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辑 | 未来的乡村往何处去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十七）

张志扬先生八秩荣寿特辑

周玉峰先生书

编者按

在为《思想的临界》一书所撰序言中，刘小枫教授曾把张志扬先生比作中国新时期思想界的“脚力”。的确，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以来，志扬先生属于始终既坚守学术个性又不断推进问题的极少数思想家之一。其特殊地位在于，既能有意识地深入跟踪不断变换的“西学重述”所呈现的“古今之争”及其背后的“诸神之争”问题；又能反观中学，以开启与之相应的对话身份与对话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志扬先生不断变换的思想课题显示着汉语思想在百年漂泊后尝试着“归根复命”的艰难历程。

因志扬先生“自甘边缘”甚至半隐居于“陆与海相互引领的界限上”，因此，潮起潮落热闹非凡的学界流波中，罕见志扬先生身影，其文其思更不为大众津津，但他“狱中学历磨练出来的硬朗思想个性和雕刻时光的独特文风却始终担挑着中国哲学思想百年来的艰难重负”（刘小枫语）。亦如有论者言，志扬先生哲思中所蕴藉的“原创性和生命感之力量奇大！”诚如斯言，数十年来，其文其思之影响早已越出哲学界而遍及文学、历史、艺术等诸人文领域，潜移默化着人们所习以为常的思维习惯、言说方式与问题意识，也给予汉语诗歌、电影、绘画等创作实践以别开生面的激发、灵感与话题。

2019年，志扬先生即满“杖朝之年”，作为多年深受先生哲思惠泽的聆听者，我们借“古典学研究”和“启示与理性”两个微信平台，以问题为中心，以时间为线索，陆续推送志扬先生各个时期的代表性文章，向志扬先生祝寿，并以期激励每个试图严肃地走在思想道路上的年轻学人……

未來的鄉村往何處去

编者按：2017年5月29—6月5日，张志扬老师访问贵州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与馆长任和昕先生、副馆长杜科欣女士做了深入交谈。录音整理稿发表在《湖上》杂志第十期及“启示与理性”微信公号。经授权，现全文转载，以见志扬老师对全球化时代和技术时代中的乡村问题的思考。

主持：賈冬陽

受訪：任和昕 杜科欣

嘉賓：張志揚 王元明

地點：貴州·堂安、地捫侗族人文生態博物館

時間：2017年5月29—6月5日

對古希臘人而言，“會飲”是一種生活方式，即人們聚在一起——人性雜處、風雲際會——就某一話題一邊飲酒一邊交談。作為一種“風習”，“會飲”背後有禮法、有規矩；但因為有“酒”，自然也隱含著越界的可能性，從而使“會飲”具有政治意味——這一切，都鮮明的體現在柏拉圖的不朽名作《會飲》中——借“會飲”豐富的古典意涵，《湖上》杂志特辟“會飲”欄目，不定期邀約對我們民族的文化、土地與血有深沉思考的詩人、藝術家、学者、思想家聚談，以期對我們時代的大問題有所理解和推進。

本期特邀受訪者：地捫侗族人文生態博物館館長任和昕、杜科欣。嘉賓：著名思想家張志揚、青年藝術家王元明。

技術時代的“筑、居、思”

王：我是第二次來堂安。堂安的建築給我的印象非常特別，空間上層層疊疊鋪展開來之後，竟給人特別強烈的歷史感和神秘感。

張：真正好的建築，應該能夠帶出時間感即與自己的民族神道同在。

王：建築如何帶出時間感？

Photograph by Lynn Johnson，美国《国家地理》

張：我舉一個例子。海德格爾談過“築、居、思”，即“建築、居住、思想”。他曾經用一杯葡萄酒來描述對建築的理解。他拿着盛滿葡萄酒的酒杯，陽光從他居住的木屋板壁照進來，照在酒杯上。他說這個東西作為器具，盛着地天神對人的恩賜。這個意識貫徹在他的“築、居、思”裏面。他說他們德國農民的房子——這一點德國與中國很像——一定是傍山、周邊留下水道、小路；更重要的是，廳堂的神龕與先人的墓地就在一個住所的裡外同在。他用這個例子說明，一個真正的建築，就是把人放在“地天神人”相互囑託、祝福的空間與時間中，而非技術性設計的單一空間里。

王：日本建築师安藤忠雄，做過一個著名的設計，好像叫“住吉的长屋”，坚持把臥室跟廁所分開，如廁需要穿過院子。廁所也沒有屋頂，下雨得打傘，天氣好則能看見星星。有人说，这多不方便！安藤回答，可能有不便，但却能够和自然更亲近……

賈：谷崎潤一郎在《陰翳禮贊》裡好像也有类似的讲法。張老師剛才談到的，今天早上我在寨子裡拍照時有特別強烈的感受，農舍、鼓樓、風雨橋、梯田、水井、石板路以及古墓群都聚集在一起、相互指引，或者說天神、地祇、人鬼和塵世的炊煙錯落交織在一起，整個寨子像是從土裡長出來的。

摄影：贾冬阳

任：的確如此。現代生活實在太功利了，整個城市就像一個巨大的商業陷阱，人的欲望不停的被資本與技術綁架。比如，一個城裡人一年要買很多衣服，但鄉村一件衣服可以穿很多年，甚至可以傳下去。我们看到，在農耕社會裡有三件大事：一是生兒育女，當一個孩子降生時，所有的親朋好友都會來祝賀，血脈延續是頭等大事。第二是蓋房子，孩子長大了分家出來，另立门户，承擔社會角色；一夜之間，整個家族的人甚至整個寨子里的人都會來幫你把房子豎起來，一天就把瓦蓋上，這樣就有一個遮風避雨的地方了，这就是自己的家。第三件事就是面对死亡，在活著的時候，人們就為自己準備好棺木，坦然而嚴肅的對待自己的死亡。當一個人死去時，所有認識他的人都會去为他送行。每年春節，生者要把亲友的墓地全部祭扫一遍，才回家吃年夜飯，用他们的话说，這些亡靈都得到應有的照顧，他們就不會來打擾你了。鄉土生活，每個人一生中就這三件大事，也是最核心的三件事。台灣的胡因夢女士來到地扪，她跟我說“这里怎么這样寧靜，沒有一點兒驚擾”。村寨里的人都特別淡定，所謂淡定，就是安全感、幸福感特別強。

Photograph by Lynn Johnson，美国《国家地理》

王：任館您具體說說。

任：比如說，現在村民在外面一天最少能賺一百多，有技術活的賺兩三百都有，但是當春天來臨的時候，就是要播種的時候，村里人都明白“春播秋时”的道理，所以大概有兩個月時間，他们都會守在這裏，等雨水下來，把田耕了，把穀子種下去，到十月份，花一個月時間，把穀子收回家，他覺得这个才是安全的生活。其實你發覺他種這個田，农忙时节差不多要花三個月時間，加上农闲时节的日常维护，基本上都需要7个月时间。一天按一百塊錢算，都已經是二万一千塊錢了，但是他種這個田3-5亩，最多有三到五千斤穀子吧，一塊二毛錢一斤穀子，才六千塊錢不到，但他為什麼要這樣做？这就是农民的情怀，春播秋實，这样才有安全感，他在外面打工，赚不赚錢無所謂，回來照樣有房住，有田種，不像城裡人。但問題是，現在好多農村人正想盡辦法變成城裡人，哪怕是非常邊緣的城裡人。這種“背井離鄉”真的給人帶來幸福感了嗎？這是社會學界關心的重大課題。

Photograph by Lynn Johnson，美国《国家地理》

賈：從“往來井井”到“背井離鄉”……

張：都知道是回不去的，复古是不可能的，好多年我們西化得太厲害，崇洋媚外得太厲害，已經到了數典忘祖的地步。現在我總是想到，將來人類面臨具有超人工智能的機器人時會怎樣。現在整個西方有一個特點，從古希臘、英國到美國，他們整個的科學技術是把人連根拔起來的，海洋文化是把人連根拔起來。現在中國想接續自己的文化命脈，就要跟機器人賽跑。所以中國人要恢复中國文化，就一定要恢复到中國是整個人、土地與血的相關性中，真實地回到土地上去，跟海洋文明區别開來。中國人是族群性的，不像西方人，日益單子化。猶太人、阿拉伯人、東方人都是族群性的，目前凡是能夠阻擋西方這種把人連根拔起的方式就是人類將來的方向。因此，一定要把人跟土地、跟歷史、跟族群連在一起的方式，作為一個指導思想，建築也好、生活方式也好，將來中國即便也制造機器人，也要改變機器人那種西方式的完全功利、強力的屬性。換句話說，中國當然要變得更強大，但“大”有不同的取向，是“大而伯之”，還是“大而化之”？中國的聰明人，應該考慮怎麼樣把機器人控制在中國的德性之體裏面，重要而緊迫。這就是與西方、與機器人賽跑時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是21世紀這一個世紀最關鍵的事。我們在這裏非常悠閑地談這個，但實際上時間已經非常緊迫，這關涉到人類未來的命運。而中國文化，這樣一種有根的、有土地的、有族群與深沉歷史感的文化類型參與進來，或許真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式。除此，完全技術功能化的跟著西方跑，那我們就都將成為殉葬品。

摄影：贾冬阳

任：過去的三十年，我們都是在向西方學習，覺得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但是現在，好多八零後九零後甚至零零後年輕人，開始關注鄉村、關注土地，關注未來的鄉村往何處去。到了這裡，看到迥異于大城市的生活方式，深受震撼，開始反思，雖然衣食無憂，為什麼仍覺得不幸福？他還要什麼？於是開始關注自我，關注內在的生命感受，慢慢開始去中國古典文化里找，到鄉村去尋找。來到鄉村，困擾他們的很多東西就破解了。你會發現，这些年轻人他們带着与生俱来的某種智慧。我是六十年代的人，在城市生活幾十年回到鄉村，突然悟出某些東西來。但好多八零九零後的年輕人，他們一接觸土地，一接觸鄉村生活，馬上就有非常深刻的感受，一下子就超越我半生的尋找。這讓我覺得，所謂智慧，根本不是今世學來的或者培訓出來的，它是與生俱來的。

杜：那個蘇州女孩就是典型的例子。

任：對，晚飯時談到的那個蘇州女孩，她在英國利物浦大學学建築，本科毕业，她來到堂安、地扪游学，听了博物馆的一次講座，就希望能夠留下來，想在這呆兩三年，對鄉村非常着迷。她問我可不可以留下來在這裏工作，我說當然可以，但你先要征得父母同意。這女孩來了以後，非常有靈氣，參與了我們一些項目。後來她報考美國的羅德島藝術學院，名額非常少，這是她夢想中的學校，推荐信就是叙述她在博物館做的事情，最后就被錄取了。雖然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鄉村、回歸鄉村、所謂的“鄉愁”越來越濃，但是，未來三十年，“鄉村”很有可能會被這些“回歸者”變成“城市”，再次重复我們過去的三十年。資本與技術幾乎無孔不入，也許還沒回過神，鄉村已經被占領了……

摄影：贾冬阳

到農村去

賈：任館，之前您提到，您在大城市生活了很多年，後來為什麼成了一個“回歸者”，跑到貴州這麼偏遠的山區來做博物館呢？

任：我原來在貴陽工作的時候，總覺得很多東西没辦法發揮出來、無法施展，後來就去廣州参与創辦了《南方都市报》的“財經周刊”。但是在那個地方，每天都有被抽空的感覺，一直處在某種恐慌之中。就在那個時候，我開始思考未來的路該怎麼走。是做一个“匠人”还是做“管理者”，有人請我去做一家报纸的總編，然後就考虑离职了。後來去了香港的一家机构做金融网站的总编、总经理，有一次公司里的同事找到我，說有兩個美國研究音乐的朋友，想到西南地區寻找鄉土音樂，问我有没有可以推薦的？突然我旧时的记忆泛起，想到了童年在村寨里听过的侗歌，想到了唱响法国巴黎的“侗族大歌”，然后陪同他们开启了我的“回乡之旅”、“音乐之旅”。

在堂安鼓楼中演出的侗族大歌，摄影：杜科欣

賈：當時您貴庚？

任：三十幾歲。那一路，走了十幾個村子。一路走一路聽，那些音樂就像回鄉的路，把我帶回了故鄉。後來出了一張碟，影響很大。剛好，那時候國家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我工作的香港機構也做一些諮詢顧問的專案，我們就想，西部大開發，開發什麼呢？中國西部有兩個資源，一個地下資源，一個地上資源。地下資源都是礦產，不可再生。而地上資源——自然與人文，則生生不息。我們開始考慮，西部不可避免地會發展旅遊，怎樣幫助他們發展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旅遊。我們就跟黎平縣委書記探討，2003年同黎平縣簽訂了一個30年的顧問協定，説明黎平發展侗族文化的生態旅遊，也就是提供一個鄉村保護、利用、發展的解決方案。從2003年開始，我就回到黎平，在地捫呆下來，從籌建一個生態博物館到了現在的傳統村落保護利用項目。我告訴許多好奇的人：第一、我根本就是誤入歧途，本來以為到了大城市，一不小心從終點回到了起點。第二、我之所以回來，從來就沒有因為家鄉情結。第三、我更沒有所謂的使命感、責任感。當然，有一天我突然發覺，自己根本就回不去了。

摄影：贾冬阳

王：為什麼？

任：我发觉，一個月我500塊錢都花不完，有了一种逃脱物欲绑架的“安全感”。原來在大城市讓我不安的種種情緒，也突然都沒有了。就這樣，突然一天、一夜之間，我對“名”呀“利”的追求，都放下了，很坦然的在這裏生活。

誰是文化的主人？

賈：任館，什麼叫生態博物館？它跟我們日常理解的各種歷史博物館、藝術博物館何不同？

任：剛才說到這個生态博物館從無到有，其實我們的初衷並不是做生态博物馆，我也不是博物館學家，我們也不是搞這個專業的。我一直跟很多人說，其實生态博物館，根本不是博物館，更應該稱為“文化保護區”，它是一個社區概念，它強調当地人是文化的主人，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他们决定文化发展的方向。上個世紀70年代法國的博物館學家提出了“生態博物館”的理念，提出了文化到底為誰服務的问题，文化的主人到底是誰？他们提出，文化應該在原生地保存，應該为当地人服务。地扪生态博物馆开館的時候，國家文化部、省及縣裏的領導，都坐在台下。台上坐着的則是幾十個“寨老”，由他們主持并宣佈博物館開館。《中国青年报》发了兩個整版，標題就叫“誰是文化的主人？”這是非常有趣的話題，所以說我覺得在這個生态博物館裏面，我們一直在試圖回應博物館到底為誰服務的問題。我們生态博物館的定位就是社區文化管理和公共服務機構。我們現在一直堅持做的一個工作就是記錄。過去的一百年，這個村子都經曆了什麼，沒有記載。侗族沒有文字，都是口傳下來的。但我們想，如果有了這麼一個博物館，就可以记录未來一百年怎麼過去，所以我們認為，這種生態博物館最核心的價值就是記錄。生态博物館只有開始、没有結束。

摄影：贾冬阳

王：這個記錄是從你們開館之後才去做的？

任：那肯定啦，這個記錄是生态博物館的工作，生态博物館其實就是一個社区檔案館，幫助村子建立一個檔案館并如實記錄，我在其中只是一個觀察者和記錄者。

王：除此之外呢？

任：我們也做一些傳承的工作，還有社區服務、社區發展等等。我們不僅要記錄歷史，還要回應村民怎麼面向未來。我跟我們的副館長講，他是當地人，十年前我就告訴他，我不認為這種所謂的傳承活動，真的可以把文化傳下去，我認為這也就是做做秀，做給別人看，但我告訴他，雖然是做秀，也要認認真真地做，我們堅持了十幾年，培養了上千名唱歌的小孩。

在美国亚洲协会纽约总部的演出，摄影：杜科欣 

來這的人經常問我：“有多少人在這裏上班、你為村民做了什麼？”總有人問你這麼一個問題，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搞笑的問題，在現代商業社會的背景下，人們都是很功利的，說到博物館的存在，總覺得你該解決多少就業、該創造多少價值的問題，幾乎沒有人問你真實要做什麼，但只有誰問清楚了呢？國家文物局前任局長勵小捷問我，“你在這裡做了十幾年，你覺得你在做什麼？”我說，第一、發現鄉村的價值；第二、重估鄉村的價值；第三、輸出鄉村價值。這位局長非常震撼，他覺得我們這個思考非常重要。一位做企業並購在斯坦福大學做訪問學者回來的朋友提醒我：千萬不要誤入商業的歧途。有風投說我給你兩個億，我只要百分之三十的股份，你複製一百個這樣的地方。但是你不要以為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後面就是鞭子抽著你往前走的，你就成為了別人賺錢的工具，最後你拿著那筆錢來幹嘛呢？另外，還有一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所的朋友跟我說，在全世界，沒有一個公司是一直不倒的，但是“廟”“大學”和“教堂”都很長久，關鍵的原因他們都不是做商業的。地捫生態博物館未來可能就是一座“文化的廟宇”，我覺得一百年以後才會看到它的價值，這就是慢慢的滴水穿石的感覺。

任：同时，我們必須警惕不經意間變成一個“文化自戀者”。“鄉愁”，是城市裏人的鄉愁，是城市人的鄉村想像，不是村民的鄉愁，村民是“城愁”。村民是想，怎麼到城裏去，怎麼解決溫飽問題、走向小康。

摄影：贾冬阳

張：我聽了非常感動，非常理解這一點。博物館真正的主人是屬於本土的，這個思想是誰提出來的？

杜：一開始的時候就有了，挪威人提的“六枝原則”里就定下了這個調子。

張：一個國家如何恢復他這個民族的自我認同，是個重大問題。這很像任館長和小杜在做的事情，小能夠見大，這裡面包含了對民族文化、土地與血的認同。他們正貫徹這一點，如果你不堅持這一點，隨便將商業資本引進來，那整個就散了。任館長也反復說了這一點，經濟來了以後消減太大，被一個公司承包商業化以後，你的主動性根本就沒有了，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做的事情既可以見小也可以見大。我們這兩天談話的內容圍著這個轉，就可以接近這個很根本的問題。

未來的鄉村往何處去？

賈：科欣，你們在做博物館的過程中，哪些困難讓你印象深刻？

杜：所有的困難，都是博物館必須經歷的過程吧。前幾年，一定是為生存掙扎，包括地捫也是第八年才解決生存的問題。

摄影：贾冬阳

賈：原來是怎麼生存的？后建的“堂安館”也如此？

杜：堂安其實面臨著更多問題，非常的緊迫。必須要去恢復集體經濟，現在鄉村已經沒有凝聚力了。老百姓之間相互制約的宗法關係沒有了，村委會形同虛設。村長每天忙於應付政府各部門各級別官員的考察、開會、交材料、帶著官員走村寨等，他哪裡還有時間去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也存在問題，幾大家族你應該站在哪邊？另外，堂安很多年輕人大量閒置在村子裡，每天看著遊客如織、銀錢往來，卻與自己沒什麼關係，極易產生不穩定的因素。很多想在堂安發展的商人都在做地毯式搜索，他們想要租村民木結構的老房子，老百姓就只能到農田去違建。外面的商人很精明，基本上50萬就可以讓村民租給他們50年，然後變成旅遊景點或特色民宿，慢慢就被蠶食掉了。

摄影：贾冬阳

賈：那“堂安館”有什麼不同的思路？

杜：現在我主要負責堂安博物館這邊的工作，我們想幫村子做一個集體酒店。我們有個原則，就是不動用民居、不在村子裡建，而是在村外某個風景比較好的地方選址建酒店，村子每家每戶都可以入股，他們以戶籍、房屋的方式入股，可以不影響到他們的正常生活，要求只有一點，老房子不要亂維修，不要隨便出租等等，酒店盈利除了必要的成本，其餘都給村民分紅。我們希望這種集體經濟模式能平衡他們的收益，讓大家共同來維護村寨的核心價值，保持他們原有的生產、生活及村寨景觀。運營管理機構我們可以請外面的人來做，為當地人提供就業崗位，當涉及到經濟利益，他們之間的相互制約力量比當地政府制約還要更強有力。

賈：地捫相對會單純一些嗎？

杜：地捫跟堂安的問題不一樣，它沒有這種商業旅遊的衝擊，相對好一點。但地捫有地捫的問題，700多戶的大村子，如果說一定要大幅度提高整個村寨的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還是很難的。

摄影：贾冬阳

賈：我讀過譚恩美女士的《時光邊緣的村落》，美國國家地理拍的地捫，跟我們來了以後看到的地捫，還是有很大不同，如今寨子里的水泥路、磚石房都挺氣派，汽車也不少，相比照片上的情況已經很不同了。

杜：對，咱們博物館對面那一排磚石結構的新房子——老房子全都是木結構，但老房子可以挺兩三百年，冬暖夏涼；磚石結構也就百十來年，主要是為了防火——2012年一個冬天就全部建起來了，年輕人打工賺的錢帶回來就是建房，或者他們家生了兩個兒子就要建兩棟房子等等。好在村子基本聽從了博物館的建議，開闢了一塊新地蓋磚房，等於建了一個新村。老寨子的風貌基本保下來了。

摄影：贾冬阳

任：村民們要改善生活質量的訴求非常正當，我們完全支持，只希望在新舊之間盡量保持平衡。

賈：茅貢建設計劃，就是平衡的一個舉措吧？

任：對。

賈：那茅貢和地捫以及周邊村寨是什麼關係？能解決您說的“鄉愁”與“城愁”的交錯嗎？

任：“茅貢計劃”是我們正在做的實踐與探索，其實也沒有多少經驗可以提供給大家，探索過程是很複雜的，並不是說你弄了個方案出來，政府同意了就可以了。我們跟歷任縣委書記、縣長、鎮書記、鎮長的關係都很好，但問題是具體做事那個人很重要，他如果沒有理解到或者沒有這種情懷和理想，那根本做不了事情。一般的人他為什麼要承擔這個責任呢？所以最根本的要看他有沒有這種情懷。

摄影：杜科欣

賈：跟梁漱溟先生的鄉村建設理論有没有相似之處？

任：我沒有什麼框架，就是作為一個政府顧問，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現在很多人講“鄉村建設”。我說我從來都不是做鄉村建設的，鄉村建設做什麼呢？不客氣地說，除了從當地拿了些有用的文化資源來裝點自己以外，對鄉村做了什麼呢？當然這麼講也有點責之太過，確實經過鄉村建設以後會引起很多關注，有了眼球效應。問題在於，吸引眼球的裡面，不一定是你想的，換句話說，你加速建設的不一定是“鄉建”，很可能是“城建”。所以在我看來，對於地捫這樣的村落，不保護就是保護，不開發就是開發，不建設就是建設。如果過多參與，過多建設，反而敗壞了這個地方。

摄影：贾冬阳

張：所以我來這幾天最大的收穫是，你是直觀地懂得取捨，特別是對商業功利保持警惕，然後才是有意識地按“本土主人”的需要做了他們可能想做的事情。這特別需要定力：即放棄很多外在的東西，尤其觀念性的東西。

任：您的觀察很準。所以說我們做的很多東西裡面，許多人希望賦予很多色彩和觀念在裡面，希望我們達到某些奇奇怪怪的理念或者某種政治正確要求的高度，我的內心是很無奈和拒絕的，因為這是不真實的。我不希望這樣包裝、作秀。

王：具體怎麼做呢？

摄影：贾冬阳

任：我們扮演的是內生力的推動者。在推動的過程當中，有文化保護的問題，有農耕的問題，有關於鄉村想象的問題。茅貢的概念不是單純的保護，而是幫助茅貢和市場良性接軌。農耕生活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生活，所以不會太關心發展，也沒辦法在現代生活中更好的生存，保留下來，也只是作為一種景觀而已。當你真的要推動農耕文明發展的時候，你就面臨怎麼去推動。其實再過十年，如果沒有外部力量介入，也依然如此，甚至更糟糕。我們必須考慮村民的訴求，但更要考慮怎麼引導這個訴求。為什麼浙江的特色小镇發展得好，有很大因素是產業聚集發展。手工業從農業裡抽離出來，服務業又從手工業裡分離出來，這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我們的茅貢計劃也只是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

張：茅貢就成了集散地。

茅貢糧庫藝術中心，摄影：杜科欣

任：對。我們這個也只是一個解決方案，能不能成功，我們還在觀察和摸索。當地政府也看到我們的努力。我們站在當地居民的角度，盡量平衡各方訴求。

賈：所以您提出，鄉镇建設：另外一種可能？

任：是我跟左靖共同提出的。事實上，茅貢計劃，很多人也不支持我。理由是茅貢沒有可塑性。只有左靖支持我，說你做的是對的。他認同了我的觀點。後來我和他商量，先做一個樣板出來。當時我已經想到了糧站的改造計畫，我覺得應該有一個改造把舊的建築或者空間利用起來。那個糧站是80年代的建築，輝煌了一段時間，後來變成了垃圾場。當我們把糧站重新改造好之後，喚醒了當地村民曾經的記憶。當很多村民都在討論是不是要把這個垃圾場拆掉的時候，我們卻把糧站重新變成一個嶄新的藝術空間，這時候村民對我們的態度和看法都發生重大轉變。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太太，拄著拐杖走到改造好的糧站裡，一個晚上來了3次。

茅貢糧庫藝術中心，摄影：贾冬阳

杜：她說，我一輩子都沒見過這樣的藝術館，開了洋葷了。

賈：糧庫藝術中心太精彩了，具體是怎麼做出來的？

任：通过左靖，請梁井宇先生設計的。從去年（2016年）八月八開館到現在，除了春節那幾天，一直在開放。

梁井宇先生手繪稿，地捫博物館供圖

杜：所以左靖發了個朋友圈：“永不落幕的開幕展”。

賈：除了展陳侗族本土建築、器物與風習，會邀請外地藝術家做展嗎？

張：有些藝術家的行為，我稱之為一種“嘔吐”，到了一個地方把他的情感嘔吐之後，抒發了情緒之後就走了，這只是對他個人有意義的經驗，與當地人無關。藝術怎麼來在一個地方落地生根，怎麼累積，是個問題。一個展覽落地在這裡，後面的展覽一個個辦下來，藝術家慢慢與當地文化互動，就慢慢落地生根。那就不一樣了。

王：要有好的策展人，找到適合的作品，比如冬陽的朋友魏壁，他的攝影作品就特別適合茅貢。

任：如果有一個策展人能夠把農村和城市連接在一起了，我們就歡迎來這裡辦展，讓他生根在這裡。正如張老師所說的，我很反對奇奇怪怪地毫無聯繫的藝術作品放在這裡，誰都很難讀懂的新潮作品，沒有任何關係的。我們現在做的侗族傳統建築這個展，很多村民懷著忐忑、好奇的心情來看展，來到我們藝術空間之後覺得很陌生。這些房子、器物，有些他們還在住、還在用。但是展陳在這裡，又讓他們覺得好遠好遠。村民成群結隊來這裡，一個一個地看，甚至能說出圖片上的人的名字……

茅貢糧庫藝術中心，摄影：贾冬阳

王：茅貢會不會變成新的城鎮甚至城市？

任：重要的是有沒有可能吸引城市的創意階層進來，並同當地人一起建構新的生計方式。

王：可以帶來很多新東西，又不打破你的生活方式，比如生態旅遊？

張：其實這也是歐洲的發展軌跡。封建制是歐洲的，封建主都有城堡有領地，每個封建主都是相對獨立的，慢慢就有了商品集散地，在彼此領地交界的河流之間，集散地變成城市，這個城市由於資本的原因，把周圍的基建全部吞噬了。吞噬不夠，再向外擴展。把資本有限化以後，就能夠維持這個網結的格局。又是網又是結，進退自如。其實就是集散地，家庭制的生產，再加上宗教似的保留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任：是的，像這樣的東西，都在我們的設想裡面。我的想法是有了集散地以後，就有很多資源配置，比如說政府的資源願意加入進來，比如說在藝術中心的對面，我們把文化站擴展成“百村市集”，每週一次趕集。我們期望通過政府的公共服務，來引導村民展示他們的村落文化和特色產品。一年有五十多個星期，也就意味著有五十多個村子來展示。凡事貴在堅持，慢慢就會成為一個存在，這是一個可能。

張：這是非常好的互動，可以讓“鄉愁”有了安放之地，所有“鄉愁”得到滿足都是以鄉村存在為條件的。如果把鄉村全部掏空，也就“無鄉可愁”了。

堂安、地捫手工產品，摄影：杜科欣

任：對。所以我們還準備建“百工市集”，通過政府的力量，帮助村民把手工藝品放在市集裡售賣，包括網上銷售。如果發展起來，這裡的工坊就會和外界產生交易，這裡面有溝通、有學習，市場的購買、設計師的設計，會真正教會村民。那麼我設想意義上的集市就來了，這個集不是村民滿足生活需求而進行的採購，而是設計創意人士的一個聚會採購、交流。這個市集如果產生起來，產生的影響力是很大的。上海的、北京的、廣州的創意商機就會源源不斷，有用的手工全部被啟動，這是一個美妙的設想……

摄影：贾冬阳

作者简介

張志揚，即墨哲蘭，武漢市人，1940年元月出生，1980年應全國招考500名社會科學工作者考入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1987年調入湖北大學德國哲學研究所，1994年調入海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社會倫理思想研究所，至2015年退休。

進學術界一直對西方哲學從事“檢測與防禦”研究工作，大體經歷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對西方“形而上學”檢測與防禦（80年代）
以《瀆神的節日》、《重審形而上學語言之維》、《門•一個不得其門而入者的記錄》為代表
第二階段，對西方“現代性理論”檢測與防禦（90年代）
以《現代性理論的檢測與防禦》、《西學中的夜行》、《偶在論譜系》為代表
第三階段，對西方命脈“自然理性”檢測與防禦（21世紀17年）
以《我對“黑皮書事件”的態度》、《“技術統治時代”意味著什麼？》、《二零一六：發現密鑰遭天算》、《為什麼是有而不是無？》為代表
四十年以揭示西方“進化論即末世論”歷史軌跡為己任。目的在於“歸根復命”，償還一個中國人欠負的民族債。

主要著作

1、《渎神的节日》（香港三联“学术精选”1992年，上海三联“学术文库”1996年，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2001年）；

2、《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

3、《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下篇“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

4、《缺席的权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997年两次印刷）；
5、《语言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6、《创伤记忆》（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1999年）；
7、《禁止与引诱》（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1999年）；
8、《禁止与引诱-墨哲兰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9、《偶在论》（上海三联2000年）；
10、《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1、《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在绝对与虚无之间》（上海三联2003年）；
12、《西学中的夜行》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繁体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简体版，2010年）；
13、《偶在论谱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14、《幽僻处可有人行？（3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主译：伽达默《美的现实性》（北京三联“新知文库”，1998年）；
审校：（1）舍勒《死、永生、上帝》（孙周兴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6年）；（2）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白薇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3）施米特《政治神学》（吴增定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

往期回顾

特辑 | 归根复命：古典学的民族文化种姓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七）

（编辑：郭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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