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川创｜恶的问题：鹤见俊辅的战争经历与思想变动
鶴見俊輔（1922－2015）
考虑到反正要被迫参与战争，与其等着被陆军征召，不如去海军工作，那里的环境大概更算“文明”。因此，鹤见俊辅利用自己在哈佛大学学的德语，作为文职的德语翻译，报名参加了海军。1943 年（昭和十八年）2月初，鹤见出发前往南方的日军占领地。
俊辅从神户港秘密坐上德军的“布尔根兰”号突破封锁船， 历时三周抵达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雅加达。同行有三个日本人。其中两人是年轻的女打字员。另一人是被任命管理爪哇日本海军附属庄园的老人。四人之中，会德语的只有鹤见俊辅一人，因此他被视为其他三人的“上司”。比如，在船被击沉的时候，他要考虑如何让大家都活下来。对于只有二十岁的俊辅来说，将他人的生命交到自己手上是很大的重负。
在笔记本上，俊辅用英语写下自己的备忘书。
比如，从日本出发时，他这样写道：
Keep silence about ego.
Learn to speak slowly, carefully. Do not talk much.
Forget about the school and schoolwork. Never say anything about your American education. When, in Japan, American education is ignored, do not try to glorify it. When you are looked down upon in any way, never try to talk back.
In Japan, speak Japanese.
［不要说自己。
学会慢慢说、小心翼翼地说话。不要多说话。
忘记学校和学业。绝不要说自己的美国教育。当美国教育在日本被忽视时，不要试图美化它。被人看不起时，一定不要试图顶嘴。
在日本，要说日语。］
譬如从武官府各个房间收集废纸并将其烧掉。为了防止间谍活动，这件事不能让当地的用人来做。鹤见住的职工宿舍，也用作高级军官处理紧急事务的集合地，铃声一响就准备好早餐， 接到命令的话还要拿避孕套什么的。有时他也要去街上，给军官找做这种工作的女性。
那里也有被称作军官俱乐部的、给军官使用的慰安所。同作为爪哇首屈一指财主的华人女性交涉后，军队征用了其宅院作此用途。这也是鹤见他们所属的“涉外科”的工作。付款使用当地流通的荷兰盾，名目则是军队的机密费。他就像机器一样， 一心地勤奋工作。不管哪一件事，都是生来首次的经历，因此他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自己现在处在和以往完全不一样的身份之中。不过，这些工作总比杀人好。
鹤见自己从十多岁开始，就过着放荡子弟的日子，十六岁时，以前往美国为契机才离开了那种生活。然而，他没有想着要去占领地的慰安所满足性欲。那时也可以拿出一部分工资，买一个当地年轻女性作为在那里的妻子，不过他也依然止步不前。在他的心里，仍有对过去接纳自己的成年服务行业女性的热切感谢之情。因此，他内心中抵抗这种以国家或军队的权势为靠山，借着它们的权威与女性发生关系的事情。“性”（sex）和“国家”（state）在他心中变成无法相容的事物，互相对立。因此，他反而刻意不看周围的女性，压抑内心的反应，勉强维持自己内心的秩序。
俊辅平时穿着海军的白色制服。某一天，有人问他“你的衣服为什么腰带下面变黑了”，鹤见感受到仿佛被看透了内心一样的恐惧。变黑是因为在和别人说话时他非常紧张，无意识地养成用手紧紧揉腰带下面的衣服下摆的习惯。
从军队拿的月薪是六十五日元。其中三分之二汇给在日本的母亲。他通过这样的形式，证明自己的生活没有崩溃，让母亲安心。剩余的三分之一就用来买书看。雅加达（旧称巴达维亚）在日军进攻之前，一直都是荷兰殖民地的首都，因此书店、二手书摊有很多欧洲书籍。他对路边二手书摊上的斯特林堡全集及叔本华全集抱有亲近感。康德全集、泰奥菲尔·戈蒂耶全集他也买了，不过这些就离他远了。其他还能够引起同感的是哈维洛克·霭理士、爱比克泰德、马可·奥勒留、塞涅卡、老子以及卡尔·曼海姆、马林诺夫斯基等。
鹤见发现了盗版的阿道司·赫胥黎新作《天鹅死在许多个夏天之后》，很开心。虽然已经看过，但他又读了一遍。人类如果能拥有永恒的时间，那就可能成为无限的退步的时间。反而是苍老、衰退的肉体所感受到世界的变化，更能支撑生存的确定感吧？这种想法掠过刚刚二十周岁的鹤见心中，然后又消逝。太阳下山，夜的时间开始，雅加达的街上总是传出从某处响起的佳美兰音乐。
日本海军的制空权已经被美军夺去，太平洋上的各处岛屿都遭到空袭。因此，有了新的任务下达，让鹤见收集关于适应这些岛屿自然条件的伪装用植物的信息，某天，他前往位于爪哇岛布滕佐格（今茂物）的东亚唯一的植物园。
这个机构现在也由荷兰转到日本手中，当时由原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植物分类学者中井猛之进担任植物园园长。同时，他也是享受陆军中将待遇的陆军司政长官1，在爪哇岛上的地位排第二。中井温和地接待了只不过相当于下士的文职人员鹤见俊辅， 给他讲了两个小时左右的课后，还收集并给他提供了必要的伪装用的植物幼苗及种子。
以讲义笔记为基础，鹤见制作了名为《关于太平洋上的伪装用植物》的小册子，与种子、幼苗一起送给南洋各岛屿的部队。不久，这些部队就陆续送来了隐藏在三角梅花影下的高射炮的照片，以及感谢信。当时，鹤见自己没有注意到，中井猛之进就是小学时代同级学生中井英夫的父亲。
1943 年（昭和十八年）8 月3 日，他在秘密的笔记本中这样记道：
此战结束之时，那个时候，我对美国的战争就开始了。他们的race-snobbishness, self-satisfiedness, materialism & capitalism, spiritual, uniformitarianism, disregard of other cultures［种族自负、自我满足、物质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同质化、无视其他文化］。
在同一天记述的前半部分，也写着后来没有做就不了了之的事情。
作为工人的学习。艺术和个人的range of experience［阅历范围］问题。对建设的确信、决心、determination［决心］。
现在没有说话的心情。
我的情况，要再做两年学习，还有几个月——一年的工人生活。
深夜，为了例行的制作报纸工作，他在自己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听到了诗人艾略特关于詹姆斯·乔伊斯《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讲座。这是从印度新德里播放的BBC的节目。
“……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这是优秀的作品，但是很难读。但之后，当我把书读出声来，原来的艰涩消失了……”
艾略特的这种声音持续了近一小时，在战争正酣时，听到这样的内容令人高兴。到战后很久，鹤见才知道这个广播节目的制片是作家乔治·奥威尔。而且，参照后来发现的奥威尔的信件，他知道艾略特的讲座是在1943年9月左右播放的。
在陆海军新闻报道相关者一起的酒宴上，鹤见见到了被征召为报道班成员而来到爪哇的记者大宅壮一的身影。鹤见从末席站起来，端着酒敬了一圈，但是大宅完全不喝酒，只是一味地讲荤段子，将陆海军的军官卷入话术的旋涡之中。在此之中， 他一次也没有说过对军人的谄媚之语。
如果美军从澳大利亚方向登陆此岛，自己就不得不亲身参与彼此的杀戮。鹤见想在那个时候要先自杀，就从享受鸦片的军人们那里偷了一些，藏在小瓶子里带着。不过，他并不知道确切的致死量。万一到那个时候，因为服用太多鸦片而呕吐， 未能自杀怎么办？他对此感到不安。
过完年的1944年3月，鹤见遇到了一桩残忍的事。
这个时候，日本海军西南方面舰队司令部计划破坏印度洋上同盟国一方的贸易路线。换句话说，就是攻击并击沉普通民众乘坐的商船。实施作战的是归属第十六战队的重型巡洋舰“利根”号。它从雅加达港口出发，同年9月在可可斯岛西南海域炮击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前往印度孟买的英国商船“贝哈”号，并将其击沉。船只虽然沉没，但日军救下了生还者，一百一十一名（确切数字也有另外的说法）获救船员、乘客成为“利根”号上的俘虏。不过，后来日军好像觉得其中六十五名俘虏多余一样，秘密在舰上将其杀害。战后，此事在乙、丙级战犯审判（英军香港审判） 中被起诉，当时的第十六战队司令官左近允尚正少将（后来成为中将） 被判处绞刑、“利根”号舰长黛治夫上校被判七年有期徒刑。
鹤见俊辅与此的牵连，是与那些从雅加达港上岸的俘虏之间。某天，几名白人女性及约二十名体格壮硕、皮肤褐色的似乎是印度人的男性被带到职员宿舍。鹤见听说日本舰队俘获了从澳大利亚开往印度的商船。宿舍的马厩被匆忙改造成监狱，将俘虏们收押其中。
他和其中一名四十岁左右的澳大利亚女性搭话。本来是旅行者，突然就这样沦为囚徒之身，让人觉得挺可怜的，但她自己没有特别觉察危险迫近的样子。这个时候，鹤见把自己带着的威廉·萨洛扬的小说集赠送给了她。
此后，被关入匆忙建造的监狱中的褐色皮肤男子中间，出现了传染病患者，好像是一位下级船员。他们将此事报告给军医，得到的回答是，普通人员现在的药品都不够，没有给印度俘虏的药品。杀了他吧。
然而，患病的男子原籍是葡属果阿。换句话说，他和英属印度的印度人不一样，是中立国公民。即便在战争法规中，也明显不允许杀害这种身份的人。
即便如此，总之还是变成了杀掉算了的处置。奉命杀掉俘虏的是鹤见隔壁的文职人员。执行后，鹤见从他口中听到了如下经过：
这位男文职人员，带着毒药和手枪，将患病的印度人带到指定的地方。那人以为是将自己转到医院，还表示感谢。途中，他被命喝下毒药，但是没有死。男子口吐白沫，痛苦不堪。抵达指定地方后，海军的士兵挖好了埋尸体的坑在那里等着。
不得已，他们将还活着的男子推入坑里开始盖土。即便如此，男子依然没有死，发出呜呜的呻吟声。那人没办法，就用手枪不断地射击，于是土里的呻吟声停止了。
男文职人员回来后，神色消沉地和鹤见说了这一经过。
至于其他印度人俘虏乃至白人俘虏之后怎么样了，鹤见都不知道。本来鹤见就并不知道“‘贝哈’号事件”的全貌。该事件被冠以这一称谓，并逐渐展露出全貌，还是近些年的事情。
一艘从澳大利亚开往印度的英国商船被日本军舰“抓获”，其中大概有很多人因为日军“消灭证据”而被杀害，战后，英国在香港举行的战犯审判对此进行问责，将左近允尚正中将判处绞刑——鹤见自己知道的就是这种程度的事情。
再往前追溯，鹤见对于自己乘坐的日美交换船成行一事，也没有在知识上把握其全貌。作为当事人，体验历史事件也会受困于被限制的视野中的事情吧。在战争这样的事态之下尤甚。
顺便说，鹤见在战后十多年的1956 年（昭和三十一年）发表了 《战争给的字典》这篇文章，其中提及了在战时雅加达杀害印度人的经历。不过，就像鹤见自己也称之为“小说”那样，这篇文章表达委婉，不可认为全是事实。以下解释一下原因。
稍稍快进一下。战争末期，鹤见从南方的日军占领地回到日本本土，悄悄地写了《敌之国》《瀑布深潭附近》两本手记。这是他想记录自己的战时经历，以及围绕这些经历思索的成果。不过，这两本手记一直放在手边，直到晚年他亲手废弃都没有发表。《战争给的字典》是以这两本手记为原型，像是一点点地拉开距离，经过几度重写而完成的。
为什么要选择迂回到这种程度的书写方式呢？因为与那位印度人被杀害的事情强烈相关。对鹤见来说，这个事件是无法放下的记忆。——在那个时候，杀害俘虏的命令是偶然下到自己隔壁的同事。然而，如果命令是下达给自己的，他要怎么办呢？他能想到就是自杀吧。但是，可能自杀也来不及。如果无法逃脱，自己也还是有可能杀掉俘虏。如果是那样的话，作为在战场上杀过人的人，自己在日后如何生存呢？
对鹤见来说，在战后的生活中，这个自问成为永不停歇的问题。
而且，它也派生出角度稍稍不同的问题。
日军杀害了葡属果阿的印度人。鹤见觉得这个事实不应该仅仅是自己的切身经历，还应该在某处作为记载留下来。同时，战败后的七年间，日本被置于同盟国军（由美军直接管理）的占领之下。换句话说，世事变幻，在过去是敌国的同盟国举行的战犯法庭上，杀害俘虏被判处重罪。因此，如果鹤见不在意地讲述这一事实，实施杀害的前同事就会被送到战犯审判法庭上，可能也会被判死刑。从鹤见的角度来看，他一定要避免出现这种事情。
在战争体制下的军队命令之下，说到底，前同事是在国家的名义下被强制前去杀害印度俘虏。对于这件事，现在以别的国家的名义进行审判，果真就正当吗？考虑到这一点，以自己发表的一篇文章为肇端而导致前同事被逮捕，也是让人觉得不可原谅的事情。
因此，鹤见不再直接重新核对《敌之国》《瀑布深潭附近》这些笔记，反而是远离其中展现的些许具体事实，之后数次重写并完成了《战争给的字典》原稿。这篇文章写完，并在杂志上发表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盟军结束占领日本的时期了。
《战争给的字典》作为鹤见这种心情的记录，值得阅读。
在战时的雅加达持续工作期间，暂时感觉痊愈的胸壁结核又开始恶化，不久就产生了异常凸起，出现了空洞。他在雅加达市内西基尼的海军医院接受了两次手术。麻醉药都不足，不过在护士的鼓励下，鹤见忍住了痛苦。手术结束时，年轻的护士说“请抓住我的手”，帮助非常衰弱的他将身体从手术台移到担架上。
在这所医院期间，医院征集俳句及和歌，位列首位的是下面这首俳句。
今宵繁星静守兵
作者是医院里知名的一位刚强的女护士，有个逸闻说，她会用病危患者能听到的声音说“这个人还活着呀”。鹤见心中涌现出感慨，觉得能够表达出这种人温柔感情的定型诗，真是不可思议。
住院期间，叔叔鹤见宪（1895年生）来看望他。他是父亲祐辅的幼弟，本来是外交官，不过这个时候是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州 长兼陆军司政长官，刚好前来爪哇岛出差，就顺便看一下侄子俊辅。鹤见宪的长子鹤见良行（1926年生）留在东京，这年春天没有考上一高，刚刚入读东京外国语学校。
鹤见宪坐在插着黄色中将旗的汽车来到医院。一个下士待遇的年轻文职人员，居然会有那样的汽车来探望，因此这成为医院热议的事件，之后俊辅的待遇甚至都变好了。
总算出院后，军队决定将其送回日本本土。年长他四岁的文职人员、因肺结核而住院很久的前银行员工上村与其同行。
他们刚刚抵达昭南岛（新加坡），就被命登上运输船“君川丸”。两人待在船底的船舱。不过，小威廉·哈尔西（美国第三舰队司令）率领的机动部队在近海活动，他们动弹不得。好不容易要出港，但依然未成行而返回。这种事情重复了好几次。一墙之隔的船舱中，一群朝鲜随军慰安妇聚在一起。不过，鹤见早已形成面对女性连眼珠都不动一下的固习，所以他也没想着去搭话。
轮到打扫在运输船甲板上匆忙搭建的厕所时，鹤见突然来了精神，摆动着软管。在湛蓝的天空下，俊辅冲刷着甲板上的屎尿。
新加坡浅海上的烈日火辣辣，屎尿和精液形成纹路，像河一样流动。流着汗喘着气的鹤见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看，觉得这正是当前阶段一塌糊涂的战争的写照。
军队不会让会英语的鹤见和上村一直这样玩下去，不久就让两人下船，加入当地的海军通信队，做翻译工作。
某天，他在通信室听短波广播时，军港遭到 B29 轰炸。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出发，有身份的军人都到安全的地方避难，只有他俩和一位日英混血的二十一岁一等水兵这三位翻译人员，被扔在通信室不管。在不知周围状况的情况下，三人被猛烈的爆炸声音困在那里，一动不动，倍感恐怖。
在昭南岛上，鹤见逛二手书屋，发现并买下了泰戈尔的《人生的亲证》）这本英文书。
在序言中，作者泰戈尔说，从印度传统教义体验中浮现出的有生命的语言，其意义永远不会被某一逻辑阐释体系详尽无遗地阐述清楚。后文接着说，那只能通过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断予以说明，并在新的发现中增加它们的神秘。
鹤见被这种介于意义与解释之间的定位所吸引。在美国的大学中学习符号论，之后立刻被卷入这场战争，因此他很困惑自己接受的学术训练与面前的现实状况之间的偏离。而此时，他以泰戈尔的书为基础，能够思考自己的问题了。无限允许逻辑性分析的日常的神秘感觉，显示出与只有日本皇统是万世一系的、不可置疑的国体论正相反的东洋思想面貌。
比如，在第三章《恶的问题》中，泰戈尔这样写道：
生活中为什么存在恶的问题，正像为什么存在不完美性。换句话说，它和为什么存在创造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承认创造一定是不完美的，一定是渐进的。
泰戈尔说，生命在死亡面前欢笑、舞蹈、游戏、建造家园、 贮藏、相爱。只有把死亡的事实作为单独的事实切割开来考虑时，我们才会看到它的空虚。
然而，死亡并不是最终的真实。它看起来是黑暗的，有如天空看上去是蓝色的。但是，死亡并不是将生命变黑，正像蓝天并不会在鸟的翅膀上留下它的颜色。
不道德就是不完全的道德。正如虚假的东西在小范围内是真实的一样，否则它甚至不能是假的。不去看是盲目的，但错误地看只是以盲目的方式看。人类的自私是看待某种联系、某种生活目的的开端。（以上，美田稔译）
在第三章《恶的问题》的空白处，鹤见俊辅写下了这样的读后感。
通过对现实构造的分析，加入了—应该说必须 要加入不可证伪性命题，作为无法在这种结构中隐藏的要素。立足于行动之中的伦理判断。立足于观念之中的美学判断。为支撑它们而集聚在周围的神话群。植根于未来不可预见性的宗教判断。至少这三者在现实构造中有基础的人类行动中不可或缺的符号作用。这种符号作用受到不同于纯真伪基准的规范支配，而且和后者一 样，也是正当的符号作用。贯穿这些符号作用的根本规范，在人类史上是超越时代的。至于维持这些规范的神话故事，仅有准正当性的资格，而且在各个历史社会中不尽相同。但是，要强调我们必须暂时赋予这些神话某种现实的资格，否则，人类就无法生存。
虽然是“要强调”，但是当时他也只是一个人以泰戈尔为对象进行强调而已。
即便如此，鹤见马上就要回日本国内，在战争持续之中，他开始偷偷地写最初的小书《哲学的反省》的书稿了。其中心论点就是立足于此处评论的东西。
另外，那大概已经是四年前的事情。
在哈佛大学读哲学系的学生时代，有一段时间他沉迷于康德分割真与善的方法上的区分。都留重人来了一句泼冷水的评论 ：“是我的话，就从恶出发。”
好像确实是这样……此时，都留的评论也在鹤见的头脑中复苏了。
精选可证伪的命题，在此之上积累精确的逻辑构造。他从世界前列的逻辑学者卡尔纳普那里学到了这种方法。
然而，在围绕战争的诸种现实中，没有与这种精确性相呼应的东西。如果被命令“杀了他”，就会不说废话地杀了他。如果要求“找个女人”，就只是从某处带回女人。在这样的场景下，就算有支撑作为士兵的人的概念，也只是“什么是美”“这样做正当吗”“活着的价值是什么”这种无法证明的命题。要不然，就是“诚惶诚恐谨遵皇道之道”“正因陛下御心牵挂……”之类毋庸多言的铁棒般的动员话语。
被卷入这样的现实之中，作为逻辑实证主义地基的确定性崩塌了。不过，在其中—用不完全的方式看待，等于知道某种程度的真实—他遇到了泰戈尔的接近无限的认知的连锁。鹤见的概念之林中，此刻出现了类似《新约》替换《旧约》的事情。他潜入其中，再次浮出水面并返回的体验，给他的哲学带来“重生”（威廉·詹姆斯语）意义上的转机。
1944年快结束时，鹤见终于坐上“香椎”号训练巡洋舰返回日本。这是艘船速仅十三节的破旧军舰，连护卫船都配备不齐，独自开往门司。
进入门司港是在2月初。鹤见腹中空无一物，发现有晾着的面条就走近去，然而仔细一看，原来只是挂在杆子上的鞋带而已。
回到日本之后，同月18日，他突然浮现了一个计划，即将转向研究作为日本思想史来探索，以此作为世界思想史中的一个范型思考 ：“这是一个将大众价值观的变动与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动合在一起记述的两卷本计划。”
福泽谕吉｜两种学问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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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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