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圣医生割腕求婚，外公外婆的传奇人生| 二湘空间
金陵之爱
文/海云
编者按：这期海外华文作家散文系列推送的是作家海云的作品，海云的文字细绵纯粹，读起来很顺畅，这篇家族故事情感真挚，引人入胜，读完后令人唏嘘。
人生就像一个肥皂泡，随着风在空中高高低低地起舞，有阳光照射时，那肥皂泡就呈现出一种七彩虹霓的美丽，没有阳光照射时，那看似普通平凡的水泡泡，却也总能让孩童欢喜跳跃，直到落在地上，碎了，一切归于尘土。
我想述说一段在阳光照耀下的肥皂泡泡的七彩故事，那是我外公外婆的传奇人生。
我的外婆贡桂兰生于民国元年的金陵郊外江宁的贡姓人家，说起来她与生在金陵城里书香之家的外公是表兄妹，这又得追溯于外公的父亲，金陵大学毕业后任职金陵中学的陈椿和先生。
话说清末年间，湖北水灾，灾民四处逃难，那时的陈家少年随父母沿长江沿岸往东逃，一路逃到金陵，却在逃难中与父母离散，孤苦无依的少年人坐在金陵神学院的院墙下饥寒交迫、欲哭无泪，巧遇神学院的牧师在给灾民发放米面，牧师在一头乱发的少年脸上却看到一双清澈灵动的眼睛，在得知少年人与父母走散之后，就留少年人在神学院住了下来。
这个聪慧的少年人在牧师的调教下，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几年后考取了金陵大学的数学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在当时南京最好的中学也是金陵大学的附属中学－金陵中学任教职。
金陵以火炉著称，年轻的陈老师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来到金陵郊外的江宁铜井镇避暑，适逢周末，听到教堂悠长的钟声，他信步走到小镇的唯一的教堂里，在那里看见一位美丽的少女正在教堂的钢琴上弹着圣歌，少女是小镇边贡家村的大户贡家的千金，是城里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的女大学生，算是一见衷情吧，金陵城里的年轻老师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大学生相恋了，真乃天作之合，冥冥之中上帝的带领，他们都是基督徒。
二十年之后，他们有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陈仁全有乃父的学者之风，也考进了金陵大学，读的是历史专业，二儿子陈德全考进了安徽的医科专科，三儿子后来也跟从二哥的脚步，学了医。那长得瘦高腼腆的二公子，就是我的外公。
陈家二公子小的时候也有时会跟着母亲到江宁乡间母亲的娘家探访，也见到过他舅舅的女儿桂兰，不过，那会儿小孩子不懂情事，二公子更愿意跟几个表兄弟玩在一起，对表妹桂兰最多也就是一瞥一笑而过。
去安徽读医科读了半年，第一次放寒假了，陈家二公子归心似箭回家过年，乘火车再换轮渡回到了民国时期的首都南京城里，那应该是民国十九年吧，陈家二公子一跨进家门就看见母亲正拉着一位美丽少女的手在说着话，母亲看见儿子回来了，很高兴地拉着那位少女对儿子说：“还记得你表妹桂兰吗？她考进了城里的教会护理学校学习护理。”陈家二公子被表妹的那一瞥看得心头小鹿乱撞，暗想这表妹怎么一下子变的这么好看了！真是女大十八变啊！
那个寒假成了陈家二公子最快乐的时光，他常带着表妹去新街口的大华影剧院去看电影，两人还常爬在陈家大宅院后面不远处的五台山，一路走一路聊，两人什么都能聊，而且都能聊到一起去。陈家老夫妇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这姑表亲若再加上一层亲，那可是亲上加亲，多好啊！而且一个学医，一个学护理，绝配啊！
这一年，陈家二公子二十岁，贡家大小姐十八岁，应该说这是他们爱情的开始。
虽说两人情投意合，两家父母也都盼其结果，可是这场恋爱一谈就谈了八年多，贡家的大小姐始终不愿松口嫁给二表哥，贡家的父母更着急：“女儿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都二十六岁了，再不嫁，成老姑娘了！”可早已从护理学校毕业的贡大小姐，这会儿不仅成了鼓楼医院的资深护士，而且通过了助产士的考核，成了一名助产师。不知道是不是接生太多的产妇的原因，她对结婚似乎有种恐惧感，或是对已经加入部队做军医的二表哥不那么确定，她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要走进婚姻的殿堂。
陈家二公子——今天的陈医师可是心急如焚，这场恋爱从他二十岁谈到二十八岁，自己从一名医科大学生到一名中央医院的外科医生，他心里是认定这辈子非表妹不娶的，可表妹怎么就是迟迟不肯点头呢？到底什么地方不对？表妹也不是不理睬他，他们在一起也很快乐，可就是他一提起结婚，她就要么低头不语，要么转身走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接着日本人攻陷了北京和天津。每天在中央医院救治伤兵的陈医师，越来越有种急迫感和危机感，他感到一叟冷冷的箭正从北方向自己这边射来，虽说他与国民政府都处在一个国家心脏－首都的位置上，但他从伤兵的嘴里了解到国军战事节节溃败，日本人正挥着屠刀向南杀来。他不怕死，但是，如果死之前他这辈子连心爱的女子都没能拥有，他觉得自己有种白活了的感觉。
八月的金陵，火炉一般的炕热，陈医师持续不断一天一夜在手术台上不眠不休地站立之后，终于被他的医官主任换了下来，他脱下白大褂，就听到隆隆的炮声，他想都没想，就直接奔向表妹工作的鼓楼医院，不顾一切拉着她就往五台山去。表妹让一路死死拉住自己胳膊的表哥拉上了山。
不知道是陈医师的情种此刻彻底开花了，还是他被日本人的炮声彻底震醒了，他一把撕开自己白色衬衣袖子，另一只手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把崭新的锋利的手术刀，对表妹说：“兰妹，我今天决定你若不答应嫁给我，我就在你面前割腕自杀！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上了前线也是死，早死几天又何妨？”说着他看着眼前有点惊惶的桂兰，又问：“你答应嫁给我吗？” 桂兰在一阵惊慌过后，很快就镇定了下来，斥责道：“你就这么点儿出息！日本人要打过来了，你却在这儿在我面前逞英雄！你想死是吧？是不是想逃避上前线？那你死吧！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死？你不死就是孬种！”桂兰本来有点恨表哥的迂腐和极端，现在国难当头，他这服役的军人竟然这会儿却用情来要挟自己，她断定他只是要挟她，不会真的下得了手。
谁知她”孬种“刚落地，他刀光一闪，手腕上的鲜血就如焰火般地喷射了出来。
说真的，当我第一次听说这段往事时，我对外公留给我的高大形象也产生了怀疑，外公，在我幼小的时候是一个正襟危坐的严肃的老头儿，他不论坐在哪里，都会将双手放在大腿上，腰板笔直，真正的所谓“坐如钟”，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何坐在那里要那么笔直挺拔，直到看到一部电影里蒋中正的坐姿，黄埔军校校长的他天生一副军人的威严，我仿佛看到我幼年时代的外公。从认识我外公的叔叔伯伯那里听到不少有关外公的事迹，不外乎他是一个军人，准确的说是一名军医，他话不多，为人正直，曾经是国民党中央医院的军医主任，49年却没有随着国民军撤退去台湾，自认为有一身的医术，到哪里都能靠手艺吃饭。他留在中国，在妻子的家乡创立了他的私人医院，后来被没收，但即便在文革期间，这家他一手创立的小镇医院，年年被评为南京市医疗系统的标兵单位，只不过，那会儿他已被赶出了自己创立的医院，在农村接受监督改造。
当然，现在的我早已能很坦然地接受外公就是一个那样的情圣，就是一个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的人，即便这割腕的举动似乎有损他军人的形象，可是，他在我心里从此成了一个浪漫之极的至情至性的完美男人！
再回到当年金陵五台山的场景，当男人手臂上鲜血如花，身旁的女人立刻花容失色，一阵忙乱之后，桂兰包扎好表哥的伤口，也终于点头答应嫁给陈医师。
我总觉得陈医师的求婚得逞还是使了个小心眼儿，做医生的他太知道学护理的表妹救一下自己还不是十拿九稳的事情！这次逼婚事件，使得两个年轻人走近了一步，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他们结婚了！
然后，中国的时局却并没能像他们的爱情一样变得更好，反而更加严峻。两个月后，中央医院决定撤离首都南京，一部分去重庆，一部分去长沙，陈医生被分派前往湖南长沙。南京城里的政要显贵，但凡有线有势的，都纷纷带着家人逃出城外，鼓楼医院除了几个外籍医师和护士，基本上也都撤退的撤退，桂兰早已下定决心，跟着心爱的人随军南下，她也加入了中央医院的护理人员行列，他们来不及办婚礼，在那样战乱的年代，能够挤在一辆卡车里，或者一前一后行军在队伍里，不时看到对方一眼，知道他或她还活着，就足够了。
我可以想象，当他们在金陵城中拜别父母的时候，他们是决心同生死的。而陈家，在陈老太爷的带领下前往安徽乡间避难。不久，南京城沦陷，血腥的南京大屠杀发生了！陈家位于国际安全区的大宅子也许在日军屠城的时候救过人，还是我后来在查这段历史资料时偶尔读到的。当年有位八岁大的金陵的孩子，家住夫子庙，因为家居地区不安全，他们一家逃到陈家所在的慈悲社国际安全区，看见不少人躲在一个空了的大宅院里，他们一家也把那家的车库打开，全部躲进了车库，还把垃圾放在车库前，终于逃过了南京大屠杀。虽说他们已记不清具体的门牌号码，我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不能自己地认为那应该就是陈家大院，因为那时陈家已全部逃难到乡下去了，空了的宅子，极有可能无意中保护了一些市民，我愿意这么想。
年轻的外公和外婆就在战火中相伴，在长沙驻扎下来，每天救治从前线运过去的伤兵。一年后，我母亲出生了，就在我母亲刚有点记忆的时候，他们又随着部队继续往南撤，从湖南到广西，至今我母亲依稀记得外婆把她放在一个独轮车上，一边是她，另一边是他们随身的衣物，外婆推着车子随着部队就那么往南走……
这一走就又是几千公里，等医护人员最终在广西驻扎下来，伤兵又源源不断地送到，每天就在血肉模糊之间穿梭，可我外公外婆那几年看上去似乎颠沛流离的日子，我认为却是他们俩一生中最美好最亲密的日子，我的大姨在我母亲三岁时出生在广西，大姨两岁时，日本人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
外公外婆随着中央医院的部分医护人员回到了首都南京，外公外婆又住回位于慈悲社七号的陈家大宅院里。1945年对于中国老百姓是抗战胜利的日子，对于陈家也是是欢天喜地的团圆年，陈老太爷欣慰地看到二儿子和媳妇不仅安全回来了，还带回来两个可爱的外孙女。陈老太爷开心地请了金陵城里最好的照相馆的人来到陈家大院里，拍了一张全家福的合影。
陈家大公子陈仁和不仅在宋美龄办的遗族学校里又重新开始教书了，而且与金陵大学的女同学成婚了。随着陈家大公子的长女的诞生，陈家二公子和儿媳妇也卸去了养儿育女的重担，他们同时从中央医院退了出来，除去了部队的编制，成了普通市民和普通医护人员。
也许是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战乱一路的折腾，我猜想外公外婆好不容易又回到家乡与父母手足团聚了，就特别希望好好享受一下两人世界，他们的两个女儿－我母亲和大姨有他们的父母帮着照看了，陈家老太太把她的一腔爱心都放在了大孙女我母亲的身上。母亲说她的祖母弹的一手漂亮的钢琴，一直希望培养她弹琴，可惜母亲就是不愿弹，祖母帮她租的钢琴练琴房，她很少去，白白浪费了祖母的很多银子。
外公在退出了中央医院的军医职务之后，与外婆相偕去了外婆的家乡江宁铜井，在那里创立了自己的“俊生”诊所，帮镇民和附近的乡民们看病。那里离南京市区有一段路，一般民众病了都是看中医郎中吃中药，实在不行才会去城里医治，而那时往往为时过晚了。外公的诊所开业后，非常受欢迎，一来大家听说这个陈医师是中央医院的军医主任，医术高明，加上外公又是精于外科，一般小的手术，他都不用送病人进城就解决了，外婆的助产师和科学的西医接生比传统的中国家庭接生要安全得多，外公外婆的名声很快传播开来，登门就医者络绎不绝。
就这样，外公外婆甜蜜的共同创业，共同享受战后短暂的平静的恩爱甜蜜的夫妻生活，两个女儿放在城里的父母家，他们有空就回城里看望父母和女儿们，那几年，虽说国共开战，外面战事频频也不太平，但是，他们俩居住在南京郊外的小镇上，却如宁静港湾里的一艘小船，不管外面上的大海多么浪高风急，他们的小港湾却始终风平浪静。
但是，终于，到了大浪余波波及港湾的时候，1949年，国民党大撤退，那时陈家的大小姐，即陈二少爷的妹妹，已经嫁给了国民党传染病纺治所的所长，他们齐齐回家拜别陈家二老，要随着国名党政府飞去台湾。陈家大少爷是教书学者，他已从遗族学校转职到海通社做翻译了，他觉得高堂在上，他又是长子，肯定是要留下来伺候父母的。陈家二公子以前的中央医院同事长官，都劝他同撤去台湾，妹妹妹夫更是对他曾任国民党军医的事一再提醒他小心，但是他看到国民党全面崩溃的局面，以前与日本人打，他没有选择，死战到底，那怕与自己心爱的女人一起死在战场上，也得上。可是与中国人自己跟自己打，他就觉得没有必要了。他只是个医生，治病救人，凭着自己的医术，他相信不论是谁统治中国，他都会被需要，都能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家庭。
在上，他还有六十多岁的双亲，在下，他是两个十岁不到女儿的父亲，他和爱妻建立的小镇诊所日益健全名声远播，他不想再服务军中！与其救治伤兵，战争中的救死扶伤，他更愿意救治病人，平常日子的治病救人。
出生在文革时期的我，从来没有看过外公穿白大褂的样子。在我的记忆中，他住在乡村的泥土的稻草混合制成的砖搭成的茅草屋里，每天坐在他的黑暗的小屋里，准时收听收音机里的天气预报，我总是看见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记录下慢速播报的天气预报的情况。有时，他也会坐在对窗的光亮里，抽着劣质的香烟，那会儿他陷在白色的烟雾里，朦朦胧胧的看不清他的脸，我怕那种刺鼻的烟味，总是躲得远远的。有过一两次，两腿都是泥土的老乡们急急忙忙跑进来，找外公，说生产队里的牛难产或者猪生病的情况，外公会告诉他们该如何救治，但是他自己不能去做，他是被下放到农村来接受监督改造的。
那个时候，三、四岁大的我跟着外婆在外公创立的医院里上下班，外婆被宽大处理，在医院的挂号处帮病人挂号，我坐在她身边看她收钱找钱，跟着她住在墙上有四脚蛇爬动的阴湿的医院宿舍里，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家医院是我的外公外婆创办的。
外公外婆生养了五个孩子，在我母亲和大姨之后，一直到1950年才又生养了我的小姨，然后又养了两个儿子即我的大舅舅和小舅舅，这三个新中国出生的孩子都生长在江宁的铜井，文革前，我母亲已从医学院毕业成了医生，大姨也从卫生学校毕业成了护士，这两个女儿都继承了父母的基因和职业，一辈子都在治病救人。
文革开始，外公被从他自己的医院赶了出来，开始，不服的他背着药箱带着他也是医学院学习过出生不好的干儿子，一起步行到安徽的乡间为农民治病，换取食宿，也借以躲避被批斗。可是，好景不长，很快，公安机关来到安徽农村找到他们，外公被五花大绑押回了南京接受批判，他不仅是国民党党员，还曾是国民党部队里的军医，逃不掉的被批被斗。批斗之后就是被遣送去了农村接受劳动监督，因为外公在铜井一带救治病人无数，他被送回了外婆的家乡贡家村接受劳教，好在那时的乡村人民还是很淳朴的，平常外公被关在茅草屋里，体力上也不算太受罪，农民们都知道他是医生，人生病动物生病都会去找他。
我的小姨在文革串联之后，做了插队知青，大舅初中毕业也与姐姐一起插队到贡家村，与外公住在了一起，相互照应。小舅舅那时还在读书，也跟着去了乡村，只有外婆只身一人留在铜井镇上的医院里工作。
那时我同为医生的父母一个在苏北医院里做医生，一个在江南的乡间消灭血吸虫，从小我就跟着外婆在外公的医院里生活，食堂里吃饭，门诊部玩耍，外婆帮人挂号，我坐一旁睁着眼睛看，外婆有时会被医院里的人拖去抢救难产的产妇，我也会偷偷跑过去睁着好奇的眼睛看着小婴儿哇哇哭着来到人间。
每个月总有一次，我会随着外婆到乡间去看望外公，走过长长的田埂，来到外公住的茅草屋里，那是一个三间套的茅屋，不算太小，进门是堂屋即现在的客厅兼饭厅，摆着一张木头的方桌子，是吃饭的地方，左边进去一件小小的屋子，是外公和小舅舅住的，右边还有一间屋子，是小姨和大舅舅住的。小舅舅比比我大六岁，常带着我玩。
记得有次听小姨说外婆不要对外公那么紧，他也就剩下抽几口烟的乐趣了，外婆却始终没声音，那次外婆把我留下来跟小姨住几天，我看见小姨偷偷给了外公两毛钱，听到小姨说是给外公买烟抽的。那时，我只觉得外公好可怜，但是回到外婆工作的医院，我这个小“间谍”还是没忍住，把这件事告诉了外婆，外婆也就淡淡地笑了一下，什么都没说。
那时的外婆工资也没多少，我母亲可能也没给她多少来钱来养我，但是，对外公特别小气的外婆会为了我的伙食操碎了心，我小的时候，嘴巴很叼，很多东西不吃，她就想着办法用小煤油炉做给我吃，那时候，肉都是凭票的，不是随便买得到的，但是，小镇上常有农民们在田里捉到的黄鳝、甲鱼在卖，她就买回来做给我吃。七个月就出生的我这种早产儿，人家都说活不了的，是她老人家一口粥一口汤把我养大的，也因为早产，我小时候一直长得瘦瘦小小的，也是她老人家在医院的宿舍小院子里养鸡下蛋，保证我童年时代的营养和健康成长。我常想，外婆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年代里，是否把她对外公和子女的爱都转移到了幼小的我身上，以至于我这辈子最早感觉到的爱和被爱就是从她老人家那会儿开始的。
而外公，不知道那会儿他是否后悔，后悔留在了中国大陆才受到这么多的苦难？！不仅自己受苦还连累一家人都跟着他受苦！好在那时，陈家老太爷老太太都相继过世了，陈家二公子没有双亲需要尽孝了，大女儿二女儿都长大成人，小女儿也很快结了婚搬到镇上去了，他的心思都放在与他住在一起的两个儿子身上。
然而，最惨的事还没发生！
就在文革结束之际，知青回城之时，他的大儿子回南京城进了桥梁厂当工人，刚满十八岁的小儿子在他们居住的乡村与一农民的女儿相恋，两家人都不赞成，乡下人知道城里人总会走的，落难的城里人也跳不出门当户对的老框框，可是相爱的年轻人哪管那些，迫于双方父母的压力，继承了外公情圣基因的小舅舅与相爱的姑娘手挽手走进了长江的滔滔江水中，真正是：在生不能成连理，死了也要做鸳鸯！这件事对于已是白发人的外公外婆一定打击甚重，白发人送黑发人，又是在回城的前夕，想到这个几乎从小陪着外公在乡村受苦受难的老儿子连一天真正的城里人生活都没过到，而这一切却与自己脱不了干系，外公的心一定是痛楚不堪的。外公似乎一夜白了头，老了很多。
文革结束后，外公落实政策，终于回到了南京城里，又走进了慈悲社七号的大门，那里似乎变化并不大，除了高堂已不再，三弟已结婚，大哥生养了四个孩子，小弟也生养了两个儿子，陈家二公子一家回来，那么大的一个宅子竟然显得有些拥挤了。
好在军队里和农村里都锻炼过的陈家二公子父子俩，都很有创意，把老宅的屋顶打通，又加盖了一层，这样陈家二公子的一家才算在陈家的老宅子里安下家来。
这个时候的外公和外婆都已经年过七十了，外婆始终是放心不下离婚一人在外的大女儿－我的母亲，那时我母亲是一家医院的院长，因为离异时我判给了父亲，母亲领养了自己妹妹的孩子，同时忙着做领导，外婆就前往母亲工作的地方，帮着她带孩子做家务，外公一个人在南京的陈家老宅子里与我的大舅舅一家一起生活。
一天，外公在农村时接受监督改造的生产队长来城里看望他，老人家很高兴，好酒好菜招呼着人家，两人吃着说着，乡下人好奇，就自己上楼看看西洋景，等他从楼上下来，发现陈医生坐在饭桌边，两手撑着身体，仰面朝天，一动不动，过去叫不应，手一探已没了鼻息！外公就那么走了！
身体一直很健康的外公，到底怎么会忽然就离开人世呢？做医生的母亲这么对我说：“我们家都有点儿先天性的口腔食道短，遗传性的，平常吃饭就容易呛饭，那天外公一口饭菜呛住了气管，如果那个大队长知道急救方法，在他胸部用力按压一下让食道里的食物出来，外公不该走的，他那样的身体应该还是可以活很多年的，可是......”
中国有句古话“生死有命”，也许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
外婆急急慌慌从母亲工作的地方赶回南京，丈夫早已没了生息，不知道她老人家当时的心境如何？但就我揣摩，那么多年的相濡以沫，加上外公一生对外婆坚定不移的爱情，外婆一定有一种心碎的感觉的，可儿女也需要她，她分身乏术，这本就是中国女人的宿命。
两年后，外婆查出得了胰腺癌，就在我刚去上海读大学不久的一个下午，坐在课堂里的我接到传达室人送来的一份电报，上面写着：外婆病危，速归。
即刻请了假，坐上前往南京的火车，一路上我心里在呐喊：等着我，外婆！
次日清晨，当我推开慈悲社七号的大门，走过大门左边青石板铺就的长长的走道，来到后面外公外婆的住屋门前，那里鸦雀无声，我心里存着侥幸，没有人哭声就有可能外婆还活着，可是，当我推开门，立刻就看到屋子中间有张床，床上有人平躺着，上面盖着一床白色的床单，床单上绣着红色的醒目的十字架，虽看不到床单下的人脸，也不用任何人告诉我，我知道亲爱的外婆没能等到我回来见最后一面，她已经走了，她去了她的天国，在那里，她会与爱她的丈夫相会，再也不用分离了。
外公外婆虽已离开这个世界多年了，可他们却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我得意时，他们陪我欢笑，我失意时，他们给我安慰，有他们陪着我，我永远不会太寂寞，我的心事总是可以对他们倾诉......
在我人到中年的迷茫期，最无助的时候，也是外婆临终时覆盖的白色床单上的红色十字架救了我，那个十字架总是重复地不断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最终跟从了他们的脚步，受洗成了一名基督徒，上帝的救恩总于淋到了我。
在二十一世纪的某一天，我只身来到台北，与从没见过面的外公妹妹的女儿，我的表姨相会在台北的教堂里，完全没有陌生感，我们手拉着手一起唱圣歌，那一刻，我相信外公外婆在天上欣喜地看着一切，由衷地感谢上帝的恩泽！
也是新世纪的一天，当我的十八岁美国生美国长的儿子，前往中国暑期学习，在杭州城里，特地为我去看望九十高龄的外婆的妹妹，寄来一张外婆同一代人与第四代人的合影，看着那张像极了外婆慈祥脸庞的姨婆和我儿子的照片，我泪流满面，我感觉外婆终于看到了她的重孙子了，她一定是欢喜万分的。
一代一代就是这么走过去的，教会后代爱的长辈，才是后辈怀念的主因。
有首诗这么写：
我相信我亲爱的外公外婆并不希望我们为他们伤悲，也不会希望我们报答他们什么，因为他们相爱，才有了我们这些后代，他们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们爱情的延续，他们一定希望我们活得好活得幸福美满，我们只有活出爱，才真正彰显他们爱情的美好，才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
我爱你们，亲爱的外公外婆，愿你们在天上安息。
海云，本名戴宁，海外文轩作家协会主席，海外女作家协会和纽约作家协会成员，香港大公报专栏作家；美国内华达大学酒店管理学士，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企业管理硕士；曾任金融财务管理层二十多年。作品丰厚，小说散文诗歌中英文均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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