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忆｜郭琦口述史：一个大学校长的反思（连载之一）

Original 郭琦辛庄课堂 2023-02-11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欢迎关注 xinzhuangketang

郭琦晚年生活照

编

者

按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曾先后主政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受到两校师生的爱戴。在去世前一年（1989年），留下一千两百七十分钟的口述史录音，最近由其外孙郭彤彤整理成书。《郭琦口述史》分上下两篇，上篇《琐记》回顾了他的童年和革命历程，下篇《大学》回顾和反思了他在大学当领导的经历。经郭彤彤先生授权，辛庄课堂公号摘录下篇的部分内容发表，以飨读者。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

序言：我是个万金油

　　我这一生，主要从事的是教育工作：19岁从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1936年吧，我到成都土桥小学做小学教师，干过几天教导主任，虽然时间很短，但也算是有过小学教师和小学的粗浅管理经历；1942年仲秋，我从延安中央研究院去往绥德师范任政治、史地课教师、教务科长，到1946年早春，三年多时间；再到1957年从中宣部高教处调到陕西师范大学工作，直到1985年4月离开西北大学顾问的岗位，有二十八年。其中大概有十年时间，从1946年6月到1957年4月，虽然我没有在具体的哪一个学校工作，但我在行政机关（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干部理论教育处、中共中央宣传部高教处）从事的也是相关的教育规划、管理工作。其中1952年有八个月去往兰州，在西北师范学院兼职党委书记，还兼着一个西北局派驻西北民族学院工作组组长的工作，负责甘肃地区高等学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搞三反，打老虎，清党，改造思想。

左起：刘持生、郭琦、金启华

　　我在高等学校工作了三十年，过去的一些同事，说我是学者型的领导干部。其实呢？我不同意大家对我的这种看法。我也知道，我这个人，有时候，外行看我，是内行；内行看我，是外行。人家说我是学者型领导干部，那是给我戴帽子，说好听话呢。

　　啥叫学者型的领导干部？我看名至实归的同事里面，孙达人、张岂之，年龄再大一些的侯外庐、张伯声，岳劫恒，他们做过行政领导工作，又是货真价实的学者，说他们是学者型领导干部，中肯。　　那么，我是什么样的？　　万金油。　　这可不是自谦。　　我经常公开讲，我是个万金油，很客观了。万金油，褒的意思，贬的意思，都不大好说清楚，万金油倒客观。　　我为什么认为自己是万金油呢？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还喜欢读书，求知欲强一些，也就长期养成了一个读书的习惯，最多是个读书人，根本谈不上什么学者型。　　作为一个从事多年高等学校管理工作的人，我考虑有三句话可以概括我了：

　　第一，知识面还算稍微的广一点。

　　第二，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第三，重视人才。

　下面讲的这些，可以说是有关我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实践的回顾、总结、反思，希望能为以后从事高等学校教育工作的同志们提供些许借鉴、启发，尤其是我在高等教育管理工作实践中的诸多不足、失误处，亦可引以为戒。

人才：“红”与“专”

　　我从1957年4月开始在高等学校工作，到1985年离开学校，28年，一直都面临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呢，说起来其实也就是个常识——我们办大学的根本目的是什么？答案恐怕是只要在高等学校工作过的每个同志心里都有，还是个标准答案：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我们现在讲的德才兼备，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叫“又红又专”，一个意思。

　　从1949年建国到现在整整40年了，高等学校为培养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成功的经验不少。但也有许多错误和失败的教训。相比较而言，错误和失败的教训，更应该让我们记住，能起到一个警醒的作用，尽量不重复犯错误。能做到不重复犯错误，从我们党六十多年的历史上来看，其实很不容易，我们有些时候，总是在犯同样的错误，比如说“左”的错误。所以我多谈一些错误。

　　毋庸置疑，培养大学生德才兼备，就是“又红又专”，是我们的目标和任务。其实呢，这样一个目标和任务本来是个常识，建国之后，我们为这个常识有过多次的讨论。
　　我首先认为培养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人才，应该有一个具体的要求，具体的尺度，要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学校。我总体感觉到，建国以后，高等教育方面大体上有两个倾向：　　一个就是1966年之前，我们对于“红”的要求，普遍来看，过高了一些。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从1957年冬天到1958年春天，在全国的高等学校中，我们开展过一场“红专”大辩论。大辩论到最后，有一个很不好的结果，提出来了所谓的“红透专深”——“红透专深”这个口号的提出，显然不够确切，不客气的讲，是一种昏了头的提法。明显的它一下子把我们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方向搞错了。　　从“又红又专”到“红透专深”口号的提出有个复杂的背景。为啥说它复杂呢？和党内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有关系。　　1949年建国以后，明显得我们搞革命的主题变了，主要精力放到搞社会主义建设，搞建设，是全国人民都要投入的一件事，工人、农民是主力军，但知识分子呢？当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也关键的很。没有那个国家搞建设能离开知识分子。人才是关键。这一点，从毛主席到党内的一般干部均有所认识。但党内也存在着一个问题，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当时的一个客观现实是，我们国家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尤其是其中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搞建设不能没有他们，但是他们多数人又都有着欧美留学背景，因此，可以毫不讳言的说，党内有一股对他们不放心的潮流一直存在着，毛主席也不放心嘛。　　1952年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目的很明显，希望他们能和我们尽量保持相同的世界观，希望他们能转变为或者说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放弃资产阶级世界观。我前面讲过，我也参加了这一个运动，在甘肃搞过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西北师院和兰州大学。以我当时的观察和感受，运动下来呢，这些学校大多数的教师，对无产阶级世界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表现出来的热情，有目共睹。像西北师院的洪毅然，他搞美学研究，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习很真诚，在学术研究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这些例子多不胜数。所以我属于对他们放心的那一部分人，我认为这些有着欧美留学背景的一大批老知识分子没有啥子问题了，是自己人。四年之后到了1956年年初，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上说，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这个论断当然是正确，和我的想法吻合。但过了大半年，到开八大的时候，毛主席又说了这么一席话，他讲：在一千多万党员中，知识分子有一百万了。他们代表谁呢？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毛主席说好像都不大准确，不好说。那党内这一百万知识分子是什么？代表谁？毛主席说了——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适合。　　当时中宣部传达学习毛主席的这个讲话，刚好又很快开八大，赵守一（注：时任陕西省委宣传部长）到北京来开会，我去看他，说起毛主席这个讲话，觉得毛主席在对待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他咋个子又变了。　　赵守一开我的玩笑，说我心虚。　　我说，我有啥子心虚嘛，你能说咱俩不算是毛主席说的党内一百万知识分子里的一员？　　赵守一不吭气了，过了一会儿才说，咱们也入党二十来年了，咋能算是那一百万里的人呢？再说，延安整风，咱们都有结论。咱不算。　　到了我回到西安，几个月之后的1957年4月初任职西安师院，三月份，毛主席的话和八大的时候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话，又不一样了。毛主席说，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非劳动人家家庭出身。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20世纪50年代末的西安师范学院校门

知识分子属于哪个阶级？

　　从1956年1月到1957年3月，一年零三个月，在对待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党中央和毛主席有三个说法。

　　1. 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2.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3.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我就是带着这样不断变化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待知识分子的估计，来到了西安师范学院，开始工作的。　　工作不到三个月，7月初，毛主席再次讲话，他说他历来都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中间讲了好多道理，最后给了知识分子一个结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一棍子打死。　　有一天刘泽如还有李绵，我们三个人在刘泽如家谈工作，商量学校“反右”运动的事情。商量完了，我突然给他俩说了句牢骚话，我说，我来学校之后，才知道我整天是和卑贱者在一起工作呢。他俩一时没有听明白，但也立即明白了我说话这句话的意思。　　刘泽如和李绵厚道，俩人啥也没有说，只是看了看我。我这句随口说的话，也都烂在了他们的肚子里。　　发牢骚归发牢骚，组织上派我到学校工作，我就得把学校的工作搞好，要搞好学校工作，靠我一个人不行，仅是靠党员，恐怕也不行，学校的党员人数肯定没有群众的人数多嘛。独木难支的道理谁都懂？也就是说，我刚进入学校，因为有党中央和毛主席当时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估计，我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搞学校工作，主要依靠谁？这是我在当时那种情势下考虑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具体我在第六节：依靠中详细谈。谈如何团结知识分子。现在先放一下，接着谈为什么把高等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作为讨论的问题的背景。　　因为有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估计方面的变化这样一个背景，它自然就产生了另一个背景。社会主义建议不能因为估计到知识分子还都是资产阶级就不搞了。人才是必须要有。培养新一代的年轻人，没有解放前老知识分子的背景，都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一个任务，很迫切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要求是啥？“又红又专”。毛主席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也就是1957秋天，提出了“又红又专”这个口号。　　毛主席提的“又红又专”中的“红”，指的就是我们培养人才的政治标准，要“红”。“专”，指业务。“又红又专”是我们需要的人才标准。同时呢，在1957年的前一年，56年，中央还提出了一个“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它鼓舞了知识分子的热情，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学习的劲头，形成了一股风气——全身心地投身到业务的学习中，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这本来是一个喜人的大好局面，但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最后有一个占了上风，应该说是肯定了的一个说法出现了：在“向科学进军”号召下，多数知识分子太过于重视业务，忽视了政治。红的不够。

1956年3月西安师范学院第一届科学研讨会

　　轻政治的本质上是啥？

　　用资产阶级世界观，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对待中央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有一种估计，那就是暴露出的问题实质上是知识分子借向科学进军之名，以达到追求个人名利之实。这是一个逻辑链，归根结底，我们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认为他们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毛主席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时，为配合苏联赫鲁晓夫宣布的十五年赶上美国的目标，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就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十五年超过英国。　　问题来了——1950年中后期我们国家稳定下来时间并不长，抗美援朝也才结束三四年，那样一种国力下，我们拿啥子超过英国？当然是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钢的产量呀！科学技术水平呀！肯定是这些方面。搞这些，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不好搞嘛。但知识分子又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要超过英国，赶上美国，难道要靠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刚刚才建国不到十年，我们自己培养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无论从数量上和水平上，和从解放前走进新中国的老知识分子相比，客观上还有距离。从逻辑上讲，这就是个悖论，说不通。但社会主义建设还要搞，根本上必须解决这个悖论，通过啥子方式解决呢？方式各种各样，知识分子参加农业、工业方面的劳动；勤工俭学运动；批判“厚古薄今”；展开“反浪费、反官气、暮气、阔气、娇气、骄气”运动；“交心”运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在学校掀起一连串的运动，解决那个悖论。这些运动中尤其显著的就是“红专大辩论”了。解决了红与专的问题，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所以才有毛主席提出的“又红又专”，人才的标准。政治上，也就是世界观上，要有无产阶级世界观，不能有资产阶级世界观。　　辩论啥呢？是先“红”，还是先“专”；还是先“专”，然后“红”；或者是同时“红”同时“专”。辩论这三种顺序之外呢，还辩论一个问题，“红”的标准到底是个啥？

啥叫“交心”？

　　全国的高等学校就上述的间是辩论的很激烈。我所在的西安师范学院也概莫能属。红专大辩论是和这一时期的各类运动同时进行着，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比如说，开展向党“交心”这个事情，我印象中看到过一份材料，是数学系一位年轻教师写的，名字记不起来了，他给党“交心”，说他全身心投入到业务的钻研中，写好和准备写的论文有好几篇，还把论文的拟定题目都写上，准备向哪些数学杂志投稿也写上。开学校党委会的时候，我刚说了一句，他这个“交心”材料不合格，这不是“交心”嘛，这是他的“红专”规划书。我说这个话，就其本意来说，是我在内心里还多少认可他的这些想法，搞研究有啥子不好？虽然他的这个规划看起来不太切合实际。但是在党委会上，我说话，也不是没有人反对，他给党交的这个心，问题来了，赵正和方知不同意我说他的交心是个“红专”规划书。他俩说怎么不是“交心”，都是他心里想的事情，咋能不叫交心呢。

　　我顺着赵正和方知的话说，交的是个“红专”规划的心，也应该算是“交心”。　　赵正和方知谈他们的意见，认为我只看见了“专”的规划，怎么没有“红”的规划？只交了一半的“心”嘛。搞研究写论文，看不到有时间学习政治吗？没时间学政治，怎么可能“红”呢？赵正和方知得出结论，从这个年轻教师的所谓的“交心”材料中，可以看出来，这就是典型的白专道路嘛，是为个人名利搞研究。　　我不吭气了。我能怎么说？我再说话，就变成我和他俩就红专问题的辩论了。　　向党交心，心一交，就有问题了，凡是注重业务的，发展到后来，多数成了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被拔的白旗……大运动套着小运动，一环套一环，到最后成个啥子结果呢？变成了大家比着往“左”的道路上狂奔，声势浩荡。客观的讲，西安师院的那些老教师还不算出格，赵恒元、黄国璋、史念海他们还没有发疯。赵恒元有一次给我说，他没资格发疯。学生发疯的也不多。但上海不得了，十几个大科学家，就是苏步青他们，联合到一起发倡议书，核心内容就是号召大家人人争做“左”派，提了个目标——“红透专深”，疯了。　　老知识分子都要“红透专深”了，遑论年轻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德才兼备“又红又专”，这个目标好，无可厚非，但啥叫“红透专深”？事实上呢，这个透，我们一直到死，都不能说是透。尤其是高等学校的学生处于一个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时期，你一个大学生，能有多红？比我这种参加革命几十年的人都红？我到现在都不敢说我就红透了。再说专，大学生那个专深，有多深？你搞地理的，比黄国璋都深，黄国璋本人还没深呢，你就是在业务上超过黄国璋了，我看也不可能就以你那个深作为标准吧？我当时就在公开场合谈过，这个要求高了。这是一句客气话，不客气的话，简直胡闹，自欺欺人。当然这个话我也没有敢公开讲过，朋友间倒是说过。　　我们要求一个大学生毕业已经“红透”了，而且“专”得很深了，也就是说无法发展了，这不是事实，也不符合实际。因为“红透专深”的要求过高，导致出现了很多偏差，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带来了重大的损失，甚至有些当时发生的事，今天回头来看，围绕着红透专深发生的一些事情荒谬至极。其实仔细想一想，在当时的高等学校，普通的教师、科研人员之所以也会违背科学规律，以很大的热情投入到“赶英超美”的运动中，那个热情的动力之一，也有实现“红透专深”的目的，你还是搞你的科研、教学，那是白专道路，要干些具体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事情，你不干，咋个子证明自己“红透专深”了呢？而作为学校的领导，在这种风潮中，还不能打击教师、学生的积极性，甚至在客观上还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说学校历史系办了一个化肥厂，生产了几十种化肥。表面上看，“赶英超美”是大气候大环境，但是呢，究其深层原因，历史系办化肥厂，不也是表示着政治上它迈上了“红透”的具体的践行之路吗？知识分子的劳动化践行是改造思想，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形成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不二法门。学校的教师、学生不仅仅要去到农村劳动，学校办上农场，学生和老师去种地、养猪，当然种地、养猪没有啥子不好，起码也算是在1960年代初期解决了学校的部分副食补贴嘛，但这一切和学校的主要工作比起来，得不偿失嘛。学校还要办工厂，毛主席去到天津大学视察，表扬天津大学的工厂，发表讲话，明确指示了三点，一、党的领导；二、群众路线；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全国的高等学校都开始大办工厂，办各种五花八门的工厂。这是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当然是政治上的大问题，你不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尤其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办工厂，咋个能体现出来落实呢？不参加到办工厂的运动中，个人又怎么“红透专深”呢。　　如此一来，我们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不是发生偏差？忙着办工厂、办农场，学习业务的时间在哪里？“红透专深”看着好看，但在走向“红透专深”的道路上，学习历史的学生，把精力投入到办工厂，还要办那么红火，以示自己积极响应了党的号召，落实了毛主席“赶英超美”的指示，但问题是历史系的学生将来毕业，是要到中学工作，给中学生讲历史课，你把时间都花在办工厂搞化肥了，拿啥子去讲？中学生上历史课，你给娃儿们讲讲怎么开工厂，生产化肥？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1957年3月，任西安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60年，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成陕西师范大学，他仍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主持学校工作。"文革"中遭受迫害。1977年夏，被派来到西北大学，1978年6月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3月辞去校长职务专任党委书记(1978.6-1984.7.19)，1983年12月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兼任陕西省哲学学会会长、中国唐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共陕西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等。

（点击下方蓝字，阅读更多文章）

西安记忆｜周燕芬：我的大学

西安记忆｜马三：一群文艺青年，‍趟过80年代的西安‍

西安记忆|刘成章：忘不了那碗羊肉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