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1946-2011）职业心理分析师，毕业于纽约社会研究学院，工作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分析训练和研究中心，擅长对人物内心的把握和描述。她是阿伦特的学生和朋友、最亲密的人之一。
1975年春，命运女神向汉娜·阿伦特的晚年露出了笑容，对她作为研究极权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写的著作给予了肯定。她被邀请到哥本哈根接受丹麦政府授予松宁奖，该奖感谢她对欧洲文明所作的贡献。这个奖带给她35000美元的奖金以及作为第一个美国公民和第一个女性接受这一荣誉的声望，这个奖以前曾给过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阿尔伯特·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伯兰德·罗素（Bertrand Rus-sell）、卡尔·巴特（Karl Barth）、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尼尔斯·波尔（Niels Bohr）和劳伦斯·奥利维尔（Laurence Olivier）。在丹麦大使于3月11日在华盛顿设的招待晚宴上，阿伦特和丹麦大使讨论了哥本哈根典礼的计划，然后又匆忙地准备起她的获奖演讲。阿伦特每次接受命运女神的奖励都意味着她要走进公共领域，公众的赏识也需要她的出场。她认为，很有必要告诉丹麦东道主，承担这种个人的声名让她多么不安。“我们必须接受世界安排给我们的面具或角色，如果我们想参与到世界舞台上，就必须获得这种面具，而这些面具和角色都是可交换的；他们并非不可让与……许多人相信良心的召唤是人类灵魂内部中稳定不变的东西，在此意义上，它们对我们的内在自我而言，并不是持久稳固的。”阿伦特长期以来一直视公众的承认为一种诱惑，然而她很少公开说为什么是这样。但当她接受对欧洲文化突出贡献奖时，她想说明自己的理由：她提醒她的听众注意，曾经在战争期间存在过的欧洲“名人联谊会”曾沉醉于斯蒂芬·茨威格所称的“声名的光鲜权力”之中，但是他们比那些“不著名的大众”更不能理解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灾难。这些“群星”被剥夺了声名之后，许多人完全失去了立足之地。“世界上没有比成功带来的声名更短暂、脆弱、易变；没有什么事比湮灭来得更快，也更容易。”汉娜·阿伦特在30年代对欧洲精英持有一种非常讨厌的情绪，他们与普通群众的距离使他们变得盲目，有时还屈服于压迫者并与之合作。从那时候起，她就下定决心避免如此，想成为一个“例外”。她的性情很不适合公共生活，她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她也需要独处来思考：“思考没有与别人沟通的急切要求和冲动。”这些想法也成了阿伦特离开德国之后整个一生的持守。到她的晚年，阿伦特又加上一点，这就是在接受松宁奖演讲中提到的，我们作出判断的能力依赖于我们远离诱惑和公共领域喧闹之虚荣的能力，同时又不是“反公共”或只渴求“私密与匿名”。人必须同时保持公共角色与内在自我；内在自我通过公共角色表明自身是“完全独立的，不能被定义同时仍能被清晰地确认，这样我们就不会因角色的突然变更而困扰不安。”在区分完角色与内在自我之后，阿伦特给她的丹麦听众写了一封告别信：当角色设计的这些事情结束，我也就不再通过面具使用甚至滥用我个人的权利，事情都会如往常一样；我非常尊敬也非常感谢这个时刻，我将不仅自由地在世界这出大戏中交换角色和面具，甚至能自由地穿过它，进入我毫无掩饰的“此处”（thisness），可以界定，我希望，但不是被一些我们根本上所不是的身份的诱惑界定或诱导。汉娜·阿伦特在这里使用的是《心灵生活》中的理论术语，即判断能力的“自反性”（reflexivity）。她使用了她的“判断”概念，她将之视为感到快乐（或不快乐）的能力与对之赞许或不赞许的反思能力之间的联结物。作为一件“纯私人的、个体爱好”的事情，汉娜·阿伦特对别人的赞誉并不喜欢，但是反省之后，她并不赞成自己的不喜欢；她将其视为应该被克服的事情。为了向她的丹麦东道主说明为什么她对他们的尊重感到不安，阿伦特引用了W.H.奥登的诗：但是，阿伦特也清晰地表示，她的判断与贤能这一“精巧的问题”无关。她“贤能”与否是由丹麦东道主来判定的。“我们自己不好评判自己及我们的成绩，”她说，因为没有人能判断她或他在别人眼中是怎样的。自己评判与被人评判当然是两回事。但是，任何人都不应忽视，对自己的评判关乎他们是否在公共角色与内在自我之间保持区分，这样才能使内在自我作出只有在自由的情况下才能作出的判断。尽管阿伦特克服了对公共性的厌恶之情，她仍需要鼓励才能准备好去哥本哈根的旅行。由威廉·乔瓦诺威希陪同的玛丽·麦卡锡是阿伦特颁奖典礼上的嘉宾，她坚持让汉娜·阿伦特买一套新衣服。“我买好衣服了，”她急躁地回复说。接着她说《纽约时报》公布了松宁奖的消息，这让她收到许多向她表示祝贺的电话和信件，让她很难安心打出自己的演讲。“玛丽，相信我，整个事情实在让人厌烦。”她对出席这次活动感到非常紧张，以至于让医生开了少量的镇定药片在旅行中备用。
曾经是汉娜·阿伦特与君特·斯特恩婚姻见证人的叶拉·劳恩菲尔德（Yela Lowenfeld）也写信表达了自己的祝贺。在信中，她让阿伦特想起一次在柏林阿伦特害羞地说，她希望有一天能实现父亲对她的期望，成为一名著名学者。当阿伦特在对她表示感谢的回信中说她已经忘却了这分雄心时，叶拉·劳恩菲尔德非常吃惊。令汉娜·阿伦特自己同样惊讶的还有她的姑姑，76岁的夏洛特·阿伦特从柏林的家中赶到哥本哈根典礼上，告诉她如果她父亲还在世，一定会为他唯一的孩子感到无比自豪。如果这些回忆还不够，那从德国汉诺威市市长寄来的表达对“本国人”尊敬的信，则足以让汉娜·阿伦特在演讲时颤抖。丹麦报纸对松宁奖典礼的报道没有透露汉娜·阿伦特对公众赏识的复杂态度和她的紧张情绪。他们详述了阿伦特在演讲中对丹麦人民在战争期间表现出勇气的高度褒扬。丹麦人民曾拒绝纳粹放逐犹太难民的要求，反而将许多犹太人隐秘地送到安全的瑞典。在丹麦的纳粹官员如阿伦特指出的“被他们最轻蔑的言辞、自由与公开言论所降服。这种情况从未在别处出现过。”言辞、自由与公开言论的力量在1975年春让阿伦特非常担心。她刚从4月18日松宁奖典礼上回来，就不得不准备另一次在波士顿市政厅的公开露面。为了这次活动，汉娜·阿伦特“非常匆忙同时很激愤地”写下了一通关于美利坚合众国的话。阿伦特在波士顿市长凯文·怀特（Kevin White）的邀请下，于1975年5月20日前往波士顿，并于美国独立日二百周年的典礼上发表演讲。全国各地的美国人还处在由一系列“如历史的尼亚加拉瀑布”般事件带来的惊讶之中。尼克松总统在1974年8月辞职，接着美军被迫从越南撤军，后来就是福特总统接任，并通过赦免尼克松给整个国家以恢复的时间。1975年元旦，对约翰·N.米切尔（John N. Mitchell）、约翰·亚列舒曼（John D. Ehrlichman）和H.R.哈德曼（H. R. Haldeman）的法律诉讼宣判；前总统只得到了一个其回忆录的合同。到汉娜·阿伦特在波士顿演讲时，很少有听众怀疑她所认为的美国共和国的权力经过最近“失常的年份”而衰落到自“二战”以来的最低点这一判断。在发表完“自食其果”的演讲后，阿伦特回答了听众和在帕克曼别墅举行的研讨会参与者的提问。她的演讲在五天后的国家公共电台播出，演讲受到由汤姆·维克（Tom Wicker）在《纽约时报》写的社论的好评，并在《纽约书评》上发表。到年底《泰晤士报》在其“一年要闻”中引用这个演讲为止，阿伦特的思想已广为人知，她也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读者的来信。汉娜·阿伦特从波士顿回去后不久便动身前往欧洲。她先到了位于德国马尔巴赫的德意志图书馆，在那里，她安排将她和雅斯贝尔斯、科特·布鲁门菲尔德和她柏林的于1963年去世的老朋友欧文·洛文森的通信寄放在那里。她在马堡呆了四周，以完成她作为雅斯贝尔斯遗产执行者的义务，将他的通信分类整理，以待最后的出版。在马尔巴赫的那个月让阿伦特疲惫不堪。阿伦特每周都泡在文件之中，只是在与导演、诗人和评论家路易维格·格列弗（Ludwig Greve）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才休息一会儿。格列弗的好客和友好谈话让阿伦特非常舒适。阿伦特非常不习惯在图书馆中工作，自从1955年在胡佛研究所那几周以来，她就从没在图书馆中工作过，同时，她也很不习惯远离朋友们，特别是不习惯晚上没有朋友们的陪伴。她独自一人在镇上的一个餐厅吃晚饭。路易维格·格列弗曾带她去斯图加特拜访了她们年轻时在柏林认识的一对年老夫妇，但是，大部分时间，阿伦特都是在独自阅读雅斯贝尔斯的信件，并追忆由此想起的往事。当玛丽·麦卡锡在月底的几天也赶过来时，她发现阿伦特非常紧张，反应迟缓，并处于一种经常较真的情绪之中——甚至对席勒霍夫公园里树木的名称也是如此。阿伦特不顾1974年拜访海德格尔的不快，决定在去台格纳的路上再次去弗莱堡拜访海德格尔。她发现海德格尔状况非常不好。艾尔弗里德·海德格尔很关心丈夫，很热情地招待了汉娜·阿伦特，两个女人经过相当长时间之后终于和解了。但是阿伦特非常沮丧地离开了弗莱堡。“我非常沮丧地回到家，”她从台格纳写信给玛丽·麦卡锡。“海德格尔现在突然变得很老，与上一年很不一样，耳聋得厉害，过着退隐的生活，非常不易接近，我从没见过他这样。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被一些突然变得很老的老人包围着。”安妮·威尔从她靠近莱克斯山的夏季寓所到台格纳旅行，她在上一年突发心脏病后苍老了许多。她和阿伦特的友谊经历50年的风雨仍然亲密无间——她们又诉说了在安妮·威尔心脏病发作后阿伦特如何从纽约打电话给尼斯的故事，不知何故，她在长途电话中就感觉出事了——但是他们的拜访被对健康的焦虑蒙上了阴影。她们俩人如彼此熟知的那样直爽地达成约定，彼此都不参加对方的葬礼，这也是不到六个月后安妮·威尔很尊重的约定。罗伯特·吉尔伯特也在1975年夏天老了许多，身体也衰弱得厉害。但是从苏黎世的家乡前来的埃尔克·吉尔伯特虽然比汉娜·阿伦特年长，却不可思议地显得很年轻。阿伦特和埃尔克·吉尔伯特一起带着童真乐趣乘坐她称之为叮叮—当当（“Bimmel-Bammel”）的小火车从山腰下到洛迦诺城，去看电影和马戏表演。在更年轻的法兰克福学者和他妻子以及阿伦特的两个新学院学生，以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Albrecht Wellmer）的形式，让卡萨·巴贝特充满生机之后，阿伦特感觉已经恢复了体力并开始工作，阅读康德去世后出版的著作。阿伦特每年都来的卡萨·巴贝特的房间简单而舒适，房间的桌子面对着一个深谷，其上则是常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顶，阿伦特在这里继续批判海德格尔的工作，她想将之归入“意志”卷中，同时为“判断”卷准备着关于康德的一系列笔记。她并没有被催赶，因为她将中断的吉福德讲座推迟到1976年春，同时，她确信自己不会面对马丁·海德格尔对自己批评文章的不满。“这里很暖和，”她写信告诉路易维格·格列弗，思念着他的陪伴，“但是并不热，不时下场雨，许多小猫踱来踱去，每天早晨，都有两只知更鸟飞到我的阳台上来吃面包屑。简言之，这里就像天堂般美丽……我异常快乐地阅读着‘善良的老年康德’的作品，没有外人打扰我，这让我很开心。”她感觉“异常的慵懒”，在一顿闲适的早餐后，她开始工作，直到午后。傍晚小憩之后，她和其他卡萨·巴贝特的游客或者过来看她的朋友一起共进晚餐，然后就读着德国和法国的多种报纸，了解葡萄牙革命，上床就寝。她对葡萄牙革命的感觉和热情就好像阅读“善良的老年康德”一样，康德曾为自己记了很多关于现代革命根源——法国革命——的笔记。汉娜·阿伦特在台格纳一直很安详地呆着，直到9月27日她参加在巴黎附近的约恩·约萨斯由人文科学国际基金会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为止。阿伦特很仓促地离开了她的天堂：会议的名字很不吉利，叫作“2000年的恐怖”，她要点评的论文是科隆的乌拉瑞奇·马兹（Ulrich Matz）的《政治恐怖》，这是一篇关于恐怖主义未来的探索性思考。但是当时在纽约出现的恐怖事件最让汉娜·阿伦特震惊。当她回到河沿公寓后，她不愿独自出门；邻居都变得很危险，特别是老年人都生活在行凶抢劫的惧怕之中。她曾在1971年洛特·科勒的公寓电梯中经历过行凶抢劫，她不想以虚弱的身体再次面对危险。汉娜·阿伦特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继续着她的写作。她邀请客人晚上前来的习惯保持了下来，她几乎是不顾一切地延续着这个习惯。如果一个晚上没有人来的话，她就打电话让一个朋友过来；如果大家都没空，她就通过电话与朋友们聊天——这是她以前所不愿意做的事情。她每隔一个周日便给在巴黎的玛丽·麦卡锡打电话；当工作陷入僵局的时候，她就给在科罗拉多州的J.格伦·格雷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或讨论他在信中对她的书稿冗长的批评。在平静而阴冷的秋天，汉娜·阿伦特的69岁生日聚会热闹开办。朋友们都尽力赶到，一些像乔和艾利斯·迈耶这样分别了几年的老朋友也从外地赶来。接着，阿伦特和洛特·科勒一起在约纳斯家里欢度了感恩节。但是阿伦特对继续呆在家里感到心神不安，当她宣布接受邀请在斯密学院度过一学期的决定时，所有人都大吃了一惊。她的朋友们劝她说马萨诸塞州的北汉普顿（Northhampton）冬天很难熬，但是阿伦特决定从新学院退休后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在纽约度过，1976年秋季退休后，她每月会有1000美元的退休金。让汉娜·阿伦特下定决心离开纽约找到一个庇护所的不是可能发生的入室抢劫或是行凶抢劫，而是一次摔倒。感恩节后的那天，当她从出租车下来走回公寓的时候，阿伦特被路上的坑洞绊了一下，然后跌倒在大街上。人们聚集过来，看门人走过来要去叫警察，阿伦特缓了缓劲，检查自己，发现没有骨折。在警察到来之前，她爬了起来，尽力走出人群，回到自己的公寓。她的个性不想让人们忙乱——她对这些事情的座右铭就是“不要怜悯”——阿伦特没有叫部落的任何朋友过来。当洛特·科勒两天后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阿伦特提及了这次跌倒，但是说自己并不十分疼痛，不需要看医生。实际上，她在第二天也就是周一预约了医生，但是那天下暴雨，她也就没有去。洛特·科勒在星期二过来与阿伦特共进晚餐，发现阿伦特正忙于为“判断”的写作整理笔记，她打算在第二天就开始把它们打出来。在确认了那次摔倒没有伤害到自己之后，阿伦特在12月4日（星期二）招待萨罗与珍妮特·巴隆一起吃晚饭。她离开打字机，“判断”底稿的第一页还卷在打字机中，阿伦特起身迎接他们。晚饭后，他们到起居室讨论巴隆夫妇为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所做的计划，这个计划自1957年以来一直未落实。阿伦特在珍妮特·巴隆在任期间重新加入了《犹太社会研究》的董事会，同时也要考虑一些编辑事务。巴隆夫妇编辑的期刊将策划一卷菲利浦·弗里德曼（Phillip Friedman）文集。弗里德曼是犹太裔的历史学家，于1960年去世时留下大量未整理的文章，阿伦特非常赞同这个策划。她称弗里德曼是那个时代最好的犹太裔历史学家，并高兴地谈论着他的作品，他的许多著作在她撰写《极权主义的起源》时对她有帮助。阿伦特起身去厨房准备饭后咖啡时，突然一阵咳嗽，之后便倒在起居室的椅子上，不省人事，巴隆夫妇当场惊呆了。在一个药瓶上，巴隆夫妇找到了阿伦特的医生的名字，医生立马赶到。他们通知了洛特·科勒。但是，在洛特·科勒赶来之前，汉娜·阿伦特已经因心脏病突发而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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