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忆｜郭琦口述史：一个大学校长的反思（连载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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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琦晚年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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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曾先后主政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受到两校师生的爱戴。在去世前一年（1989年），留下一千两百七十分钟的口述史录音，最近由其外孙郭彤彤整理成书。《郭琦口述史》分上下两篇，上篇《琐记》回顾了他的童年和革命历程，下篇《大学》回顾和反思了他在大学当领导的经历。经郭彤彤先生授权，辛庄课堂公号摘录下篇的部分内容发表，以飨读者。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

这里头有些人搞鬼！

　　下来我专门谈一谈我在学校所经历运动的过程中，我的一些思想。

　　首先我申明一点，我不认为运动应该搞。

　　尽管我在运动当中有时也搞扩大化，有些东西没有必要搞，但当时的形势，也不能说不搞。比方反右，截止现在中央还是这个估计，扩大化。确实我在反右中，心里头也想过：嗯！这里头有些人搞鬼。

　　在运动中的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我也不是迫于上面的压力才搞的。

　　但是我有个传统观念，就是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我这个传统观念是从延安带来的，毛主席经常讲“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但反右以后，我一看，哎呀！咋个说一套做一套呀！对右派的组织处理这样严格。一下就降了三级！我和王荣、赵守一有次我们独处在一起，关倒门说话，我就说处理的太严了，降级，赶出门下放到农村，咋个能这样定调子呀！

　　赵守一说话倒是干脆，他说，你也就只能在大学工作。王荣说，我给你上一课，你只会读死书，所以你只懂得“道”不懂的“术”，等你啥时候懂得“术”了，你就对毛主席定的处理调子不惊讶了。

　　大家都知道，既然思想批判从严，有些人的言论，当时我就觉得不一定属于右派言论，批判了就行了，而有些呢，虽然今天来看并不错，但是当时确实我也认为是异端思想。我举个例子，比方朱老师朱宝昌，他讲了一句话：儒分为八。

　　他说的意思是，战国时期儒家内部分化形成的八个学派。八派之说，始见于《韩非子·显学》：“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式之儒。”从《论语》看，孔子思想具有博大而多面性的特点，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论的理解难免各执一端，而儒家和墨家同是当世之显学，所以，韩非认为：“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荀子·非十二子》记载，在战国百家争鸣中，儒家一方面同其他学派激烈论争，另外自己内部各派争论也，十分尖锐，儒家八派正是儒家内、外论争发展的结果。

　　朱宝昌说，儒家分为八派，墨子分为三派，基督教分为十二派，马克思主义也要分。不仅当时人们认为不对，我思想上也不高明，我也认为这是朱宝昌大逆不道的言论。但是，今天经过历史的检验，有欧洲马克思主义，欧洲马克思主义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党员的马克思主义，如意大利、法国；一种是非党的马克思主义。就东欧来说，有苏联模式、有罗马尼亚模式、有南斯拉夫模式等等，这个问题，今天来看没有啥了，但当时我也认为朱宝昌这简直是一个离经叛道的说法。

　　当时还有些东西，比方说，没有按教育部的什么规程，也就是没有按教育部的教学大纲教课，这也是右派。问题不能这样搞，讲教育部的，也可以讲教授编的，或者说教育部的课程大纲也是学者搞的，是这一学科带头人搞的，学者之间就有不同的意见，怎么能说不按教育部编的大纲讲就是右派呢？我们提倡按照大家普遍都能接受的意见来讲，然后再去发挥你个人意见，这是允许的嘛。

　　不管咋说，我认为后来对右派处分重了。而且确实根据师大当时的情况，有些老教师还离不开，还要发挥他的专长。所以我总是这样给领导反映，有的，可以考虑因为他家庭比较困难一点，工资不动，职称降一级；有的可以降一级，不要降三级，职称得保留，让他发挥作用。这样对右派的处理，也不能说合适，只是减弱了一些而已。

　　师大的反右斗争是我主持的，我认为大家对我还是谅解的。

　　当然啰，谅解不是说我正确，我不正确，我也说了，扩大化了，扩大化的责任在我，只是大家都还谅解罢了，是人家有胸怀有气度。

　　我也分析这个问题，谅解的原因是什么？我想就是不把一个人整到死，比方像张文华同志。

张文华硬是不检讨，回家就回家

　　张文华是党内老同志，曾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主持过临时陕西省委的工作，还被杜衡诬陷开除出党，抗战初就是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他在抗大做主任教员，再后被社会部派遣到西安，与宣侠父单线联系，搞地下工作。宣侠父遇难后，与组织失去联系，大概1950年又在江隆基那里，就是西北教育部当工农教育科长，他和赵守一都是渭南人，俩人和我一起去西羊市一个时辰包子的摊子上吃包子。张文华在西安搞过多年的地下工作，对西安熟悉的很，给我介绍过教场门那家饹饹馆子，直到现在，我有时候还买来吃。反右前是在政教系。

　　反右中在省委书记张德生同志的亲自过问下，被划为极右。

　　我把他搞得重了，当然搞得重了也包括党内的一些看法，他的问题就是张德生亲自过问的。张德生说这个人历史上是一贯右倾的，把他搞了。

　　张文华也有点过激的言论，说到过我当面，只我俩时，我认为他在陕西党资格也算老的，习仲勋当陕甘边苏维埃主席，张文华是秘书长。私下对党内的一些景况发发劳骚没有啥，正常吗？但他把劳骚发到会上，发到公开场合就成对党不满，攻击党了。

　　当时把他整了，在师大算是整得最过分的一个人，他自己不检讨。不检讨，就回家，回渭南老家。

　　张文华硬气得很，他说回家就回家，硬是不检讨。

　　我就想他不检讨，学校把他处理回家，这个生活咋个子办呢？

　　我跑去找赵守一，解铃还需系铃人。赵守一和张德生关系好，我死马当活马医，给张德生讲一讲，也算求情。

　　赵守一开始犹豫，告诉我他这老汉和陕西其它几个老汉都是1920年代未1930年代初结下的恩怨，咱参合啥呢！

　　我说，张文华都年过半百了，你让他回老家当农民，咋个过日子呢。

　　赵守一答应和我一起见张德生。张德生一见我说张文华，就说，你给我把那怂人赶回去当农民种地去，还硬得不行，不检讨。

　　我说，他不检讨，学校肯定按政策把他轰回老家，但我想把张文华的生活待遇给保留上，没个生活待遇，人也都五十多岁了，那天饿死了，人家说学校不听毛主席的话，没有做到冶病救人。

　　张德生听我这儿一讲，就说，行，行，按你说的，治病救人，给那怂把待遇保留下。

　　出了张德生的门，赵守一对我说，王荣说你读死书，只认识“道”，我看你对“术”也不生分。

　　总算把张文华的待遇保留了。

　　后来我跟张文华见面，我说，把你搞错了呀。

　　张文华说，没有啥没有啥。

　　事后，张文华跟别人讲，说郭琦是方法问题，张华莘是立场问题，这个人不行，站到揭发我的立场上想跟党换个啥。

我不敢去教授家里吃饭

　　再有我在运动中对待学校里的知识分子的态度，除了指责我严重右倾之外，还说我犯了严重的投降主义错误。我垮台后靠边站的时候，批判我的投降主义，说我和知识分子划不清界线，比方对韦固安，就是划不清界限，严重右倾。

　　后来赵正同志在批判我的时候，他作了一个发言，他批判我的这个发言我还满意，发言说我是严重的右倾，而且出奇得右倾。

　　我满意在哪里？他1966年以前就是这个调子，到后来还是这个调子，他没有给我上升什么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赵正这个人还实事求是。他认为我对黄国璋、对朱宝昌还有其他同志，甚至对党内同志都是严重的右倾，界线不清。其实呢，在校内我还是很注意的。我给我立了条规矩，绝不到教授家里吃饭。被人发现了，认为我跑到教授家吃饭，就是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糖衣炮弹击中了，那还了得？

　　像黄国璋他属于二级教授，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中央秘书长。又是第一届全国地理学会会长。

　　有一次碰见我了，说请我一道去他家吃饭，做了剁椒鱼头。

　　我就有防备了，连忙推。

　　我这个人是外表比较随和，我经常给大家介绍说我这个人是不拘小节的，但是也受“左”的影响。像黄国璋请我吃饭这件事，我就没有去。后来邓小平、胡耀邦就放得开一些，说做实际工作，做知识分子工作嘛，大家在一起吃吃饭，随便谈一谈，没什么。我决不敢，不敢去教授家里吃饭。

　　当然，我也不是不和教授吃饭，偷偷约着在城里找个地方吃，一般去东亚饭店。咋个是偷着去呢？我不能要车，自己也不会骑自行车，坐三路车，总能遇到师大的熟人，不方便。就像黄国璋，我知道他没在家，给他留个条子，塞到门缝里，约到东亚饭店吃饭。礼尚往来嘛，不能让黄国璋他们觉得你架子大，请吃饭都请不动。傳子东、赵恒元、高元白都这样去城里的饭馆吃过，和东亚饭店的厨师也熟悉了，请傅子东那几次，我还给他在后厨做过车耀先努力餐的烩什锦。

　　这就是当时，在那个“左”的空气中，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做起来，得小心翼翼。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1957年3月，任西安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60年，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成陕西师范大学，他仍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主持学校工作。"文革"中遭受迫害。1977年夏，被派来到西北大学，1978年6月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3月辞去校长职务专任党委书记(1978.6-1984.7.19)，1983年12月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兼任陕西省哲学学会会长、中国唐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共陕西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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