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联陞｜中国历史上朝代轮廓的研究

作者｜杨联陞（1914-1990） 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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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研究者们在各个朝代的兴亡中，常常辨识出一个被他们称作朝代循环的周期性的模式。很显然，一个朝代在它的循环完结之前，或许会经历若干次的衰颓和复兴。对一个给定的循环的详尽图解——它不仅要列入这个朝代的总的兴亡，而且要列人这中间的小的起伏——或可叫做一个朝代的轮廓。对于这种轮廓——如果它们相当准确地反映出发生了什么的话——的研究，将会深化我们对于朝代循环的理解。然而，描绘出这样一个轮廓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在这里提供的只是对于相关的主要问题的一些初步考虑。

第一个问题是：在我们的研究中，哪些朝代要被包括进来？中国历史上充满了或长或短、或者是汉族或者是异族的朝代。管辖了整个或几乎整个中国的统治王朝可被称为主要的朝代，而那些只控制了它的一部分的王朝可称为次要的朝代。当现代的学者们谈到朝代循环的时候，他们倾向于指的是有着相当长的时期的主要朝代的循环；既然明显的并非所有的朝代都能在同样的基础上加以对待，这也许是合理的。不过，为不统一时期的次要朝代——包括诸如战国时期的七雄和五代期间中国南部的十国这样的独立国家——绘出轮廓，看来也是值得的。如果人们能够将轮廓上的差异与版图上的差异联系起来，将是非常有趣的。

中国传统将一个有合法的继承家系的朝代（正统）与一个篡位的朝代或傀儡朝代（僭伪）相区别。然而，这一区分所采取的标准会随着历史学家所处的时代而变化。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对于三国——魏、蜀、吴——的历史的不同对待。在西晋时候，魏被认为是合法的朝代，因为它从汉代接过了皇位转而又传给了晋代，而且也因为魏占据了那一时代中国的心脏地带——黄河河谷。到了东晋，这一观点已经遭到质问，而基于血缘关系的合法性开始得到强调。由于东晋仅仅取得了局部的复兴，对于曾经处于偏安（“局部安全”或“安于一隅”）的同样境遇下的蜀国，很自然地就滋生了某些同情。[1] 后来，地域的标准和血缘关系的标准之间的对照更加尖锐了，司马光（北宋）将合法性赋予魏，而朱熹（南宋）将合法性赋予蜀，以作为汉代的延续。[2] 这一思想史上的重大歧异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重要的是要记住不能让合法性限制了历史研究的范围。例如，有关王莽的统治问题，就可以像对隋朝这样一个短促的主要朝代一样进行研究。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一个朝代的开端和终结？中国传统一般将一个朝代的开端定于它宣布朝代的名号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形下，这种宣布事实上是声称得到了天命。然而在这一正式的开端以前，一个朝代可能已经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了。第一个帝国朝代秦朝的情形就是如此，而且在这方面秦朝和隋朝有很大的不同，尽管这两个朝代在其他几个方面很相似。[3] 更早的开端也可以在异族统治的朝代中找到，而且就我们所能谈及的，商和周这两个异常古老的朝代也是如此。这种在异族的和远古的汉族朝代之间的相似性值得注意。在我们的研究中，把一个朝代的这一前“帝国”的时期包括进来看来是可取的，尽管有人会希望将轮廓上的这一部分与其余部分多少进行区分，例如绘上不同的颜色。

一个朝代的终结涉及“中兴”（“复兴”或“恢复”）这一有趣的问题。从传统上看，复兴可能在一个完全的断裂后来临，如东汉、东晋和南宋的情形。它也许跟随在平定一场大叛乱之后，唐代就是这样，在安禄山的叛乱之后在肃宗（756—762）的治下复原了。肃宗被谥为宣皇帝，显然是要将他与取得了一次复兴的周代的宣王（前827—前782）相提并论。清代时，人们在太平天国的叛乱以后谈到同治中兴。[4] 在这一事例中，对复兴所抱的希望甚至在年号“同治”——也即要同于“顺治”——中表达出来。[5] 总而言之，要取得一次彻底的复原是很困难的，而且复兴的阶段也往往不如更早的阶段那么辉煌。东汉或许是惟一的例外。

顺便说一下，历史术语“中兴”仅仅意味着“复兴”，而不像人们可能会猜想的那样意味着“在一个朝代中期的复兴”。传统[6] 上更爱把“中”这个字读成降声而不是平声，它的意思是“第二的”（与“仲”相同），并且因此就是“再次”或“另一次”的意思。“中”的这种意思在年号中也能见到。例如，东汉光武帝时最后两年（56—57）被称为“建武中元”，也即建武的另一个纪元。梁代的武帝有“大通”（527—528）的年号和“大同”（535—545）的年号，又分别以“中大通”（529—534）和“中大同”（546）的年号来重复它们。

在中国历史上，有时一个朝代甚至在难以偏安的局势下延续，而且为了这一朝不保夕的延续，它的支持者们仍然希望力主复兴。明显的例证就是那些在满族入侵后在中国南方自立起来的明朝的王公们，尽管他们所实际达到的只是短暂的存续而非复兴。无论复兴还是存续，历史学家在朝代轮廓的研究中把它们都包容进去才是公平的，同时心中还要牢记着在版图上的差异。这既适用于汉族统治的朝代，也适用于外族统治的朝代。因而黑契丹国[7] 要与辽代一起进行研究，而明代时独立的蒙古王公可以被视为元代的幸存者。[8]

在我们的研究中，把主要的和次要的朝代都包括进来，而且还把建朝以前的存续也包括进来，使得有必要去考虑在时间上相互重叠的轮廓。重叠可以是外部的，也可以是内部的。在以让位的方式实现朝代变迁时，内部的重叠是很典型的。起初，新的朝代的建立者或他的父亲，在旧的朝代充当强有力的大臣。最终他的权势变得无可匹敌，致使旧朝代的最后一位统治者被迫让位。这是从汉到宋所包括的各个朝代传递皇权的常规性的程式。对于这种情形，我们在解释旧朝的轮廓时必须谨慎。例如，在两汉行将终结之际，都有中央政府变得强大的迹象。而这些东西必须在轮廓中得到反映。但是这种强大要归于借主子名义而行事的王莽[9] 和曹操。轮廓中的上升，意味着新朝和魏朝的兴起而不是汉朝的复兴。

外部的重叠在两个朝代之间，或者在多个朝代或国家之间也会存在，[10] 而无论是汉族的还是外族的。在比较它们的轮廓时，我们会发现有利于共存的因素和导致征服的因素。很显然，一个促进了共存的情势就是两个朝代都相当强大和繁荣，因而互相敬畏。辽和北宋之间从1004年延续到1122年的漫长和平便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旧式的中国学者倾向于把中国的朝代当做孤立的存在来进行研究，而且在对与非汉族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中，他们的观点往往受到了中国在东亚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的过分影响。幸运的是现代学者已经在努力改变这一偏差。在西方，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和卡尔·A.魏特夫（Karl A.Wittfogel）的著作[11] 都是极好的范例。在中国，陈寅恪关于唐代政治史的杰出著作[12] 说明了外来种族的兴与衰的连锁性以及在内政与国防之间的互动。中国历史的研究者们将会很好地扩展他们的研究范围，以包含与中国有过直接或者间接接触的所有非汉族人国家的轮廓。

我们现在碰到了第三个，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划分等级的基础或衡量的标准是什么？两对明显的标准是统一与扩张以及和平与繁荣，换句话来说，就是文治和武功或内政和军事上的成就。当然，这两种功绩多少有些互相矛盾，因为统一和扩张通常牵涉到战争，而这是与和平相对立的。一般来说，中国的传统是从一个朝代的创立者那里期望军事上的业绩，而从他的继承人那里期望内政上的成就，因而就区分出创业之君和守业之主。一个朝代中期的扩张主义的皇帝常常因为他们的野心而遭到指责。例如，汉武帝死后，朝廷提出要谥他为“世宗”，即“开创新纪元的典范”。这一提议遭到了经学家夏侯胜的强烈反对，他指责这位已故的皇帝以其野心勃勃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灾难。[13] 尽管这一反对并没有得到赞同和接受，但它表达了反对以武力进行扩张的儒家观点。适当的国防被认为是必要的。当“武”这个字并用于一个帝王的名号时，它通常被看作为补充性的。为着展示轮廓的目的，现代的研究者可以以内政和军事的标准为基础绘出两条不同的曲线，或者绘出表明两者平均值的一条曲线。使用两条曲线有其好处。比如，它们会在轮廓中显示出内政上的高峰滞后于军事上的高峰，正如从朝代的建立者和他们的继承人那里期望不同性质的成就的传统所表明的那样。

中国历史学家们会偶尔因为在诸如哲学、艺术和文学等领域的文化活动而描述一个辉煌的时代。这是否合理，就将我们带到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面前。数年以前，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亚瑟·L.克虏伯（Arthur L.Kroeber）对文化发展的轮廓进行了研究，并且他非常失望地发现，在民族团结和文化成就之间仅只有着部分的关联。[14] 对于这一高度复杂的课题，我只想提出一些一般性的见解。

首先，存在着对文化发展中的“文化”进行定义的问题。我相信在进行这样的研究时，作如下的区分会是有益的：（1）一种文化活动或文化的一个分支，如诗歌；（2）分支中一种特别的形式或种类，如律诗（有格律限制的诗）；（3）一般的文化活动。这三种意义上的文化发展的轮廓不必是若合符节的，因为它们兴盛和衰颓的原因有所不同。

其次，还存在着有关量和质的问题。艺术史、文学史和哲学史的研究者们本身主要关注的是质而不是量。这种办法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或许是合适的。但要对于文化史有一个充分的理解，我们就不仅要了解杰出的大师们所取得的最优秀的成果，而且也要了解普通作品所达到的水平，以及文化活动的全部参与者全部成就的总量。总的说来，尽管有些大师似乎在他们的专长的时代过后还保持了生命力（例如，巴赫和复调音乐），艺术、文学和哲学的历史还是表明了在质和量之间的一种相当密切的联系。比如在中国文学中，传统上把赋与汉朝、律诗与唐朝、词与宋朝、戏曲与元朝相联系起来。这些朝代被认为是创作出了最多而又最好作品的时代。这一联系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创作得最多的时代就有着极好的机会创作出最好的作品来。

一种文化的分支在某一特定的社会中受到青睐或者厌弃，以及在历史上发展得是早还是晚，涉及到许多不能够轻易总结出来的因素，既有物质方面的，又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种文化分支中的某一特殊形式的兴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由我所说的博弈论（a game theory）得到解释。一种艺术或文学的特殊形式要服从于一套规则，正如需要技巧的任何竞争性的游戏一样。游戏者们要认识到，在规则下面有着一个可能性的限定数量。那些认清最大的可能性的人便成为了杰出的大师。当然，那些发明了一种有着许多可能性的新游戏或者修改了一个旧游戏，使得它更加有趣的人也是杰出的。当人们已经穷尽了可能性，或者至少是较好的可能性时，这个游戏（或者是艺术或文学的形式）就要衰颓了。

穷尽可能性这一点已经为17世纪的学者顾炎武所指出。他的著名的《日知录》中有以下对“诗体代降”的评论：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数千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15]

在克虏伯的《文化发展的轮廓》（763页），我们也看到，“当模式内的可能性的全部范围都被意识到的时候，价值上的最高点就达到了……当其机会或可能性被穷尽了的时候，这一模式可说是充实了它自身。”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一穷尽可能性的原则可以应用于或者是艺术和文学的一整个分支，或者是分支内的某个特殊的形式或体裁，但它在应用于后者时要更为有效。

上面所引顾炎武的讨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现代学者王国维进行了类似的观察并且补充说：“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16] 换句话说，一个特定的诗歌形式或体裁中的机会是有限的，而作为整体的诗歌的可能性似乎是多得无法穷尽。

通常需要一个和平而繁荣的时期，使得许多人能够致力于艺术和文学。[17] 但他们是喜欢玩某一种游戏还是另外一种，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因此，朝代的轮廓与表现了一个艺术和文学的分支或者是这一分支中某一体裁或形式的一个文化的轮廓之间的关联，很可能就仅仅是部分的。至于总的文化活动，如果不是从质而是从量来看，至少在中国，它们的高峰期与朝代轮廓的顶峰看来有着相当大的关联。战国时期有时被说成是这一命题的一个主要的例外，因为在那一分崩离析的时代，文化活动却异常丰富。但是如果我们忽略掉周王室，而将注意力转移到七雄，这一观点马上就变得清晰了。当参照的项目被明确界定之后，就有可能将各种文化成就或者是中国人所说的“声明文物之治”[18] 囊括进内政的标准之中。

在界定了标准以后，首先通过阅读权威性史书的编年记载，我们就可以进而获得一幅总的轮廓图样。被称为“论赞”的史家在每一编年末尾的评论，通常都讨论了皇帝在这一朝代历史上的地位。这种讨论在形式上往往是陈词滥调。不过，它们既然代表了一种传统的评价，故而也很重要。从《新唐书》中意译下来的下面这些评论或许可以作为例证：

关于太宗（627—649）：在唐代的20位统治者中，有三位是很卓越的。而在这三位中，玄宗（713—755）和宪宗（806—820）都在他们统治的最后阶段失败了。太宗的伟大是何等突出！

关于代宗（763—779）：在代宗的治下，仍然还有零星的叛乱。他能够完成平乱并且保持这一成就，可被视为一个中材之主。

关于宣宗（847—859）：宣宗在判断事务上非常卓越。但是他过分仰赖自己吹毛求疵的能力，而完全缺乏仁慈精神。唉！唐代是从他的时代开始衰落的。

关于昭宗（889—903）：在历史上一个朝代的最末一位统治者并不必定就是愚蠢而专断的。当导致灾难的缘由积累了很长时期，而崩溃之时恰好发生在他的治下，即使是一位睿智而勇敢的统治者也无法挽救局势。这是多么令人悲悯啊！昭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明显地是模仿这些段落，《明史》认为在明朝的16位统治者中，除了太祖（1368—1398）和成祖（1403—1424）外，只有仁宗（1425）、宣宗（1426—1435）和孝宗（1488—1505）是杰出的。在这部编年史中，明世宗（1522—1566）被列为中材之主，而庄烈帝（1628—1644）正如唐代最末一位统治者一样地被悲悯。[19]

传统的历史学家偶尔也会评论帝王死后谥号的恰当性。比如，《宋史》就提及了仁宗（1023—1062）的仁慈和孝宗（1163—1189）的孝道，认为他们确实与他们的谥号相称。《宋史》还赞同理宗（1225—1264）的谥号是适宜的，因为这位皇帝下了大力提倡被称为“理学”的新儒家思想。[20] 这种对于恰当性的议论相对而言很少，显然是因为用于帝王名号的这些颂扬之辞在大多数情形下是过于溢美了，而不能从其字面来看。要掌握一个谥号的真实含义，有时需要审查在更早些的朝代中成为先例的用法。例如，宋神宗（1068—1085）和明神宗（1573—1619）就是可比的，因为这两个皇帝都重用了一位力主改革的大臣。在清代，如果1898年的百日维新能够成功的话，光绪皇帝得到的谥号就可能是神宗而非德宗。

考察帝王的生涯，传统认识到在成功的皇帝与活得长的皇帝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联系。这个传统可以回溯到《尚书》中周公对成王谈话的“无逸”（反对过度的安逸）一章。在这个谈话中，提到了从原先的衰败中恢复了朝代荣光的三个商代的王，他们分别统治了75年、59年和33年。[21] 宋代学者苏辙对在后代这样的一种关联表示怀疑，[22] 他指出，像梁武帝（502—551）和唐玄宗（712—756）这样的统治者，应该被看做以灾难而告终漫长统治的范例。[23] 就整体来看，在长期的统治和成功之间看来有相当紧密的关联，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长期统治的某一阶段的确构成了轮廓中的一个高峰。

长期统治的重要性也同样适用于异族统治的朝代。《辽史》说：“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其惟圣宗（983—1030）乎！”[24] 对金代而言，辉煌的统治是在世宗（1161—1189）和章宗（1190—1208）的治下。正如诗人元好问所描写的：“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1161—1189）明昌（1190—1208）[均指皇帝）五十年。”[25] 就清代而言，研究者们对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长达创纪录的134年（1662—1795）这一事实耳熟能详。尽管对一个朝代来说，在它的轮廓中有一个较早的高峰是很正常的，但是此一较早的平稳时期还是非同一般。这一长时期的巩固和扩张无疑有助于使清朝成为一个稳定而持久的征服王朝。

与在长期的统治和成功之间的关系相对应，传统的历史学家们也把短期的统治与衰颓相联系。一段统治和一个朝代的长度很难加以解释，因为牵涉的因素往往繁多而复杂。在传统的名词中，这些因素经常被含混地分为属于“天”（天或自然）的和属于“人”的。传统所引证的人为的因素通常根基于常识，并且因此就很容易理解。天的因素理解起来则相当难以捉摸，用的往往是诸如“五行”、“气运”或者“气数”一类的半神秘概念。

对于这些概念的传统解释大概是自然主义的或机械论的。复合词“气运”和“气数”常常是同义词，但是“气数”中的“数”这个字本身就暗含着一种由数字所表达的机械论观点。或许最著名的例子是孟子所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26] 最为庞大的规划也许是邵雍[27] 的，它不仅涵盖了人类的循环，而且也涵盖了宇宙的循环，这一循环据设想，要持续12.96万年（叫做“元”）。一个较少为人所知的多少小一些的规划是7世纪的王勃所提出来的。据王所说[28] ，有土德的朝代持续1000年，有金德的朝代持续900年，有水德的朝代持续600年，有木德的朝代持续800年，有火德的朝代持续700年。黄帝有土德，由他的统治所开始的循环到有火德的汉代结束。汉以后的小朝代不算在内，唐代要以土德而开始另一个循环并将持续1000年。对一个现代学者而言，这种机械的规划听起来无疑是荒谬绝伦的。

由清代学者赵翼所提出来的如下看法[29] ，似乎来自于“气运”这一概念，并作了相当雄辩的应用。当然，他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认可是另外一回事。他讨论的题目是“东汉诸帝多不永年”：

国家当气运隆盛时，人主大抵长寿，其生子亦必早且多。独东汉则不然，光武帝年六十二，明帝年四十八，章帝年三十三，和帝年二十七，殇帝二岁，安帝年三十二，顺帝年三十，冲帝三岁，质帝九岁，桓帝年三十六，灵帝年三十四。皇子辨即位，年十七，是年即为董卓所弑。惟献帝禅位后，至魏明帝青龙二年始薨，年五十四。此诸帝之年寿也。人主既不永年，则继体者必幼主。幼主无子，而母后临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权。……

盖汉之盛在西京，至元、成之间，气运已渐衰。故成帝无子而哀帝入继，哀帝无子而平帝入继，平帝无子而王莽立孺子婴，班书所谓国统三绝也。光武乃长沙定王发之后，本属旁支。譬如数百年老干之上，特发一枝，虽极畅茂，而生气已薄。迨枝上生枝，则枝益小而力益弱，更易摧折矣。晋南渡后，多幼主嗣位，宋南渡后亦多外藩入继。皆气运使然，非人力所能为也。

赵对于“气运”的解释是自然主义的而非机械论的，而且在依重于天的因素的同时，也并没有忽略这一画面中的人的方面。比如，他指出太后们的自私就是基于人的心理。

在另一段话中[30] ，他讨论了晋代许多年轻的统治者。他重复了同样的气运的意旨，但还是补充说：“然东晋犹能享国八九十年，则犹赖大臣辅相之力。”这是一个精辟的见解。在上述讨论中，我们或许过多地强调了由皇帝所扮演的角色，但并非故意如此，我们从帝王们的编年史着手，因为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扼要的审视。皇帝成为了一个聚焦点，但不能占据我们的全部注意力。显然，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只不过是傀儡的皇帝。而且很自然的是，即使精力最充沛的皇帝也无法单独统治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

由阅读编年史而得到的总的图景既可能是准确的，也可能是不准确的。为了确保一定程度的可靠性，这个粗略的轮廓应该受到我们所说的多方面的检验（multiple checking）。只要可能，就要找到关于以下各项的材料：对外和对内战争的地域、数量、激烈程度和结果，人口，耕地，蓄水工程，货币，价格水平，自然灾害的数量和强烈程度以及为应付此类挑战而做出的努力，文官考试中成功的和失败的考生数目，精明强干的大臣和仁慈的行政官员的数目，等等。

已经有现代学者进行了这种路向的一些研究，比如李四光对内战的研究[31] 、冀朝鼎对水利工程的研究[32] 、王毓铨对土地税的研究、姚善友对洪水和干旱的研究[33] 、全汉昇[34] 对唐宋时期物价水平的研究，以及毕汉斯[35] 和爱伯哈德（Eberhard）[36] 对西汉时期的符瑞的研究。全氏、毕汉斯和爱伯哈德的著作尤为有趣，因为它们代表了以一项标准为基础给单个朝代绘制轮廓的首批严肃尝试。的确，中国历史著作中有许多数目不能按其表面价值来看。例如，人口数量和土地面积往往就更具有财政上的意义而不是反映了实际情形。对符瑞和灾难的报道有可能被省略或捏造。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数字可以是意义深远的。只要小心体察，它们绝非不可了解。

总而言之，上面所提到的和其他的现代研究在以地理区域和社会团体——换句话说，也就是历史的舞台和演员——为基础推进解释的方面做出了贡献。这些因素在中国传统中并不是未知的，但是它们在历史解释中的实际效用却是比较新颖的。传统的学者们倾向于将一个朝代认同于整个国家以及所有的阶级。从名义上说或许是这样的，但实际上一个朝代往往以某些地区和某些集团的人民为基础。进而言之，这些是王朝所要顾及的首要的东西，尽管维持帝国也是其利益之所在。在这种意义上，一个朝代就可以被看做是地域的和社会的力量的复合体。首都和朝廷的利益可能与各地方的利益不同。比如，中央控制的下降常常意味着地方富豪们更多的自由。还有，政治中心是否与经济中心重合这样的事情，对于王朝的制度也有很大的影响。至于社会集团，牢记住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士绅和农民、民事的和军事的集团等等之间的区分是有益的。地理上和社会上的差异的出现，既为冲突也为协作提供了机会。去发现在一个朝代下协作的和冲突的力量是如何运作的，是历史学家的职责。对于朝代轮廓的研究很自然地会将人们引到这一问题。

在进行多方面的审察时，我们有可能碰到中国社会的有趣特征。比如，在价格问题上，较低而稳定的物价水平（尤其是谷物价格）通常被视为繁荣的一个标志。尽管早在战国时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谷贱伤农”（即过低的谷物价格会伤害农民）的道理，[37] 但是却并不存在像现代西方的人们所怀有的那种对于生产过剩和萧条的恐惧。

只有在进行了所有必需的审察后，我们才能够对不同的轮廓进行理智的比较和解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断言在什么意义上，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的中国历史是同一种循环或者不同循环的重复。如果我们满意于这一论旨：一个朝代的兴衰既包含了循环性的，也包含了非循环性的因素（并不必定就是那些“天”和“人”的因素），那么还需要为每一朝代找出两种类型的因素的相对的重要性。否则的话，不深人轮廓之中而妄谈朝代的循环，就只能是空洞无益的。朝代起起落落，正如人不免终有一死。重要的是从成败——换句话说，就是终有一死的朝代的历程——中学会某些有益的东西。

—End—

本文选编自《中国制度史研究》，注释从略。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特别推荐购买原书阅读完整内容。转载须注明原始出处及间接来源。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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