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超生子，当年差点被“调剂”

丹东黄码事件，没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距离我很远；
唐山打人事件，没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距离我很远；
河南存款事件，没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距离我很远；

我也同情他们，悲悯他们，并声援过他们。然而，今天看到网上流传的一张关于超生婴儿被“社会调剂”的告知书，却让我有种重温噩梦的错觉。因为，按照他们的规定，我也是一名超生子。我是家中第三个孩子，出生之后，母亲带着我东躲西藏，甚至藏在邻居的牛棚里躲避计生部门的“追杀”。尚在襁褓中的我，自然没有记忆，但是每次父母提及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我眼前都会浮现出他们抱着我奔逃时的恐慌与狼狈。

我算幸运，最终被父母交了罚款保命。但是全州这对父母，和他们被拐卖的孩子，却让我无比心痛。因为经历相似，这种扎心的共情感，超越了我对受难的女人，被打的女性，损失惨重的储户的同情。这对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日思夜想了32年，这32年的锥心之痛，当年那些拐卖孩子的人、执行政策的人，以及现在这些推卸责任的人、踢皮球的人根本无法理解和感受！

他们信访，却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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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觉得震惊、荒唐，甚至疑惑，我想说那是你太天真太单纯。白纸黑字，圆形公章，媒体采访，官方回应……当前的每一个环节，都在佐证着当年的荒诞与罪恶。

所谓的“社会调剂”，就是某一个省份或城市所生孩子不多，从其它的省市抱走超生的孩子进行调剂（补充）。

随着此次事件的发酵，《中国青年报》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名为《被“调剂”了23年的人生》的文章，再度被人提起。讲述了一个名叫谢先梅的“超生”孩子因“调剂”而改变的人生。文章提到：“这种把交不起罚款的超生家庭的孩子交给单身人士领养的做法，被称为“调剂”，在23年前的达州是一种处理超生婴儿的举措。”然而，之前的达州不是个案，现在的全州更不是孤例。如今想来，假如当年我的父母交不起超生罚款，我也会这样，不是被调剂，就是像商品一样被流转贩卖！我一直不愿回想父母和我提及我刚出生时的恐怖经历，全州这件事却令我控制不住地回忆和想象起来，整个下午我只觉得窒息、愤怒、后怕和仇恨。

我无法想象作为具体的人，为什么会被如此随便处理和对待。而所谓的“社会调剂”竟然是县委、县政府的决定，是有组织有统一有计划进行的“政策”。

“告知书”里理直气壮地表示:“你们超生的孩子（属第七孩）是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意思就是，抱走孩子，合规合法，你们不必再纠结。这种回应的态度和语气，冷血到令人发指。而“告知书”通篇冰冷漠然，没有任何抚慰和体恤之词，哪怕是表示同情和安抚的字眼，一无所有！更别提道歉。

而且，“告知书”通篇以过去的政策、精神、决定作为挡箭牌回应，没有调查、了解，就声称不存在拐卖行为。这是事关人命的大事啊，作为政府部门，未免太过草率。

更令人痛心和绝望的是，当时被全县统一进行社会调剂的超生孩子去向，没有留存任何记录。也许当初为了以绝后患，真的没有了留下记录，也许“告知书”是为了搪塞这对父母而撒谎。但这场所谓的“社会调剂”却是打着“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旗号，披着“合法”的外衣，堂而皇之地进行的。

按照桂林市卫健委7月5日最新回应，曾有过超生子女社会调剂政策。但是就算社会调剂，“没有留存任何记录”这个漏洞，会不会让有些公职人员有机可乘，参与贩卖人口？

难道一句“社会调剂”，就可以搪塞当事人的追问么？难道一句“社会调剂”就可以敷衍公众的质疑么？难道一句“社会调剂”就可以抵消沉重的悲剧么？此事绝不能草草处理，更不能不了了之。全州方面要对公众质疑详细回复，如果存在相关人员失职、渎职，就要追责、惩处，别以年代久远和当时政策为借口来护短。设想一下，假如你是那个超生的孩子，假如你遭遇了这对父母的不幸，这是何等的悲剧！

哲学家康德说:“人，是目的本身，即在任何时候任何人(甚至上帝) 都不能把他只是当作工具来加以利用。”人，永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没有任何一种东西，可以高于人来作为目的去追求，不管它打着什么样的旗号，都不能践踏这种人道主义。

孩子，包括每一个成年人，都不是商品，不是货物，不是任人安排的资源和工具。正如《新京报》所说:“‘调剂’一词挑战了人的常识，也践踏了社会道德底线。”过去的政策不合理、不科学、不人道，已经铸成错误，如果2022的今天，仍然搪塞和漠视，就是对人伦的挑战和戕害，就是践踏人性和尊严。

我是家中的超生子，差点也像商品一样被“调剂”。幸运的是父母终于凑够了罚款，保住了我。但是，还有多少像我一样超生的孩子，还有多少像全州事件中一样被抱走的孩子，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成为父母心头永远挥之不去的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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