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忆｜郭琦口述史：一个大学校长的反思（连载之十一）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欢迎关注 xinzhuangketang

（点击👆了解更多）

郭琦晚年生活照

编

者

按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曾先后主政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受到两校师生的爱戴。在去世前一年（1989年），留下一千两百七十分钟的口述史录音，最近由其外孙郭彤彤整理成书。《郭琦口述史》分上下两篇，上篇《琐记》回顾了他的童年和革命历程，下篇《大学》回顾和反思了他在大学当领导的经历。经郭彤彤先生授权，辛庄课堂公号摘录下篇的部分内容发表，以飨读者。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

跟不上运动形势的人，就垮台

　　几十年在高等学校工作，回想起来，团结，就是在高等学校做管理工作，该如何执行党制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执行政策的前提下，该持以什么样的态度去何团结知识分子。

　　我清楚，虽然我不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者，但我是执行者，我如何把握政策去执行，对我来说真是一言难尽，万千感慨。

　　那时候党内开会啊，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谈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逢会必讲，当不为过。

　　大致笼统的说起来，我在主持学校工作的时候，遇到“运动”，我说的不是一次运动，是所有我遇到的运动，伤了不少人，党内的知识分子、党外的知识分子，对他们都有所伤害。

　　现在只要触及到对待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首先要说的是，我在师大主持工作的十年，我最为深感内疚的是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上海了一大批如，如将张文华、梁益堂同志定位“极右”，对一些思想尚未定型的青年学生的批判处理；1958年的学术批判，对傅子东、霍松林等学者错误地戴上了政治帽子；1959年庐山会议后，对方知等同志进行了错误批判。

庐山会议

　　这是我作为一个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执行者的错误。我向这些同志道歉。

　　但是在对待知识分子们的具体业务上，我不大看他头顶上的那个帽子，总是支持大家，给大家创造条件，干出成绩，多出科研成果。这一点，党内的同志也批评我，上级机关的一些领导还批评我，说我这是好大喜功。反正呀，哪个人愿意干啥，只要有可能性，我都尽量地支持，在业务上充分估计他们的长处，学习他们的知识。如此以来呢，尽管在运动中伤了一些同志，但是我认为和这些知识分子处起来，大的感情上还可以。

　　我有一点体会，在高等学校搞管理工作，如果你和知识分子们在业务上没有共同的语言，又在在政治运动中伤害了人家，那么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

　　我这一代人在高等学校工作，从1950年代初期到1980年代中期，都是碰到运动，这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也是面对的客观事实，我们那个校园呀，三十多年几乎就没有过平静的时候，像我这种管理者，包括普通的教师、行政干部无不紧跟形势，犹恐不及，没有跟上运动形势的人，无疑只有一个结果，垮台，倒了。

西北师范学院八个人的思想改造运动

　　我是1952年跑到西北师范学院搞八个人的思想改造运动，搞三反，打老虎，接下来搞清党、清理队伍、改造思想。

　　说起来那时候我对西北师范学院的那些教授们也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但是呢，直到今天，西北师院那些教授跟我个人的关系还都是好的。

　　我仅仅在那工作了八个月。二十多年后，我到西北大学工作，中文系的郑文、郭晋稀这两个教授给我写信，跑来说想到西大工作。郭晋稀是杨树达、钱基博的学生，学问很扎实，他在音韵学和古代文论，像文心雕龙研究方面在全国的名气不小，西大当然欢迎他来了，充实西大中文系的队伍吗，多好的事情。郑文是顾颉刚的学生，中央大学毕业，他的学问不仅扎实，面还广，我也希望他西大。

　　我给他俩说，你俩来西大，我热烈欢迎，我这儿没有问题。但是我又说了，你俩来西大的话，你们学校中文系一共三个教授，还有个彭铎，两个都走了，我算不算把台柱子都拆了？这是一点我的考虑。但是只要你们学校同意放你们，西大欢迎得很。

　　终究郭晋稀、郑文没有来西大。人家学校根本就不放人。

　　还有搞美学的洪屹然，我们关系很好，他来西安我到兰州，都要见个面，走动走动。

　　我当初搞思想改造在西北师院认识他们的。我是改造者，他们是被改造者，后来为啥子关系处的好呢，我认为还在业务上头和大家有些共同语言。你得了解人家呀，我去兰州之后，开展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先把这几个人著作、论文都读了一遍，当然不是那种很认真的读，时间紧迫嘛，大致通读一遍。你了解了人家，才有资格和人家说话。

　　所以我在高等学校工作，感到在业务上头应该和大家有共同的语言。

　　在陕西师大，我总是高度评价一些人。

　　1958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的两次学术批判，师大的青年教师是在我的具体领导下批判了老教师。

　　会上批判完，下来我总是给青年教师们说，对老教师，不能只有批判的一面，人家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一面，我们是不是应该最少从业务上诚恳地向人家学习呢？

　　比如马家骏，他是青年教师，刚才从北京进修回来，他发现老教师刁儒钧的外国文学讲义上有资产阶级观点，便写了一篇长文与其商榷。我就表扬马家骏，为啥表扬他，马家骏的文章讲道理嘛，也不给刁儒钧扣帽子，人家是温和的探讨的口气。然后呢，我在学校举行的开展学术批判的动员大会上，举到了马文的例子，号召青年教师向马家骏学习。但是也有问题另一面，我号召向马家骏的文章学习，不就是同时点了刁儒钧的名嘛，使得他很紧张。随着学术批判的升温，也就有好多的青年教师不向马家骏学习了，给老教师胡乱扣帽子。

　　我一看学术批判不能这么搞，学术问题，扣什么帽子。我召集青年教师来开会，会上明确给大家讲，不能给老教师扣帽子，我对青年教师提出要求，必须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温和作风。

　　我制止的效果其实也不佳，毕竟老教师们经过从19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运动，都很残酷，你在温和，老教师依然心惊胆颤，噤若寒蝉。

霍松林成为重点批判对象

　　第二次学术批判是1960年春天，这次批判霍松林成为重点对象。

　　霍松林之所以能成为重点，也是有个大背景，当时，中苏关系公开破裂，我们要反修。所以省也成立了一个反修理论小组，我也在里面，当个副组长。

　　霍松林的《文艺学概论》是本讲义，参照着苏联的有关理论编写的。1950年代霍松林的《文艺学概论》在全国的高校中尚属首举，出版社也正式出版了。但在1960年反苏联修正主义的大背景下，学术批判的矛头自然就指向了霍先生的这本书。

　　当时要反修，肃清苏修在学术界的影响，所以最早提出来霍松林作为对象是在陕西的反修理论小组的会上，宣传部的一个同志，在会上说他看过霍松林的《文艺学概论》。介绍了一些内容，主要说还是苏修那一套，毛主席的东西看不到。他问我看过没有，我说看过，我看了的感觉是霍松林就不懂苏修那一套，还没吃透呢。批的话，没有个啥子可批的内容嘛。

霍松林

　　陕西就两个主要的文科学校，师大和西大,科研成果两校都不多，能和当时反修挂上勾的更是少。所以小组会上就给霍松林定了学术批判的调子，批判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这时候正是王荣当宣传部长，其实也快垮台了，会后，他还讽刺我，说你一天到晚讲霍松林，这下倒霉了。我看批判啥《文艺学概论》嘛，批判一下《打虎的故事》倒不错。

　　回到学校之后我还是讲，批判霍松林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原则。尽管我这样反复讲，但还是给霍松林等有学术成就的老教师带来了巨大压力。

　　学术批判造成的后果是破坏性的，虽然有大势所趋的原因在里面，不得不搞，但我始终强调，青年教师在学问上必须向老教师学习，我希望我这么经常地讲，能起到一个对破坏性减低的作用，年青教师和老教师之间的对立情绪尽可能的有一点缓和。

孙为霆的每一课我都去听

　　我也向老教师学习。向戴了右派帽子的朱宝昌学习。学啥？当然是朱宝昌的学问了。

　　有一次是学校组织的，讨论嵇康、阮籍，朱宝昌他提出他的看法，我也和他两个交换了意见，我也在会上发了一点言，我请教朱宝昌，问他，到底对嵇康、阮籍的看法，有些啥资料。我掌握的嵇康、阮籍的资料都是些大陆货。朱宝昌掌握的自然比我要详尽丰富的多，他搞这个嘛！朱宝昌就给我提供了。

　　再比如孙为霆，东南大学毕业的，解放后，是顾颉刚推荐到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我听史念海说过孙为霆的学问底子深厚，是吴梅的学生。吴梅了不起呀，一代曲学宗师，当年和梁启超、黄侃等人齐名。在曲学方面，吴梅能写词谱曲，是一代传奇作家。不仅如此，他自己还能唱曲，能表演，是全才的曲学大师。如果看周作人的文章，他里面有吴梅给北大学生讲曲学的情景描述：穿长衫的吴先生，手拿笛子，走进讲堂，一边讲，一边还要唱几句。当学生们发现他唱的跟在戏馆听的不一样，他就解释，这是昆曲。

　　孙为霆就是吴梅的嫡传弟子。

　　1961年我在各系办研究班，提高青年教师业务，我把孙为霆请出来，为中文系研究班讲曲学，后来干脆把孙先生从历史系调到中文系任教。学校还出资为其出版线装散曲创作集《壶春乐府》一书。与其同时出线装集的还有高宪斌的《百二寓屋诗词散曲稿》。

孙为霆

　　由学校出资为老教师出线装书，可不是个小事情，据我所知，在1960年代，全国其他学校还未有先例。后孙为霆的《壶春乐府》一书传入日本，得到日本汉学界好评，我听说前几年，日本的汉学家还曾向师大的有关领导索要。

　　那么，“曲”作为中文系的教师，应该了解，我跑到他家去，专门请孙老师为中文系教师开了个专题学习班。孙为霆他自己也很高兴，系统地把曲的知识、小律到传奇都给大家讲了。

　　孙为霆的每一课我都去听，我也认为这是个自己学习的好机会。

　要了解学校教师的情况，尊重人家，寻找共同语言。在高等学校做管理工作如果没有共同语言这一条，想团结知识分子，依靠知识分子推进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就成了空想。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1957年3月，任西安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60年，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成陕西师范大学，他仍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主持学校工作。"文革"中遭受迫害。1977年夏，被派来到西北大学，1978年6月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3月辞去校长职务专任党委书记(1978.6-1984.7.19)，1983年12月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兼任陕西省哲学学会会长、中国唐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共陕西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等。

（点击下方蓝字，阅读更多文章）

关注辛庄课堂公众号

领略更多“西安记忆”篇章

BOOK

往期精彩文章

感谢您关注“辛庄课堂”。本公众号由“辛庄课堂”制作并享有版权；转载、摘录、引用、改编、阐释本号原创文章的部分或全部须获得授权并注明出处；若未经本号许可，将追究其相应责任。该平台引用的部分内容、图片、音/视频属于相关权利人所有，请相关权利人与我们联系协商相关授权事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