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忆｜朱玲：仁者何炼成——我的师友我的西大

朱玲辛庄课堂 2022-10-15

收录于合集 #西安记忆 16个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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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炼成老师（1928-2022）是“文革”后的西北大学经济系创始主任，也是助我走上经济学正规训练轨道的关键人物。1978年，我个人的命运来了一番跳跃式转折。这既与整个国家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相联系，又与西大教学行政系统不拘一格育人才的雄远气度分不开，同时还仰仗众多老师和同学不遗余力的扶持。因此，每当想起何老师，我都会忆及那春回大地的年代和校风仁厚的西大。

何炼成

一难忘边家村

前些年全国高校趁“扩招”之机拓展校园，西大也不例外，把新校区建在长安。我与西大的故事发生在老校区，位于西安市南郊边家村。故事缘起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这项制度安排，不啻为“老三届”初高中学子搭建了一座社会流动阶梯。当年12月，全国57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人数27.3万，考中者于1978年春节后进校（参见：《全国1977年-2020年参加高考人数、录取人数和录取率》，https://zhuanlan.zhihu.com/p/157309869，2022年7月13日下载）。西大历史系历史专业77级入校40余人，我也是其中一名“幸运儿”。同届考古专业的人数比我们班少得多，麦收时节两个班一起支农，女生同住一处很快就相互熟悉。可是我既未记清本系所有女生，也未认识多少男同学。那时候的心思多半在纠结：人在历史系如何学经济。

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七七级女生，前排左起：吴琪，朱玲，高小贤，刘长敏，李琳；后排左起：郭慧敏，岳珑，黄敏兰，王国红，钟晶晶，姜晓阳，陈若星。1978年9月，西大校园。进校之前的十年里，我先是插队务农，后来去蒲白矿务局机修厂做钳工，接着到职工子女中学当教师。做工教书之余，我和矿工报的编辑一起，自学中外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反复精读《资本论》，合作撰写了一部书稿《〈资本论〉第一卷纲要》（朱玲，2019，《上大学前的自学生活》，点击蓝色文字查看原文）。填报高考志愿时，自然意在经济学专业。然而那一年陕西高校尚无经济系，省外分来的经济学名额寥寥无几。忖度自己教了两年初中地理和历史，选择历史专业考取的把握大一些，便当机立断选择西大历史系。之所以如此果决，还因为冲出封闭环境的渴望压倒一切。尤其深信，上大学必将开阔视野、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果然，进校后还未遭受多少困扰，报考研究生的机会就来了！“文革”结束后首次招考研究生的消息一公布，就在我的自学伙伴中掀起波澜，因为报考条件中有一道弹性门槛：具备大学本科同等学力。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只要证明自己具有相同程度的知识水平，就能报考研究生。鉴于报名和考试期限紧迫，我立即去见历史系负责学生工作的副主任张天杰老师。他诧异地瞪大眼：“你这刚上大学没几天，怎么又要考研究生？”我尽可能沉着地回答：“能上哪个台阶就爬哪个台阶，符合考研究生的条件就想试试。现在需要学校批准才能报考。”他沉思片刻：“这得研究研究，你等通知吧！”在矿区有过多次“等通知”而误事的教训，这回我毫不犹豫地去西大家属区，找多年的忘年交、体育教师汪建成帮忙。他是我母亲的安康老乡，与我姨姨在中学同班。1969年2月，我趁生产队冬闲去北京姨姨家过春节，遇到出差的汪叔叔，迅速在京城游中结为玩伴。1978年2月新生报到日，汪叔叔曾等在校门口帮我搬行李。这会儿一听我求助：“放心吧！学校的人我都熟，需要找谁咱就找谁。”当下领我去跟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李怀贞老师说明事由，又敲开张天杰老师的家门，强调出具证明的紧迫性。

左起：西大体育教师汪建成、朱玲和姨姨黄代群。1969年2月，北京。

次日下午，系里通知我提交一份申请报告，陈述自学经历和所得。恰好早前我写过一封类似内容的长信，与书稿《〈资本论〉第一卷纲要》一并打包，托人呈送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朱玲，2013，《告别于光远》，《经济学家茶座》第4期）。彼时字斟句酌的叙述此时渐次浮上脑海，奋笔疾书不足一日，我就把报告交给了张老师。又是一天过去，张老师喜滋滋地告诉我：系领导班子开会讨论了那份申请报告，认为朱玲达到大学毕业水准。历史学家张岂之老师还发话：学生有这个水平，系里就应该支持报考。不过，学校教务处（部）才有权出具加盖公章的证明书；开证明之前，朱玲必须通过经济学家何炼成老师的考核。这一下让我看到了希望之光，赶紧跑到汪叔叔家报信。他正在厨房炒素鸡，马上关了火就引我去何老师家。何夫人开门满面春风：“他还在办公室呢！”我俩又疾步奔向教学区，汪叔叔一进政治理论教研室就戏谑地开嗓：“大学问家！都啥时候了还在这儿看报呀！”只见独自趴在桌上阅读的人缓缓转过身来一笑，原来这就是何老师。他看起来富态圆润，目光透过厚厚的镜片传递着随和与亲切。我和汪叔叔三言两语讲清上门的缘故，何老师清晰明了地回应：开卷考试，明早上班时间来取考题。同学们大概都知晓我忙于办手续，找人跟班干部说一声，就请下假来应考。进校时，我带着自学过的书本和积累的笔记，故而并不畏惧考试。何老师的考试不止一门，印象中最难的几道题都出自《资本论》。赶在他下午回家前交卷，我的手指竟然疼得发抖。次日午后如约去见何老师，他笑容满面迎上来：“卷子答得不错，够上优秀毕业生水平了！我把评语给了历史系和教务处。”这一通资格考核完满得令人难以置信，何老师一言九鼎，西大上下一致的支持和校友温暖如春的善意，自此连绵不绝滚滚而来。

二情义润无声

当我面临研究生专业与所涉学校选择时，以往学业中断造成的知识缺陷再次显现。数理化和外语均为我的软肋，英文尚可突击一下，余者怕是长期的短板。报考策略只能是扬长避短。报名前咨询过西大两位老师：何老师出自武汉大学经济系，梁继宗老师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两位老师都愿意推荐我报考母校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比较两家公布的规定科目和考试范围，我选报了领衔武大导师组的曾启贤教授。决定因素只有一个：在《资本论》科目中南大指定备考第一卷前三章；武大要求备考第一卷全书，我的相对优势正在于此。

何老师写了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我又找出于光远先生关于书稿《〈资本论〉第一卷纲要》的回复。还搜罗了几篇自学中撰写的文章，同班两个女生宿舍的舍友分头帮忙誊抄文稿，不几日就凑成厚厚一摞。与此同时，我又精心制成一份简历。一包材料加清单寄给了曾启贤老师，没多久便收到他欢迎报考的回信。剩下的事情，就是在一个多月里全力以赴准备功课进考场。赶巧校园里一座新建的教研楼开始启用，教师尚未全部迁入办公室。我叔叔当时的妻兄周信基和妻嫂袁洁分别在化学系和数学系任教，为我在新楼借了一间办公室备考。矿区的自学伙伴巫继学闻讯而来，与我一起求教何老师。得益于何老师的点拨，我们才初识学术规范和学术系统。根据何老师的提示，我们还不厌其烦地演练专业考试。早晚及其他边角时间，我都用来背诵或默写英语单词及课文，总想尽力而为多考几分算几分。进考场那几天，白日里舍友们代买餐饮，细心地用热水保温饭菜，还用暖瓶放置了蛋汤。到晚上，她们一个个去了图书馆或教室，留我独享静悄悄的宿舍。这些细雨润无声一般的援手，不经意间给我留下强烈的心理暗示：天时地利人和俱全，就差个人努力了！初试结束后，但凡班上未排课，我就去借用的办公室阅读经济学书刊。一日忽然有人敲门，原来是历史系的文暖根老师。他尚未给我们班代课，但在系办公室见过。文老师似乎有点儿不良于行，却爬上七楼报喜：“朱玲！我到武大开会去了，找着经济系给你问了一下成绩。你《资本论》考满分啦，肯定能参加复试！” 我强抑狂喜连声道谢，文老师兴高采烈地鼓励：“不耽误你时间了，好好准备吧！”何老师听到喜讯也眉开眼笑：“武大偏重考基础、测能力，你要有随机应变的准备。不要紧张，考不上也没关系。西大很快会成立经济系，你可以过来当教师！”这番话让我明白无误地体会到：何为“坚强后盾”。

‍西大历史系历史专业七七级女生，1978年9月。结果是皆大欢喜。1978年9月1日开学，武大录取通知书送抵：十月中旬报到。女生宿舍热闹一片，刘长敏同学弄来一台照相机，让全班女生留下意气风发的合影。班长单雨森还在教室组织了一次告别会，同学们有的祝福、有的鼓励，有的提醒我少熬夜，有的叮嘱注意营养。如此暖心的集体不禁让人恋恋不舍，以至全体女生送行火车站时，我忍不住泪洒胸襟伤离别。邻座问明白，这是要去武汉大学读研究生：“好事儿呀，哭啥嘛！”一晃三年过去，武大进入硕士论文答辩期。导师曾启贤逐一为每位弟子精心组织答辩委员会，我那场答辩的主席是董辅礽老师，答辩委员除曾老师外还有何炼成老师、华中工学院（现名华中科技大学）的孙鸿敞老师和武大经济系的吴佩均老师，系里的伍新木老师担任秘书。1981年10月26日早上，董老师扫了一眼几近满座的系会议室，沉稳的开场白轰然一下将钦慕刻在我心头：“我是董辅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从那一刻起，我用了将近11年的时间，才可以同样自豪地在对外场合申明这相同的职业身份。2012年，我卸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简称经济所）副所长，曾以此为引线向全所年轻同事说明，朱玲何以把经济所视为精神家园。这当然是后话。

1 1981年10月26日，武大经济系会议室，朱玲硕士论文答辩：何炼成老师提问。

2 右一：答辩委员会主席董辅礽，右二：答辩委员吴佩均。

3 左一：答辩委员、导师曾启贤。

4 侧身者：答辩委员会秘书伍新木；面对镜头的答辩委员：左一，孙鸿敞；左二，何炼成。

1981年我刚通过答辩，何老师就盛情邀请：“回西大工作吧！经济系发展势头不错，西安又离你家近。”虽然不忍拂逆他的好意，我还是不无尴尬地直言相告，渴望去往孙冶方工作的地方：“您就让我能飞多高飞多高，能走多远走多远吧！”何老师的目光慈爱地闪了闪：“早就知道你这性格，那就出去闯吧！需要帮忙的时候就说话。”其实，进入经济所后并未见过孙先生，他已病入膏肓，我等小字辈怎好去打扰？
1982年，我考取了教育部派遣留学美国及国内的博士生资格。鉴于联邦德国阿登纳基金会提供奖学金，经巫宝三、董辅礽和唐宗焜先生力荐，我最终去了德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组编，2019：《经济所人文库：朱玲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办理留学手续的一个前提，是提交经过公证的文凭。我已拥有研究生毕业和硕士学位证书，却拿不出大学毕业证，只好再次求助何老师与西大教务处。答复来的很快：第一，出于支持国家派遣留学生的目的，学校可以给朱玲补发文凭。第二，领取证书的前提，是通过历史专业主要课程的毕业考试，原因是朱玲的入学记录在历史系。为此，我立即向经济所人事处请假回西大。历史系的善待一如既往，当我入住学校招待所的时候，几门功课的开卷试题已然拟定。更幸运的是，同班好友岳珑整理过所有重点考试科目的笔记和配套书目。借助这些参考资料，我又开启了一轮疯狂的“答卷大战”。

右一：岳珑。1978年9月，西大校园。

2016年11月23日，北京太阳宫公园：西大同班好友岳珑，看了经济所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低龄与高龄老人的合作与冲突”，专程来找朱玲讨论五零后的养老安排。

提交答卷后，学校颁发了一份特制的提前毕业文凭而非寻常的毕业证。好在所有证书经双语公证后都得到教育部留学生处的认可。待到拜见德国导师的时候我才确切知晓，他固然关注资格信号，但更看重的是学习、研究和写作能力（朱玲，2018：《导师莱施》，点击蓝色文字查看原文）。然而如果证件不齐全，我岂能飘洋过海去留学，更遑论见导师、读学位了！西大的作法堪称合情合理不逾矩，把助力学生的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

在我瞄准“留学路条”而战的时候，何老师为书稿《〈资本论〉第一卷纲要》写了篇序言。拿着这份厚重的“名帖”，我与合作者巫继学去陕西人民出版社拜访了朱玉先生，日后他顺理成章地成为这部书稿的责任编辑。尽管修改和出版延宕了8年之久（1990年出版），何老师的提携和朱玉的努力不但凝固于书中，而且也深留我心底。离开西大前，有个陕北大男孩来招待所找我聊天，他就是当今声名响亮的北大教授张维迎。2020年，张校友让朱玲团队意外见识了一次他家乡吴堡的风土人情；平日里，我俩的来往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朱玲，2021：《县域农村人口与公共服务的集聚—晋陕蒙交界区观察之二》末尾部分，点击蓝色文字查看原文）事实上，自打离开西大，我跟历史系绝大多数师友都不曾来往过。大概是2009年入夏，本所经济史研究室一位同事与我联合召集会议。一进门我就跟不相识的与会者握手：“您好！我是经济所的朱玲。”没想到对方含笑作答：“您好！我是你的西大同班同学贺耀敏，现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工作。”一阵哄堂大笑之后，贺同学非但未怪罪，反倒几句话就化解了我的狼狈。在近几年的学部委员考察活动或院部会议上，偶尔还会碰到77级同班和考古班的彭卫、魏道儒与王震中。同学相遇，自有一番亲近在心头；打个招呼告别，各忙各的事务；如若急需帮助，各尽所能雪中送炭。若说人间轻松舒坦的关系，于我而言莫过于此。

三探究何炼成

自从留学归来，我与何老师的研究领域和方法渐行渐远。他只是偶尔吩咐我做些事情，都是出于西大经济管理学院或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的需要。2012年，我去西大参加建校110周年庆典，专程到省医院拜见了住院体检的何老师。那是最后一次见到他，因为近10年来我还没有去过西安。谈话中得知他仍给学生上课，讲授的科目是《资本论》。心里不免疑惑：不是做经济思想史和西部经济研究吗？怎么没开新课呢？仔细一想，他已高龄84，选择最熟悉的课程上讲台或许会轻松些。又注意到他精神倦怠，直到告别我都不再追问任何。再后来，知道何老师罹患认知障碍症。早几年我母亲也确诊同样疾病，因此结局如何业已了然。

　　获悉何老师去世的消息，我突然惭愧地意识到，虽然早就相互熟悉却并不了解他。张维迎接二连三地转发同学们的纪念文章，还传来何老师2001年人到七十三时撰写的自述（“辛庄课堂”以《九十岁，我的无悔追求》为题转载，点击蓝色文字查看原文）。我先给西大发了一条短短的唁电，然后请经济所图书馆快递何老师自认具备开拓性的著作。仔细拜读这些文献后，我才逐渐明了何老师学术人生的几个节点。大致清楚他曾放弃什么，又一直坚持什么。对于缘何如此，心下也略有判断。

唁函

何炼成老师逝世的消息传来，经济所与西大经管学院的往来信函

（注：唁函中的“杏林”应为“杏坛”）

第一，何炼成出身湖南浏阳乡间的书香门第，接受过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高小迁至深山古刹石霜寺，学业也没有耽误。升中学时，他徒步45公里到礼陵县赶考，原因是那里的湘东中学师资雄厚。中学6年间，何炼成果然获名师传授，英文和古汉语等科目均成绩优秀。1947年，他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四年间，张培刚先生的教学改革让何炼成耳目一新：其一，直接用英语讲授现代经济学；其二，使用国际通行的原版教科书和参考书；其三，启发式教学，广开讨论言路，鼓励独立思考。

　　如此扎实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无疑赋予何炼成牢固的知识基础，使其具备日后变换或拓展教研领域的能力。特别是，张培刚先生的民主风格潜移默化地浸入学生心灵，并在多年后通过何炼成的教学惠及西大学子。

　　第二，坚持理想品格不变，然则视社会环境变化而切换教研科目。何炼成早年立志，从“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标准中选择了“立言”，故而独立思考成为他学术研究中不变的品格。纵观他的发表记录，构成其学术特色的领域依次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和西部经济发展研究。这些研究领域的转换，大多折射出何炼成根据约束条件变化而做出的调整。

　　1951年，何炼成从武大毕业，响应高教部号召自愿去往西北，最终分配到西大当教师。1952年他奉命参加汉中土改，因对农户成分划分和剥削率计算提出看法而遭受批评。1953-1956年间，先后参加西北地区和中央党校的马列理论学习班，这为他注入了左右其研究特色的新元素。培训结束之时，恰逢党中央号令“向科学进军”，何炼成选择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文章才发表3篇，研究计划就被接踵而来的反右和反右倾运动冲断。他并未气馁，而是转向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并力图联系实际，争取在劳动价值论和生产劳动论方面有所发现。

　　没承想，何炼成对生产劳动划分的见解公开发表不到一年就遭批判，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观点”。他也因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下放农村参加社教劳动。如此逼仄的政治环境在“文革”中越发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的学术年华不幸蹉跎了十年。“文革”一结束，何炼成骨子里的韧性勃然迸发，迅速接续了此前的研究，并得到经济学界高度评价:

　　首先，从生产关系的性质与目的推论，“教科文卫”劳动也是生产劳动，在此领域工作的知识分子也是生产劳动者。与此相关的一篇论文《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特殊含义》（载于杨坚白，1983：《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4年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其次，从中国古代和近代思想家的著述中析出价格学说，将其归纳为十种提法；继而将春秋以降直至民国的价格学说分朝代/时期加以评介，共发表专题论文10篇。此后，又将这一系列板块纳入专著，从而使其在同类发表物中别具一格（何炼成主编、魏杰助编，1984：《价值学说史》，陕西人民出版社；何炼成，2006:《价值学说史》，商务印刷馆）。2009年，何炼成的修订版《价值学说史》获第13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20年，商务印书馆又再版了此书。

　　第三，在时间和精力愈益紧缺的情况下，精简研究范围和投入，始终把教书育人置于首位。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西大经管学院在经济系学科发展的基础上成立。何炼成作为创始院长，呕心沥血运筹操作，付出的辛劳不足为外人道。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启动了《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编撰。书稿完成后，经济思想史名家赵靖先生应邀撰写了序言。他既肯定该书为“国内外头一部以‘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在全书的十大问题中，每一问题都纵贯数千年的历史”；也点明书中的短板，并宽容地予以理解：“开拓伊始，不能要求精耕细耨”（参见：何炼成、王一成主编，1988：《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

　　这不由得让我好奇：难道在成书过程中，何老师未曾觉察赵先生指出的“缺点和局限”吗？反复阅读他撰写的前言及第一、六、七章，我逐渐体察到，何老师有意识地选择了相对节约时间的作法，书中的薄弱之处或多或少都与他的取舍有关：

　　其一，确认写作目的为编制教材，故而先布下容易辨识的路标，有待学生和其他研究者继续探索。在资料收集不足之处，专门做上“记号”：“暂付阙如，拟在今后再版时补充”。其二，借鉴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结构，以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环节为基准划分全书板块，最终却偏重宏观经济管理思想，而对微观管理学说重视不够。其三，驾轻就熟地采取何炼成在《价值学说史》中用过的评介写法，对管理学说的经济学含义尚欠深入开掘。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有意取简明之道，评介亦言之有据。仅以何老师撰写的三个篇章为例，引证的参考文献少则90、多则200余条。

　　进入21世纪，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何老师早有建立西部学派的雄心，于是在世纪之交推出一部经济管理思想史新著，便结束这一领域的探索而把更多精力投入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何炼成、王一成、韦苇，2001：《中国历代经济管理与发展思想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然而无论他如何调整科研方向，始终保持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本色，多年来授课与指导的学生以千百计。在张维迎为何老师创作的挽歌发布后，微信朋友圈频频转发（张维迎，2022：《何老师，再听我一曲信天游》，点击蓝色文字查看原文）。有一处留言多达660余条，其中那些散布各地的西大毕业生和进修生深情赞扬：何老师讲课一丝不苟。

　　更值得称道的是，何老师一直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尽其所能为学生提供自由成长的环境。或许因为自身经历过动辄得咎的精神折磨，他分外爱护学生的创造力，甚至为此而不止一次地甘冒风险挺身而出。这可能也是西大经济系/经管学院英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几乎每次见到何老师，他都要如数家珍地告诉我，发现了哪些出类拔萃的学生。我理解，虽说是教学相长，老师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把学生视为最值得骄傲的作品吧。

四结语

2022年6月末，华中科技大学的谭慧老师发来消息：“张培刚先生四十年代的最后两位弟子相继而去，继何炼成（去世），前天与董辅礽同班的孙鸿敞（1923-2022）走了。你们这一代是承前启后的一辈了！”谭慧老师是张培刚先生的夫人，对她那知交零落的惆怅我早已感同身受（朱玲，2022：《传承张培刚》，点击蓝色文字查看原文）。似我这般“五零后”，实际上与自己的老师一起变老，因此亦不禁感慨：人生本就包含无数次相遇、无数次离开，每一次相逢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曾经和现在珍惜了应当珍惜的人和事，尽可能不留遗憾就好。

　　回忆何老师，我将他作为西大的一个标志深深怀念。作为一座拥有120年优良传统积淀的学府，西大“得天下英才教育之”的雄远气概和成人之美的宽仁胸怀，让我至今受益不尽。2021年底我年满70，课题组伙伴和曾经的学生选了一个星期天（12月19日）组织学术沙龙。思想碰撞还未开始，西大校长郭立宏先生、副校长吴振磊先生和武大经济系主任罗知女士，通过视频连线送来美好诚挚的祝福。来自两校的“盲盒”在现场一个个打开，相继引发一阵阵惊喜的掌声。西大的礼盒中有4枚校徽和朱玲的学籍卡复制件。想起当年入学时，我恨不得天天把校徽别在胸前，即便去公共浴室也舍不得摘下，那是何等的自豪与欢畅啊！面对视频致谢的那一刻，不由人眼眶潮湿：“西大的恩情我永志不忘!”

武汉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宋敏教授签署的贺信

　　改革开放初期，类似我这样借助教育实现社会流动的故事，如雨后春笋蓬勃而出，那是一代人经由制度转轨而改变人生命运的写照。我有幸得到的种种厚待，浓缩了当时与人为善的社会生态。那是对多元人世的接纳，是对“文革”十年无休止的人整人、人斗人、竟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恐怖生存环境的逆反。伴随这一巨变的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全社会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作风的回归，是社会和解、社会均衡和社会进步趋势的展现，也是中国独立自主融入世界的开端。包括何老师在内的几代中国经济学人都曾参与其中，我深感与有荣焉、幸甚至哉。

（2022年7月14日定稿，北京）

朱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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