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金立佐，从弄潮儿到修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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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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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编者按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苍南社科联推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40人”栏目，全面回顾苍南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历程，充分展示苍南人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创新精神，进一步助推苍南全面深化改革，营造高质量共同建设新时代“浙江美丽南大门”的良好氛围。
金立佐，苍南县金乡人。北京大学七七级本科，牛津大学博士。曾就职于北大、国家体改委、英美投资银行并下海创业；历任多家中港上市公司独立董监事，《董事会》“最具影响力独立董事奖”获得者。中国经济学会（英国/欧洲）首任会长，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共同创始人，曾任北京凯恩克劳斯基金会理事，以及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执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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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乡讲学
六十一岁的金立佐，白净、身修、美丰仪，洵若儒雅君子。与之交谈，却如此和蔼、亲切、谦虚！在他的身上看不到学者惯有的清高与自负。
在一个多小时的讲座中，金立佐从自己的求学经历，到中华文明的命运，上下几千年，纵横千万里，滔滔不绝，妙语连珠，让听众如坐春风，展示出一名演说家的风采。
演讲结束，意犹未尽，当天晚上，金乡溪头书院的主人林乃印先生邀请金立佐到书院继续座谈。
他娓娓地讲述了自己多年来参赞天命的心路历程，生在一个新旧变革的年代，他目睹国家和时代变局，从而引发对天命、家国和人类终极关怀的思考。从红墙内外，到世界各地，金立佐的人生轨迹走过三个阶段："少年成我，中年知我，晚年无我"，对于未来，他依然在寻求真道，求索不可言喻的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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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其筋骨
1957年7月，金立佐出生于金乡城内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金钦治、母亲季慧声是金乡城内普通教师，外公季汝珂是江南垟名士，民国时期曾任钱库小学校长，与王仲平、黄菽民等乡绅齐名。
金立佐童年时就生性聪明，喜欢读书，热爱思考，成绩优秀。在文革爆发时，还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他亲历了十年文革那段如火如荼的岁月，其间目睹过红卫兵破四旧，大串联，造反派和保皇派混战，被抄家等事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976年初，上级政府有就业政策，即凡是居民户口的每一家子女，只能有一个留城名额，即保留城市户口，可由政府安排工作，其余子女都要改变户籍身份，或插队，或下放户籍，自谋出路。当时金钦治夫妇是正式教师，家庭是居民户，有四个子女，按政策其子女有一个名额享受居民户口，并安排工作。金立佐是长子，又是高中毕业生，本该享受这个名额。
但金立佐却将这个名额让给大妹，自愿选择农业户，主动请求下乡插队。他很快被分配到金乡公社东风大队，与农民一起每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为了挣取工分，备尝田间劳动的艰苦。
1976年7月，金立佐担任金乡小学初中部民办教师。第二年，由于文革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金立佐得知可以参加高考的消息，很快就报名参加这场文革后首次高考，幸运地被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考上北大，这在小城金乡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
金立佐迎来了命运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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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骄子
1978年2月底，金立佐离开金乡到北京上大学，他身披红缎子，胸带大红花，在家人、同事和一大班学生的欢送下，踏上了北上的汽车。这一走，金立佐如蛟龙入海，鹰击长空，汇入了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
金立佐学习优秀，两次被评为三好学生，毕业后留经济系任教并兼任系团委书记。40年后，金立佐这一届的北大经济系学生或从政、或从商，或在高校从事学术研究，他们都成为行业内的佼佼者。
1982年2月，金立佐北大毕业后的留校，任经济系国民经济教研室(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前身)教师，兼任经济系团总支书记。可是象牙塔中那远离实际的生活已无法满足其窥求中国经济运行真相的欲望。一年半之后，他调离了北大，进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简称体改委)成立于1982年5月4日，集调查研究、参谋、改革试点于一身，统筹全局。它的头几届主任，都由国务院总理兼职。从那往后，尤其是八十年代，中国改革的大政方针，都有体改委的身影。
当时的体改委有不少像安志文、童大林这样思想开明、谦虚好学、关心爱惜后辈的老干部。在这里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可以接触到来自基层的一手材料和常人难以获取的经济数据。在这样一个占据信息优势又相对开明宽松的环境工作，金立佐迅速脱颖而出。
金立佐密切关注国内的经济变化，当时的中国，特别是自己的家乡温州，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迎来了百年巨变。1983年，父亲金钦治任金乡镇委书记，也是在这段时期，金乡镇在全国率先进行信用社利率改革，邻居钱库镇成立了第一家私人钱庄。在温州各县，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被世人誉为"温州模式"。从国家到地方的经济变化以及发生的问题都引发了金立佐深度思考。
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后，金立佐跟吴稼祥以及丁宁宁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经济改革涉及的重大体制问题，1985年3月11日，《世界经济导报》发表了金立佐和吴稼祥的论文《要以新的战略思想改革国家经济职能》，指出了国家既作为运动员又作为裁判的双重经济职能这一体制的深层矛盾——"国家作为宏观经济的控制者调节者，客观上要求政不管企，超脱微观活动，关心所有企业;国家作为全民企业所有者的代表，客观上要求政管企，介入微观活动，经营好自身所属的企业。国家的这种双重经济职能，在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愈来愈加突出。"这篇文章所阐述的观点，至今还不过时，现在看来，这个制度性的矛盾依然存在，未能有效解决。
金立佐跟吴稼祥以及丁宁宁探讨如何理顺公有财产关系，建立公有财产经营管理的"有限责任制"。为此，他们建议把股份制作为进一步改革的思路。他们对国企如何进行股份制改造进行了系统分析，最初仅在京城理论界内部讨论，后来，他们的探讨和建议以《用股份经济管理经济》和《股份化：进一步改革改革的一种思路》为标题，分别刊登于《经济日报》(1985年5月16日和8月3日)。随后《中国发展与改革》杂志(1985年第10期)全文刊载，国内报刊杂志也纷纷转载。
金立佐对股份制改革的探讨和政策实践，无疑起了市场启蒙和理论先导的作用，这篇论文也是我国第一篇系统性地论述股份制来改造公有制的论文，成为我国经济学经典文献。
金立佐在当时的中国经济理论界崭露头角，短短的几年间，就有二十多篇文章发表，且屡获好评。
他的系列论文是为当时新生的商品经济正名，从而撕开了一统天下的计划经济的巨幕，为风雷激荡的经济改革提供理论支持。金立佐总是以大历史的直觉，站在国家和民族复兴的高度，观照中国新生的市场经济。虽然时过境迁，但读他论文依然还能感受到一股来自大地的蓬勃朝气，这股气息饱含着金立佐那一代青年人浓厚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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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赴牛津
1986年，就在金立佐于中国经济界声名初起、工作渐入佳境之时，他的内心越来越感觉不安，这种不安并非来自个人仕途的顺逆，而是来自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的思考。
北京的学习和工作环境，打开了金立佐的视界和心门，从而萌生出国深造的念头。此时，联合国发展署提供给国家体改委一笔资金，专门用于中国经济学家出国培训，但入选的要求相当严格。
金立佐心动了，他向上级递交了申请书，对照入选条件，对金立佐而言，英语是一道难关!因为大学以及留校期间，他花大量时间学习的是俄语。调入国家体改委工作以后，虽然他在拼命工作的同时，开始用业余时间自学英语，但英语依然是其薄弱环节。金立佐不想错过这次学习的机会，他收集了北京市初中高中各年级的所有英语课本，一册一册自学，食堂吃饭排队时，也趁机跟同事复述英语课本里的故事。同时，他通过突击"恶补"英语口语。苦心人，天不负，幸运之神再次垂青于他，首批入选的名单仅三人通过严格的筛选，其中就有金立佐的名字，而且还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
金立佐如愿以偿成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和牛津中国研究中心培训项目学员，开始了为期十四个月的学习进修。经济学被西方称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而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学还是采用前苏联范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显然是有别于西方经济学。首次走出国门的金立佐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经济学，了解西方文明。利用学校假期，跟郭树清等同事一起考察英国资本市场和英国政府的运作。
1988年初，金立佐学成归国前，又到美国做了为期三个月的短期访问。对欧美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和金融知识等有了进一步的领悟。
金立佐无论在工作表现和理论探索方面，还是在西方进修学习的成绩上，都受到国家体改委领导的赏识，留学期间，他从副主任科员提拔为宏观调控司金融处副处长，展示在他面前的是一片锦绣前程。
此时又有一个机会摆在他面前：鉴于他在牛津大学学习的成绩，牛津大学邀请他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同时，世界银行的一个培养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计划提供给他全额奖学金。此刻金立佐面临着人生的抉择：是回体改委工作，还是再向单位申请留学?他决定先回国，征求领导和同事亲友意见。
最终一位领导，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的话点醒了他："中国改革开放并非朝夕就能取得成功，它是长期的一个进程。你还年轻，不妨出去继续深造，多学习西方知识，更好服务我们的国家。"
金立佐再次申请赴牛津留学， 尽管当时国家正当用人之际，国家体改委领导还是特批他带薪读博。于是金立佐第二次赴牛津留学。
金立佐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一直关注国内的经济动态。从1978年的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和经济改革，神州大地发生了巨大变化。金立佐明确了以这段时期中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机构行为作为实证研究方向。
读博并非一帆风顺，牛津大学的导师严谨刻板，非常严格。通过硕士考试和博士资格考试以后，他一直与金立佐反复讨论博士论文的提纲，却迟迟不让金立佐动笔，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年，眼见自己毕业遥遥无期，他最后忍不住对导师摊牌说："这次不管如何也要开笔写博士论文，能通过答辩最好，如果通不过，不怪您，只怪我自己无能。"
牛津导师才勉强同意金立佐的请求，金立佐夜以继日，经过四个月时间的撰写修改，终于以《中国的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的设计(1978—1990)》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并一次性通过答辩。在答辩教授推荐下，他的博士论文随即由圣马丁出版社在英国出版。
1988年11月，金立佐、张维迎和余永定(三人被留学生称为"牛津三杰")等留学生决定筹建一个非营利性组织——"中国经济学会(英国)"，以研究中国经济，加强学术交流。
金立佐等人积极筹备，联络会员，经访英学者李洪、王砥两人倡议，同时得到中国使馆教育处和全英学联的协助，11月18日，中国经济学会(英国)终于在伦敦成立，来自英国十九所大学五十多名代表出席成立大会，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代表们投票选举了首届理事会，理事共四人，即牛津大学金立佐，剑桥大学王虹，伦敦大学方莺和黄朝东，金立佐当选"中国经济学会(英国)"首届会长。同时学会还举办了全英第一届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大家就英国经济理论和中国实际经济问题展开"理智地和有深度地"探讨。
1988年11月22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作了报道，中国驻英国大使冀朝铸，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安志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发来贺信。"中国经济学会(英国)"成立至今有三十年了，现已是海外最具影响力的华人学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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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中金
在英国，金立佐从事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研究，为弥补金融实务操作的短板，经单位同意，他于1993年毕业后选择进入世界著名的伦敦洛希尔商人银行实习，掌握投资银行业务操作能力。
还在牛津读博时，前世界银行驻华办事处首席代表林重庚先生找到金立佐，请他帮助翻译一封递交给当时朱镕基副总理的关于申请在中国成立中外合资投资机构的报告。这份报告获得支持后，央行通知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王岐山着手筹办中国人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简称"中金公司"。
中金公司主要发起人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摩根士丹利国际公司，其中摩根士丹利为中金公司第二大股东。林重庚先生是筹备协调人，需要一名熟悉大陆，又具备政府工作背景和投资银行专业知识的人参加筹备，而金立佐正是最佳人选。于是林重庚先生邀请在洛希尔工作的金立佐参与筹备组，为了让首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能落地，他向伦敦洛希尔银行递交了辞职书，坦白自己的去向。当时洛希尔已决定委派金立佐到洛希尔(香港)有限公司，任命他为经理。但最终尊重金立佐的选择，所以辞职报告很快就获得通过。
金立佐作为核心成员全程参与筹备中金公司。1995年6月25日，中金公司获得牌照，同年8月1日在钓鱼台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庆典，王岐山任中金公司第一任董事长，林重庚任第一任CEO。当时中国证券市场还刚起步，按照金立佐工作和留学背景、业务能力和对筹建中金公司做出的贡献，完全可以作为中金元老在公司高就。但此时的金立佐已有了明确的人生规划，他提出辞职，谢绝了中金公司或出任研究部主任、或作为总裁助理的挽留，同时，他也谢绝了调任中国证监会国际部主任的邀请。
金立佐在中金成立庆典结束正式离职，在亲友们反对声和不解的目光中，金立佐做出了一个他的职业生涯最重大的决定：告别体制，离开投行，去体验草根民营企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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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海沉浮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经邓小平南巡后，民营经济得以迅速发展。金立佐当时预言，国企、外企和民企，将在中国三分天下，他认为自己多年在政府工作和海外留学，从事经济理论、政策和金融工作，但对实体企业运行管理缺乏了解，更没有直接的创业经验，要想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社会和这个时代，需要补上这一课，因此他才会作出让众人不解的选择。金立佐认为，最好的补课方式不是在政府机关和大学进行理论政策研究，也不是在大投行做金融操作或市场研究，而是亲自下海创办企业。
金立佐与一班朋友创办了北京中和信达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营业范围是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工业设备、交通设备、医疗设备的租赁;投资风险论证;项目投资设计、咨询等。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尽管顶着"牛津博士"这顶光鲜的光环，又有在国家体改委和世界顶级投行工作经历，但金立佐在创业中还是曲折艰难，多次遭遇"呛水"。
创业初始不久，他发现国内银行对银行卡持卡人没有衍生服务，更没有数据挖掘的概念，信用卡交易信息竟然只保留半年。金立佐敏锐地看见了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机会：代表持卡人这个当时高端消费群体和商家(比如酒店和出行等)谈折扣，为持卡人提供全面增值服务，在银行收取的信用卡支付手续费和信用卡支付的增值服务中收取服务费。为此，1997年中和信达联合几家股东发起成立了北京天马信达信息网络公司，同年和中国银行总行信用卡部签约发行长城—天马联名卡。
在当时，金立佐可算是眼光独到超前，并且抓住了关键的支付环节，设计了银行—公司联名卡，后来闻名遐迩的携程公司于1999年才成立，并且没有携程参与其中的信用卡支付手段。但是特别遗憾，长城—天马联名卡的发行胎死腹中。金立佐后来检讨失败的原因：一是看到机会太多而不能专一，自己没有亲自打理天马信达业务;二是不了解大陆的银行体制仍然是"条块分割"，总行信用卡部实际上控制不了省市分行的信用卡发行，遑论联名卡了。他不知道自己已脱离实际国情，天真地以为跟发达国家一样，跟总行签约，便可以在全国各地分行执行，因此这次创业算是失败了，金立佐认为自己犯了眼高手低的错误，教训深刻。后来，北京天马信达信息网络有限公司转而成了国内首家从事信用卡服务企业倾力开拓信用卡外包业务，被中国银行指定为信用卡专业服务公司。
这还不算狠狠呛水!
在一次公司决策以承接债务方式零价格收购一家山东威海的地方国营生物制药厂，这家新企业成立于1995年底，债务总额达两千多万元，但据说两条生产线都已经安装到位，只要投入几百万流动资金，就可以启动生产。债权银行许诺公司开始生产，待销售收入回笼后逐年偿还债务。中和信达总经理经过实地考察，做了一份可行性报告，认为公司以小搏大，收购这家国营药厂相当划算。中和信达注册资本580万元，实际运行资金只有三百万元。
金立佐轻信了可行性报告，甚至本人没有做尽职调查，也没有到过现场，董事会就同意投资了，由这位总经理执行。但是，中和信达的汇款一到威海药厂账户，马上被银行划走了，同时药厂的设备被法院查封。金立佐说，当时自己涉世太浅，轻信人，根本没料到这个药厂和银行跟中和信达合作是一个精心编织的"局"，更轻信朋友介绍的朋友。对于实际操作，总经理也是纸上谈兵，说好的待销售收入回笼后逐年偿还债务这一条，银行只是口头承诺，并没有写入合同文本。而金立佐甚至连合同文本也没有仔细审阅斟酌，就同意投入公司"全部家当"了。
出师未捷身先死，中和信达以小博大不成，反而替他人背了一屁股债!!为了挽回损失，金立佐曾以合同上自己的签字属于仿签为由，要求判定合同无效。但当地法院认可合同上所盖的企业公章，判决合同有效。并且随后到北京执行判决，企图席卷中和信达账户的所有股东权益。
当时金立佐真是欲哭无泪，十几年后，他曾开玩笑地说："在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生态环境下，只有听到民企欺骗国企，而我们的公司却是遭遇国企的欺骗。"
是的，在中国，民企自有一套独特的生存法则，这些法则不是金立佐坐过机关喝过洋墨水就能理解的。
初次创业失败，金立佐将北京中和信达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清算，并开始公司注销，尽可能保护了公司股东的剩余权益。当时公司搬入简陋的处所，金立佐每月只给自己发两千多元工资，经常睡在办公室沙发上。
到了1999年，他决定东山再起，创办了中和应泰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仍旧任董事长，金立佐将公司定位在财务顾问和管理顾问两个领域，试图在上市公司治理、激励约束机制设计和企业财务顾问、企业并购和资产债务重组等领域建立起自己的品牌。
适逢国有大企业开始上市重组，需要建立市场认可的公司董事会治理结构和管理层以及业务骨干的薪酬激励和约束机制，中和应泰风生水起，中国联通、中石油、中石化、中国信达、上海证券交易所、世界银行等十几家大公司和机构成了公司客户。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金立佐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委托，首开先河，代理处置二十多亿元的不良资产包，他亲自主持受托处置的不良资产包中上市公司郑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郑百文")的破产重整工作——这是国内第一家被债权人起诉破产的上市公司。
金立佐设计重组方案，比较挑选战略投资人，代表主要债权人与各相关方谈判。在重组方案实施过程中，金立佐协调各方利益，联合学术界研究和解决重组遇到的法律障碍、以及应对媒体等。因当时的中国资本市场极不成熟，大陆都没有破产法，没有法律和案例可依，金立佐为设计和推进郑百文所有利益关联方包括债权人、股东、公司管理层和员工、地方政府、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和证监会都可以接受的重组方案，殚精竭虑，劳其筋骨，空乏其身，他说自己的"连头发都白了"。
郑百文重整历尽艰辛，最后成功，成了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破产重组和司法介入的一个经典案例。当时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等诸多媒体争相跟踪报道，金立佐和中和应泰公司一时知名度大增。
中和应泰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业务蒸蒸日上，公司在管理咨询尤其是薪酬激励约束机制设计和企业重整领域声名鹊起。金立佐还担任多家上市公司和非上市金融机构的独立董事等等。
在创业期间，金立佐还积极参与发起社会公益活动，如2001年，他和经济学家吴敬琏，法学家江平、方流芳、梁治平等创办了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一个法学与经济学的联盟，希望能集合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同仁一起努力，推动中国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实行学术与管理委员会合一的创新体制，吴敬琏和江平两位泰斗任联合主席，金立佐任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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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赞天命
按照金立佐给自己的人生设计，1998年就该从商海上岸，可是随着创业起伏，承接的项目必须完成，奔着自己来的朋友的后续工作需要有着落，他无法按时从中解脱出来。直到2003年，经历过商海沉浮的金立佐再次感到，自己的经济学专业和政商学界历练，不能够解答来自内心深处的困惑，这个困惑依然是对中华民族未来的担忧。他更加感受到，文明的基础是文化基因，而文化基因的根本是信仰。
金立佐说的最多的一个词语就是"发心"，既然一心求道，就需要抛弃世俗的累赘，所以一旦条件许可，他便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将公司交给同事，同时辞去了多家独立董事和社会职务。他的余生终于可以尽情投入到生命奥秘的研修之中。
于此时的金立佐而言，功名利禄如浮云!尽管摆脱了社会的俗事，获得心灵自由，但金立佐仍以入世的心态在世间修行，在学界的活动中依然看到他的依稀身影。2009年4月11日，《董事会》杂志主办的"第五届上市公司董事会金圆桌奖会议"在北京新世界酒店召开，金立佐获"最具影响力独立董事奖"，金立佐还兼任北京凯恩克劳斯基金会理事，以及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执行长等职务。金立佐还积极捐资，参与发起公益慈善活动，如他是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和老家金乡慈善会的第一个捐助人。
金立佐寻师问道，他探讨、学习、比较和印证不同宗教实践，从道家，到儒家、佛家，再到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从佛陀、老子到耶稣，从心学到新教改革，他痛感自己要补的功课实在太多了 。
他求索中华文明的根，寻找远古夏商周三代的文明缘起，寻找国人引以为豪的五千年历史的前身和演化节点;他涉略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和印度文明等。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使得欧洲文明在四五百年内迅速崛起，引领人类进入工业和信息文明时代，而自己深爱的中国却依然是现代文明的追随者，人们既忘失自己祖宗之宗，也拒绝生命的普世价值之光。灵性依然封闭，生命贫瘠。
金立佐说，他需要再次睁眼看世界，再次睁眼看自己。真正发心，认识生灵，认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包括人的自由、业力和罪行。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在生命的高度，中国并未深入了解不同文明和国际社会。今天的中国尽情享受着科技文明的成果，但是这些发明创造几乎全部出自于西方世界，国人对支撑西方文明背后的精神力量，依然缺乏了解，甚至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
在金立佐看来，继佛陀之后，是耶稣为人类带来一波三折至今仍在进行中的心灵救赎、心灵革命和心灵解放。其实在金立佐在英国留学时，就接触基督教，试图领会基督教的精神内核。回国后，他到名山古庙拜会高僧大德，参研佛道。在他看来，佛陀、老子、孔子、耶稣等思想可以印证和旁通，他说，读懂佛经之后，再去读圣经，将会有非常不同的感受和体悟，反之亦然。
在金立佐看来，基督教从犹太教脱胎而来，走出了种族排他和地方性的限制，成为普世性的宗教，耶稣的福音和为全人类背负十字架的牺牲救赎，比佛陀、老子、孔子等贤哲更具革命性，更震撼人的心灵。近万名宣教士抛弃优越的生活环境，来到中国，建医院、建大学，做慈善，带来了西方的文明，很多人甚至把生命留在了中国，这些是当今趋于肉身功利的中国社会无法想象的。
身为中国人，身处科技资讯高度发达的社会，什么是民族复兴的精神根基?如何重建中华的文明自信?这便是金立佐为之孜孜以求的使命。
在溪头书院，短短的数小时交流，当然无法彻底地理解金立佐全部的思想，但是他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设计在这个充斥着功利、犬儒的社会，如一股清流，沁人心脾。又似荒漠甘泉，在现代钢筋丛林中，显得格外珍贵，带给我们现代人诸多有益的启示。
"过不去的回眸，浙江二十载，不甘居于一隅，有志必求。北京开眼看中国，燕园传统，学友风华，红墙岸柳。激情催涨成名心，不晓天高地厚。英伦七个春秋，功利理性，纵然戴得博士帽，兼有投行殿后，终觉根底浅，不愿住洋楼。故国十二秋，不少商场呛水，身心随潮流。不惑那年始大惑，自由不得自由。从此追问问者，搜索古典，拜访行家，决意悉心常修;长蛇头咬尾，光速莫能够。演员同是观众，众生方显妙有。小我万劫终可复，原来不上心头。"
这是金立佐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七七级入学30周年纪念册》写下的一段话，很好地总结其参赞天命的心路历程。
其实，金立佐一直在求道的路上……
来源：苍南社科
作者：陈文苞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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