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论与“正统”观念

作者｜刘泽华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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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起源甚早，《公羊传》对孔子《春秋》中的“春王正月”作了“大一统”的解释，于是“大一统”观念被认为是孔子《春秋》之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这种“大一统”思想的特征是：其一，以君主为统治核心，在势力所及的范围内实行“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如《礼记·坊记》所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由此而必然导致君主的绝对至尊地位。其二，严执华夷之别，主张“贵中华、贱夷狄”，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号，抵御少数民族向内地的侵扰，否定夷狄有统治中国的合法地位，甚至将不行礼义的少数民族视为禽兽。随着历史的进步和民族的融合，中国古代“大一统”的观念未变，但华夷之辨逐步有所松动，如唐太宗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资治通鉴》卷一九七），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更主张“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为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晋书·苻坚载记》）。然而由于《春秋》及其传疏的特殊地位，“《春秋》大一统”的“内中华而外夷狄”及“尊王攘夷”的思想，仍有十分深重的影响。明清之际，天崩地解，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许多汉族官僚、士人不承认清廷的统治，又重新操起华夷之辨的思想武器，承袭《春秋》“尊王攘夷”大义及“《春秋》大一统”学说的衣钵，在下层士人中传播并激发起反清情绪。这成为清廷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敌对舆论。

雍正六年（1728年），发生了曾静等人策动陕西总督岳钟琪反清一案，曾静等人是深受已故学者吕留良“华夷之分”思想影响的下层知识分子。雍正帝认为，对于这类案件不能仅以刑法处置来解决，必须正视“华夷之分”思想的挑战，从理论上破除“《春秋》大一统”中的“尊王攘夷”观念，提出清廷官方的大一统理论。于是亲撰长篇谕旨，反驳吕留良等人的论点，系统阐发自己的见解，并且以其上谕为核心，编汇审理此案的文件资料，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广为颁发，欲图占领思想舆论上的阵地。

雍正帝的“大一统”理论要点，可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其一，有德者可得天下大统。雍正帝引证《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而指出：“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这是“自古迄今，万世之不易之常经”。上天只能据德而选君主，绝无依据何地之人予以取舍的道理，民心向背，也是论德而不择地。按照这个原则，不论何地之人、何种民族，都有君临天下的合法资格，而从历史上看，“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清朝统治中国，也是应天受命，不容毁谤，“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以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以上均见《大义觉迷录》卷一）。因此，以“华夷之分”观念对抗清廷的统治，乃是逆天行为，罪大恶极。

其二，清朝得天下最正。雍正帝承袭清初以来的说法，认为清入关之前，“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哉！”这比起明祖作为元朝臣民而夺取天下更为名正言顺。清朝的统治造成了中国“环宇乂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将此与明朝自嘉靖之后生民涂炭、疆埸靡宁的状况对比，优劣昭然，怀有反清复明意志的人是毫无人心的。所以，“揆之天道，验之人望，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

其三，历史地考察华夷问题。雍正帝并不完全否认华夷之别，而是将所谓的夷狄问题作了一番历史性的考察。他指出：“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之为夷狄可乎？”意思是说，在历史的进程中，所谓的夷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将华夷之分视为人禽之分而肆行谩骂，乃是违天背理。雍正帝说：“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尔喀等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诈之习，有熙皞宁静之风，此安得以禽兽目之乎！”因此，在清朝天下一统的时期，再不可妄判华夷、中外，所谓华夷之别只是地域的不同，故曰“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以上均见《大义觉迷录》卷一）。后来，雍正帝对这种观点又有更详尽的阐明：“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以及海澨山陬，梯航纳贡；异域遐方，莫不尊亲奉以为主……孟子曰：‘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舜，古之圣帝，而孟子以为夷；文王，周室受命之祖，孟子为周之臣子，亦以文王为夷，然则‘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自古圣贤不以为讳也……夫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清世宗实录》卷一三〇）这里，雍正帝以地域的概念取代民族的区别，带有掩盖民族压迫的欺骗性，但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到民族融合、区别缩小，从而强调中外一家，否定民族间的相互歧视，将之作为“大一统”的基础，则在思想理论上具有进步的意义。

其四，君臣居五伦之首。针对曾静等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论点，雍正帝从“人”的本义上予以剖析，诡巧地应用了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学说。他提出：“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理之常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阙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大义觉迷录》卷一）这样，君臣大义乃是作人的最高准则，人臣只有忠于君主，才不愧于人类。在“《春秋》大一统”的旧有观念中，本来是强调君主为统治核心和至尊无上地位的，但在华夷之辨另一理论支柱的制约下，作为统治核心的君主只能是华夏族的君主。雍正帝对《春秋》之义重作解释。否认《春秋》有“尊王攘夷”的义旨，认为《春秋》大义在于扶植纲常、辨定名分，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大义觉迷录》卷一）。这样就抽去了“《春秋》大一统”中华夷之辨的内容，改造为四海之内共尊一君的君主专制大一统观念。无论什么民族，都可因有德而受命为君，所有天下臣民，都必须对君主绝对忠诚，否则即不齿于人类。这是雍正帝新的“大一统”论的根本特点。

其五，批斥主张分封制的政见。在中国古代，是实行西周的分封制，还是仿照秦朝的中央集权政体，在理论上有过反复争论，在各王朝的政治中也历经反复实行和废止。然而，无论在政治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体制上，限制及取消分封制都是古代历史发展的主导方向。但时至清朝，主张实行分封的政治见解仍不时地涌出，这实际上是对君主极端独裁专制的一种曲折的思想抵制。吕留良、曾静皆有实行分封制的主张，同时也反对君主的极端专制。正当曾静之案审理的过程中，又发现陆生楠所撰《通鉴论》，其中鼓吹分封制为“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三）。雍正帝对此亲自撰文大加挞伐，指出：“古之有封建，原非以其制为尽善，而特创此以驾驭天下也。洪荒之世，声教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圣人首出，则天下之众莫不尊亲，而圣人即各因其世守而封之，亦众建亲贤以参错其间。盖时势如此，虽欲统一之而不能也。”（《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三）这里对分封制产生的历史背景的分析，是相当深刻的，将分封制看成上古“声教未通”，即历史发展较低阶段不得已实行的制度，亦为灼见。据此，他认为中央集权的一统制度是必然趋势，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说：“天下恶乎定？定于一。”这是“孔子、孟子深见春秋、战国诸侯战争之流弊，其言已启一统之先几矣”（《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三）。接着，雍正帝分析了历史上一统政治的形成和发展，提出“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三）。在这种六合成“大一统”的形势下，竟敢鼓吹分封、攻击一统天下为“害深祸烈”，自属大逆不道。雍正帝认为：“大凡叛逆之人如吕留良、曾静、陆生楠之流，皆以宜复封建为言。盖此种悖乱之人自知奸恶倾邪，不容于乡国，思欲效策士游说之风，意谓封建行，则此国不用，可去之他国。”（《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三）总之，主张分封制不仅是反对君主专制“大一统”政治的敌对思想，而且是叛逆者的一种阴谋诡计。

雍正帝的“大一统”思想是在清朝国力日益强盛的形势下，向汉族士人中反清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依据的思想体系仍然是传统的儒学封建主义纲常伦理，并包含着以舆论维护清朝统治地位的动机。但这并不妨碍其在思想史上优于以强调“攘夷”为特征的“《春秋》大一统”观念。清廷将自己的大一统政权视为“天下一统、华夷一家”，雍正帝屡次表白自己对臣下“推心置腹，满汉从无异视”（《清世宗实录》卷四十八），这固然未必在实际上完全贯彻，但总比公然鼓动民族仇视的思想更具备理智精神。

这种新的“大一统”理论，对清朝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清帝以天下之主自居，不容忍任何分裂割据现象，因而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经营管理，在清朝前期空前地巩固了中国的统一，奠定了中国领土疆域的基础。

乾隆帝应用新的“大一统”的理论，考察历代政权的正统性问题，提出了一套历史正统论思想。他说：“《春秋》大一统之义，尊王黜霸，所立万世之纲常，使名正言顺，出于天命人心之正。紫阳《纲目》，义在正统，是以始皇之廿六年秦始继周；汉始于高帝之五年，而不始于秦降之岁；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春秋》之义然也。……夫正统者，继前统、受新命也。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所承者晋之正统，其时若拓跋魏氏，地大势强，……而中华正统，不得不属之宋、齐、梁、陈者，其所承之统正也。……至于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正统当续之语，则统绪之正，元世祖已知之稔矣。”（清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八《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辨〉谕》）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乾隆帝又打起“《春秋》大一统”旗号，却将“尊王攘夷”篡改为“尊王黜霸”，注入了反对割据、反对藩属僭越的蕴义。第二，在正统问题上推尊“大一统”政权，凡“大一统”政权，无论何种民族建立、何种方式建立，都被视为正统，而其承绪者只要尚具备偏安规模，仍然居于正统之位，若无新的“大一统”局面出现，其正统地位将一直传袭下去。无这种传绪关系的其他政权，只有统一全国、取得“大一统”功业，才可成为正统政权。总之，历史上正统名分的存续与转移，皆系于“大一统”政权的建立。第三，占据和统治的地理区域，仍作为判定正统地位得失的依据之一，而原正统政权的皇族血统，也视为重要的参考因素。这种观点对以往各类正统论有改造、有融会、有吸收，并且不抛弃“《春秋》大义、《纲目》大法”的旗帜，其理论特点在于全面剔除传统“正统论”中的民族偏见成分，形成以推重“大一统”政权为核心、以政权承绪关系为主线、取消华夷之别为特征的正统论，并将其贯彻于历史评断之中，使之更有利于清廷的政治统治和思想控制。

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励精图治、勤于治学、博通文史，他们一方面处于整个封建时代的没落时期，另一方面又开创了所谓“康乾盛世”。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个人素质及时代背景，决定其政治思想有许多特点。

清帝的政治思想往往直接形成于具体的政治活动之中，所以不像杰出学者和思想家那样试图构筑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论体系，而是因事制宜地取得一些个别问题的突破，着眼于实际事务的解决和总结。

清帝的政治思想，常以明发谕旨的方式向全国发布，而一经颁布，即为至高无上的律令、必须遵奉的训导。此类谕旨的发布，常常导致文字狱案件，甚至伴随一场腥风血雨的恐怖。特别是雍正、乾隆二帝，其政治思想每推进一步，同时便有臣民的人头落地，文字狱是拨动清帝政治思想之“灵感”的杠杆。

清朝皇帝在政治思想理论上提出一些前所未发或深化前人论述的见解，他们在个别问题上翻新观念、卓有创树，例如“大一统”论、秘密建储理论等，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都应占有一定的地位。然而，清朝毕竟处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晚期，整个封建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已然腐朽，其没落的趋势是无法逆转的。清帝在政治思想上将君主专制主义推至绝对化，所作出的一些新的阐发，其动机和效果也都是加固封建专制主义的罗网，本质上仍然是保守的，缺乏蓬勃的活力和发展的前途。尽管某些个别观点的翻新，在当时很有轰动效应，且对朝廷政治和士人思想施加了不小的影响，但修修补补式的翻新花样终有穷尽之时。乾隆朝之后，清廷最高统治者再也难以在政治思想上有所作为，而依照保守的政治制度、陈腐的意识形态统治中国，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本文编选自《中国政治思想史》，题目为编者提炼拟定，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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