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誌】葛兆光：余英时的通史视域与现实关怀

作者｜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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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在这纪念余英时先生，让我想起很多往事。余先生去世以后，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将来会发表。这里我想用〈通古今之变者，必究天人之际〉为题，讲一讲我对余先生的思想和学术的认识的一个面向。

我算是很幸运的。在余先生晚年时期，我有一个特别的机缘，可以和他常常见面长谈。2010年到2013年，大约4年时间里，我每年都到普林斯顿去住两个月，算一下，跟余先生大概有至少超过30次、每次超过5小时的聊天。有时候在余先生家，有时候在普林斯顿的考试中心，有时候在我们住的宿舍，有时候在各种餐厅，可以说是很近距离的观察和接触。我跟余先生有约定：我们绝对不录音、不设主题，所以漫天乱聊；聊得多了，对余先生就有了一定的了解。

 余英时先生

和很多先从书本认识余先生的人一样，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个好奇，就是余先生有两个师承脉络，其立场、路数和风格都不一样。大家都知道，其中一位是余先生在香港的老师——钱穆先生，他的学问来自本土传统，对传统的汉族中国和传统文化都抱有温情和敬意。他擅长宏观地叙述历史，对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士大夫的传统，都有同情；他对中国历史评论，往往来自传统的价值观。但是余英时的另外一位老师，是哈佛的杨联升先生。杨联升深受欧洲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的影响，习惯非常精细地、客观地进行研究，而且要把研究中国历史物件化。由于胡适的缘故，这一脉络当然也带有现代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这两个师承脉络，怎么能够奇迹般地在余先生身上贯通？

仔细来说，这里面还包括几点：第一，关于传统中国的认识和对于现实中国的关怀之间怎么贯通？第二，对于中国儒家传统、儒家学说的同情，和对现代自由民主价值的坚守之间怎么贯通？第三，中国式的历史解释和历史叙述，与现代的、客观的、中立的历史研究之间怎么贯彻？第四，对于中国历史和文献的认识，与西方的现代研究理论和方法之间怎么贯通？我记得曾在很多场合就这些问题跟余先生讨论过，尤其是2012年，有次在一间餐厅，我与周质平先生两个人追着余先生，翻来覆去地追问这个问题。余先生只是非常淡淡地说了一句：“你们说的这些、那些之间，又不是天堑，有甚么真的不可以通约的矛盾吗？”

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中国大陆的学者，我们在那个时代往往习惯了一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绝对化思维，总是在价值观、历史观和学术思考之间习惯了选边站。因此余先生这种能够贯通、融通、沟通、或者打通的学术和思想，总是让我们非常有兴趣。关于这个话题，我记得我跟周质平教授及王泛森教授都讨论过。余先生去世以后，我花了很多时间重读他的一些论著，还是很有感触。在〈严复与中国古典文化〉一文中，他说严复、梁启超是都是属于用学术推动现代化的通才，而不是终身从事博士之学的专家。这里余先生用的是陈澧的《东塾集》里面关于“士大夫之学”和“博士之学”的说法。我更是声明，余先生其实就是严复、梁启超、胡适之后的通才，他以他的历史研究，关怀中国的现状，因此可以不落门户之见，而有世界眼光，能够深入传统的问题，而又有国际一流的追求。站在世界的高度，就不会把“中西”或者“古今”视为绝对的对立，所以他才能“通”。

说到“通”，我想谈谈余先生最后一部着学术著作（如果不算余先生回忆录的话）——正像刚才陈方正先生所说，他的学术收官之作：《论天人之际》。2013年的冬天，我在普林斯顿，那天开始下大雪，余先生和陈先生两个人开着车，到我们住的Lawrence宿舍来，把《论天人之际》的校样交给我太太，而且特别叮嘱我一定要好好看看，且还约定等我看毕再找时间认真讨论。那几天我真的看得非常仔细，看完一段就找机会打电话去跟余先生讨论，后来又专门找了时间，面对面地讨论。

余先生为什么那么郑重其事地对待这本书？我后来想，这也许是余先生对通史的一种追求。大家都知道，“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的伟大理想，也是很多历史学家的伟大理想。大家都知道，余先生“上到尧、下到毛”，对整个历史都有研究，因此在他看来，不能缺少对思想起源的讨论，尤其是决定中国后来思想史走向的、“内向超越”这种路数的早期历史研究。因此，《论天人之际》是余先生整个中国历史论述里很重要的部分，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最后一块拼图。这部著作的内容，余先生其实很早就在各处都提到过：英文的简要论述早在1997年就发表了，其后部分中文内容也在《中国史新论》和《思想史学报》发表。经历了几十年的思考、修改、补充、完善，余先生的这本著作，其实就是为了给中国思想史一个完整的轮廓。

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余先生曾经有关于唐代的论述计划，这个计划他和我仔细地聊过两次。大家知道，除了关于先秦的《论天人之际》以外，余先生写过汉晋之际的新自觉和新思潮，也写过从朱熹到王阳明的德君行道、觉民行道；写过方以智、戴震、章学诚，也写过胡适、顾颉刚、陈寅恪、钱穆……以上全部，几乎就是一个连续的思想文化，是学术的历史。

我记得余先生曾跟我说：佛教来到中国，是西方思想来到之前，唯一真正冲击汉族传统中国思想的大事件；而新禅宗的兴起，又是中国思想史变化上的一个大事件。他关心的宗教和政治文化之间有什么关联。他也问过我：新禅宗为什么对士大夫的文学和思想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但是它为什么不能对政治文化和社会治理直接产生冲击？我没能力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感到余先生实际上对中国整个思想史，已经有一个整体的思考。整体很重要，历史研究常常需要以整体对抗整体，以整体来颠覆整体。历史研究要想建立一个新的典范，就必须提供一个整体重写的基础，让这个基础上重写的历史全面改观，使历史论述另起炉灶，而绝不仅仅是拆东墙补西墙，修修补补，好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我跟余先生有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我们俩都爱下围棋。我是从小学围棋，余先生是到哈佛以后愈来愈爱下围棋。我曾经记得他常常把围棋跟学术连在一起说的两句话，其中一句是“下围棋和做学问一样，高手无废子”，就是说每一个子都有用。他说王国维就是这样，因此很快就能进入哲学，进入文学、历史、古代史，甚至进入四域之历史，他下的任何一步棋、学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没有废。还有一句话，就是“善弈者取大局”。据余先生说原话是钱谦益说的，我没查过，但余先生说的肯定有根据。这说明余先生治学其实是很注意整体，他注意的是贯通的历史研究。大家都知道，古人说学问或作诗有小结果、有大判断，其实差别就在此；我们前面说过有士大夫学、有博士之学，其差别也在此。

余先生是通人、通才、通史的学问，不是古代所谓饾饤之学，也不是现代所谓专家之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每个历史学家都有自己关注的重心，用这种重心来贯穿整个历史。如果说陈寅恪先生是以中外、宗教、民族这种思考为通史的中心，那么余先生就是试图重构知识人和思想文化为核心的中国大历史。透过这个大历史你才能理解，中国为什么有“内向超越”，为什么会有“反智”，为什么会有“道统”和“正统”，为什么会有不得不以的“得君行道”和不得不以的“觉民行道”，为什么会有知识人的边缘化，为什么会有现代儒家的游魂现象……你才能通过这个通贯的大历史，理解当下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里面，知识人的命运，考虑到未来的知识人的方向。

余先生写大历史，是为了甚么？简单的说，其实就是为了中国。他曾经这么解释他所理解的“天人之际”：他说“天”代表了超越境界，“人”代表的是现实境界。坦率地说，如今中国的学者，不得不像鲁迅说的那样“横站”：一面努力追求在学问里超越到“天”的超越境界，一面不得不像余先生经常用的火凤凰（或者救火鹦鹉）那样，面对人的现实世界，因为这就是他的中国。余先生曾经多次跟我说，他跟我能非常谈得来，不仅仅是因为对中国大陆的关心，而且我们都在草根中国生活过，最大的关怀都在中国。所以我们那么多次的长谈，谈的最多的话题，其实就是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大家可能都记得，余先生写他的老师钱穆，题目是《一生为故国招魂》，“招魂”这个意象，在余先生笔下出现过很多次。余先生为钱穆先生九十寿辰写的贺诗里面就有一句：“司马曾招故国魂”；前年钱穆先生过世，余先生写的纪念诗里面又说：“归骨难招故国魂”；2007年，我在上海建立复旦文史研究院，他给我们写的贺诗里面，还是说：“国魂未远重招唤”，可见这个故国之魂在余先生心里有多重。大家都熟悉余先生那句话：“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这句话当然来自汤玛斯・曼(Paul Thomas Mann)。汤玛斯・曼曾经在普林斯顿住过，我记得余先生和陈先生曾经开车带我和我太太特地去看曼的故居，还拍了一张曼的故居照片送给我们。

同样是在2012年，我跟我的太太去安徽潜山的官庄，看余先生小时候生活过的故居。那个时候，他的故居没有修缮，还是一片狼藉，破旧不堪，只有屋后的竹林还是非常茂盛。我们拍了几张照片，录了几段视频给余先生。我记得余先生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其实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余先生的故国之思，尽管他决绝地表示不再回大陆，但是他心里面始终有中国。所谓“天人之际”，他很难割舍这个故国。你只要读他1978年写的诗：“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你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余先生——他为什么始终要写纵贯古今的、有关中国知识阶层和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我和余先生讨论过非常多次，从我个人来说，我理解有三点：第一点，余先生希望的是继承传统。他期待知识人承担起道统，承担起拯救天下，提升文化，引领清明政治的责任。这是一个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历来的传统。但是第二，余先生也希望我们趋向现代。他继承传统，书写历史，但又希望知识人能够走出历史，不再仅仅依赖“内向超越”的传统，不仅仅依赖“得君行道”，不能自甘于边缘化，应该像陈寅恪说的那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才是现代的知识人应该有的品格。第三，我觉得余先生也通过历史表达了要融入世界的想法，他期待知识人能够以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作为自己的价值，对于专制的、反智的、残暴的传统，他始终抱着最高的警惕。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和那些对传统中国政治文化抱有过高期待、过高同情的那些人不一样；他同情关怀热爱着这个中国，但是他始终非常冷静地看到了亡国和亡天下的不同。他有现代人的理念，非常清晰地区分了什么是政治中国、什么是文化中国，区分了什么是祖国、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府——祖国、国家、和政府是不一样的。这样一来，我们才可以理解他关怀的是哪一个中国，也可以理解他始终如一的中国观。余先生一生都是学者，一个属于世界的学者，他在知识、思想和学术的世界里获得自由，那是属于天的境界；但是他又始终不渝地关心现实的中国，这是人生活的空间。天和人始终在交互影响，所以我愿意说，余先生一生都在“通古今之变”，也一生都在“究天人之际”，在历史和现实、世界和中国之间，他把一切都打通了，所以我们说余先生是一个“通人”。

最后，请允许我用一位不知其名字的人的话来结束这个报告。我觉得这位朋友说得很好，他说：“余先生正好站在历史剧变的十字路口，旧学者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不可企及的新风尚，新学者也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久已难得的旧根柢”。所以我说，余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思想和学术领域继往开来的一个伟大的学者。

—End—

本文为葛兆光教授在9月4日余英时纪念论坛上的发言稿，来源于“联经思想空间”。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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