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柯 | 论施特劳斯对修昔底德的隐微解读
编者按：本文刊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感谢赵柯博士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推送。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施特劳斯（Leo Strauss）对修昔底德的解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豪斯（Robert Howse）、雅法（Seth N. Jaffe）、基杜斯（Liisi Keedus）、克莱豪斯（E. A. Kleinhaus）、欧文（Clifford Orwin）等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个主题进行了研究。豪斯探讨了施特劳斯对修昔底德的“非现实主义”解读，说明施特劳斯笔下的修昔底德并非教导强权政治之师。[1](p123-148)雅法分析了施特劳斯对修昔底德的隐微解读，认为施特劳斯对修昔底德的兴趣与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紧密相关。[2](p278-295)基杜斯通过分析施特劳斯对修昔底德的隐微解读，提出施特劳斯对修昔底德的解读展现了施特劳斯对历史主义与现代政治的批判。[3](p75-94)可以说，这些研究都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施特劳斯的修昔底德研究的理解。
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解读施特劳斯对修昔底德的思考。施特劳斯论修昔底德的作品主要有《论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修昔底德著作中诸神的初步考察》、《修昔底德：政治史的意义》这三篇文章。在最详细的作品《论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施特劳斯表示，阅读修昔底德的原因在于，修昔底德提供了对城邦“不科学的”或“不哲学的”理解，这些“不科学的”、“不哲学的”理解是获得对城邦的科学或哲学理解的第一步。[4](p241)施特劳斯说道：
对“关于政治事务常识性理解”的探索……最终让我们走向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4](p240)
基于此，本文试图考察：施特劳斯如何解读修昔底德对城邦“不科学的”或“不哲学的”理解。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前460——约前396）
本文将主要关注，在施特劳斯视野中，修昔底德提供了怎样一种对城邦“不科学的”、“不哲学的”理解，修昔底德又如何看待这种“不科学的”、“不哲学的”理解。根据施特劳斯的研究，修昔底德表面上表明，城邦和人的命运受神的影响，神往往眷顾虔诚、正义、节制的城邦和人，实际上却暗示，城邦和人的命运不是神操纵的结果，世界的基本事实是运动。通过这两方面的说明，本文最后将表明，施特劳斯意义上的修昔底德是一位哲学的历史学家。
一
论修昔底德的显白教诲
面对修昔底德的著作，施特劳斯的第一印象是，这不是一部平常意义上的史学著作。它讨论关于人性的永恒问题，提供关于政治的永恒智慧。但是，它又不像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那样，讨论最好的政治制度、最好的生活方式。修昔底德描述了实际的战争、实际的政治生活和实际的政治制度。修昔底德始终站在城邦的角度来看待城邦,没有走出城邦这个“洞穴”，以高于城邦的视角来俯视城邦。[4](p153,231)
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在斯巴达人（同盟）和雅典人（同盟）之间。施特劳斯发现，修昔底德虽然是雅典人，但实际上更欣赏斯巴达人。在修昔底德笔下，斯巴达人生活简朴，即使富裕的人也尽可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生活方式上的节制带来了政治上的稳定。四百多年来，斯巴达人的政体没有变更和替换。[5](p5,12-13)另外，修昔底德笔下的斯巴达人非常虔诚。对于雅典人的侵扰，斯巴达一开始保持冷静，但最后忍不下去了，便决议向雅典人开战。在发动战争之前，斯巴达人特意去特尔斐神庙问神，他们可不可以作战。神告诉他们，若他们全力作战，胜利属于他们，不论他们是不是向神祈祷，神自己也会保佑他们。[5](p92)施特劳斯发现，除了这件事之外，修昔底德还讲了很多其他类似的事。比如，斯巴达人在建立殖民地赫拉克利亚（Heracleia）时，先去问特尔斐的神。得到一个有利的答复之后，斯巴达人才安排斯巴达本城以及斯巴达领土内其他城市的人向这个新的城市移民。[5](p277)
特尔斐阿波罗神庙的女祭司皮提亚
（海因里希·勒伊特曼绘于1880年）
相比较而言，施特劳斯看到，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人则大为不同。修昔底德叙述了伯里克利的三篇演讲。但是，在这三篇演讲中，伯里克利只在一处提到了神。即使在这唯一的一处，伯里克利也是这么说的：
到了极窘迫的时候，就是雅典娜女神像上的黄金片也可以利用。[5](p131)
至于在那篇著名的葬礼演讲中，伯里克利则没有提到神或神法。在这篇演讲的一开始，伯里克利首先表示，他并不喜欢这个制度（在公葬典礼上演讲），因为发言者“很难说的恰如其分”。但是，由于在公葬上发表演讲是祖先所指定和赞许的，因而他也就只能遵守这个传统。为了说的恰如其分，伯里克利通过歌颂城邦来歌颂那些为城邦牺牲的人。伯里克利说道：
这就是这些人为它慷慨而战、慷慨之死的一个城邦，因为他们只要想到丧失了这个城邦，就不寒而栗。很自然地，我们生于他们之后的人，每个人都应当忍受一切痛苦，为它服务。[5](p151)
施特劳斯发现，为了说明雅典人的大胆或放肆（hybris），修昔底德特意安排了雅典人与弥罗斯人之间的一场辩论。在修昔底德笔下，雅典人对弥罗斯人发动第二次进攻之前，先对弥罗斯人进行了口头上的“进攻”。雅典人劝弥罗斯人归顺雅典帝国，以免受不必要的痛苦和损失，因为强国与弱国之间没有正义可言，强者能够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5](p466)但是，弥罗斯人并不屈服，坚信神祗会保佑他们，斯巴达人会援助他们。于是，雅典人再次告诫弥罗斯人，乞求于神的保护根本就不可行，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规律，是在可能的范围以内扩张统治的势力。另外，斯巴达人也不会横渡海洋救援一个小岛，因为他们将正义定义为符合自己的利益。由于弥罗斯人仍然不肯投降，雅典人便第三次告诫弥罗斯人，把一切都押在斯巴达人、命运和希望这一孤注上面，把信心寄托在他们中间，终究是会上当的。[5](p473)
伯罗奔尼撒战争线路图
前面提到，施特劳斯对修昔底德的第一印象是，修昔底德始终都是站在城邦的角度来看待城邦，没有走出城邦这个“洞穴”，以高于城邦的视角来俯视城邦。的确，施特劳斯发现，修昔底德在描述实际的战争和政治生活之时，传达了真实存在于城邦之内的看法和观点——不敬神会遭到厄运，敬神会拥有好运。一方面，在描述雅典瘟疫的时候，修昔底德提到，有雅典人怀疑，是不是斯巴达人的神谶起了作用，因为斯巴达人曾问神可不可以作战，神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全力以赴，胜利属于他们，神自己也会保佑他们。另一方面，修昔底德也故意暗示，在虔敬与好运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修昔底德表示，伯里克利这番大无畏的演讲结束之后，雅典发生了大规模的瘟疫；雅典人与弥罗斯人的辩论结束之后，雅典人的西西里远征遭受惨败。施特劳斯看到，由于认为虔诚、敬神的人应该得到好的结局，因而修昔底德这样哀叹虔诚、正义的雅典将军尼西阿斯（Nicias）：在所有的希腊人中间，尼西阿斯最不应该遭受如此悲惨的结局，因为尼西阿斯终身致力于道德研究和实践。[5](p632)
二
论修昔底德的隐微教诲
在施特劳斯看来，修昔底德对尼西阿斯的扼腕叹息，实际上只是修昔底德表面上的悲叹而已。修昔底德多次描述了尼西阿斯的敬神行为。但是，修昔底德越是描述尼西阿斯的敬神行为，就越是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尼西阿斯的敬神行为不合时宜，它们反而造成了尼西阿斯的悲惨下场。施特劳斯认为，修昔底德通过尼西阿斯的故事表明，正义与虔诚等同于好运这种信仰实际上只是一种虚妄的希望，没有任何可靠的根基，不合时宜的虔诚反而会给人带来厄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设想，如果带军的人不是尼西阿斯，而是阿尔西比亚德，那雅典人或许会有一个愉快的结局。[4](p209)但是，阿尔西比亚德因为所谓的渎神事件被雅典人剥夺了带军打仗的机会。雅典人不知道，他们因对神的关心而丢失了有可能给他们带来胜利的人。施特劳斯由此感慨，并不是神惩罚了雅典人，而是人对神的关心（human concern with the gods）惩罚了雅典人。[4](p209)
如果说虔诚与好运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那雅典人在西西里的惨败也就不是雅典人因放肆而受到神之惩罚的结果。对此，施特劳斯寻找，修昔底德如何解释雅典人的厄运。施特劳斯看到，根据修昔底德，雅典人战败的直接原因是雅典军队的骑兵存在严重的不足和缺陷。[4](p201)雅典人在叙拉古城下取得胜利之后，无法再继续作战，因为他们的骑兵完全处于劣势之中。但是，施特劳斯发现，根据修昔底德，这并不是雅典人惨败的根本原因所在，雅典人大败的深层次原因是后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内部出现了分裂。早在论述伯里克利的政策之际，修昔底德就曾清楚地表明：
西西里远征……这个错误在于国内的人没有给予海外的军队以适当的支援。因为他们忙于个人的阴谋，以图获得对人民的领导权，他们让这个远征军失掉了它的动力。由于他们的不和，开始使国家的政策发生紊乱。[5](p170)
在施特劳斯看来，修昔底德不仅用这种隐微手法揭示出雅典惨败的真正原因，来反驳“雅典人惨败是因为雅典人不敬神”这个流俗观点，还用其他的隐微手法揭示出，并不是对神灵的僭越带来了不幸，而是不幸造成了对神灵的僭越。[4](p178)比如，修昔底德曾经说过，战争爆发后，当住在乡间的雅典人需要搬到雅典城内、但又找不到住处时，便在雅典的卫城等类似的地方盖起了房子，虽然神谶严禁人们在这些地方居住。修昔底德还说过，雅典发生瘟疫之后，人们就不再求神占卜了，也不相信神祗了，因为他们发现祈祷、询问神谶没有任何效果，敬神和不敬神也没什么两样。此外，修昔底德也透露，瘟疫发生之后，人们也开始不受人类法律的约束了，雅典开始有了空前违法乱纪的情况。
伯罗奔尼撒战争场景
从修昔底德的这些暗示中，施特劳斯看到的是修昔底德对神以及神法的质疑。在施特劳斯看来，修昔底德是个名副其实的雅典人，具有雅典人的那种大胆、勇敢和恢弘气度，虽然在字里行间，修昔底德充满了对斯巴达人的欣赏。施特劳斯发现，在描述希腊地区的古人时，修昔底德并没有像诗人们那样提到神。修昔底德的确提到了米诺斯和阿伽门农，但并没有提及他们的祖先。施特劳斯由此设想，对于修昔底德而言，神或许只是远古时代的野蛮人。[4](p160)这就意味着，神法不可能是神制定的法，神法的起源和本质实际上有些模糊和暧昧。[4](p161)在施特劳斯看来，修昔底德对神和神法的质疑，极好地体现在修昔底德对雅典人和弥罗斯人之辩论的叙述中。一方面，修昔底德让雅典人劝弥罗斯人不要相信神和斯巴达人，要屈服于强者恒统治弱者的自然规律。另一方面，修昔底德克制住自己，不对雅典人的观点发表任何评论。
通过对修昔底德的著作进行仔细的阅读，对修昔底德著作中的矛盾、暗示等进行字里行间的解读，从而揭示出修昔底德对神和神法的质疑之后，施特劳斯最后表明，修昔底德视运动为首要或根本的事实（静止是运动的衍生）。[6](p160)施特劳斯指出，在修昔底德那里，世间万物是运动的结果，是动与静不断交替的结果。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运动与静止的相互作用，促成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根据修昔底德，日食、月食、地震、水灾等，都是世界万物不断运动的结果，不是神操纵的结果。据荷马史诗所说，奥德修斯在回乡途中碰到了两个女妖，其中一个是卡立布狄斯。但是，在修昔底德看来，卡立布狄斯并不是什么妖怪，而是“一个极为凶险的海上漩涡，由第勒尼安海和西西里海冲入的急流所形成”。[5](p316)修昔底德不仅用运动与静止的交替变化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也用此来解释人类事物。对于修昔底德而言，希腊文明的发展是运动的结果。希腊文明发展到顶峰，是从运动状态变为最大的静止状态。最大的静止孕育着最大的运动，希腊文明到达顶峰之后所出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最大的运动（kinesis）。
三
修昔底德：哲学的历史学家
从自身的思想旨趣出发，施特劳斯看到了修昔底德对前哲学城邦的记录和对神的思考。施特劳斯看到，一方面，修昔底德记录了有关神和神法的流俗意见，记录了城邦本身固有的对其自身的理解（受制于神），记录了“城邦遥远或黑暗的一面”。[4](p240)另一方面，修昔底德不只是记录了前哲学的城邦如何受制于神，还对“神会是什么”（quid sit deus）进行了思考和隐晦的说明。修昔底德在不经意之间表露，世界的基本事实是运动，运动与静止的交替变换催生了万事万物。所谓的神法，并不是神制定的法，而只是动静交替的自然之道。鉴于修昔底德用动静交替来解释世界，又说过“人性总是人性”，其著作可以“垂诸永远”，施特劳斯认为修昔底德并不只是一个政治人物，属于某个特定的城邦，站在所在城邦的立场来看待历史上的一段战争，也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历史学家，记载了历史上一场特殊的战争，而是一个哲学的历史学家（a philosophic historian），用普遍来看待特殊，用永恒来看待变化，用整全来看待人性。[4](p240-241)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企鹅经典）
可以发现，施特劳斯在具体展开对修昔底德的解读之前就暗示，修昔底德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与哲学陌路的历史学家。在《论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篇，施特劳斯提出了对修昔底德的传统理解：修昔底德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不仅仅是个政治人物（a political man）。[4](p140)但是，施特劳斯随即指出，修昔底德既非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也非前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与现代意义上科学的历史学家（modern scientific historians）相比，修昔底德存在三个较大的不同。首先，修昔底德几乎不注重经济、文化等因素。其次，修昔底德认为自己的著作旨在垂诸永远。最后，修昔底德并不只是找史料进行叙述，而是对人物进行了加工，创作了很多演讲词。[4](p142)与前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历史学家相比，修昔底德也有一个较大的不同。修昔底德叙述的虽然是已经发生的特殊事件——伯罗奔尼撒战争，但却不仅仅只是记载了这个特殊的事件，而是从这个特殊的事件中发现了普遍的东西。[4](p142-143)
施特劳斯也暗示，修昔底德并非霍布斯所理解的历史学家。霍布斯曾经表示，修昔底德之于历史，犹如荷马之于史诗，亚里士多德之于哲学，德摩斯梯尼之于雄辩学。修昔底德是古来写史第一人，在叙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同时，也传达了知识和智慧，教人谨慎、深谋远虑。[7](p6)当然，在修昔底德与哲学家之间，存在着关键的不同。修昔底德从不在文中“偏离主题，加以政治或道德的说教”，也不“揣测人物的心理，最多只描述到行动为止”。[7](p7)根据霍布斯，修昔底德是“最具政治性的历史学家”（the most politic historiographer）。[7](p7)但是，面对霍布斯的这种理解，即修昔底德进行了秘密地教导，施特劳斯提出了质疑。施特劳斯指出，霍布斯有关修昔底德惜字如金的说法并不恰切，因为如果修昔底德真是惜字如金，那人们就不可能确认修昔底德的教诲。[4](p145)
托马斯·霍布斯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书
可以看到，施特劳斯正是从相反的前提出发——修昔底德提出了很多论断，发现了修昔底德的众多教诲。施特劳斯发现，根据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起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施特劳斯也发现，根据修昔底德，雅典人在西西里的惨败是因为雅典军队的骑兵存在严重的不足、雅典人内部存在着分裂和不和。施特劳斯发现，对于修昔底德而言，正义、虔诚、节制与好运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世界的基本事实是运动，神和神法并不存在，神法只不过是动静交替的自然之道。施特劳斯证明，修昔底德并不是进行了秘密地教导，而是进行了公开地教导。只要阅读地足够仔细，就能够看到修昔底德的教诲。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施特劳斯对修昔底德的解读是对霍布斯的解读的反叛。施特劳斯在三个方面对霍布斯进行了反叛。一是在前提上，二是在解读方法上，三是在最终结论上。从不同的前提出发，施特劳斯对修昔底德采取隐微解读，充分注重对修昔底德的字面阅读。得益于这种充分注重字面的阅读，施特劳斯得出了不同于霍布斯的结论——修昔底德是哲学的历史学家。
[1] Robert Howse. Leo Strauss: Man of Pea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 Seth N. Jaffe. “The Straussian Thucydides,” A Handbook to the Reception of Thucydides. Christine Lee & Neville Morley, eds.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5.
[3] Liisi Keedus. “Leo Strauss’s Thucydides and the Meaning of Politics,”Thucydides and Political Order: Lessons of Governance and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Christian R. Thauer & Christian Wendt, eds.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4] 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5]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谢德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6] 施特劳斯. 修昔底德: 政治史的意义. 彭磊译. 选自施特劳斯. 《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 郭振华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1.
[7] Thomas Hobbes. “To the Readers,” Hobbes’s Thucydides. Richard Schlatter, ed.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