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公元1世纪诞生于巴勒斯坦，是犹太教与古希腊哲学的混合产物。《新旧约全书》是基督教的经典，又名《圣经》（Bible），由《旧约全书》（Old Testament，简称《旧约》）和《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简称《新约》）两部分构成。《旧约》本是犹太教经典，原名《约书》，取义于书中讲到的上帝与犹太人注1在西乃山（旧译“西奈山”）下订立盟约这一情节。基督教沿袭了这一说法，认为通过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受死，上帝已经与基督徒订立了新的盟约，因而将基督教形成后编写的经典称为《新约》，将犹太教原先的经典称为《旧约》。基督教所信奉的神为上帝（God）。三位一体（Trinity）是基督教的基本信条之一，即认为上帝只有一个，但包括三个位格：圣父（God the Father，上帝圣父），圣子（God the Son，上帝圣子），圣灵（God the Holy Ghost，上帝圣灵）。这三个位格相互区别，各有其理智和意志，能够各自活动，但在本性和实体上毫无差异。其中，上帝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一位，属于纯灵，没有具体的形体。他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并对人赏善罚恶。圣子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指耶稣（Jesus），在《新约》中又被称为基督或耶稣基督。他具有完全的神性和人性，是上帝派遣到人世的救世主，为替世人赎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后升天，将来还会再度降临人间，对世人实施末日审判。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又称“上帝的灵”，是上帝的化身。圣灵可以由上帝赐给人，降临到人的身上，使人拥有智慧、知识和谋略，以敬畏上帝为乐。传说马丽亚（Mary）便是通过圣灵怀孕而生下耶稣的。基督教持原罪说，宣称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在伊甸园中受蛇的诱惑偷食禁果，这一罪过一直传至亚当的所有后代，成为人类一切罪恶和灾祸的根源。按照这一理论，人因为有与生俱来的原罪，从呱呱坠地之时起就是罪人，所以需要接受基督的救赎；只有依靠基督，人才能悔改和获救。基督教宣扬博爱、宽恕、忍耐、诚信等观念，声称善者将升入天堂享永福，恶者将沉沦地狱受永苦。基督教诞生后，逐渐在处于奴隶制时代的罗马帝国境内流传开来，公元4世纪时被定为国教。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基督教也随之分裂为东、西两大派。1054年，两派正式分裂。东部希腊语地区的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自称“正教”，即东正教；西部拉丁语地区的教会以罗马为中心，自称“公教”，即天主教。中世纪时，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成为西欧各国封建统治的支柱，由罗马教皇设立的“宗教裁判所”残酷镇压一切不满现状的“异端”人士，扼杀一切进步思想和言论。16世纪，随着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天主教会内部发生反对教皇封建统治的宗教改革运动，从中产生出一些脱离天主教的新的宗派，诸如路德宗、加尔文宗、圣公会等，构成所谓的“新教”（Protestant）。新教与天主教、东正教并称为基督教的三大派别。基督教最早于唐朝初期传入中国，时称“大秦景教”。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东正教系统的聂斯脱利派传教士阿罗本（Olopen，7世纪）取道波斯（今伊朗），来到长安（今西安）译经传教。三年后，唐太宗准许景教在华传播，并下令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称为波斯寺，后来改称大秦寺。景教从此逐渐在华传播开来。据公元781年（唐建中二年）刻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注2记载，当时景教在华“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可谓盛况空前。公元845年（唐会昌五年），唐武宗诏令禁止佛教流传，拆毁天下寺庙，勒令僧尼还俗。景教也被波及，共有两千多名教士被逐,一时绝迹于中原。一部分教徒被迫迁徙到北方的蒙古等地。元代，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又死灰复燃。时人将基督徒和教士统称为“也里可温”注3，基督教因此而被称为“也里可温教”。元代在华传播的基督教有两个教派：一是流传于蒙古、中亚等地的景教，另一为罗马天主教。元世祖对各大宗教持兼容并包的态度，景教遂随着蒙古人南征的铁蹄卷土重来，并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盛况。当时，景教教堂分布大江南北，尤其以扬州、杭州、泉州等地为盛。稍后，罗马天主教也传入中国。1294年（元至元三十一年），方济各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孟特戈维诺（Giovanida Montecorvino，1247—1328）以教皇特使身份来到大都（今北京），朝觐元成宗，获准在京传教。他先后兴建两座教堂，为大约六千人洗礼，被教皇任命为大都大主教兼东方总主教；随后又在泉州建立了分教区。不过，在华的基督教两个教派因门户之见而摩擦不断，同时又都受到佛教、道教等中国本土宗教的排斥。这些因素便遏制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势头。元朝灭亡后，也里可温教随之销声匿迹。到了明末，天主教单独承担了在华传播基督教的使命。伴随着葡萄牙、西班牙的海上殖民扩张，耶稣会（受葡萄牙控制）、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斯定会（以上受西班牙控制）等修会相继派遣传教士来东方活动，其中以耶稣会最具影响。由于明朝政府厉行海禁政策，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均被迫滞留在广东近海的澳门或上川岛，无法涉足中国内陆。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从澳门潜入广东肇庆，揭开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第三阶段的序幕。为了缓解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排斥心理，打开在华的传教局面，利玛窦调整思路，积极适应中国的主流文化和主流社会。他取汉名（号西泰），学汉语，改穿儒服,钻研儒家典籍，遵守儒家礼仪,广泛结交社会名流和政府官员，宣称儒家学说与天主教义有相近之处，中国古书中的“天”和“上帝”即西方所崇奉的“天主”，并引士大夫为奥援，贬斥敬奉偶像的佛教、道教；同时，广泛介绍西方的数学、地理学、天文学、机械学等方面的知识。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抵北京，向明神宗朱翊钧呈献自鸣钟、八音琴、三棱镜、天主像、《万国舆图》等物，获准长驻京城传教。利玛窦在北京盘桓近十年，病逝后被赐葬于京师阜成门外。在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利玛窦是以融合中西文化和介绍西方科技的方式进行传教的第一人。经过利玛窦近三十年的苦心经营，天主教逐渐在华站稳了脚跟。当时，名士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均受洗入教。继利玛窦之后，毕方济、汤若望、南怀仁等后期来华的传教士也很受礼遇，获准在十三省中自由传教。明朝灭亡后，传教士继续受到礼遇。汤若望在1645年（清顺治二年）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负责修订历法；后来南怀仁也参与此事。清世祖还赐金一千两，在京城崇文门内兴建一座教堂，并亲书“钦崇天道”匾额。清圣祖康熙年间，传教士分别参与绘制《皇舆全图》、修建圆明园，并充当中俄签署《尼布楚条约》谈判的中方翻译。到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时，全国耶稣会教徒已有30万之众,就连云南、广西等偏远省份也设有教堂。但是，绝大多数中国士大夫在心理上并不认同天主教，指斥天主教与圣人之学格格不入，诳惑民众，图谋不轨。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和清康熙初年，士大夫们相继发难，掀起了两次反洋教风潮，致使不少传教士被逐或被系入狱，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因此而两度受挫。屋漏偏逢连夜雨。17世纪中叶，在华天主教各修会之间又发生争执，多明我会、方济各会抨击耶稣会允许中国教徒祭祖拜孔的做法。从1700年起，这场礼仪之争逐渐升级为康熙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的冲突，双方互不相让。教皇决意禁止中国教徒沿袭中国礼仪，责令耶稣会改弦易辙。康熙则声明祭祖拜孔不带有宗教意蕴，下令将排斥中国习俗的传教士驱逐出境，后来又宣布严禁西洋人在华传教。于是，在华活跃一个多世纪的天主教传教事业遂告沉寂。雍正皇帝即位后，继续实行禁教政策。乾隆年间，清政府正式闭关自守。附带说明的是，俄罗斯正教（东正教）也于清初传入中国。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雅克萨之役的俄国战俘被押解到北京。康熙下令把他们编为一佐领注4，并将城东北隅胡家园胡同的一座关帝庙划给其作为祈祷场所。二十余年后，彼得一世正式派遣俄罗斯正教传教团赴华。该传教团在1727年（雍正五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成为常设机构。由于当时俄国传教士在华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北京，加上两国之间的边境暂时比较安宁，因此，肇始于康熙年间的礼仪争执事件并没有波及俄罗斯正教。总之，在19世纪以前，基督教曾经先后三次以较大规模传入中国，分别是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以及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但它们终究是无根之花，相继凋谢。明万历初年，耶稣会东方监督、意大利人范礼安几次试图从澳门进入中国内陆，但都未能遂愿。他曾为此怅然远眺，发出绝望的慨叹：“磐石呵，磐石，你何时才能开裂，欢迎吾主啊！”注5这一呼声一直传到19世纪初，当基督教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英国伦敦布道会注6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踌躇满志地踏上中国土地时，他很快便产生了同感。1807年 （嘉庆十二年）9月，时年25岁的马礼逊牧师经过历时七个月的旅程，辗转抵达广州，不久移居澳门。当时，清政府颁布的《防范外夷章程》禁止东印度公司（英国殖民机构）之外的西洋人在广州居住。为了传教，马礼逊于两年后供职东印度公司广州办事处，担任汉文翻译。鉴于最初的布道工作受到中国官府的监视和天主教神父的排斥，马礼逊不得不将翻译《圣经》的工作迁到远离中国本土的南洋马六甲进行。《新约全书》于1813年（嘉庆十八年）译毕，次年在广州刊印。随后，马礼逊又与伦敦布道会的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牧师合译《旧约全书》，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在马六甲刊印。1823年（道光三年），马礼逊主持翻译的《新旧约全书》在马六甲印刷发行，计21卷，取名《神天圣书》（Holy Bible）。此外，马礼逊还编纂了中国第一部英文字典《华英字典》。在此期间，马礼逊的长子、妻子和密友米怜相继辞世。1834年（道光十四年），马礼逊在广州病逝，遗体葬于澳门。自从马礼逊开创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第四阶段的局面后，英国伦敦布道会和其他欧美国家的新教差会又陆续派遣传教士来到东方，其中较有影响的是郭士立（K.F.A.Gützlaff,1803—1851，一译郭实腊）、裨治文（E.C.Bridgman,1801—1861）、麦都思（W.H.Medhurst,1796—1857）。郭士立是德国人，1824年受荷兰布道会派遣赴暹罗（今泰国）传教，通过当地华侨学会了福建方言；1830年来华。裨治文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830年至广州，是首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麦都思是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1817年抵马六甲，1838年到中国沿海活动。在郭士立的主持下，以上三人共同从事改进《圣经》译本的工作。约在1840年（道光二十年），郭士立译本《旧遗诏书》（《旧约》）、《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新约》）相继刊行于世。
太平天国每七日（星期六）举行礼拜仪式，颂赞皇上帝恩德概括地说，从马礼逊牧师开始，基督教新教的活动中心始终孤悬海外，即东南亚的马六甲一带，传教工作主要是在当地华侨中进行。至于中国内地，则依旧如磐石般坚硬，传教局面迟迟不能打开。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时期来华的传教士中，不少人在从事宗教活动的同时，还直接参与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活动。马礼逊在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先后任职25年，多次代表公司与中方进行交涉，并接受鸦片贩子的捐赠作为自己的传教经费。他还先后担任英国特使阿美士德、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的秘书兼翻译，多次建议英国政府在华自设法庭，以攫取治外法权。郭士立也曾受雇于东印度公司，三次沿中国海岸刺探情报，并在上海等地贩卖鸦片。裨治文在自己创办并主编的《中国丛报》上撰文，公然叫嚣使用武力逼迫中国开放门户，主张传教士应不顾中国法律潜入内地活动。正如传教士所期望的那样，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沉寂局面很快就被鸦片战争的炮声所打破。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英军强行侵占香港岛。次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规定辟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相继签订，规定传教士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自由传教和修建教堂。于是，磐石般闭关锁国的中国顷刻间被敲开了六个天窗。在西方列强的武力要挟下，中国终于被迫向基督教局部开放。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从此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之变局，进入十字架与炮舰联合征服中国的阶段。
在不平等条约和坚船利炮的庇护下，西方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并加快了传教步伐。在此背景下，郭士立牧师于1844年在香港创立“汉会”注7。汉会是一个独立于既有教会之外的中国教徒团体，以汉人“信道得福”相标榜，主要以华人为中介在内地从事散发《圣经》等传教活动。到1849年时，汉会成员已达1800人左右，郭氏《圣经》译本因此得以在广东等沿海地区流传。注8不过，此时传教士的活动中心仍主要局限在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对中国内地的非法渗透进展不大。中国人崇拜偶像的习俗，儒家华夏文明至善至美、夷夏之防等观念的影响，均顽强地阻遏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势头。西方列强用枪炮强行撞开了中国的门户，却不能同时以“福音”敲开中国人的心灵。不少中国人接受了西方的鸦片，却拒绝接受洋人的宗教。因此，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局面并没有因为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迅速得到根本的改观。然而，“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注9。马礼逊牧师等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当初远涉重洋浮槎来华所孜孜追求的传教事业，居然会在日后被嫁接出另一种“果实”——一位广东乡村的落魄书生在不经意间接触到基督教，进而自立教门，并最终以上帝旗帜号召无数信徒揭竿而起，掀起了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旧式农民起义的风暴。-------------------------------注释：
注1 犹太人（Jews）古称“希伯来人”（Hebrews）。据《圣经》记载，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Abram）从幼发拉底河流域迁徙到迦南定居，被当地人称作“希伯来人”，意即“来自大河那边的人”。另据《圣经》记载，犹太人的第三代祖先雅各（Jacob，旧译“雅哥伯”）在返回迦南的途中，与天使摔跤获胜。天使对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了。”雅各从此便改名为以色列（Israel）。相传犹太人又叫以色列人即本此故事。
注2 该碑于明朝天启年间出土，现存西安市陕西省博物馆。
注3 蒙古语，意为“有福缘之人”，语出《元典章》及元代的一些碑刻。又，因为基督徒崇敬十字架，所以当时基督教又被称为“十字教”。
注4 按照清代八旗兵制，每300人设一佐领。
注5 K.S.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1929,p.91.
注6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简称“伦敦会”。
注7 The Chinese Union，一译“福汉会”。
注8 E.P.Boardman,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1851-1864，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2,pp.43-44.
注9 列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5卷，3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本⽂选编自《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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