用25分面值的硬币来进行价值100元的交易肯定会因计数而带来不便，而用纸币来进行25分的小额交易，又也容易损坏，因此硬币用于小额交易，面额较大的纸币用于大额交易。清代的制钱与白银也分别用于零售及大规模交易。区别在于，美国政府规定而且执行了100元钞票与25分硬币间的固定换算比率，而在19世纪前期的中国，白银与制钱在市场上的交换比价是随两者供需变化而上下浮动的。19世纪前期市场变化对银钱比价的影响特别明显。1722年政府曾设立钱牙来稳定银钱比价，1738年后废除该项政策。[28]道光时期山东的县丞丁履恒(1770—1832)在1818年前后已注意到，是商人决定着市场上的银钱比价(“且银价之与钱价，其时上时下，亦自主肆者定之”)。[29]当时银钱之间的比价变化，就像当今各国不同货币间的交换，都由交换货币个别的供应与需求来决定其兑价。如果英国的企业打算在美国投资，他们自然需要用美元购买工厂和支付工人工资，进而就会导致美元对英镑的升值。如果英国政府不想让英镑贬值，英国的银行就必须从自己的外汇储备中抛售美元。从理论上来说，当19世纪前期中国的银价上升时，清政府应该向市场投放更多的白银，但清政府储存的白银数量此时正不断减少。1838年刑部侍郎黄爵滋哀叹道，尽管道光皇帝在生活上比他的父亲和祖父都要节俭，但国库却日渐亏空。[臣维皇上宵衣旰食，所以为天下万世计者，至勤至切;而国用未充，民生罕裕，情势渐积，一岁非一岁之比，其故何哉?考诸纯庙之世(乾隆朝)，筹边之需几何?巡幸之费几何?修造之用又几何?而上下充盈，号称极富。至嘉庆以来，犹征丰裕，士夫之家以及巨商大贾，奢靡成习，较之目前，不啻宵壤。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啬耶?臣窃见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洋。][30]乾隆末期清朝国库存银7千8百万两(一亿一千一百五十四银元)，[31]道光末期下降到8百万两(一千一百四十四银元)。[32]清初当银价上涨时，通常是通过减少制钱供应数量来降低银对钱的相对价格。面对19世纪初期这场银贵钱贱的危机，政府采用了同样的办法。[33]但清政府如此做主要还是由于以下两项理由：第一，铸钱费用通常用白银支付，此时白银价格越来越高;第二，铸造制钱花费的白银还多于所铸铜钱在市场上可换取的白银。到1846年，铸造制钱的成本是收益的三到四倍。[34]但是，尽管制钱的供应量减少，白银相对铜钱的价格却依然不断攀升。银贵也伤害到收入较低的普通民众。银与制钱通常用于不同的交易层次，这意味着人们或是只有银或是只有铜钱或是有不同组合的银和钱。就只赚取制钱的人而言，例如农民长期在小村落里生活，大部分场合都使用制钱，那么他的实际收入受银贵钱贱的影响不大。但问题在于许多时候他们还不得不使用白银，除必须用白银支付税赋外，这些制钱的持有者还要经常到集市上购买像盐、衣服、炊具、纸钱等等家庭必需物品。这些商品在集市上可以用制钱支付，但它们的实际价格受到银钱比价的影响，因为商人一般都是用白银从更远的地方买入这些货物。[35]一个重庆的商人如果想从上海买入丝绸，对于这样的长距离交易，他不得不在重庆的钱庄将制钱换成白银。当一个农民在操办女儿嫁妆时，他用制钱在邻近的集市上买入丝绸，但是，这匹丝绸的价格是由白银的价格决定的。当遭遇银贵钱贱危机时，由于商人提高丝绸所需的制钱，农民用同样的制钱买到的丝绸数量就会相对减少。当重庆用制钱购买的丝绸价格提高时，四川农民的购买力就会缩小，同时上海周边农民生产丝绸的获利也会减少。必须用白银付税，这是最影响普通民众收入的因素。税项也可以用制钱缴纳，但要根据市场上的银钱比价将以银计算的税项折算成铜钱。[36]由于制钱较重、运费较高，地方官员都在当地钱庄将制钱换成白银后再上缴给省级官员，最后由省里解交到京城户部。不管农民自己，还是由地方官去换取白银，都得受到市场上白银相对铜钱高涨价格的支配。清初市场上的银钱比价低于官方规定时，因税赋按照官方银钱定价征收，所以地方官从每两税收中可多获1—200文制钱，用于地方政府的支出。1808—1856年间，当市场银钱比价远远高于官方规定时，地方官员在将税银解交上级官员前，得按照市场价格将制钱折算成白银，他们不得不转嫁市场负担。当人们负担不起越来越高的税赋时，国家用于地方支出的岁入必然削减。由于银贵钱贱，政府不但收入减少，还要花费更多的钱来应付原有的支出项目。原因在于大部分公共支出，例如制钱铸造，需用白银支付。尽管政府用制钱支付一些公共支出，但当公共支出主要用银计算时，一些制钱不得不在钱庄换成白银。[37]难怪1818年前后的人认为，政府的收入和支出都随着钱庄商人操控的银钱比价浮动。[38]随着市场与官方银钱比价的差距不断扩大，政府的地位越来越低落。19世纪前期的税赋和公共支出虽按市场上的银钱比价变动，但是士兵的薪水仍然按照官订的银钱比价发放。[39]由于银贵钱贱，士兵的实际收入减少了。除税收减少之外，士兵的困难也是市场对政府的明显冲击。因市场银贵而税负加重，增加了民众对官员的不满。1852年因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而著名的清朝将领曾国藩评论道：“江西、湖广课额稍轻，然自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越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锁其亲戚，押其邻里。”[40]龚自珍在1840年曾经沉痛地说：“开辟以来，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今日中国者也。今之中国，以九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卿以下，舌敝唇焦，于今数年，欲使民不吸鸦片烟，而民弗许，此奴仆踞家长，子孙捶祖父之世宙也。”[41]离谱的银钱比价和民众对官员的不满，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动荡。1850年有人记载：“愚民无知，但见年增一年不无觖望。浙江奉化等处滋事多由于此。”[42]除了流血骚乱等社会不安发生之外，民众和官员的心灵更是不安。普通民众觉得“由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43]官员也因此感到痛苦。1838年一个官员的奏议写道：“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臣每念及此，辗转不寐。”[44]那个时代的学者官员们也觉得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变了，人们变得越来越一心追逐金钱。1830年代有人这样描写当时的北京：“都下无一事不以利成者。”[45]在两个世纪前写成而于1825年出版的《钱神志》一书叙述了爱钱者死后的报应。[46]更极端的抱怨是，这个时期汇集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最不道德的时代的罪恶：“今日风气，备有元成(公元前49—前7年)时之阿谀，大中(847—860年)时之轻薄，明昌(1190—1196年)、贞佑(1213—1217年)时之苟且。海宇清晏，而风俗如此，实有书契以来所未见。”[47]1845年越南(安南在1804年后更名为越南)的皇帝也感觉到大清帝国正濒临灭亡：帝谓侍臣曰，清国政事近来殊无可观，朕昨览清国京抄，见有支银给予英咭唎，府库钱几空，何委靡也。甚至卖官鬻狱，无所不为，而盗贼、雨雹、灾异频仍，意者其季世乎。[48]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部分是因为银贵问题所引起，它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越南皇帝的预言。经世思潮的兴起和分殊
该时期的白银危机和社会动荡，刺激了经世思想的崛兴，学者官员纷纷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与清代的其他几个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的御史最为直言急谏。[49]乾隆和嘉庆时期的学者官员大都热衷于刊印自己的诗集，但道光时期的学者官员大多出版与时政有关的著作。[50]这证实学界所认为19世纪前期经世思想兴起，也就是当时学者期望影响社会和政府的一般看法。经世思想是儒家的根本关怀，在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时盛时衰。西汉时(公元前206—25年)，曾经蓬勃发展，宋朝(960—1279)也曾一度提倡，17世纪明清交替之际，面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再度昂扬。18世纪时，清朝严厉管制知识分子，经世思想较为隐没，考据学转为显学。但19世纪前期，经世思潮再起。[51]19世纪前期学者官员随着银贵钱贱危机的恶化越能体察货币问题的重要性，他们常引用周官八政的“食货为先”。[52]在1815—1816和1823年，具有进士、吏部主事身份的学者龚自珍曾两度写道：“人主之忧，食重于钱。”[53]在1836—1838年间的作品中，他强调食货并重。[54]1838年他在写给去广东处理鸦片问题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的信中建议：“我与公约，期公以两期期年，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而后归报我皇上。”[55]19世纪前期中国的经世思想过去被学界看成是一体的。实际上当时的经世学者在面对银贵钱贱危机时曾为着不同的见解而争论。按照对中国经济思想史有过最详细研究的经济学者胡寄窗的说法：“尽管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有关货币的论争，但其复杂程度都不能与19世纪的争论相比。在那次大争论中还有货币专论出版，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56]和西方国家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激发出诸多的经济理论相似，19世纪前期中国的银荒也引领了空前数量的有关市场与政府关系问题的讨论与著作的出版。除专论之外，当时学者官员的有关看法，也可以从经世文编、清人文集以及现今故宫保存的奏议档案等资料中翻查。20世纪中国的经济学者，如胡寄窗(1962)、叶世昌(1963)、彭信威(1958)、赵靖、易梦虹(1980)、侯厚吉、吴其敬(1982)等，都曾提过这场争论。总的来说，他们因认为这场争论对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如价值、资本、利润等少有贡献而不予重视。[57]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些争论展示出当政府面对市场的空前挑战时无比生动的思想竞争。19世纪前期的学者官员关于政府在货币政策或经济领域中应扮演何种角色的焦虑，比公元前81年汉朝的《盐铁论》争辩更为激烈。[58]19世纪前期的这场争论显示出经世学者的明显分殊，但如何将他们具体分类还是一个大问题。叶世昌将他们分成“名目主义派”和“金属主义派”。“名目主义派”赞成政府发行如纸币等符号货币，“金属主义派”倾向于使用贵重金属货币。叶世昌严厉批判了名目主义派。他的分法实际上来自西方经济史的经验，它是从银本位到金本位到不可兑现纸币逐渐演化而来的。这种分类法并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使用了大量制钱，无论名目主义或金属主义两派都不能用来描述铸造面值与其本身价值相同的制钱的主张，因为铜钱并不是贵重金属，而名实相符的货币并非符号货币。“金属主义”与“名目主义”两者的区分，也都难以说明魏源在主张铸造银币之外所主张的用玉石及贝壳充当货币。[59]即使就叶世昌的分类而言，与叶世昌偏好金属主义派不同，作者认为这两个派别都有其立论基础。名目主义派的观点与当今工业社会的管理货币体系相似，由政府决定发行社会所需要的货币。反过来看，金属主义派的观点与哈耶克及其追随者的货币安排主张相近，他们担心政府发行的货币量超过经济所需，导致纸币相对物品和劳务的价值低落，人民的财产权因此受到侵蚀。这些经济学者非常怀念以贵重金属充当货币而很少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历史时期。[60]通过以上简单的比较可以看出，在货币安排问题上，无论中国或西方，都有论述有关政府与经济关系的不同思想流派。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以个别的理性经济人为基础建构的一套知识，但如诺斯(Douglass North)所说：“关于政治经济、经济发展、经济史的问题，都要理解决策者背后的思想模式和意识形态。”[61]对诺斯来说，“意识形态”也即是“一群人对环境的解释，以及对该环境如何调理出秩序所提出对策背后一套共有的思想模式。”[62]本书是针对19世纪前期中国学者官员关于政府与经济关系的主张背后所隐含的群体思想模式和意识形态的一个研究。本研究的历史方法路径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学者有所不同。例如胡寄窗(1962)用现代的标准批评魏源建议采用古代圣人选用玉或贝币的观点。[63]但如果从历史角度来分析，这是魏源以今文经学为基础所提的政治经济主张，他希望借着自然的力量或先哲的观点来限制帝王的权力。此外，胡寄窗还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批评了龚自珍，因为龚借用公羊学的主张分析政治经济问题。他说：“正因为他习惯于公羊学的‘微言大义’，才使他在经济理论方面无显著成就……骑着公羊学这样‘一匹驾车笨马’去打猎，不会有多少收获的。”[64]但是，龚自珍借助公羊对古代经典重新阐释并提出其政治经济主张，就像亚当·斯密(Adam Smith)不但写《国富论》，同时还著《道德情操论》一样。早期的学者不像今天的经济学者这样专业化。因此，19世纪前期中国学者不同的学术兴趣与其政治经济思想的关系，也是本研究将要关注的重点。当时学者感兴趣的，还有选取特殊的文体写作。姚鼐(1731—1815)编的《古文辞类纂》一书编于1779年，但于1820年才告出版，这说明古文文体与经世思想同在道光年间崛兴。[65]学者们一方面关心他们所处时代的银贵钱贱的严重社会问题，也急切要向社会表达他们的看法。古文文体希望复兴秦汉时期较易了解的文体，而不像六朝时代骈体文之重用华丽词藻。另外，如经世学者们对于银贵钱贱危机的论争一样，道光时期的古文运动也分成两个不同的派别，而且对唐宋八大家有所批评的阳湖学派比崇拜唐宋八大家的桐城学派更为盛行。[66]魏源和龚自珍等对皇帝绝对权威有所质疑的今文经学者适巧是阳湖派古文文体学者。诺斯说过，意识形态与个人对所观察的世界是否公平的道德与伦理判断密不可分。[67]以前关于经世思想的研究侧重治理社会的观点，最近研究开始认为“经世”这一词语也蕴含着道德修养的含义，治世与修身两者希望能相辅相成。[68]19世纪前期学者对银荒危机的体察，同时也显示了他们对有关人性、政府和民间关系等根本问题的思考。《钱币刍言》的作者王瑬就曾建议户部将朱熹有关家庭伦理的规范教条印在纸币上，从而周知民众。叶世昌(1963)认为这是荒唐的想法，但作者认为这反映出王瑬对政府从事社会教化的深切渴盼。其他研究也许认为一些形而上的哲学与有关现实问题的意见不会有任何关系，本研究则认为根本信念与现实主张相互连结。以前对19世纪经世思想的研究倾向于只列出若干个人的建议。随着故宫档案的提供使用和个人文集的大量出版，作者认为依据这些材料目前足够开展“群体的研究”。在根据政治经济主张来将这些学者官员划分为不同派别之前，我们必须知道每一位学者官员的思想都非常复杂。例如宋代的王安石，通常被认为是政治干预主义者(interventionist)，但他在茶叶问题上反对统销政策。[69]19世纪前期学者官员的意见是如同光谱般地展开。就程度之别，作者认为在货币政策方面，王瑬是大干预主义者，因为他建议户部发行不可兑银的钞票来代替白银和钱庄发行的银票和钱票。魏源被本书归入放任主义者的行列，因为他建议政府铸造面值和本身价值相当的银币，政府不能透过发行通货增加政府收入或者取代商人供应的通货。一些对18世纪末期、19世纪初期中国学术的研究强调指出，应该考察隐藏在那些思想背后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权力斗争。[70]要想了解19世纪前期经世学者关于银贵钱贱危机的各种思想，研究其政治关系的确非常重要。例如，乾隆皇帝的重臣和珅的反对者们，在银荒危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同一政治集团内的经世学者们也竞相提出解决危机的不同方案。有时学术渊源比政治关联更引发他们的观点分歧。整个19世纪的学术兴趣和政治经济思潮前后曾发生变化。1820—1850年间放任主义盛行，1850—1887年间干预主义又压倒了放任主义。如孔飞力在《中华帝国晚期的敌人与动乱》以及《太平天国的起源》前言所述，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是相互交织的。本研究将探讨思潮起伏与社会现实变化两者间的关系。在社会现实面，1850—1887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和外敌入侵使得干预主义思想抬头。正如凃尔干(Emile Durkheim)所说，“当公众安全受到威胁时，政府权威将会加强”[71]。但是晚清建盖书院以提振干预主义思想需要经济基础，19世纪前期银贵钱贱危机耗竭乾嘉以来的财政盈余，太平天国运动后三年清政府已经不够支出军队和官僚的薪饷，同治时期的财政局面如何扭转也是本研究要探讨的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学者通常认为白银在整个清末持续外流。本研究则认为1856—1887年间因为白银的流入使得商业税收增加，清政府的统治因此得以加强。以前的研究都没有提出为什么在1820—1850年间银贵钱贱危机特别加剧，而到1850年代早期该危机却突然停止了。本书将论证世界对中国的白银供应在1820—1850年间急剧下降以及1850—1887年间迅速增长与同时期中国银贵钱贱危机加剧和消除的密切关联。当白银相对于制钱的价格增长两倍时，政府权威开始减弱，1600年来转为伏流的强调有多元权威并存的思想突然间变为显流。19世纪前期的学者官员直接感受到的是银贵钱贱危机而不是白银外流。[72]以前关于这场危机的研究都强调是鸦片进口导致白银短缺。本书发现1856—1887年间尽管鸦片进口成倍增加，但同时白银也重新流入中国。在1856年前后，中国的国际收支由赤字到盈余的转变中，全球白银供应比鸦片进口因素更为重要。多数关于白银外流的既有研究利用的是终止于1833年的广州东印度公司档案。本书则是利用伦敦海关及其他档案显示1833—1850年间中国白银外流的加剧，并用以解释当时日益恶化的银贵钱贱危机。受拉美国家独立运动的影响，直到1850年代早期全球白银供应才恢复到有余裕供应印度和中国。从盛清到晚清：来自世界的溶蚀
讨论到中国的王朝命运与白银有关的问题，使作者想起阿特威尔(William Atwell)和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将17世纪西方世界白银供给的减少与大明王朝的衰落相互关联的立论。[73]一些学者曾质疑此立论，因为明朝在1644年灭亡以前一直从日本进口白银，中国白银的缺乏实际上是在明亡之后1655—1683年间的海禁时期。[74]不过，阿特威尔和魏斐德的讨论却使作者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虑19世纪前期清政府的命运。这个问题特别值得探究，因为从清初起日本将所产白银只供本国使用，其后中国转而与亚洲以外世界经济更为关联的变化值得玩味。因为中国与世界市场关联的焦点是白银，因此作者愿用“来自世界的溶蚀”(global erosion)而不是毛泽东提出的“帝国主义入侵”这一术语来分析这些关系的变动。1939年毛泽东在讨论这段历史时，提出帝国主义入侵扼阻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75]“溶蚀”与“入侵”词义有细微差别，“入侵”一词包含的非连续性大于连续性。“帝国主义”一词含有谴责的意思，“来自世界的溶蚀”这个词语则较中性。最近美国学者讨论18世纪的中国因和世界经济连为一体而促进自身的繁荣。[76]虽然他们的讨论较毛泽东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繁复，但仍未说明中国在18世纪的繁荣之后发生了什么。最近有关近代中国的研究着重18和20世纪，而忽略了19世纪中国扮演的转折角色。贝罗得(David Bello)有关1729—1850年间禁用鸦片的研究，指出了19世纪的银荒是鸦片被禁止的重要背景，是有洞察力的。[77]他强调,18世纪中国领土和人口的倍增以及额外税收如火耗银为中央政府征收，是鸦片不能有效禁止的原因。但是他忽略了19世纪前期的银荒本身，很大程度地破坏了帝国的有效统治。本书将揭示在中国从盛清到近代的巨大转变中，白银是一个关键而又没有被充分意识到的问题。白银对那段时期的中国来说，相对于对其他东亚国家，显得特别重要，其他东亚国家并不像中国那样需要拉美的大量白银。全球白银供应的短缺导致中国在东亚国家之中，尤其相对日本来说，从领导地位降落到附属地位。但是从传统中继承来的应对这场空前通货大危机的各种经世思想的涌现，则又展示未来中国具有多元发展的文化资产。本文选编自《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书目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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