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付廷祥案 | 亲属五问涪陵区法院田凌法官

01

     不具备出庭资格的检察人员能否担任付廷祥案公诉人？

付廷祥案“重一审”开庭结束后，涪陵区检察院变更起诉，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简称：三分检）空降一名检察官和一名检察官助理，同时异地调用的一名检察官，与付廷祥案原有的一位公诉人共同组建了一个新的公诉团队。

根据法律规定，出庭公诉人必须是员额检察官，检察官需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公诉团队中，有三人未经重庆市涪陵区人大任命，明显不具备出庭资格。

被诉单位多名法律顾问要求旁听付廷祥案庭审，法庭要求提供聘用合同和社保证明，对旁听人员百般刁难，试问田凌法官，公诉团队中三人是否有涪陵区检察院任职证明文件，有涪陵区检察院工资、社保等证明？

法庭对代表国家出庭公诉的检察官，放任自流，不审查其出庭资格，反而恶意设定苛刻的旁听条件，阻碍公民旁听，如此双标，意欲何为？除了违法审判，恐怕再无理由可解释。

02

     被告人着看守所识别服参加庭审，基本人权不被保障，何谈案件公平、公正？

付廷祥案庭审中，周泽、王飞、杨矿生等多名律师强烈要求，付廷祥等多名被告人有不着看守所“号服”出庭受审的权利。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不得确定有罪，人权保障应从规范庭审着装做起。审判长田凌解释，被告人着装是看守所负责，法庭无法解决。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在押被告人出庭受审，不着监管机构的识别服。我们亲属希望，5月5日再次开庭，田凌法官先解决这一小问题，请让我们看到法院一点点公平、公正。

03

      三分检空降检察官到涪陵区法院出庭履职，涪陵区法院一旦判决不公，如何确保二审公正？

付廷祥案一审、重一审开庭，都是涪陵区两名检察官出庭公诉。重一审开庭结束后，付廷祥等人又被层层加码、无限拔高，变更指控为黑社会性质犯罪，三分检空降检察官担任下级涪陵区检察院的公诉人。我们亲属认为，三分检的检察官除代表涪陵区检察院公诉外，更多是代表三分检履职，对三分检负责，在付廷祥案件中，上下级检察院完全一体，不再有监督。案件一旦不公，当事人上诉，三分检更不会监督三中院公正审判。

道理很简单，上级检察院本来是对下级检察院负有领导、监督职责，然而上级检察院派员直接代表下级检察院履职，对错误公诉，根本不可能再去监督纠正，下级错误公诉也是上级检察院的意见，自纠自错，几无可能。如果案件二审，因三分检参与了涪陵区法院的错误审判，不可能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三中院的审判不受检察院监督制约，公正自然不保。

检察官降级履职，是从根本上颠覆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制度，我们希望涪陵区法院高度重视。

04

      涪陵区法院为何不敢实质公开审理付廷祥案件？

涪陵区法院网站公告，付廷祥等人案件是公开审判的案件。然而，开庭前三日（4月17日）通知由容纳300人左右的228大审判庭，变为容纳30人的218小法庭，并且要求每个当事人两个旁听名额，提供亲属关系证明以及单位缴纳社保证明。最终进入法庭旁听的亲属、职工总共不超过10人，难道涪陵区法院一贯如此“公开审判”？非也。

涪陵区法院第一次审理付廷祥案件时，不涉黑、不涉恶，在容纳300人的大法庭，不限制旁听；第二次审理（重一审）付廷祥案件时，依然不涉黑、不涉恶，同样在大法庭审理，不限制旁听，而且两次一审开庭都还在疫情期间。付廷祥案变更指控涉黑后，开庭前三天突然换成小法庭，没了疫情，反而不让旁听了，我们亲属不能理解，也无法接受！

05

      审判长田凌是否应当主动回避？

付廷祥案重一审结束后，检察院变更起诉，指控付廷祥等人涉黑，合议庭审判长变更为李信梅法官。在涉黑案庭前会议中，辩护律师提出“李信梅审判长曾办理过被诉单位的行政案件，后遭约谈，担心其承受压力影响本案公正审判，律师要求李信梅法官回避”。

本次开庭9天前，审判长李信梅法官变更成了田凌法官，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付廷祥弟弟付廷伟，曾被涪陵公安以涉恶成员与付廷伟等人一并移送涪陵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审查后认为，付廷祥等人不涉恶，付廷伟涉嫌的寻衅滋事案也不涉及同案其他人。因此，付廷伟被另案处理，单独以寻衅滋事起诉至涪陵区法院，付廷伟寻衅滋事案的审判长正是田凌法官，付廷伟被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该判决早已生效。

目前，付廷伟的这起寻衅滋事案，被检察院推翻原指控（原指控付廷伟一人，并不涉及付廷祥等人），如今又指控付廷祥参与指挥，并将该起案件指控为涉黑组织犯罪，付廷伟也因该案被指控为涉黑组织成员。

审判长田凌已经参与过上述寻衅滋事案的审判，显然不应继续参与包括该起案件在内的付廷祥等人被控涉黑案的审判程序，田凌法官应当主动回避，否则难保公正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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