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价值观冲突与飞艇事业的毁灭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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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是一种和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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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家是做什么的？企业家是做贸易的。企业家是市场逻辑的践行者，过去500年的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家精神作用的结果，每一条国际贸易之路，都是企业家开凿的。企业家不仅想赚钱，也想征服世界，有建立商业帝国的梦想。但他们不是用暴力征服，而是用更好的服务，更廉价、更高质量的产品征服消费者。征服消费者就是让消费者生活得更幸福，而不是用暴力让消费者感到恐惧。这是商业帝国与传统帝国的不同。

　　马克思就曾讲过，资本家没有祖国。哪里能赚钱，哪里就是他们的家。换言之，企业家的利益是超越国界、超越宗教、超越民族的。当然，马克思也讲过，工人阶级没有祖国。但这句话的真实性没有被证实。

　　正因为如此，企业家是一种和平的力量。当两个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商人群体往往都是缓冲剂，他们的实用主义哲学可以化解好多冲突。

　　我们知道，中国2001年加入WTO之前，美国国会每年都要对是否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进行审查，每次审查之前，许多美国大企业为中国游说，而美国的工会组织总是持反对态度。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国人抵制外国银行，发生挤兑，但一些中国的银行和钱庄暗中接济英、日资银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类似地，1989年夏天，香港一些居民挤兑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但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外国银行提供资金给中国银行，保证中国银行不被挤兑垮。

　　当然，现实中的企业家是有祖国的。不论他们的商业利益如何超越国界，也不论他们在血缘上、文化上、法律上属于哪个国家，甚至不论他们自己是否认同所属国家的意识形态、法律和政策，他们总会被身份化为某个特定国家的企业家，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的价值观不同，特别是处于敌对状态时，企业家可能陷入“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即便他们只做“在商言商”的事情。如果大部分人相信强盗逻辑，市场逻辑就很难成功。在民族国家时代，民族主义信仰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会影响消费者的行为，从而影响企业家的选择。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强盗逻辑。

　　此外，大部分企业家也是有信仰的。不同的企业家有不一样的信仰。如果你的信仰与主权国家的信仰发生冲突，你的经营活动不可能不受到负面影响。

　　价值观的冲突可能毁掉一个企业，甚至一个产业。对此，企业家往往无能为力。

　　让我用飞艇的故事说明这一点。

价值观冲突与飞艇事业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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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第10章中，我们曾详细讨论了飞艇的发展史。德国企业家费迪南·齐柏林伯爵(Ferdinand Graf von Zeppelin)和雨果·艾克纳(Hugo Eckener) 是飞艇史上两位最重要的人物。齐柏林伯爵发明了飞艇，在他于1917年去世后，艾克纳接替了他的事业。他们二人都把飞艇当作自己的生命，希望用飞艇把分割的国家连为一体，给人类带来和平与繁荣。他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产业，但最后失败了。

　　飞艇为什么最终败给了飞机？当中固然有很多技术性的原因，但与民族主义和价值观冲突有很大的关系。飞艇产业的兴衰，凸显了价值观冲突给企业家带来的挑战。

　　作为热衷于飞艇事业的企业家，雨果·艾克纳面临的价值观冲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一战后德国人和战胜国之间的民族主义冲突；二是他本人的价值观与希特勒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三是美国人的价值观与希特勒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雨果·艾克纳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德国人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帮了艾克纳的忙。一战后，凡尔赛协定将残存的飞艇作为战争赔偿分配给战胜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并禁止德国生产容量大于100万立方英尺的飞艇，以作为对德国的惩罚，差点让艾克纳的飞艇事业烟消云散。但德国工人出于民族感情，烧毁了本来应该赔偿给美国的飞艇，反倒给他提供了让飞艇公司起死回生的机会。艾克纳说服美国人同意他为美国生产一艘新的飞艇作为补偿，暂时保住了飞艇公司，保住了技术、生产设备和人才。熬到1925年，盟国终于解除了不准德国生产大型飞艇的禁令。这可以说是艾克纳的幸运。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艾克纳本人在价值观上与希特勒格格不入，差点让自己出局。无论他曾作为社会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一事实，还是他对纳粹党的公开批评，都是希特勒难以容忍的。希特勒当上总理后曾下令逮捕他，幸亏有总统兴登堡的保护，他才躲过了牢狱之灾。但这也使得希特勒不可能对飞艇产生热情，他的飞艇事业很难得到纳粹当局的支持。但鉴于艾克纳在德国和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崇高声望，希特勒在处理他时总是有所顾忌。这是光环效应给他带来的好处。但通过让亲纳粹的恩斯特·奥古斯特·雷曼（Ernst August Lehmann）执掌公司，把他边缘化，希特勒还是使得艾克纳不得不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公司内部的权力斗争，对公司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希特勒

　　在与希特勒的冲突上，美国人确实帮了艾克纳的大忙。1936年3月7日德国入侵莱茵兰，违反了《凡尔赛条约》。在这之前，戈培尔利用齐柏林伯爵号和兴登堡号飞艇为在莱茵兰的“全民公投”做宣传，艾克纳反对将飞艇用于这样的政治目的，加上他对纳粹和希特勒的其他不敬言论，戈培尔把他 “非人化”(unpersoned)。“非人化”意味着这个人不存在，他的名字不能在任何媒体上出现，媒体在说到他时，只能用“Lotte的父亲”（Lotte是他女儿的名字）。为了有机会亲自驾驶兴登堡号（LZ-129）飞艇首飞纽约，艾克纳不得不求助于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总统邀请他到白宫做客，纳粹当局算给罗斯福总统面子，把艾克纳从“非人化”名单上剔除。这样，他才最终得以指挥兴登堡号飞艇首飞美国。
　　但艾克纳没有能躲过去的是美国人与希特勒之间的价值观冲突，这一冲突让他的飞艇事业毁于一旦。

　　氢气和氦气是飞艇可以使用的两种气体，二者最大的不同是氢气容易燃烧，不安全，氦气不会燃烧，比较安全。鉴于1930年10月英国氢气飞艇的空难事件，兴登堡号在设计时，艾克纳就决定使用氦气，而非传统的氢气。但当时只有美国有能力生产氦气，1927年通过的《氦气管制法》将氦气列为国家“战略物资”，规定只有美国国内用不了的氦气才可以出口，且氦气出口需要得到商务部、内务部、国务院、战争部、海军和总统的一致同意，不能用于军事目的。

　　艾克纳向美国申请购买氦气时，商务部长和国务卿同意了，但是内务部长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是一个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所以这个申请在他手里被搁置了。罗斯福总统既不想得罪德裔美国人，又不想得罪犹太人，态度暧昧。

　　艾克纳不得不亲自到华盛顿拜访伊克斯。见面时伊克斯提出三个条件，其中第一个条件是必须由希特勒或戈林出书面保证，进口的氦气不会用于军事目的。但双方都知道，一个国家元首不可能给另外一个国家的部长提供这样的书面保证。这件事不了了之。艾克纳只好放弃原来的计划，对飞艇进行改装，继续使用氢气。

　　1937年5月是兴登堡号第11次飞往美国，也是该年度飞行季节的第一次美国之行。空难发生后，美国和德国两边都进行了反思，罗斯福和希特勒互致了友好的信函。美国人对空难表示同情。不少美国人认为，美国对空难负有一定的责任。不给民用飞艇出售氦气，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罗斯福

　　空难发生几天后，罗斯福总统组织了一个“特别内阁委员会”，成员包括内务部长、商务部长、海军部长、战争部长和国务卿，讨论是否应该给德国出售氦气。特别委员会5月19日开会时，普遍倾向于同意出口，甚至内务部长伊克斯本人也改变了一贯的强硬态度。

　　艾克纳还专门去华盛顿，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保证飞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德国用于战争。

　　1937年9月1日，美国国会修订了《氦气法》，放宽出口限制。修订后的法律规定，氦气出口由国务院发放临时许可证，经国家军火管制局(NMCB)一致同意，内务部长最后说了算。

　　当时，LZ-130飞艇即将完工。根据齐柏林公司的计划，到1940年，运行于欧洲和南北美洲之间的飞艇将不少于4艘；公司也正在考虑提供到印度和亚洲的飞艇客运。如果能买到氦气，飞艇产业也许有机会继续发展壮大。

　　1937年10月，购买1千8百万立方英尺氦气的申请被提交上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予以批准，国家军火管制局也不反对。

　　但内务部长伊克斯提出三个条件：（1）希特勒或戈林书面保证氦气不用于军事用途；（2）价格由每千立方英尺8.5美元提到10美元；（3）一次性缴纳50万美元的惩罚性保证金。这三个条件都是德国难以接受的。戈林召见美国大使提出抗议，威胁不参加1939年在纽约的世界博览会。

　　正当美国政府内部就向德国出售氦气的问题上意见不一时，希特勒开始表现得更为咄咄逼人。伊克斯相信，只要再拖延一段时间，希特勒的真面目就会更加暴露无遗，到时候，他就可以挑动公众舆论反对向德国出售氦气。

　　果不其然。1938年3月12日，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并开始对犹太人进行大清洗，全面推进“雅利安化”。很快，美国公众舆论开始逆转，反对向德国出售氦气的呼声越来越高，犹太人和工会组织的反对尤为强烈。

　　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5月14日，艾克纳又一次亲自到华盛顿拜访伊克斯，做最后的努力。他们二人私交甚好，伊克斯对艾克纳尤为敬重。会谈期间，艾克纳反复向伊克斯表明，氦气没有军事价值。会谈到最后，伊克斯说：艾克纳先生，我相信你，我就需要你一句话：你是否能保证氦气不会被纳粹政府没收，用于非和平的目的？

　　艾克纳经受着良知的考问。结果就取决于他的一句话。他知道，只要自己给出信誓旦旦的保证，他就能拿到梦寐以求的氦气，他的飞艇事业就可以继续下去。但他很清楚希特勒是什么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保证违反自己的良知。他最后做了一个道德选择：不再为飞艇事业努力。他说：“我不能保证。事实上，你担心的事情也是我害怕的事情。”

　　说完这话，艾克纳知道他的飞艇事业结束了。

　　伊克斯看到艾克纳痛苦的表情，安慰他说：“也许美国国会会修改相关法律，也许我的继任者会采取和我不一样的态度。”但他们俩人都知道，这都是说说而已，不大可能。

　　飞艇时代已经结束了！

中美两国的价值观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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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飞艇的案例，我要说明什么问题呢？

　　无论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价值观的冲突会给企业家带来很大的挑战，这种挑战可能源自政府，也可能是来自民间。这几年一些韩国企业、日本企业、美国企业在中国遇到的问题，以及一些中国企业在美国遇到的麻烦，都与国家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有关。这一点尤其值得当今的企业家重视。

　　中国和美国之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价值观冲突。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头30年，这种冲突没有给中国企业家带来多大的困惑。为什么？因为美国政界、学界、企业界都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一定会导致中国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念向美国靠拢，所以他们把给中国提供技术、在中国投资和为中国培养人才当作改变中国的手段，乐此不疲。

　　但这只是美国人的一厢情愿。现在双方已经认识到，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任何一方的价值观会向另一方靠拢。美国不可能改变中国，中国也不可能改变美国。

　　更为麻烦的是，过去只是中国担心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现在由于中国变得强大起来，美国似乎也开始担心中国和平演变美国。因此，未来几十年，价值观的冲突将成为两国冲突的主要来源，也是两国企业家面临的共同挑战。

　　企业家未来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挑战要比原来大得多的多。特别是由于整个产业链相互依赖，你只有我，我中有你，这时候你做任何生意都像是在布满地雷的地上行走，什么时候踩到雷你不知道，稍不注意就粉身碎骨。

　　或者说像宵禁的夜晚出门，经常会被问到“口令”，不知道口令或者说错口令就会受到惩罚。也很像单位里两个一把手矛盾很大，你跟谁？跟了这个，那个不高兴；跟了那个，这个不高兴；两个都不跟，两个都不高兴，你就无所适从。

　　这是美国企业家、中国企业家，以及其他国家的企业家下一步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后会有更多的物资、技术、客户受到管制。过去能买到的东西以后不一定能买到，过去能做的生意今后不一定能做。实体名单会越来越多，进出国门将越来越难。你能卖给谁、不能卖给谁，不再是你的产品质量和客户说了算，而是政府说了算。

　　过去美国制裁华为、中兴，是借口他们跟伊朗做生意。未来惩罚某个企业，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把产品卖给了中国某个地区。美国企业也有可能为此受到惩罚。同样，中国企业也可能因为把产品卖给美国企业而遭到惩罚。

　　即使政府不惩罚，受民族主义支配的普通大众也会惩罚。企业家必须认识到，民族主义未来在中国企业家中造成的挑战会很大。在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在国与国之间发生冲突时，一个普通的商业实践可能被指责是“卖国”行为。企业家可能会因为无意间说了一句政治不正确的“错话”，或者商业广告中写错了一个字，全民共讨之，生产的产品受到抵制。

　　有人会说，中美关系依赖度这么高，不可能走向冷战。我不这样看，因为冷战的目的就是要切断这些联系。

　　当然，正如我在本章前面所指出的，贸易是一种和平的力量。市场的逻辑是人类价值观演化和趋同的重要驱动力。作为市场逻辑的实践者，企业家在化解价值观冲突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也应该有所作为。历史上，企业家既是财富的创造者，也是观念的革新者；许多传统价值观的突破正是企业家群体努力的结果。我相信，只要企业家群体能坚持不懈地践行市场的逻辑，人类就有走向和谐大同的希望。

　　选自作者《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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